滕代远简历
　　滕代远，苗族，湖南麻阳人。1904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7月，与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1938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11月任中央军委铁道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第一任铁道部部长兼党组书记；1965年1月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74年12月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父亲滕代远离开我们已经37年了。当我看到父亲呕心沥血奋战过的铁道战线日新月异，当我想起老人长年在台灯下伏案工作的背影，便想拿起笔，永久地记录父亲在任铁道部长期间让我难忘的往事。
　　
　　50年代的重大行车事故
　　1948年，中央军委决定让时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的父亲任中央军委铁道部长，并要他以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和东北人民政府铁道部为基础，把军委铁道部组建起来。
　　朱德总司令在1949年1月28日召开的第一次铁道工作会议上，对参会的代表说：中央给你们派来个“将军大老板”，过去他指挥千军万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天开始，他要掌管铁路，要指挥百万铁路大军，开山修路，遇水搭桥，抢修抢运，支援大军过江，解放全中国。
　　从那时起，父亲就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和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他的工作异常忙碌，我对父亲的记忆，多半也是他匆匆的脚步和伏案工作的背影。
　　还记得1950年1月23日，济南铁路局花旗营车站发生一起重大行车事故，死伤多人，延误行车10多个小时。父亲立即着手处理事故，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行车安全，并主动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请求处分。他说：“管理铁路必须有严格的纪律，一定要从严要求，对领导干部也不能例外！”一位中央人民政府的部长带头这样做，在全国和全铁路系统引起很大震动。
　　父亲到铁路工作以后，仍然保持着过去战争年代经常下连队的作风，经常深入基层检查工作。他常对部机关领导干部们说：“基层的意见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我们领导机关的问题，更可照出我们自身的缺陷。”每次出差，他总是身穿铁路制服，头戴大盖制服帽，佩戴路徽、紧扣风纪扣，一派大将风度。职工食堂、幼儿园、乘务员宿舍都是他经常去的地方。每次外出检查工作，他都在公务车上吃住。在行车途中，白天，他除了在公务车上听取沿途铁路局负责人汇报外，就在公务车末端的瞭望窗注视铁路沿线的铁路情况，并让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一记录下来。在外出时，他从不借机游山玩水，多次路经山东泰安，他都不肯下车登泰山或去曲阜孔庙；他在杭州开会十多天，也不安排去西湖游览。一次到重庆，天气炎热，重庆市委负责同志为照顾他的健康，请他到宾馆去住，他不同意，坚持住在车上。他说：“我们搞铁路的人，两根钢轨就是我的岗位，我在车上睡得踏实，离开岗位就不是铁道部长了。”
　　
　　为黄河大桥发脾气
　　上世纪50年代初，父亲曾发过一次大脾气。那是1950年7月13日，父亲专程赶到黄河大桥，视察第三期旧桥加固工程。郑州铁路局一位负责同志告诉父亲：“黄河大桥建于1900年，原来的工程简陋低劣，先天不足。负责建桥的外国工程师把行车速度限制为每小时15公里，勉强维持通车，保固期15年。”另一位负责人也说：“滕部长，去年咱们接收时，大桥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得不堪入目，螺丝松动，枕木歪斜，远远望去，桥上的钢轨就像蜿蜒曲折的长蛇一样。机车走动时，左右摇摆，像老牛车一样迟缓。行车速度降至每小时5公里。一列客车过桥时要分两次牵引。黄河南岸车站到黄河北岸车站的区间不到5公里，旅客在车上就得苦熬3个小时。”
　　父亲打断了他们的汇报，因为经过调查，父亲觉察到当地加固工程进度缓慢，是因为当时郑州局一些负责人想要“等铁道部另建新桥”，所以对组织加固工程消极拖延。
　　“这些情况我清楚。”父亲顺着他们的话题往下说：“1930年，国民党政府请来美国桥梁专家瓦德尔，他坐在火车上从桥上遛了一趟，断言说旧桥已过保固期，不堪使用，除非另建新桥!”“对！旧桥确实不能使用了，必须另建新桥。”郑州铁路局的主要领导顺势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另建新桥?”父亲环视了一下陪同人员，提高了嗓门：“我就知道你们等着建新桥，现实吗?！”
　　父亲身边的警卫员杨万聚意识到首长要发火，赶紧上前递了块手帕，低声说：“首长，天太热啦，擦擦汗，把风纪扣解开吧。”没想父亲喝道：“咱们过去打仗下连队，能随便解开风纪扣嘛！”现场一片寂静，在场的人都不敢吭气了。
　　“第三期加固工程任务的目标是什么?”父亲似乎明知故问。“从5月份开工，用4个月时间彻底改造桥梁上部构建，达到运行大型机车。”“现在已经是7月中旬了，时间快过半了，任务完成过半吗？”“只完成加固计划的5％。”路局领导低声回答。“为什么只完成5％？”滕代远严厉地责问。又是一阵沉默。
　　父亲用犀利的目光盯着郑州铁路局负责人的脸，一字一顿地说：“你这是对组织加固工程的消极态度！”郑州局领导还想辩解，父亲生气地说：“不用讲了，我就是看了你们的报表，专程来的。”当天，父亲亲自召开了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座谈会，再次认真听取了路局领导和技术人员的汇报。他语重心长地对郑州局的负责人说：“对于黄河大桥，究竟是从现实条件出发进行加固，以延长其寿命，提高其使用效率呢，还是好高骛远地弃置不管，坐待另建新桥？新中国刚刚诞生，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你们郑州局领导的主要问题就是没有根据国家财政情况来考虑问题，一味等待铁道部另建新桥。即使另建新桥，在新桥落成前，为保持旧桥通车并提高其效率，进行加固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铁道部前部长刘建章在他写的回忆录《我的九十年》里讲道：“那年冬天（1950年），协助我国建设铁路的苏联专家金果琏珂和西林同志来到了桥上，他们了解了黄河桥的全部经历，然后拿着铁锤，爬到桥下，仔细检查和研究了桥墩、钢梁的状况，最后得出结论：这座桥，经过加固，并好好养护，不但可提高承载力，而且可正常使用下去。”这证明父亲当年的判断没有错。最终，11月7日，黄河铁路桥加固工程全部完工，2400吨的超轴列车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安全通过，区间运输能力提高10倍，消除了京汉干线上的“运输疙瘩”，保证了南北运输畅通。1952年金秋时节，毛泽东主席从山东前来河南视察黄河时，在父亲的陪同下，还特地步行走到铁路桥上，与桥梁工程师刘鸿钧谈话，仔细了解了大桥的使用情况。而父亲当年的发怒，也震动了全局上下，各级负责人再也不敢消极怠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为提高。
　　
　　干部子女要改作风
　　掌权不谋私。父亲不但这样要求干部，对自己和家人也严格实行这一准则。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只流过一次泪，就是1968年，送我赴内蒙古牧区插队。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在北京出生，一直生活在父母身边。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父亲，当年在学校递发的申请表中郑重地写下“完全同意，坚决支持”八个字。他将毫无独立生活经历的我送上火车。还记得列车开动的瞬间，车站内近800位学生和家长，抽泣声一片，甚至盖住了火车的鸣笛。但父亲却一句话不说，默默地挥着手。听母亲讲，父亲回到家中，拉着母亲的手说：“孩子才16岁……”一句话没说完，已是鼻翼翕动，泪盈于睫。
　　1970年，我参加人民解放军，成为一名光荣的铁道兵战士。一次，因为工作需要，部队首长让我去北京密云出差。阔别多时，一些留京的同学听说我回来了，请我吃饭叙旧，我也在莫斯科餐厅回请了他们。吃饭的开销比较大，还借了出差公款60元，这在当时来说，相当于部队连级军官一个月的工资。
　　当时我认为事情办得很周到。一次在家信中，我无意中将此事告诉了在广东从化的父亲。父亲知道后非常生气，马上提笔写信批评我：“干部子弟应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吃苦耐劳的习惯。这不是一般生活作风问题，而是思想觉悟，甚至是政治水平高低的问题。”不就是吃一顿饭嘛，何必这样小题大做？接到信后，我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父母除了写信帮助我提高认识外，还告诉几位哥哥。1972年3月13日在给三哥久明的信中写道：“小利（我的小名）花好多钱，大少爷脾气厉害，你要多劝说他一下。”不仅如此，父亲还同时写信告诉部队的领导，让大家一起帮助我认识讲排场、摆阔气的问题。父亲寄给我60元钱，让我还了公款。我接受了长时间来自各个方面的教育，后来，我专门写了一份思想检查寄给父母。
　　在工作之余，我喜欢翻看以前的日记。1974年9月29日的日记这样写道：“……该吃早饭了，我兴致勃勃地坐到餐桌旁，看看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可是父亲夹给我一个小窝头，真有些扫兴。在连队就经常吃窝头，好不容易回趟家，总该改善一下，怎么还吃窝头。我向父亲摇摇头，母亲也在一边劝我不要吃了。可是父亲不答应，坚持让我吃。没有办法，我只好勉强咽了下去。”
　　1974年下半年，父亲病重住院，母亲和我轮流陪床。每次去，父亲都对我说：“一个大小伙子，又是当兵的，别老在房间里呆着。”要求我帮助医护人员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开始，父亲只要用手中的拐杖一指，我马上就过去帮忙。后来习惯了，不用拐杖，我就主动找活干。父亲临终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已经不能言语，他吃力地用颤抖的手写下“服务”两个字。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留给子女最后的嘱托。虽然想起父亲，多是他工作中的严厉和对我们子女的严格，但我想，这些才是值得我们保留的珍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