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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西方谚语中的上帝当然并不存在，但某些人不断滋生的贪欲，却让他们失去对法律的敬畏，最终被法律之绳所缚。
军中“硕鼠”王守业
2006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闭幕。当天下午，会议发布公告：海军本届军人代表大会接受了王守业提出的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请求。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王守业的代表资格终止。
当晚11时48分，新华社报道了此事，并称，拥有中将头衔的王守业已被中央军委免去海军副司令员职务。报道还指出，“现年62岁的王守业”是因“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被免职的。
尽管有关王守业“被查”的消息早已从军中传到社会，但上述消息一经确证，还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纷纷回望王守业的人生经历，希望能从中找出问题的肇端。
1943年，王守业出生在河南省叶县邓李乡庙李村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因为天资聪颖，学习也很努力，他的成绩一直非常出色。1964年，他以河南省高考总分第六名的好成绩，被天津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录取。
1968年，解放军总政治部从一些高等院校选拔优秀毕业生入伍，王守业由此进入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成为336团的一名工程兵。学历高、专业稀缺、头脑灵活等诸多优势累加，让他从战士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三十八集团军113师后勤部干事。不久，他被调到北京军区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先后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工程师、北京军区环保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营房管理处副处长。
此后，王守业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1989年9月任总后基建营房部营房管理局局长；1993年7月调任总后基建营房部副部长；1994年7月晋升少将军衔；1995年12月至2001年7月任总后基建营房部部长；2001年7月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2002年7月晋升海军中将军衔。有人戏称，他是“开着直升机上去的”。
但在阳光照不到的角落里，王守业却呈现出另一番模样。
据了解，王守业的违法乱纪行为，主要发生在1995年至2001年，其执掌总后基建营房部大权期间。该部门主要负责军队的营房、港口、机关等基础设施建设，实际财权很大。王守业的一位下属甚至听到他抱怨，调任海军副司令员后，自己的实权似乎不如以前。
在总后期间，王守业全面负责全军第三代营房的改造工作。同一时期，以建立住房补贴制度为核心的军队房改工程也启动，住房分配货币化开始实行。
王守业曾在接受《解放军报》采访时称，如果全军在1999年全部兑现住房补贴，一次性动用资金就达数百亿元。据了解，该补贴覆盖了全军70％以上的人员和90％的地区。另有媒体分析：“对军队将士发放住房补贴款比较直观，从中捞好处的可能性小些。相比之下，由于军队房改需要，大量军队用房不断上马，比如，设于各省城繁华地带的军队驻地，有相当比例选择对原有土地进行置换，并择地新建营房。由此形成的市场交易资金数以亿元计。”
庞大的资金量、部队崭新的用房改革政策，让王守业有空子可钻。加上“部队的招投标较其他公用建筑的招投标制度相对宽松，有时会以涉及军队机密或军备等原因，采取邀请招标或议标的方式进行，在很大程度上，仍采取由领导说了算的发包方式”。大权独揽的王守业更是对签字环节特别在意，除了自己，谁说话都不能算数。如此一来，身为总后基建营房部部长，他对巨额资金、资产的调配权变得格外巨大，他本人也成为许多建筑承包商的进攻对象。
由于大权在握，虽然自1995年后不断有内部人士举报王守业有经济问题，但都没能把他告倒，反而接连升迁。直到最高首长亲自过问，他才被送上法律的审判台。最终，经查实，王守业贪污、挪用的款项达1.6亿元之巨。
金钱之外，新华社报道中的“道德败坏”4个字，则将问题指向了王守业包养多名情妇的事实。有军方纪委人士称，王守业所涉经济问题源于内部举报。其实，这个所谓的内部，除了之前的大量信件举报外，主要是他的情妇蒋某等人的直接上访举报。而这，也许是王守业与情妇尽享鱼水之欢时万万没有料到的。
十多年前，在坐拥了金錢、权势之后，王守业便包养了多名情妇，其中相对固定、时间最长的，是原某军区文工团演员蒋某。王守业相中蒋某后，凭着自己的权势地位，轻易将她调至北京，包养起来，二人过起地下夫妻的生活。
蒋某曾为王守业生下一个儿子，并一度以为两人会有一个结果。可2001年，王守业在晋升为海军副司令员后，却对蒋某提出的结婚要求置若罔闻。无奈之下，蒋某只得选择放弃这段关系，提出分手。她同意将儿子的监护权交给王守业，但条件是，王必须给她500万元作为青春损失费。为了这笔数额庞大的“青春损失费”，两人讨价还价好几年，却始终不能达成一致。蒋某这才心灰意冷，决定向中央军委领导举报王守业的丑行。两人隐藏多年的私情终于暴露了。
2005年12月23日，王守业被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双规”。次年5月，军委检察部门介入对此案的调查。王守业的几名情妇都在被查之列，蒋某更因涉案最深受到严密调查。此外，与此案有牵连的4名少将、7名大校中，5名被责令退伍，6名被降级。
最终，王守业被判处无期徒刑，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被查办的最高级别的军官之一。本应在2006年6月正常卸任的他，最终未能等到这一天。
刘连昆、刘广智，用情报换金钱
与王守业单纯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包养情妇不同，有的人禁不起金钱的诱惑，利用职务之便向境外出卖情报，以获取私利。此种行为，可称为“另类腐败”。这类腐败给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比一般经济腐败更可怕。
刘连昆案是上世纪90年代大陆破获的最大一起台湾间谍案，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最大的一起涉台间谍案。
刘连昆曾是大陆少将级军官，1992年在台湾“军情局”间谍的利诱下，开始为其卖命。当年11月，台湾方面派出“军情局”六处副处长王宝元（化名）到广州与刘连昆会面。身在北京的刘连昆为了“保险”，决定乘火车南下广州。因为，如果他搭乘飞机离京，就必须向上级请假。
经过周密安排，刘、王二人在广州越秀公园见了面，继而分别前往广州东方轩酒店。席间，王宝元向刘连昆通报了他的待遇、联络方式、重点工作等——比照台军少将的待遇，刘连昆每月将获得3500美元（以1992年的币值，约合人民币1.9万元）的薪酬；另外，每提供一批情报，台方支付少则40万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8.6万元），多则上百万（100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21.5万元）的“工作奖金”，由台方代为转存到刘连昆的海外银行账户；刘连昆退休后，“军情局”将照顾他的生活，并依照他的个人意愿将他安排到国外或台湾居住。
为表示对这次会面的重视，王宝元当场拿出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1万元）的红包，作为给刘连昆的见面礼。刘连昆则“回赠”了12份机密文件。自此，刘连昆便顶着“军情局”给他起的化名“高至明”、代号“少康二号”，走上一条出卖情报换取金钱的不归路。
据境外媒体报道，从1992年“入行”到1999年初被抓，7年间，刘连昆向台湾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机密情报。1995年至1996年台海危机爆发期间，他窃取情报的活动更是达到了高峰。可无论他怎样隐藏，最终都无法逃脱，被判处死刑。
刘广智是继刘连昆后被台湾情报部门拉下水的第二个少将级军官，事发前任空军指挥学院院长。
据香港《凤凰周刊》、《文汇报》等媒体披露，2004年3月1日上午，刘广智还以院长身份出现在全院开学典礼上。次日清晨，还有人在操场看到刘广智在锻炼身体。
2日，也是空军指挥学院新政委林红松上任的第一天。一早，林红松随时任空军司令员的乔清晨、政委邓昌友来到学院。有学员看见他们，都以为空军首长只是来宣布新政委的任职命令，却没想到，乔清晨、邓昌友直接带领保卫部门的军官扣押了刘广智，而理由竟然是“涉及台湾间谍案”。 这一事实，让很多认识刘广智的人格外吃惊。
上述媒体称，发展刘广智成为台谍的贾某是一名退役军官，也是台湾间谍李运溥在大陆所开公司的职员。刘广智第一次是在无意中向贾某透露了一些情报，随后收到大笔金钱。虽然对此感到意外，但当他得知这是自己透露军事情报获得的报酬后，却并未及时向上级举报，而是越陷越深，最终成为一名间谍。
据了解，刘广智涉嫌将属于“绝密”的解放军“对台作战计划”，空军主力战机的部署和训练详情，以及最高领导人的绝密谈话内容交给台方。事发后，有海外媒体推测，依照刘广智的职位和级别，台湾情报部门至少可以知道一些战机的准确部署数量和基地分布情况。此外，刘广智还应该十分清楚战斗机飞行员的训练、教学、换装状况，预警机等新装备的发展进度等。而通过这些至关重要的情报，台湾情报部门便能分析出中国空军在作战思想、实战准备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每当台湾当局获得刘广智传递过来的高度机密情报，总是欣喜若狂，继而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向他提供大量酬金，并封官许愿，每月给予高薪。
2004年3月2日，刘广智被大陆有关部门“双规”。而在破获刘广智间谍案的过程中，大陆反间谍部门顺藤摸瓜，还逮捕了另一名间谍——某市台办副主任张淮宁。另据透露，与刘广智共同涉入台谍案的军官，除了空军指挥学院的一位处长王某，还有解放军高等学府的军官。他们同样是由贾某发展的。而时任空军装备部军官的刘广智的儿子，也因涉案被捕。
令人警醒的案例
軍队中的腐败案一般只限于体系内查处、传达，很少对外公开，但经过多番努力，笔者还是找到数例军队反腐案例，以及相关涉案数据：
1978年至1999年，海军方面共查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经济性腐败案件375起，涉案人员达468人。
1993年，海军装备部某部参谋胡安平挪用部队装备经费2580万元，个人从中非法获取“利息款”和“利息补差”14万元，并在办理相关业务过程中，受贿4万元。案发后，胡安平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1996年1月，第三十八集团军政治委员邵松高，因贪污受贿被免职，后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1997年，东海舰队航空兵资金结算中心原主任韩永江，以中心名义非法向社会吸储，金额达2亿多元，引起军委首长高度关注。
某省军区后勤部原副部长宋兆军，在临转业前利用手中权力，贪污、挪用公款近5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海南省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叶永松，在兼任该军区鸿达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总经理期间，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犯罪总金额达4700多万元。
一个个案例，无时无刻不在警醒着我们。正如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在提到某些军内腐败案例时所强调的那样，当军队中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的经济权力越来越大时，“如何加强监督制约，促使领导干部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依法、合理、有效地分配和管理使用军事资源，从机制和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已成为我党我军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
军中“硕鼠”王守业
2006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闭幕。当天下午，会议发布公告：海军本届军人代表大会接受了王守业提出的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请求。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王守业的代表资格终止。
当晚11时48分，新华社报道了此事，并称，拥有中将头衔的王守业已被中央军委免去海军副司令员职务。报道还指出，“现年62岁的王守业”是因“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被免职的。
尽管有关王守业“被查”的消息早已从军中传到社会，但上述消息一经确证，还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纷纷回望王守业的人生经历，希望能从中找出问题的肇端。
1943年，王守业出生在河南省叶县邓李乡庙李村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因为天资聪颖，学习也很努力，他的成绩一直非常出色。1964年，他以河南省高考总分第六名的好成绩，被天津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录取。
1968年，解放军总政治部从一些高等院校选拔优秀毕业生入伍，王守业由此进入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成为336团的一名工程兵。学历高、专业稀缺、头脑灵活等诸多优势累加，让他从战士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三十八集团军113师后勤部干事。不久，他被调到北京军区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先后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工程师、北京军区环保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营房管理处副处长。
此后，王守业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1989年9月任总后基建营房部营房管理局局长；1993年7月调任总后基建营房部副部长；1994年7月晋升少将军衔；1995年12月至2001年7月任总后基建营房部部长；2001年7月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2002年7月晋升海军中将军衔。有人戏称，他是“开着直升机上去的”。
但在阳光照不到的角落里，王守业却呈现出另一番模样。
据了解，王守业的违法乱纪行为，主要发生在1995年至2001年，其执掌总后基建营房部大权期间。该部门主要负责军队的营房、港口、机关等基础设施建设，实际财权很大。王守业的一位下属甚至听到他抱怨，调任海军副司令员后，自己的实权似乎不如以前。
在总后期间，王守业全面负责全军第三代营房的改造工作。同一时期，以建立住房补贴制度为核心的军队房改工程也启动，住房分配货币化开始实行。
王守业曾在接受《解放军报》采访时称，如果全军在1999年全部兑现住房补贴，一次性动用资金就达数百亿元。据了解，该补贴覆盖了全军70％以上的人员和90％的地区。另有媒体分析：“对军队将士发放住房补贴款比较直观，从中捞好处的可能性小些。相比之下，由于军队房改需要，大量军队用房不断上马，比如，设于各省城繁华地带的军队驻地，有相当比例选择对原有土地进行置换，并择地新建营房。由此形成的市场交易资金数以亿元计。”
庞大的资金量、部队崭新的用房改革政策，让王守业有空子可钻。加上“部队的招投标较其他公用建筑的招投标制度相对宽松，有时会以涉及军队机密或军备等原因，采取邀请招标或议标的方式进行，在很大程度上，仍采取由领导说了算的发包方式”。大权独揽的王守业更是对签字环节特别在意，除了自己，谁说话都不能算数。如此一来，身为总后基建营房部部长，他对巨额资金、资产的调配权变得格外巨大，他本人也成为许多建筑承包商的进攻对象。
由于大权在握，虽然自1995年后不断有内部人士举报王守业有经济问题，但都没能把他告倒，反而接连升迁。直到最高首长亲自过问，他才被送上法律的审判台。最终，经查实，王守业贪污、挪用的款项达1.6亿元之巨。
金钱之外，新华社报道中的“道德败坏”4个字，则将问题指向了王守业包养多名情妇的事实。有军方纪委人士称，王守业所涉经济问题源于内部举报。其实，这个所谓的内部，除了之前的大量信件举报外，主要是他的情妇蒋某等人的直接上访举报。而这，也许是王守业与情妇尽享鱼水之欢时万万没有料到的。
十多年前，在坐拥了金錢、权势之后，王守业便包养了多名情妇，其中相对固定、时间最长的，是原某军区文工团演员蒋某。王守业相中蒋某后，凭着自己的权势地位，轻易将她调至北京，包养起来，二人过起地下夫妻的生活。
蒋某曾为王守业生下一个儿子，并一度以为两人会有一个结果。可2001年，王守业在晋升为海军副司令员后，却对蒋某提出的结婚要求置若罔闻。无奈之下，蒋某只得选择放弃这段关系，提出分手。她同意将儿子的监护权交给王守业，但条件是，王必须给她500万元作为青春损失费。为了这笔数额庞大的“青春损失费”，两人讨价还价好几年，却始终不能达成一致。蒋某这才心灰意冷，决定向中央军委领导举报王守业的丑行。两人隐藏多年的私情终于暴露了。
2005年12月23日，王守业被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双规”。次年5月，军委检察部门介入对此案的调查。王守业的几名情妇都在被查之列，蒋某更因涉案最深受到严密调查。此外，与此案有牵连的4名少将、7名大校中，5名被责令退伍，6名被降级。
最终，王守业被判处无期徒刑，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被查办的最高级别的军官之一。本应在2006年6月正常卸任的他，最终未能等到这一天。
刘连昆、刘广智，用情报换金钱
与王守业单纯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包养情妇不同，有的人禁不起金钱的诱惑，利用职务之便向境外出卖情报，以获取私利。此种行为，可称为“另类腐败”。这类腐败给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比一般经济腐败更可怕。
刘连昆案是上世纪90年代大陆破获的最大一起台湾间谍案，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最大的一起涉台间谍案。
刘连昆曾是大陆少将级军官，1992年在台湾“军情局”间谍的利诱下，开始为其卖命。当年11月，台湾方面派出“军情局”六处副处长王宝元（化名）到广州与刘连昆会面。身在北京的刘连昆为了“保险”，决定乘火车南下广州。因为，如果他搭乘飞机离京，就必须向上级请假。
经过周密安排，刘、王二人在广州越秀公园见了面，继而分别前往广州东方轩酒店。席间，王宝元向刘连昆通报了他的待遇、联络方式、重点工作等——比照台军少将的待遇，刘连昆每月将获得3500美元（以1992年的币值，约合人民币1.9万元）的薪酬；另外，每提供一批情报，台方支付少则40万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8.6万元），多则上百万（100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21.5万元）的“工作奖金”，由台方代为转存到刘连昆的海外银行账户；刘连昆退休后，“军情局”将照顾他的生活，并依照他的个人意愿将他安排到国外或台湾居住。
为表示对这次会面的重视，王宝元当场拿出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1万元）的红包，作为给刘连昆的见面礼。刘连昆则“回赠”了12份机密文件。自此，刘连昆便顶着“军情局”给他起的化名“高至明”、代号“少康二号”，走上一条出卖情报换取金钱的不归路。
据境外媒体报道，从1992年“入行”到1999年初被抓，7年间，刘连昆向台湾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机密情报。1995年至1996年台海危机爆发期间，他窃取情报的活动更是达到了高峰。可无论他怎样隐藏，最终都无法逃脱，被判处死刑。
刘广智是继刘连昆后被台湾情报部门拉下水的第二个少将级军官，事发前任空军指挥学院院长。
据香港《凤凰周刊》、《文汇报》等媒体披露，2004年3月1日上午，刘广智还以院长身份出现在全院开学典礼上。次日清晨，还有人在操场看到刘广智在锻炼身体。
2日，也是空军指挥学院新政委林红松上任的第一天。一早，林红松随时任空军司令员的乔清晨、政委邓昌友来到学院。有学员看见他们，都以为空军首长只是来宣布新政委的任职命令，却没想到，乔清晨、邓昌友直接带领保卫部门的军官扣押了刘广智，而理由竟然是“涉及台湾间谍案”。 这一事实，让很多认识刘广智的人格外吃惊。
上述媒体称，发展刘广智成为台谍的贾某是一名退役军官，也是台湾间谍李运溥在大陆所开公司的职员。刘广智第一次是在无意中向贾某透露了一些情报，随后收到大笔金钱。虽然对此感到意外，但当他得知这是自己透露军事情报获得的报酬后，却并未及时向上级举报，而是越陷越深，最终成为一名间谍。
据了解，刘广智涉嫌将属于“绝密”的解放军“对台作战计划”，空军主力战机的部署和训练详情，以及最高领导人的绝密谈话内容交给台方。事发后，有海外媒体推测，依照刘广智的职位和级别，台湾情报部门至少可以知道一些战机的准确部署数量和基地分布情况。此外，刘广智还应该十分清楚战斗机飞行员的训练、教学、换装状况，预警机等新装备的发展进度等。而通过这些至关重要的情报，台湾情报部门便能分析出中国空军在作战思想、实战准备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每当台湾当局获得刘广智传递过来的高度机密情报，总是欣喜若狂，继而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向他提供大量酬金，并封官许愿，每月给予高薪。
2004年3月2日，刘广智被大陆有关部门“双规”。而在破获刘广智间谍案的过程中，大陆反间谍部门顺藤摸瓜，还逮捕了另一名间谍——某市台办副主任张淮宁。另据透露，与刘广智共同涉入台谍案的军官，除了空军指挥学院的一位处长王某，还有解放军高等学府的军官。他们同样是由贾某发展的。而时任空军装备部军官的刘广智的儿子，也因涉案被捕。
令人警醒的案例
軍队中的腐败案一般只限于体系内查处、传达，很少对外公开，但经过多番努力，笔者还是找到数例军队反腐案例，以及相关涉案数据：
1978年至1999年，海军方面共查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经济性腐败案件375起，涉案人员达468人。
1993年，海军装备部某部参谋胡安平挪用部队装备经费2580万元，个人从中非法获取“利息款”和“利息补差”14万元，并在办理相关业务过程中，受贿4万元。案发后，胡安平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1996年1月，第三十八集团军政治委员邵松高，因贪污受贿被免职，后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1997年，东海舰队航空兵资金结算中心原主任韩永江，以中心名义非法向社会吸储，金额达2亿多元，引起军委首长高度关注。
某省军区后勤部原副部长宋兆军，在临转业前利用手中权力，贪污、挪用公款近5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海南省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叶永松，在兼任该军区鸿达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总经理期间，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犯罪总金额达4700多万元。
一个个案例，无时无刻不在警醒着我们。正如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在提到某些军内腐败案例时所强调的那样，当军队中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的经济权力越来越大时，“如何加强监督制约，促使领导干部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依法、合理、有效地分配和管理使用军事资源，从机制和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已成为我党我军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