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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老师，刘锡庆老师！您在哪儿？天上吗？
人说您走了，2017年1月15日离去，可是，我不相信，不、相、信！
一切恍如昨日……
那是1974年吧，我在读大二，全班受命去门头沟军庄公社进行调研，返校后，我写了篇调查报告。没想到，在中北楼小组会议上，您盛赞此文。那是“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文革时代，我被视为“白专典型”，从系团总支委员位置落地，正经历着被疏离的无奈。记得您的神态，温文尔雅，镜片后面的目光智慧和善，全不在乎当时的风向。人的本性里，深埋着被社会吸收的渴望，我心底被迫掩藏的那股追求浪潮，就在此时，突然澎湃！那天，我记住了您的名字：刘锡庆;也记住了您的声音，那个略带沙哑而饱含激情的嗓音。
那之后，我发现，北师大篮球场上常有您奔跑的身影。您正值中年，健壮魁梧、肤色黝黑，男生都说您三步上篮的动作很优美。
没想到，接下来的急转弯，使我顿生窝火。
那年，我们七三级学生组成小分队，到北京郊区开门办学，我被分到顺义维尼纶厂，您作为教师编入这个团队。我按照要求，尽心尽力地写了一篇稿子，本想再度收获称赞，可是笑嘻嘻的同学带来一个坏消息：刘老师枪毙了你的稿子！那是不许读书的年代，作业成绩好坏全无关系，可是我受不了，自恃插队时发过几篇小文，不知天高地厚，一听“枪毙”这个词，就满心怨恼！
再见到您时，已经是1981年，我早已毕业，被北师大老师找回，送进北师大分校，我选择了写作学科任教，再度与您相逢，准确地说，是做了您和齐大卫老师的学生。你们讲课，我每课必听，我们的话题多起来。您说，咱们不是典型师生关系，不是课堂里的师与生。我说，那也是师生！咱们聊起来，方知您与我母同籍，您生于河南滑县牛屯，您家族的一位长者正是我母老师！呵呵，您笑道：“咱们具有师生渊源啊！”您出身于教授之家，生有一股书卷贵气，我很难相信您在北师大有过月底揭不开锅的时日，您也很难想象我插队时经受过的屈辱。我们庆幸一生中的黑暗日子已经过去，您思维敏捷，滔滔不绝。突然，您打断我说：“唉，你不要老是您呀您的好不好？”哦，您惯于平等，不愿意我用尊称。我试了试，总觉得用“你”失礼，于是人前背后仍旧以师相敬，以“您”相称，您笑笑，不再为难我。
不知命运搭上哪根弦，让眼前的路突然闪烁出一片光彩。您带我走进中国写作学会，那是全国高校写作教师的学术团体，作为新兵能够参与学会初创工作，有多么荣幸！学会秘书处征得会长吴伯箫同意，派我担任会长秘书，协助处理日常会务。您是副会长，我跟随您为中国写作学会的繁荣奔波。忙碌是一种幸福，我承受过太多光阴飞逝的失落，承受过太多强权威压的愤懑，现在，只渴望为自己喜欢的事业奉献激情。记得学会的全国第一期高校写作教师培训班，在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举办，您牵头拟定了当时最知名的作家讲课名单，我与中央电大李维国老师分头邀请。在那个初夏，我装好父亲的七八封手书，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奔跑，到三里屯邀请刘宾雁，到前三门邀请王蒙，到府右街邀请刘绍棠，到劲松邀请理由……那个年头私宅极少有电话，无法预约，所幸敲开哪家宅门，主人都在。那是知识分子渴求知识的年代，是教师抢救时光的年代，是人人都为成功拼搏的年代，全民昂扬向上！一次次讲座轰动，一场场座位爆满！那时，您、李维国和我坐在礼堂后排，记得您是那么兴奋，镜片后面的目光熠熠闪亮。
我们经历了中国写作学会最艰难的日子。1981年11月，会长吴伯箫自英国访问归来，体检结果惊人，“晚期食道癌”！1982年7月，吴老因咯血第三次住进医院，之后并发肺炎，昏迷，直到8月永别人世。遗体告别仪式由吴老所在单位中国文研所主持，那是8月16日上午，天空飘着小雨，周扬、陈荒煤及许多作家赶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大厅送行。您、李维国、政法学院的高潮先生和我，代表中国写作学会，向我们尊敬的已故会长吴伯箫作了最后告别。那之后，中国写作学会命途多舛，您与几位副会长、秘书长多次协商，还到我父亲家征求意见，最后由我父亲出面联系臧克家，由臧老出任第二届会长，学会工作才继续朝前走。
我们走过悲哀，也经历欢乐。记得有一次到桂林开会，北京的三位代表，您、李维国和我，始终相守。李维国和我很快发现，您识路能力不强，于是我俩算计捉弄您。第二天散会归来，李维国昂首走在前面，路过我们下榻的宾馆，仍旧往前走，紧随李维国的您停下来，看看宾馆，回头问我：这里是不是咱们住的地方啊？我走在最后，顾自唱着台湾校园歌曲《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此时停了唱，忍着乐答道：前面！您很虚心，放弃自己的意见，一副老实敦厚的样子，接着往前走。李维国和我再也忍不住，一下笑弯了腰！您明白了，宽厚地笑道：“好啊，你们欺负我记性不好！”
1983年，我在北师大分校已经立足，主持分校写作教研室工作，进入系委会，与学生融洽得难解难分，和他们郊游，为每份作文面批，刚好又发表了中篇小说，很快被北师大老师看好。您作出决定，邀我到北师大讲授写作课。记得我第一次給中文系本科生在阶梯教室授课时，您和两位77级留校教师一直坐在后排，其中一位，就是后来与我同教一班、保持了半生友谊的桂青山。
我成为北师大写作教研室不在编的成员。那些年，我们一起编书，出版了一本又一本写作教材;我们一起教学，每年我和桂青山把着一个班，老桂称这是我俩辛勤耕耘的实验田，而当时，您就是我们这个“帝国”的掌舵人。我忘记劳累，同时经营着本校、分校教学，两边奔波，忙得很投入、很快乐，废寝忘食。
大约80年代中期吧，有一天，您告诉我，北师大系委会给本科学生发卷，对各科教师教学质量进行民意测验，其中票数最高的是两位，您顿了一下，告诉我：“是你和刘××！”您笑起来：“你看，统计的高票数中，没有我们啊！”您的眼睛在镜片后闪亮。
我被派往中南海业大主讲写作，派往中央警卫局作高自考辅导，派往劳动人民文化宫科技馆作高自考辅导，一连三年如是。 您对我说，听到了各方面学生反馈，对我的教学工作满意，但是，您诚恳地说：不要忘记创作！那是你的事业！
其实，不论教学多忙，我都不曾忘记创作，那时，我对钟爱的报告文学创作已经作了一份生命投入，可还是不能突破自己。我的状态，正像后来在个人论著《文学的思考》序言里写的那样：“文学之海如此宏大，我立于它面前，常常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愚笨。每逢我将自己的竹篮沉入海中，期冀汲上很多水以垫厚我的艺术底蕴时，心里便涌上一片惭愧。”
您把自己编著的一本本著作送给我，把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讲给我，促我提高。那时，您在“写作学”研究上已经处于全国领头位置，先后出版了《写作基础知识》《写作通论》《诸体述要》《基础写作学》等著作，在高校教师那一辈中，您属于最早用新方法治学的人。您激励我：一流的人才搞创作，如果你有一天不思创作了，那你的光亮就消失啦。
在那些焦灼的日子里，师恩就是一盏灯，有光亮、有温暖，一点点渗透进我的骨髓。
1985年，我终于挣脱苦闷，找到突破口，在采访李立三夫人李莎后，我将电影蒙太奇、小说意识流、诗歌节奏等诸种文艺手段运用到报告文学创作中，1985年10月4日的《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我这篇题为《從那片国土到这片国土》的散文化报告文学。之后，《新闻联播》播报消息，《散文选刊》《青年文摘》……转载，电视台配乐播出，并入围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
我在教学之余，倾心写作，有创作，也有评论。其中占据半版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面面观》（《文艺报》1988年1月2日），引起您的关注，您指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概念，是郭冬首先提出并首倡……”多年后，我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会上与副会长丁晓原相逢，他惊讶道：“我不知道是您第一个提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这个称谓，以后要更正之前的说法。”后来，他看到原文，果然在《文艺报》一篇评论中作了更正。刘老师，您听完我的叙述笑起来，脸上掠过喜悦，那喜悦使我深为感动。
后来，我不再到北师大任教，管自忙，直到有一天，接到您夫人田大姐的电话。田大姐说您病了，想和我商量一件事。我火烧火燎地赶往府上，您已经不能在有风景的窗口下写作，躺在床上，血压高，头晕。您说：“有一篇讲稿要写，可是我坐不起来，我口述，你帮助整理成文好不好？”我一口答应。那天，田大姐留我吃饭，我拗不过，留下，帮忙做了一个汤，是西红柿鸡蛋汤，我的做法有点特别，当场被您命名为“郭冬汤”。田大姐是个利落人，说笑间就掌握了做法，后来听说它成了刘府保留菜谱。
跟此事相关的另一件事，就不可思议了。有一天，田大姐打电话给我，我赶了去，见到您。您说，那篇讲稿发表了，要给我稿费，田大姐把一个厚厚的信封塞给我，我当然不收。过了几天，您问：“那天的稿费放在你大衣口袋里，看到了吧？”我愣住了，您问：“没有？”我老老实实答：“没有。”再问：“坐公共汽车？”答：“是，公共汽车。晚间，车上只有几个人。”您长叹一声：“天意如此！”很多年过去了，我还常常听到这声沉重的叹息！那是困难年代，人人工资不高，您素常为人大方，我知道信封里的钱肯定不少！
一直相遇，也一直告别。80年代中后期，您告诉我，已经离开北师大写作室，主持当代文学室工作了。那之后，我们都不再参与中国写作学会事宜，您致力于散文教学与研究，带硕士带博士，不断出版论著，发表论文，很快成为全国有影响的散文文论家。我们的会面少下来，可我常常从报刊上读到您的见识。
我知道，您具有先天才情，又有后天家学，您的评论风格独树一帜，堪称“刘氏”风韵。您说过，自己的审美趣味偏于古典一脉。我发现，纵使是评论，也带有浓郁的文学味道，您那齐整的语句，好像谱成了曲子，可诵可歌，朗朗上口，就连标点符号也晕染着思情。最值得我佩服的，是您敢于与主流观念相左，特别是在文坛盛行挞伐之风否定一切时，您对杨朔、刘白羽等老一辈散文家的评述，高屋建瓴，指出《荔枝蜜》“梦”的结局，“使学步者竞相模拟而落入窠臼，自然不是作者应负的责任”，鲜明提出了“杨朔现象给我们教益”的主题（《当代艺术散文精选》）！您对艺术散文概念的界定，对散文至今还只是“文类”而非“文体”的阐述，对散文“自觉”“完整”理论建设刻不容缓的呼吁（《当代艺术散文精选》），对后起之秀的赞赏奖掖，使您蜚声国内外学界与文坛。不管我们是否相见，我都相信，我们之间的对话从来没有停止！
逝者如斯，时光在一个点上胶着。1997年夏，我正在北师大程正民先生门下做文学理论访问学者，您约我来到中文系办公室。在场的还有一位老师，我认识，写作教研室主任李保初。李教授向我说明意图，明白了，他面临退休，想找到一位合适人选接替写作室负责工作，您推荐了我。那时，我还只是副教授，正在程正民先生指导下，准备资料申报正高，因而心生犹豫。您看出我的心思，劝说道：“你到师大来，利于你的发展，师大的确强手如林，可是你晚几年，总能够评上教授，还是离开分校过来吧。”为了调我进师大，您和李教授做了很多工作，找系领导沟通，找校人事处商谈调动程序……虽然后来事情卡在了一个意外环节，可是，我终生感激您的知遇之恩。
花开花落，转眼到了次年。1998年，我的正高职称批下来了，咱们自然会来一场聚会。
不知道啥时开始，您、齐大卫老师、桂青山和我，形成了一个“群”。咱们平时各自东西，有项目时合作，比如齐老师、桂青山与我合作撰写电视专题片，您与我合作到新闻学院、自来水公司等单位授课;无项目时找个餐厅聚一聚。咱们几乎每年一聚，见面时东拉西扯，海阔天空，时局新闻、家事稿件，想啥说啥。有时四个人都齐，有时少了一两位，但陆续坚持多年，也把北师大周边的好餐厅吃遍了。
1998年那场聚会在北师大对门的同春园，我做东，感谢两位恩师多年指教。席间，咱们交换了各自新近出版的书，在那个物欲横流的年代，咱们热火朝天聊的，仍旧是科研、教学、创作。您也关心时政，总是对我说：你给我发的邮件，我都看，别忘了寄给我！那年代没有微信，我转给您的非主流媒体资料，您看得很仔细，只是打字慢，会偶尔给我回复，谈谈看法。那天，从我的晋升职称，谈到高校职称评审，你们素常轻声慢语、淡定温和，此刻却神情激越，滔滔评述，认为圈内积弊日久，怪事形形色色，使身陷其中者无奈。我只是听，不搭话。几年后，当我成为北京市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委员时，就是从你们当年的对话中，懂得了恪守公正的意义，因而一连5年，都兢兢业业坚守职责，没有收受过一文礼金。 我们的故事，在岁月里一级一级地延伸，越积越多。
2013年，在北太平庄一家餐厅相聚时，就只剩下了您和我。桂青山忙，是博导，正任珠海分校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而齐老师，在外地一家医院经历了肾衰、心衰、心梗的生死抢救后，于2011年3月病故。我们极力回避齐老师离世这一事实，可餐桌上仍旧弥漫着清冷，好久不散。我想起一个话题，就问，“刘老师，您是否记得1974年在维尼纶厂‘枪毙’过我的作文？”您微笑了，这时的您已经发福，一笑，眼睛眯成一条缝，您反问：“有这事？”可不，40多年前的小事，谁记得住？您的嗓音依旧沙哑：“嗯，那个时候嘛，我们常用‘枪毙’这个词……”您开始把话往回找：“不过，我不会轻易枪毙学生作文，你看我当时的意见是不是有道理呀？”这是商量的口吻啦，我连忙说：“当然当然，肯定有道理！”在我多年任教的过程中，已经知道，阅读作文水平的高下，正是一个人评论能力的高下。依我当年的水平看，顶多是个没入门的文学青年，逢您指导，是我的荣幸哩！那天，咱们东拉西扯，慢慢咀嚼着那些渐行渐远的时光。记得您说，有时好像听见你唱歌。我反问，我唱歌？您说，是呀，在桂林唱的那支歌。哦，《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想笑，可却感到心中漫过一片伤感。
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是我与您最后一次相约。之后的2014年至2016年，我两度赴西藏采访，于2016年秋出版了一个长篇一个中篇报告文学。我本当在两书出版后去探望您，可由于足部手术，只是与您通了电话。您的略微沙哑的聲音至今还流淌在我的记忆里，您说：“别太拼了，咱们都保重！”问您的身体，您像以往一样，告诉我，搭桥后心脏很稳定，没事儿。在我印象里，您并未重疴在身，我们还有的是时间相谈！您的思维活跃，距离不能写和不能走动的时候还很远！
可是，我错了！总以为一切来得及，其实一切正在过去！总以为拥有无尽相聚的时光，可缺少的恰恰是对您生命极限的预知！
刘老师、刘老师！此一去山高水远，您在哪儿？我、我呀，急哭的我，应该到哪里到哪里呀，与您再度相逢？
我突然想起您早年对我说过的话：“我的心灵是孤独的。”
那时，您把一支带着过滤嘴的香烟掰成了两半，缓缓地吸。我没有问，至今也不知晓，您为什么孤独呢？是这个世界不够大，不能够容纳您激越澎湃的思绪？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们不够深沉，搭不上您厚重浩博的思考？
哦，刘老师！我看见的，分明是一颗不甘孤独的高傲灵魂！
下辈子，如果在横七纵八的街角上相遇，我敢说，我们能够一下认出彼此。那时，您还是师，我还是生！
2017年清明于北京
责任编辑 王虹艳
人说您走了，2017年1月15日离去，可是，我不相信，不、相、信！
一切恍如昨日……
那是1974年吧，我在读大二，全班受命去门头沟军庄公社进行调研，返校后，我写了篇调查报告。没想到，在中北楼小组会议上，您盛赞此文。那是“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文革时代，我被视为“白专典型”，从系团总支委员位置落地，正经历着被疏离的无奈。记得您的神态，温文尔雅，镜片后面的目光智慧和善，全不在乎当时的风向。人的本性里，深埋着被社会吸收的渴望，我心底被迫掩藏的那股追求浪潮，就在此时，突然澎湃！那天，我记住了您的名字：刘锡庆;也记住了您的声音，那个略带沙哑而饱含激情的嗓音。
那之后，我发现，北师大篮球场上常有您奔跑的身影。您正值中年，健壮魁梧、肤色黝黑，男生都说您三步上篮的动作很优美。
没想到，接下来的急转弯，使我顿生窝火。
那年，我们七三级学生组成小分队，到北京郊区开门办学，我被分到顺义维尼纶厂，您作为教师编入这个团队。我按照要求，尽心尽力地写了一篇稿子，本想再度收获称赞，可是笑嘻嘻的同学带来一个坏消息：刘老师枪毙了你的稿子！那是不许读书的年代，作业成绩好坏全无关系，可是我受不了，自恃插队时发过几篇小文，不知天高地厚，一听“枪毙”这个词，就满心怨恼！
再见到您时，已经是1981年，我早已毕业，被北师大老师找回，送进北师大分校，我选择了写作学科任教，再度与您相逢，准确地说，是做了您和齐大卫老师的学生。你们讲课，我每课必听，我们的话题多起来。您说，咱们不是典型师生关系，不是课堂里的师与生。我说，那也是师生！咱们聊起来，方知您与我母同籍，您生于河南滑县牛屯，您家族的一位长者正是我母老师！呵呵，您笑道：“咱们具有师生渊源啊！”您出身于教授之家，生有一股书卷贵气，我很难相信您在北师大有过月底揭不开锅的时日，您也很难想象我插队时经受过的屈辱。我们庆幸一生中的黑暗日子已经过去，您思维敏捷，滔滔不绝。突然，您打断我说：“唉，你不要老是您呀您的好不好？”哦，您惯于平等，不愿意我用尊称。我试了试，总觉得用“你”失礼，于是人前背后仍旧以师相敬，以“您”相称，您笑笑，不再为难我。
不知命运搭上哪根弦，让眼前的路突然闪烁出一片光彩。您带我走进中国写作学会，那是全国高校写作教师的学术团体，作为新兵能够参与学会初创工作，有多么荣幸！学会秘书处征得会长吴伯箫同意，派我担任会长秘书，协助处理日常会务。您是副会长，我跟随您为中国写作学会的繁荣奔波。忙碌是一种幸福，我承受过太多光阴飞逝的失落，承受过太多强权威压的愤懑，现在，只渴望为自己喜欢的事业奉献激情。记得学会的全国第一期高校写作教师培训班，在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举办，您牵头拟定了当时最知名的作家讲课名单，我与中央电大李维国老师分头邀请。在那个初夏，我装好父亲的七八封手书，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奔跑，到三里屯邀请刘宾雁，到前三门邀请王蒙，到府右街邀请刘绍棠，到劲松邀请理由……那个年头私宅极少有电话，无法预约，所幸敲开哪家宅门，主人都在。那是知识分子渴求知识的年代，是教师抢救时光的年代，是人人都为成功拼搏的年代，全民昂扬向上！一次次讲座轰动，一场场座位爆满！那时，您、李维国和我坐在礼堂后排，记得您是那么兴奋，镜片后面的目光熠熠闪亮。
我们经历了中国写作学会最艰难的日子。1981年11月，会长吴伯箫自英国访问归来，体检结果惊人，“晚期食道癌”！1982年7月，吴老因咯血第三次住进医院，之后并发肺炎，昏迷，直到8月永别人世。遗体告别仪式由吴老所在单位中国文研所主持，那是8月16日上午，天空飘着小雨，周扬、陈荒煤及许多作家赶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大厅送行。您、李维国、政法学院的高潮先生和我，代表中国写作学会，向我们尊敬的已故会长吴伯箫作了最后告别。那之后，中国写作学会命途多舛，您与几位副会长、秘书长多次协商，还到我父亲家征求意见，最后由我父亲出面联系臧克家，由臧老出任第二届会长，学会工作才继续朝前走。
我们走过悲哀，也经历欢乐。记得有一次到桂林开会，北京的三位代表，您、李维国和我，始终相守。李维国和我很快发现，您识路能力不强，于是我俩算计捉弄您。第二天散会归来，李维国昂首走在前面，路过我们下榻的宾馆，仍旧往前走，紧随李维国的您停下来，看看宾馆，回头问我：这里是不是咱们住的地方啊？我走在最后，顾自唱着台湾校园歌曲《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此时停了唱，忍着乐答道：前面！您很虚心，放弃自己的意见，一副老实敦厚的样子，接着往前走。李维国和我再也忍不住，一下笑弯了腰！您明白了，宽厚地笑道：“好啊，你们欺负我记性不好！”
1983年，我在北师大分校已经立足，主持分校写作教研室工作，进入系委会，与学生融洽得难解难分，和他们郊游，为每份作文面批，刚好又发表了中篇小说，很快被北师大老师看好。您作出决定，邀我到北师大讲授写作课。记得我第一次給中文系本科生在阶梯教室授课时，您和两位77级留校教师一直坐在后排，其中一位，就是后来与我同教一班、保持了半生友谊的桂青山。
我成为北师大写作教研室不在编的成员。那些年，我们一起编书，出版了一本又一本写作教材;我们一起教学，每年我和桂青山把着一个班，老桂称这是我俩辛勤耕耘的实验田，而当时，您就是我们这个“帝国”的掌舵人。我忘记劳累，同时经营着本校、分校教学，两边奔波，忙得很投入、很快乐，废寝忘食。
大约80年代中期吧，有一天，您告诉我，北师大系委会给本科学生发卷，对各科教师教学质量进行民意测验，其中票数最高的是两位，您顿了一下，告诉我：“是你和刘××！”您笑起来：“你看，统计的高票数中，没有我们啊！”您的眼睛在镜片后闪亮。
我被派往中南海业大主讲写作，派往中央警卫局作高自考辅导，派往劳动人民文化宫科技馆作高自考辅导，一连三年如是。 您对我说，听到了各方面学生反馈，对我的教学工作满意，但是，您诚恳地说：不要忘记创作！那是你的事业！
其实，不论教学多忙，我都不曾忘记创作，那时，我对钟爱的报告文学创作已经作了一份生命投入，可还是不能突破自己。我的状态，正像后来在个人论著《文学的思考》序言里写的那样：“文学之海如此宏大，我立于它面前，常常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愚笨。每逢我将自己的竹篮沉入海中，期冀汲上很多水以垫厚我的艺术底蕴时，心里便涌上一片惭愧。”
您把自己编著的一本本著作送给我，把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讲给我，促我提高。那时，您在“写作学”研究上已经处于全国领头位置，先后出版了《写作基础知识》《写作通论》《诸体述要》《基础写作学》等著作，在高校教师那一辈中，您属于最早用新方法治学的人。您激励我：一流的人才搞创作，如果你有一天不思创作了，那你的光亮就消失啦。
在那些焦灼的日子里，师恩就是一盏灯，有光亮、有温暖，一点点渗透进我的骨髓。
1985年，我终于挣脱苦闷，找到突破口，在采访李立三夫人李莎后，我将电影蒙太奇、小说意识流、诗歌节奏等诸种文艺手段运用到报告文学创作中，1985年10月4日的《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我这篇题为《從那片国土到这片国土》的散文化报告文学。之后，《新闻联播》播报消息，《散文选刊》《青年文摘》……转载，电视台配乐播出，并入围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
我在教学之余，倾心写作，有创作，也有评论。其中占据半版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面面观》（《文艺报》1988年1月2日），引起您的关注，您指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概念，是郭冬首先提出并首倡……”多年后，我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会上与副会长丁晓原相逢，他惊讶道：“我不知道是您第一个提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这个称谓，以后要更正之前的说法。”后来，他看到原文，果然在《文艺报》一篇评论中作了更正。刘老师，您听完我的叙述笑起来，脸上掠过喜悦，那喜悦使我深为感动。
后来，我不再到北师大任教，管自忙，直到有一天，接到您夫人田大姐的电话。田大姐说您病了，想和我商量一件事。我火烧火燎地赶往府上，您已经不能在有风景的窗口下写作，躺在床上，血压高，头晕。您说：“有一篇讲稿要写，可是我坐不起来，我口述，你帮助整理成文好不好？”我一口答应。那天，田大姐留我吃饭，我拗不过，留下，帮忙做了一个汤，是西红柿鸡蛋汤，我的做法有点特别，当场被您命名为“郭冬汤”。田大姐是个利落人，说笑间就掌握了做法，后来听说它成了刘府保留菜谱。
跟此事相关的另一件事，就不可思议了。有一天，田大姐打电话给我，我赶了去，见到您。您说，那篇讲稿发表了，要给我稿费，田大姐把一个厚厚的信封塞给我，我当然不收。过了几天，您问：“那天的稿费放在你大衣口袋里，看到了吧？”我愣住了，您问：“没有？”我老老实实答：“没有。”再问：“坐公共汽车？”答：“是，公共汽车。晚间，车上只有几个人。”您长叹一声：“天意如此！”很多年过去了，我还常常听到这声沉重的叹息！那是困难年代，人人工资不高，您素常为人大方，我知道信封里的钱肯定不少！
一直相遇，也一直告别。80年代中后期，您告诉我，已经离开北师大写作室，主持当代文学室工作了。那之后，我们都不再参与中国写作学会事宜，您致力于散文教学与研究，带硕士带博士，不断出版论著，发表论文，很快成为全国有影响的散文文论家。我们的会面少下来，可我常常从报刊上读到您的见识。
我知道，您具有先天才情，又有后天家学，您的评论风格独树一帜，堪称“刘氏”风韵。您说过，自己的审美趣味偏于古典一脉。我发现，纵使是评论，也带有浓郁的文学味道，您那齐整的语句，好像谱成了曲子，可诵可歌，朗朗上口，就连标点符号也晕染着思情。最值得我佩服的，是您敢于与主流观念相左，特别是在文坛盛行挞伐之风否定一切时，您对杨朔、刘白羽等老一辈散文家的评述，高屋建瓴，指出《荔枝蜜》“梦”的结局，“使学步者竞相模拟而落入窠臼，自然不是作者应负的责任”，鲜明提出了“杨朔现象给我们教益”的主题（《当代艺术散文精选》）！您对艺术散文概念的界定，对散文至今还只是“文类”而非“文体”的阐述，对散文“自觉”“完整”理论建设刻不容缓的呼吁（《当代艺术散文精选》），对后起之秀的赞赏奖掖，使您蜚声国内外学界与文坛。不管我们是否相见，我都相信，我们之间的对话从来没有停止！
逝者如斯，时光在一个点上胶着。1997年夏，我正在北师大程正民先生门下做文学理论访问学者，您约我来到中文系办公室。在场的还有一位老师，我认识，写作教研室主任李保初。李教授向我说明意图，明白了，他面临退休，想找到一位合适人选接替写作室负责工作，您推荐了我。那时，我还只是副教授，正在程正民先生指导下，准备资料申报正高，因而心生犹豫。您看出我的心思，劝说道：“你到师大来，利于你的发展，师大的确强手如林，可是你晚几年，总能够评上教授，还是离开分校过来吧。”为了调我进师大，您和李教授做了很多工作，找系领导沟通，找校人事处商谈调动程序……虽然后来事情卡在了一个意外环节，可是，我终生感激您的知遇之恩。
花开花落，转眼到了次年。1998年，我的正高职称批下来了，咱们自然会来一场聚会。
不知道啥时开始，您、齐大卫老师、桂青山和我，形成了一个“群”。咱们平时各自东西，有项目时合作，比如齐老师、桂青山与我合作撰写电视专题片，您与我合作到新闻学院、自来水公司等单位授课;无项目时找个餐厅聚一聚。咱们几乎每年一聚，见面时东拉西扯，海阔天空，时局新闻、家事稿件，想啥说啥。有时四个人都齐，有时少了一两位，但陆续坚持多年，也把北师大周边的好餐厅吃遍了。
1998年那场聚会在北师大对门的同春园，我做东，感谢两位恩师多年指教。席间，咱们交换了各自新近出版的书，在那个物欲横流的年代，咱们热火朝天聊的，仍旧是科研、教学、创作。您也关心时政，总是对我说：你给我发的邮件，我都看，别忘了寄给我！那年代没有微信，我转给您的非主流媒体资料，您看得很仔细，只是打字慢，会偶尔给我回复，谈谈看法。那天，从我的晋升职称，谈到高校职称评审，你们素常轻声慢语、淡定温和，此刻却神情激越，滔滔评述，认为圈内积弊日久，怪事形形色色，使身陷其中者无奈。我只是听，不搭话。几年后，当我成为北京市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委员时，就是从你们当年的对话中，懂得了恪守公正的意义，因而一连5年，都兢兢业业坚守职责，没有收受过一文礼金。 我们的故事，在岁月里一级一级地延伸，越积越多。
2013年，在北太平庄一家餐厅相聚时，就只剩下了您和我。桂青山忙，是博导，正任珠海分校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而齐老师，在外地一家医院经历了肾衰、心衰、心梗的生死抢救后，于2011年3月病故。我们极力回避齐老师离世这一事实，可餐桌上仍旧弥漫着清冷，好久不散。我想起一个话题，就问，“刘老师，您是否记得1974年在维尼纶厂‘枪毙’过我的作文？”您微笑了，这时的您已经发福，一笑，眼睛眯成一条缝，您反问：“有这事？”可不，40多年前的小事，谁记得住？您的嗓音依旧沙哑：“嗯，那个时候嘛，我们常用‘枪毙’这个词……”您开始把话往回找：“不过，我不会轻易枪毙学生作文，你看我当时的意见是不是有道理呀？”这是商量的口吻啦，我连忙说：“当然当然，肯定有道理！”在我多年任教的过程中，已经知道，阅读作文水平的高下，正是一个人评论能力的高下。依我当年的水平看，顶多是个没入门的文学青年，逢您指导，是我的荣幸哩！那天，咱们东拉西扯，慢慢咀嚼着那些渐行渐远的时光。记得您说，有时好像听见你唱歌。我反问，我唱歌？您说，是呀，在桂林唱的那支歌。哦，《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想笑，可却感到心中漫过一片伤感。
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是我与您最后一次相约。之后的2014年至2016年，我两度赴西藏采访，于2016年秋出版了一个长篇一个中篇报告文学。我本当在两书出版后去探望您，可由于足部手术，只是与您通了电话。您的略微沙哑的聲音至今还流淌在我的记忆里，您说：“别太拼了，咱们都保重！”问您的身体，您像以往一样，告诉我，搭桥后心脏很稳定，没事儿。在我印象里，您并未重疴在身，我们还有的是时间相谈！您的思维活跃，距离不能写和不能走动的时候还很远！
可是，我错了！总以为一切来得及，其实一切正在过去！总以为拥有无尽相聚的时光，可缺少的恰恰是对您生命极限的预知！
刘老师、刘老师！此一去山高水远，您在哪儿？我、我呀，急哭的我，应该到哪里到哪里呀，与您再度相逢？
我突然想起您早年对我说过的话：“我的心灵是孤独的。”
那时，您把一支带着过滤嘴的香烟掰成了两半，缓缓地吸。我没有问，至今也不知晓，您为什么孤独呢？是这个世界不够大，不能够容纳您激越澎湃的思绪？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们不够深沉，搭不上您厚重浩博的思考？
哦，刘老师！我看见的，分明是一颗不甘孤独的高傲灵魂！
下辈子，如果在横七纵八的街角上相遇，我敢说，我们能够一下认出彼此。那时，您还是师，我还是生！
2017年清明于北京
责任编辑 王虹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