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我住在渔米之乡的淮河边上，那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口人的村子，村庄的名字叫陶桥。那时候，我大概是上小学三年级。
　　 学校在村子的中心。四五个村庄像四五颗棋子，以学校为中心撒落在“棋盘”上。通往每个村庄的土路，细瘦得像一根根曲里八拐的藤蔓。村庄就像结在藤蔓上失去了水分的苦瓜。村庄里的房子是清一色的土坯墙，两檐下垂的麦秸顶盖。土墙的泥坯由于长期的风吹雨淋，留下岁月苍老的刻痕。两檐的麦秸早被岁月打磨得失去了光泽，恢复了本真的灰土色，像病恹恹的企鹅垂下的两只翅膀。
　　 那年的一个冬日中午，放学时，我踩着苦瓜藤走向村庄。
　　 早晨上学前喝了三碗清汤寡水可以照见人影的稀饭，走起路来像风打黄河的浪，在肚里逛来荡去。到了学校，要不时地上厕所，两趟厕所一跑，肚子早像泄了气的皮球，凹得贴在了腰上。头似有千斤重，两个肩膀怎么也扛不起来，还要靠手掌托着下巴才勉强将头撑起来。至于老师在黑板上讲些什么，半天也没听清楚一个字。
　　 村庄是个玩皮的孩子。我前进一步，它就后退一步。走了老半天，感觉村庄离我还是那么远。脚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软软的，抬不起来，也踩不着地。
　　 天空阴沉得像结了一层厚厚的冰，没有阳光，也没有风。吸进鼻腔里的空气把鼻子冻成个红蒜头，跟冰锥子似的，又硬又痛。就是这漏风的鼻子却闻见了米饭的香气。我看见母亲把一碗热气腾腾的干饭盛到了桌上。在母亲身后，煮着满满一大锅晶莹剔透的白米干饭。那一浪浪的热气弥漫了整个黄泥小屋。母亲来到门前，手搭凉棚向我归家的方向张望。我看见一缕缕饭香像流动的七色云彩，从母亲身后的黄泥小屋飘过来。此时，我的胃像一只百灵鸟，欢快地歌唱起来，我不停地吞咽着饭香的气息，迈开柳枝般柔软的双腿，腾云驾雾一般来到了家门口，我高兴地大声喊道：“妈，我回来了！”
　　 手搭凉棚的母亲不见了。两扇老式的旧木门像豁牙老太的嘴，紧紧地关闭着，屋顶上的烟囱像杵在风中的麻秆，没有一丝的炊烟。我打开吱呀呀的老木门，扑到锅台前，一把揭开锅盖。我的小眼睛瞪到了极致。
　　 锅里干干净净的，连一口涮锅水都没有。从锅里冒出的咝咝寒气，扑面而来，让我打了个冷战。我茫然环顾屋内，看见那只篾蓝子高高地悬挂在房屋的睡梁上。这是一只平时放吃食的篮子！我找来一条板凳，爬到板凳上，踮起脚尖将那只篮子够了下来。映入眼帘的是横平竖直的篾篮的底子。它们正瞪大惊奇的眼睛望着我，仿佛在责怪我说，你难道不知道我是空的吗？还要多此一举劳神费心地把我够下来，这样做有意思吗？
　　 我仍不灰心，老鼠似的，又掏了几处，终究什么吃的也没掏到。我想躺下歇会儿，但肠胃不停地对我进行疯狂的扫荡，使我不得不奋起进行自卫。
　　 我紧了紧麻绳裤带，咽了几口吐沫，然后关上门，来到村子中央的路上。这里已经聚集了几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他们和我一样，父母不在家，家里又找不出什么可充饥的东西。不一会儿，又来了几个。我们或站或蹲，或坐在地上，低垂着头，上眼皮耷拉着，一句话也不想说，也不知该说什么。这个中午的时间可能和我们的胃较上劲了。我们的胃越是抗议，时间就走得越是漫不经心，仿佛要将这个中午带入永恒。
　　 一个小伙伴实在拗不过这傲慢无礼的时间，闭着眼睛说：“我们在这里坐着也是坐着，不如到工地上去，反正到下午上课的时间还早着呢。”他的声音不像是从嘴里说出来的，倒像是被绳子勒住脖子从喉头挤出来的。我们都知道他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到工地上去蹭饭吃。其实我们也有这想法，只是我们实在懒得动了。同时，去了也不一定就能蹭上饭。他现在这么一说，还是刺激了我们兴奋的神经，一下子就站了起来，跟着他往工地走去。
　　 那年头，一到冬天，在村里听不到鸡鸣狗吠声，也看不见袅袅炊烟从屋顶上升起。人们为了一天能吃上一顿饭，都到冬修水利工地上去了。那些年轻力壮的整劳力都到离家很远的冬修工地去了。他们吃在工地，住在工地，是不回家的。工地一般会就着地势搭起一个大棚子，棚子里的地上铺上一层厚厚的稻草和麦秸。男男女女，同吃一口大锅饭，同睡一张大地铺。有条件的，从家带床被;没条件的，晚上就滚进稻草铺子里。那些有被子的也不一个人独盖，几乎每床被子底下都挤着四五个人。白天歇工时，男人们坐在坝坡上，撩起棉袄捉虱子，女人们则找一个背风的低凹处坐下来，脱下身上的棉袄，迎着刺眼的阳光将棉袄里的虱子一个一个地捉起，掐死。那些晚上要回家照顾孩子的妇女，还有老人和十四五岁能将就抬点土的孩子，就到离家比较近一点的工地上去抬大土，挣口饭吃，度过漫长的冬天。一旦到了春天，野菜露头了，田野有了春意，大家的心里便稍稍踏实了些。总而言之，春天是一个值得期盼的季节，她可以支撑着人们走进夏天的季节里。
　　 我的母亲就在离家两华里的撇洪渠上抬大土。我们像一群离开牧人的羔羊，一路叫着，寻找着，来到了工地。
　　 工地上还没有放工。民工们正打着号子，抬着土，穿行在渠上渠下。母亲身上冒着热气，她穿着棉袄却敞着怀，头发被汗水打得湿漉漉的，像一块布，裹在头上，缠在颈上。
　　 在工地的一角，有一个能容下两三个人的小窝棚，这是工地上用来看夜的窝棚。晚上放工后，民工们都回家了。但民工们使用的铁锹、铁锨、扁担、抬筐等工具都放在窝棚前的场地上，还有工地上民工们吃的粮食也放在窝棚里，需要人看守。在窝棚口，用黄泥土垒起了锅灶，上面蹲着两口大锅。锅盖是用麻绳串起来的芦棒莛（即高粱秸秆）做成的。由于棒莛与棒莛之间串得不够密实，一煮饭时就撒气漏风，两口锅喷泉似的，向上喷着蒸汽柱子。锅灶旁边有两只木桶，里面盛着从溪涧里挑来的涧水。一边的草地上杂乱地堆放着碗筷，但馒头有数，人口有数，那工地上有多少民工就有多少只碗和多少双筷。
　　 这个季节的茅草像火烧云，密密匝匝地铺了一地，柔软得像地毯一般，铺在窝棚前的场地上。
　　 我们一群孩子先在工地上挖出的土块里找茅草根充饥，嚼了一会儿茅草根感到有了精神，便来到窝棚前的场地上，翻了一会儿筋头，耍了一会儿翩子，又摞在一起跳木马。我们正玩在兴头上，忽然从工地那边传来了一声：“放工了！”就看那些民工欢庆胜利般地丢下铁锹、铁锨、抬筐和篇担，风赶浪追似的向开饭的地点潮涌而来。我们立即收住正在起跳的双脚，犹如被猎人追赶的兔子，撒开四蹄奔到锅灶旁，每人拿起一副碗筷围到锅灶边，看着锅里冒着热气的白米干饭，吸一口，心里都香喷喷热乎乎的。炊事员拿着盛饭的大铁铲子站到了锅台前。啊，终于可以开饭了！我们激动地将碗伸到炊事员面前。 　　 “把碗放下，谁让你们到工地上来的？这里没有你们的饭！”话到人到，原来是工地上的头头。他不问三七二十一，走到我们面前噼里啪啦一阵响，将我们手里的碗全给收走了。我们一下子全傻眼了，看着锅里的饭，急得眼泪在眼圈里直打转转。这时，母亲走过来，她拿起我的小手摩挲着，为我抚去脸上的灰尘，拉着我去领了一副碗筷，排队打了一碗饭。母亲将我领到一处凸起的土块前，她坐到土块上，让我贴着她的胸前坐在她的腿上，然后把饭交到我手里。我一边吃饭，一边问母亲，为什么要抬大土，为什么要修渠道，为什么中午不回家做饭给我吃？母亲一边回答着我的问话，一边用手为我梳理着头发，将我刚才玩耍时沾到头发梢上的草屑一个一个地捡掉。将我玩皱的衣服一点点地整理舒坦。在我一碗饭快吃完时，就听我姑姑大声喊道：“大嫂子，锅里没有饭了！”姑姑的声音又大又难听，叫得我心里直发毛。看到姑姑惊慌失措地往我母亲这边跑来，我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吓得直往母亲怀里钻。母亲在我头上轻轻地抚拍着，示意我没事的。让我不要急，慢慢地吃。姑姑来到母亲面前，望着我母亲，急得眼泪都要下来了。
　　 那时姑姑大概是十五岁，和母亲搭档抬土。母亲为了减轻姑姑的压力，总是将沉重的装满大土的抬筐尽量地挪近自己的肩头，使姑姑少担重量，不致被压坏身体。
　　 母亲依旧为我梳理着头发，整理着衣角。待我吃完饭，母亲接过我手中的碗，走到锅灶边，伸手从水桶里舀了一碗水，头一昂，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喝完，母亲将碗放到一边，抬头看看天。天似乎更阴沉了，像谁欠了它一万吊钱没还似的，母亲没有去理会这些。她蹲下来，给我把棉袄的领子往上提了提，把我腰上的棉袄带子解开，把我的棉袄裹紧，又重新把带子系好。做完这一切，母亲对我说：“孩子，听话。回家不要乱跑，好好上学去，啊？”我似懂非懂地嗯了一声，就和伙伴们头也不回地连蹦带跳地往回走。出了工地，刚上路，就飘起了雪花。
　　 那场雪好大！像一床厚厚的“被”，很快就把地里的小麦和整个田野给盖住了。
　　 雪花下，母亲抬着大土筐行走于堤下坝上。母亲身上冒出的汗像蒸汽一样升腾着，洁白的雪花伴着母亲的汗水欢快地舞蹈着。
　　 我们在雪地里打滚、呼叫、奔跑。“听——！”我身旁的一个小伙伴突然喊道。我们一下子停止了打滚、尖叫和奔跑，屏气凝神。
　　 在雪花深处，我们听见有歌声飘来。开始，我们被那歌声吸引，慢慢地也张开了嘴，和着那天籁般的歌声一起唱道：“小麦覆盖三床被，来年枕着馒头睡。小麦覆盖三床被，来年枕着馒头睡。小麦覆盖三床被，来年枕着馒头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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