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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18日，1988年至2000年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伍绍祖与世长辞，享年73岁。伍绍祖的一生，充满了曲折经历与传奇色彩。
从学子到将军
到国家体委主任
伍绍祖（1939—2012），湖南耒阳人，1939年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父亲伍云甫曾是当年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处长。1944年，年仅5岁的小绍祖上了延安第一完全小学。
伍绍祖敏而好学，天资聪颖，1957年，高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大学毕业后又考上研究生继续深造，正当这位年轻有为的学子向工程物理领域进军的时候，1965年1月，却意想不到地被选为第十八届全国学联主席，接替了前任胡启立的职务，并由研究生肄业即调至团中央工作，由此从理工科走上了完全陌生的从政之途。
在“文革”时期的1969年4月，伍绍祖到团中央“五七”干校锻炼，正好与受冲击的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编在一个班里。胡耀邦与伍绍祖无话不谈，成为知己，胡耀邦给了伍绍祖许多终生难忘的教诲。有趣而巧合的是，当年伍云甫在延安抗大学习时，也是和胡耀邦同在一个班里，而伍云甫还是班里的党支部书记。因此留下了伍家父子与胡耀邦“同过学”的一段佳话。伍绍祖曾对记者深情地说：“在我的经历中，胡耀邦是我第一个社会老师，也是思想道德品质老师，而王震则是我政治上的老师。”
那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年在延安时，三五九旅曾组成一支南下抗日先锋队由王震率领，在班师返回延安时，延安城军民列队迎接这支胜利归来的英雄部队，在校念书的伍绍祖也在欢迎人群中，还上了延安《解放日报》的一篇《小娃爱八路》的报道中。文章记述了伍绍祖慰问南下北返部队的事迹，还全文刊登了伍绍祖写的慰问信，署名：“二年级二班学生，七岁，伍绍祖，九月二十五日。”时隔26年后，王震于1972年，出于对革命后代伍绍祖的信任和了解，在他复出工作时，选中伍绍祖当他的秘书。伍绍祖能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边工作，获益匪浅，在王震的言传身教影响下，由一介书生成为一名国家高级干部。
1975年7月，聂荣臻元帅得悉王震找到了伍绍祖这样一个学核物理专业的研究生当秘书后，喜出望外，对王震说：“你怎么找了一个学核物理专业的研究生当秘书，这可是有用的人才呀！”豪爽的王震也意识到是该让伍绍祖归队搞本行了，于是痛快地把他介绍给国防科委，希望他从参谋干起，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干出成绩来。
伍绍祖牢记王震的教诲，在国防科委兢兢业业地工作，谦虚、谨慎，做出了出色的业绩，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赞扬。1982年他当上了国防科委副主任。1985年，任国防科工委政委、党委书记。1988年10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正当他要在国防事业上大显身手的时候，该年12月底，组织上却让他出任国家体委主任，成为中国体育界的主帅。他从1988至2000年，当了12年体育界的主帅。
从秘书到国防科委到将军再到体委一把手，伍绍祖是怎么干的呢？他曾豪爽地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就是遵照五个‘大’去干的，第一，政治上把握‘大’方向。体育就要为党的基本路线服务。第二，组织上搞‘大’团结。要搞五湖四海，为党的事业奋斗。第三，业务上‘大’放手，做到人尽其用，发挥人才优势。比如，国家体委的几位负责同志的分工就是以各自特长分工负责的。第四，工作上‘大’系统。要搞系统工程，这样可以胸中有数。比如，2000年北京奥运会申办工作，我就搞了一个网络图，申办工作有363件，从网络图上可以一目了然，就可有条不紊地开展。第五，待人要‘大’肚量，即使人家骂你两句，也不要去计较。”
伍绍祖正是按照这5个“大”字去干的，他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显示了他的领导才能。1990年，我国成功地举办了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中国以183枚金牌的优势远远地和竞争对手日本拉开了距离，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外界评论所言：“伍绍祖‘将发射原子弹、导弹和卫星’的组织、管理方法，运用到亚运会的组织管理上。众所周知，倒计时牌就是这次率先军转民用的。”
伍家父子和“三女杰”
伍绍祖的父亲伍云甫，是家里的独生子，他自小聪明伶俐，但家境贫寒。伍绍祖的祖父伍如春由于受儒家和小农意识影响较大，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老老实实当个教书匠，一生胆小怕事。而伍云甫青年时代血气方刚，对黑暗的旧世界疾恶如仇。
在考上湖南衡阳第三师范学校后，伍云甫于1923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毛泽东曾去他们学校作过报告，他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参加了革命，于1926年在耒阳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当过耒阳县农会秘书，并参加过1927年的秋收起义和1928年的湘南起义。伍云甫工作能力很强，打仗勇敢，经常冲锋在前，无所畏惧。1930年，组织上派他到上海搞特科工作，后来又派他到中央苏区去做电台的报务员。这样，伍云甫与曾三、王诤（建国后曾任四机部部长）等同志组建了中央红军电台。1934年，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由于红军中央电台是跟着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的，因此毛泽东认识了伍云甫。后来毛泽东得知伍云甫就是当年他在长沙湖南一师的老同学——那个不敢起来革命的伍如春的儿子时，曾幽默地对伍云甫说：“好嘛，没有想到伍如春的儿子也来参加革命了！”并关切地问起老同学伍如春的情况，令伍云甫很受感动。
伍家父子的出身不同寻常，伍家还出了3位女杰。他的母亲熊天荆即是1923年便参加了革命的刚烈女子。熊天荆出生于湖南一个破落官僚地主家庭，但她追求进步和革命。1926年由瞿秋白夫人杨芝华介绍加入了1927年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动。上海市“天通庵”事件就是她领导的。由于她表现勇敢，得到周恩来的赞赏。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制造了大屠杀，熊天荆也被列入“黑名单”，在缉捕之列。中共党组织上安排她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躲过此难。1933年她从苏联回国后，担任了反帝大同盟的党团书记。但不久就被叛徒出卖，关进南京监狱，遭严刑拷打。她始终坚强不屈，保持了共产党人崇高的气节。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开始释放政治犯。当时周恩来、叶剑英等都到监狱来挑共产党的政治犯，硬性规定必须是他们认识的人才能挑走。幸亏熊天荆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暴动中与周恩来相识并比较熟悉，周恩来挑出了熊天荆、夏之栩、王根英3人。再根据她们的诉述，最后才救出所有被捕的共产党人。在全力营救战友出狱这件事上，熊天荆是功不可没的。建国后，她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于1985年去世。她的非凡经历与坚定的革命精神，不愧为女中豪杰。 伍家的另一位女杰是伍绍祖的姑姑伍若兰。她早年就参加了革命，一向胆大泼辣。在1928年“年关暴动”胜利后，她与后来的红军总司令朱德结了婚。1930年，伍若兰在一次战斗中冲锋陷阵，身先士卒，不幸壮烈牺牲，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伍绍祖的夫人曾晓前，是老革命曾三的女儿，曾三与伍绍祖的父亲伍云甫是挚友，他们1930年一起在上海党中央地下电台工作，后来又一块被派往中央苏区，创建军队电台。建国后，曾三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档案局局长。曾晓前受家庭革命传统的影响，在工作中认真负责、吃苦耐劳。她1960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在当时，这个默默无闻的专业是没多少人愿意学的，而她却踏踏实实地埋头学习。1964年毕业后，先后在对外文委办公厅、故宫博物院、中纪委、兵器工业总公司监察局工作，她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都干一行爱一行，工作十分出色，真有点“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之气。
伍绍祖与曾晓前于1967年结成秦晋之好，两人相濡以沫。夫妇俩经常用革命前辈的事迹来教育两个儿子，严格要求，从不允许他们搞特殊。两个儿子都十分简朴、低调，没半点高干子弟的优越感。
毛泽东与伍绍祖的“奇事”
如前所述，伍绍祖的爷爷伍如春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与毛泽东是十分要好的同学，毛泽东曾动员伍如春跟他一块闹革命，但伍胆小怕事没有答应，回家乡当教书匠去了。毛泽东跟伍如春的儿子伍云甫也很熟悉。
全国解放后，伍如春在1955年曾给毛泽东主席写过一封信，一方面叙叙昔日的同学旧情，另一方面诉说自己在家乡生活的窘困。在1956年的春节团拜会上，毛泽东见到伍云甫时，亲切地问他：“你父亲的来信我收到了，你怎么不给家里寄钱呢？”伍云甫答道：“已经寄过了。”后来，毛泽东又亲自给伍如春写了一封信：
“如春学兄：
惠书敬悉，困难甚念，寄上三百万元（相当于现在的300元），聊助杯水。如有困难，尚望续告。顺祝康吉！
毛泽东”
伍如春收到信和钱后，万分感激，立即给在北京读书的孙子伍绍祖去信，信中除对毛泽东主席深表谢意外，还大为赞扬毛泽东手迹的刚健遒劲、龙飞凤舞。当时正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上学的伍绍祖于1957年曾回了一趟老家探望祖父，发现祖父将毛泽东的手迹毕恭毕敬地安放在镜框里悉心珍藏。手迹一直珍藏到伍如春1958年逝世。
“文革”初期，这份珍贵的墨迹却不翼而飞了。在北京的伍云甫和伍绍祖得悉后都为此感到非常惋惜，千方百计去寻找却没有下落。
1969年，身为卫生部副部长、少将军衔的伍云甫去世了，继续寻找毛泽东手迹的重任便落在伍绍祖肩上了。
1972年，伍绍祖开始给王震同志当秘书。时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的黎原军长是王震三五九旅的老部下，有一次，黎原到北京看望老首长王震。伍绍祖抓住这个机会，请黎原回湖南后帮助查一查毛主席过去写给自己祖父伍如春的那封亲笔信，黎原对老首长秘书的请求满口答应，结果没多久，喜讯传来，黎原终于查找到手迹并退还给了伍绍祖。伍家大喜过望，将它珍藏起来。后来军事博物馆得悉后也想收藏这封信。伍绍祖觉得它太珍贵了，就让军事博物馆复制一份，原件仍自家保存。
这份珍贵的毛泽东手迹，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价值，说明毛泽东对人民群众和老朋友的深切关怀。而手迹的失而复得可以说是毛泽东与伍家的一件大“奇事”。
申办奥运会和推动足球改革
1990年北京亚运会取得成功之后接着是提出申办奥运会。1992年，担任了国家体委主任4年的伍绍祖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巴塞罗那，参加第二十五届奥运会。吸取了汉城用老将，不重视更新换代的教训的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了16枚金牌，确立了在独联体、美国、德国世界三强身后，第二集团排头兵的地位，一扫汉城奥运会时留下的阴影。
1993年9月，伍绍祖作为北京奥申会的主席前往加拿大蒙特利尔，为中国申办奥运会做最后的努力，但最终中国因为两票之差落败，悉尼获得了主办权。但北京也得到了与悉尼势均力敌的43票，对于第一次提出申办的北京来说这也是个辉煌的战绩。对此，伍绍祖认为，尽管中国没有取得主办权，也不完全是件坏事，如果第一次申办成功了，以当时我国的经济实力，办奥运会费的力气要更大一些，而且还会影响改革开放的进程，这是十分有见地的。
1994年，广岛亚运会上，国际反兴奋剂机构查出11名中国选手使用兴奋剂，获得4枚金牌的熊国鸣被禁赛，刚刚打破世界纪录的吕彬就此退役。这个恶劣的集体兴奋剂丑闻使伍绍祖深深认识到了禁药在中国体育界的泛滥和危害，直接促进中国加快了兴奋剂检测的研究和执行，并确立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发参加大型运动会的赛前标准——严查兴奋剂。奥运会主席萨马兰奇曾称赞中国是“反兴奋剂的模范”。
除了投身奥运会，在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历程上，伍绍祖也起到了助推作用。
1992年1月30日，中国国奥足球队在吉隆坡与韩国的比赛中失利。伍绍祖对采访他的媒体说：“江泽民同志打来电话，要我们总结经验。我呢，就借这个机会开始搞足球改革。”
在足球职业化刚被提出时，他经受了很大的阻力，不少人不赞成，觉得搞好了也拿不到金牌。当时，他到体委的时候，国家给的全部经费只有人民币2亿多元，分给足球这一块的只有100多万元。他的思路是，想搞好足球光靠这点钱是远远不够的，要靠改革寻求出路。1992年6月，北京红山口会议召开，足球开始真正动了起来，这次会议为中国足球确立了职业化的改革方向。伍绍祖说：“原来全国只有1000多名运动员踢球，到2000年，全国有300多个俱乐部，6万多运动员在踢球。”
尽管足球改革，但足球出的问题很多，成绩不佳，中国足球屡次受挫。当记者向他提出这些问题时，伍绍祖坦率地说：“中国足球要取得成功就和中国革命一样，需要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最后胜利的漫长的道路。因为体育就是竞争，你上去了我就得下来，不能总是胜利，常胜将军是没有的。我国足球现在还无实力冲出亚洲，怎能过高要求它呢！观众如能多来点辩证法，多看看徐寅生在1964年写的《关于如何打乒乓球》那篇文章，就比较容易理解中国足球的受挫和中国女排的沉浮了……”
从学子到将军
到国家体委主任
伍绍祖（1939—2012），湖南耒阳人，1939年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父亲伍云甫曾是当年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处长。1944年，年仅5岁的小绍祖上了延安第一完全小学。
伍绍祖敏而好学，天资聪颖，1957年，高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大学毕业后又考上研究生继续深造，正当这位年轻有为的学子向工程物理领域进军的时候，1965年1月，却意想不到地被选为第十八届全国学联主席，接替了前任胡启立的职务，并由研究生肄业即调至团中央工作，由此从理工科走上了完全陌生的从政之途。
在“文革”时期的1969年4月，伍绍祖到团中央“五七”干校锻炼，正好与受冲击的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编在一个班里。胡耀邦与伍绍祖无话不谈，成为知己，胡耀邦给了伍绍祖许多终生难忘的教诲。有趣而巧合的是，当年伍云甫在延安抗大学习时，也是和胡耀邦同在一个班里，而伍云甫还是班里的党支部书记。因此留下了伍家父子与胡耀邦“同过学”的一段佳话。伍绍祖曾对记者深情地说：“在我的经历中，胡耀邦是我第一个社会老师，也是思想道德品质老师，而王震则是我政治上的老师。”
那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年在延安时，三五九旅曾组成一支南下抗日先锋队由王震率领，在班师返回延安时，延安城军民列队迎接这支胜利归来的英雄部队，在校念书的伍绍祖也在欢迎人群中，还上了延安《解放日报》的一篇《小娃爱八路》的报道中。文章记述了伍绍祖慰问南下北返部队的事迹，还全文刊登了伍绍祖写的慰问信，署名：“二年级二班学生，七岁，伍绍祖，九月二十五日。”时隔26年后，王震于1972年，出于对革命后代伍绍祖的信任和了解，在他复出工作时，选中伍绍祖当他的秘书。伍绍祖能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边工作，获益匪浅，在王震的言传身教影响下，由一介书生成为一名国家高级干部。
1975年7月，聂荣臻元帅得悉王震找到了伍绍祖这样一个学核物理专业的研究生当秘书后，喜出望外，对王震说：“你怎么找了一个学核物理专业的研究生当秘书，这可是有用的人才呀！”豪爽的王震也意识到是该让伍绍祖归队搞本行了，于是痛快地把他介绍给国防科委，希望他从参谋干起，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干出成绩来。
伍绍祖牢记王震的教诲，在国防科委兢兢业业地工作，谦虚、谨慎，做出了出色的业绩，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赞扬。1982年他当上了国防科委副主任。1985年，任国防科工委政委、党委书记。1988年10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正当他要在国防事业上大显身手的时候，该年12月底，组织上却让他出任国家体委主任，成为中国体育界的主帅。他从1988至2000年，当了12年体育界的主帅。
从秘书到国防科委到将军再到体委一把手，伍绍祖是怎么干的呢？他曾豪爽地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就是遵照五个‘大’去干的，第一，政治上把握‘大’方向。体育就要为党的基本路线服务。第二，组织上搞‘大’团结。要搞五湖四海，为党的事业奋斗。第三，业务上‘大’放手，做到人尽其用，发挥人才优势。比如，国家体委的几位负责同志的分工就是以各自特长分工负责的。第四，工作上‘大’系统。要搞系统工程，这样可以胸中有数。比如，2000年北京奥运会申办工作，我就搞了一个网络图，申办工作有363件，从网络图上可以一目了然，就可有条不紊地开展。第五，待人要‘大’肚量，即使人家骂你两句，也不要去计较。”
伍绍祖正是按照这5个“大”字去干的，他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显示了他的领导才能。1990年，我国成功地举办了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中国以183枚金牌的优势远远地和竞争对手日本拉开了距离，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外界评论所言：“伍绍祖‘将发射原子弹、导弹和卫星’的组织、管理方法，运用到亚运会的组织管理上。众所周知，倒计时牌就是这次率先军转民用的。”
伍家父子和“三女杰”
伍绍祖的父亲伍云甫，是家里的独生子，他自小聪明伶俐，但家境贫寒。伍绍祖的祖父伍如春由于受儒家和小农意识影响较大，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老老实实当个教书匠，一生胆小怕事。而伍云甫青年时代血气方刚，对黑暗的旧世界疾恶如仇。
在考上湖南衡阳第三师范学校后，伍云甫于1923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毛泽东曾去他们学校作过报告，他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参加了革命，于1926年在耒阳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当过耒阳县农会秘书，并参加过1927年的秋收起义和1928年的湘南起义。伍云甫工作能力很强，打仗勇敢，经常冲锋在前，无所畏惧。1930年，组织上派他到上海搞特科工作，后来又派他到中央苏区去做电台的报务员。这样，伍云甫与曾三、王诤（建国后曾任四机部部长）等同志组建了中央红军电台。1934年，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由于红军中央电台是跟着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的，因此毛泽东认识了伍云甫。后来毛泽东得知伍云甫就是当年他在长沙湖南一师的老同学——那个不敢起来革命的伍如春的儿子时，曾幽默地对伍云甫说：“好嘛，没有想到伍如春的儿子也来参加革命了！”并关切地问起老同学伍如春的情况，令伍云甫很受感动。
伍家父子的出身不同寻常，伍家还出了3位女杰。他的母亲熊天荆即是1923年便参加了革命的刚烈女子。熊天荆出生于湖南一个破落官僚地主家庭，但她追求进步和革命。1926年由瞿秋白夫人杨芝华介绍加入了1927年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动。上海市“天通庵”事件就是她领导的。由于她表现勇敢，得到周恩来的赞赏。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制造了大屠杀，熊天荆也被列入“黑名单”，在缉捕之列。中共党组织上安排她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躲过此难。1933年她从苏联回国后，担任了反帝大同盟的党团书记。但不久就被叛徒出卖，关进南京监狱，遭严刑拷打。她始终坚强不屈，保持了共产党人崇高的气节。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开始释放政治犯。当时周恩来、叶剑英等都到监狱来挑共产党的政治犯，硬性规定必须是他们认识的人才能挑走。幸亏熊天荆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暴动中与周恩来相识并比较熟悉，周恩来挑出了熊天荆、夏之栩、王根英3人。再根据她们的诉述，最后才救出所有被捕的共产党人。在全力营救战友出狱这件事上，熊天荆是功不可没的。建国后，她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于1985年去世。她的非凡经历与坚定的革命精神，不愧为女中豪杰。 伍家的另一位女杰是伍绍祖的姑姑伍若兰。她早年就参加了革命，一向胆大泼辣。在1928年“年关暴动”胜利后，她与后来的红军总司令朱德结了婚。1930年，伍若兰在一次战斗中冲锋陷阵，身先士卒，不幸壮烈牺牲，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伍绍祖的夫人曾晓前，是老革命曾三的女儿，曾三与伍绍祖的父亲伍云甫是挚友，他们1930年一起在上海党中央地下电台工作，后来又一块被派往中央苏区，创建军队电台。建国后，曾三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档案局局长。曾晓前受家庭革命传统的影响，在工作中认真负责、吃苦耐劳。她1960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在当时，这个默默无闻的专业是没多少人愿意学的，而她却踏踏实实地埋头学习。1964年毕业后，先后在对外文委办公厅、故宫博物院、中纪委、兵器工业总公司监察局工作，她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都干一行爱一行，工作十分出色，真有点“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之气。
伍绍祖与曾晓前于1967年结成秦晋之好，两人相濡以沫。夫妇俩经常用革命前辈的事迹来教育两个儿子，严格要求，从不允许他们搞特殊。两个儿子都十分简朴、低调，没半点高干子弟的优越感。
毛泽东与伍绍祖的“奇事”
如前所述，伍绍祖的爷爷伍如春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与毛泽东是十分要好的同学，毛泽东曾动员伍如春跟他一块闹革命，但伍胆小怕事没有答应，回家乡当教书匠去了。毛泽东跟伍如春的儿子伍云甫也很熟悉。
全国解放后，伍如春在1955年曾给毛泽东主席写过一封信，一方面叙叙昔日的同学旧情，另一方面诉说自己在家乡生活的窘困。在1956年的春节团拜会上，毛泽东见到伍云甫时，亲切地问他：“你父亲的来信我收到了，你怎么不给家里寄钱呢？”伍云甫答道：“已经寄过了。”后来，毛泽东又亲自给伍如春写了一封信：
“如春学兄：
惠书敬悉，困难甚念，寄上三百万元（相当于现在的300元），聊助杯水。如有困难，尚望续告。顺祝康吉！
毛泽东”
伍如春收到信和钱后，万分感激，立即给在北京读书的孙子伍绍祖去信，信中除对毛泽东主席深表谢意外，还大为赞扬毛泽东手迹的刚健遒劲、龙飞凤舞。当时正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上学的伍绍祖于1957年曾回了一趟老家探望祖父，发现祖父将毛泽东的手迹毕恭毕敬地安放在镜框里悉心珍藏。手迹一直珍藏到伍如春1958年逝世。
“文革”初期，这份珍贵的墨迹却不翼而飞了。在北京的伍云甫和伍绍祖得悉后都为此感到非常惋惜，千方百计去寻找却没有下落。
1969年，身为卫生部副部长、少将军衔的伍云甫去世了，继续寻找毛泽东手迹的重任便落在伍绍祖肩上了。
1972年，伍绍祖开始给王震同志当秘书。时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的黎原军长是王震三五九旅的老部下，有一次，黎原到北京看望老首长王震。伍绍祖抓住这个机会，请黎原回湖南后帮助查一查毛主席过去写给自己祖父伍如春的那封亲笔信，黎原对老首长秘书的请求满口答应，结果没多久，喜讯传来，黎原终于查找到手迹并退还给了伍绍祖。伍家大喜过望，将它珍藏起来。后来军事博物馆得悉后也想收藏这封信。伍绍祖觉得它太珍贵了，就让军事博物馆复制一份，原件仍自家保存。
这份珍贵的毛泽东手迹，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价值，说明毛泽东对人民群众和老朋友的深切关怀。而手迹的失而复得可以说是毛泽东与伍家的一件大“奇事”。
申办奥运会和推动足球改革
1990年北京亚运会取得成功之后接着是提出申办奥运会。1992年，担任了国家体委主任4年的伍绍祖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巴塞罗那，参加第二十五届奥运会。吸取了汉城用老将，不重视更新换代的教训的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了16枚金牌，确立了在独联体、美国、德国世界三强身后，第二集团排头兵的地位，一扫汉城奥运会时留下的阴影。
1993年9月，伍绍祖作为北京奥申会的主席前往加拿大蒙特利尔，为中国申办奥运会做最后的努力，但最终中国因为两票之差落败，悉尼获得了主办权。但北京也得到了与悉尼势均力敌的43票，对于第一次提出申办的北京来说这也是个辉煌的战绩。对此，伍绍祖认为，尽管中国没有取得主办权，也不完全是件坏事，如果第一次申办成功了，以当时我国的经济实力，办奥运会费的力气要更大一些，而且还会影响改革开放的进程，这是十分有见地的。
1994年，广岛亚运会上，国际反兴奋剂机构查出11名中国选手使用兴奋剂，获得4枚金牌的熊国鸣被禁赛，刚刚打破世界纪录的吕彬就此退役。这个恶劣的集体兴奋剂丑闻使伍绍祖深深认识到了禁药在中国体育界的泛滥和危害，直接促进中国加快了兴奋剂检测的研究和执行，并确立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发参加大型运动会的赛前标准——严查兴奋剂。奥运会主席萨马兰奇曾称赞中国是“反兴奋剂的模范”。
除了投身奥运会，在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历程上，伍绍祖也起到了助推作用。
1992年1月30日，中国国奥足球队在吉隆坡与韩国的比赛中失利。伍绍祖对采访他的媒体说：“江泽民同志打来电话，要我们总结经验。我呢，就借这个机会开始搞足球改革。”
在足球职业化刚被提出时，他经受了很大的阻力，不少人不赞成，觉得搞好了也拿不到金牌。当时，他到体委的时候，国家给的全部经费只有人民币2亿多元，分给足球这一块的只有100多万元。他的思路是，想搞好足球光靠这点钱是远远不够的，要靠改革寻求出路。1992年6月，北京红山口会议召开，足球开始真正动了起来，这次会议为中国足球确立了职业化的改革方向。伍绍祖说：“原来全国只有1000多名运动员踢球，到2000年，全国有300多个俱乐部，6万多运动员在踢球。”
尽管足球改革，但足球出的问题很多，成绩不佳，中国足球屡次受挫。当记者向他提出这些问题时，伍绍祖坦率地说：“中国足球要取得成功就和中国革命一样，需要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最后胜利的漫长的道路。因为体育就是竞争，你上去了我就得下来，不能总是胜利，常胜将军是没有的。我国足球现在还无实力冲出亚洲，怎能过高要求它呢！观众如能多来点辩证法，多看看徐寅生在1964年写的《关于如何打乒乓球》那篇文章，就比较容易理解中国足球的受挫和中国女排的沉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