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商》
　　阿瑟·黑利 （Arthur Hailey） 著
　　陆谷孙、张增健、翟象俊 译
　　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6月版
　　阿瑟·黑利创作的小说《钱商》虽以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银行业为背景，但其中不少桥段，诸如滥发信用卡、信用卡诈骗、大银行的势利、银行规避社会责任、银行高管的贪腐，对于40年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颇具镜鉴意义。
　　作为行业小说，阿瑟·黑利在《钱商》创作上下的苦功丝毫不逊于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子夜》—前者在银行作了艰辛的蹲点调研，后者对证券交易所的运作作了深入研究。区别在于编剧出身的阿瑟·黑利过于强调紧凑、密集的戏剧冲突，这阻碍了《钱商》无法具有史诗性力作理应具备的宏大格局。这既是阿瑟·黑利行业小说的畅销书定位使然，也揭示了其无法跻身伟大小说的根源。
　　
　　作为一家上市的家族企业，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遭遇的危机不啻当下中国银行业的注脚，由此也衍生出了更具根本性的问题：银行为谁而生？
　　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创始人的孙子、现任总裁班·罗塞利已是肺癌晚期，其子在二战中丧生，孙子死于越战，这让现任总裁继承人的课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总裁在经营战略上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银行的运营理念，这也正是小说中人物性格冲突乃至小说戏剧性的来源—在总裁候选人、副总经理罗斯科·海沃德看来，银行为利润而生。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应该着力于服务超国公司（作者在公司取名上煞费苦心）这类的大客户，至于小微企业、东城新区改造项目这类利润微薄甚至带有公益性质的业务应该避之唯恐不及。在另一位总裁候选人、副总经理亚历克斯·范德沃特看来，银行不应对超国公司这样的财阀趋之若鹜，小微企业乃至旧城改造贷款才是银行理应关注的利润源泉。一言以蔽之，罗斯科和亚历克斯作为下一任总裁的竞争对手，庶几代表了金融资本在价值取向上的分歧：前者重视上层，后者注重草根。
　　罗斯科在以财阀企业为代表的大客户争取上体现出的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和唯利是图，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当前的国内银行业—一方面，具备创新理念的小微企业融资无门以至于求助地下钱庄;另一方面，大财阀视银行风控制度如无物，在贷款申请上所向披靡。更可怕的是，财阀之所以成为财阀，是因为其可以成功操控各种社会资源为其作信用背书。
　　从小说中看来，不仅是罗斯科这样的金融巨子，还是美国副总统这样的政界强人，都成为超国公司总裁夸特梅因的座上宾。为实现和金融资本的联姻，夸特梅因不惜向罗斯科赠送超国子公司的股权甚至情妇，将罗斯科从好友晋级为利益攸关者，进而借此绑架银行贷款。可以预料的是，如果副总统旨在救助超国公司的提案在国会通过，会有更多的股民为“大到不能倒”的上市财阀买单，遑论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横跨金融资本、政界人脉的既得利益财阀集团就是这么形成的（正如艾森豪威尔提及的“军事-工业联合体”），这也是对于当下中国最具有警示意义的所在。
　　与之相对的是亚历克斯为代表的银行改革派。在今天看来，被70年代的美国视为银行创新的自动柜员机不啻明日黄花，但有些桥段可谓日久弥新：为履行社会责任，亚历克斯主张银行积极参与东城新区抵押贷款的民生项目;为整治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的“大企业病”，亚历克斯将分行下沉至社区;为创造稳定且可持续的利润增长点，亚历克斯号召银行为小微企业雪中送炭。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无疑是原罪的，银行作为金融资本亦不例外。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本身也在不断进化，这使得金融资本从原始积累阶段的丛林人属性（譬如《威尼斯商人》中的高利贷者夏洛克）不断向成熟阶段的社会人属性转变，正如小说中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创始人的那句名言—“要真正赚钱，我们必须不仅要有所得，而且还要有所失”，这句金玉良言同样适用于中国的银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