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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底，黑龙江省木林县原政协副主席蒋开儒到了深圳，有感于所见所闻，他写了一首歌词，后经高手点化，这首歌成了歌颂第二代领导人的代表性曲目。这首歌就是《春天的故事》，歌词用诗意的笔调描写了邓小平在那一年年初的南巡：“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歌中的描述并不为过。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处于彷徨中的中国指出了一个清晰的发展方向，自此，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开始了深刻而系统的蜕变，20年间俨然再造了一个新的中国，也在开启着一个新的轮回。但即使往正确的方向上再多走一小步，一切开始变得不一样。
向钱看！向前看！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社会在南巡前的近3年经过了一段沉闷的煎熬，但平静的表象下，热情像火山岩在地下汹涌，寻找宣泄的出口。终于，邓小平打开了这个盖子，并规定了热情喷发的方向。这个方向可以简单地归纳为：搞经济。
股票市场热了起来，1992年8月7日，深交所宣布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发售抽签表500万张，申购者最多可持10张身份证购买抽签表，每张抽签表可认购1000股。两天内，150万人涌入深圳，大量外地身份证通过邮局寄来，300个发售点前排起长龙，排队的人互相抱着腰不敢松手，苦等两个昼夜。最后，没有多少人买到抽签表，觉得受了愚弄的人们聚众闹事，商店被砸，警车被焚。在新疆做小生意的唐万新看准机会，请了5000人到深圳“旅游”，帮他排队买抽签表，由此大发一笔，奠定了后来风生水起又轰然倒塌的德隆系的基础。
深圳街头的这个景象完美地诠释了热情的爆发，也为接下来20年的中国社会写了注脚。中国人对挣钱的渴望从未表现得如此强烈而直白，以至于整个社会都充斥着市侩和急功近利的气息。
80年代的中国不是这样的。学者李陀概括说，80年代的一个特征是人人有激情，一种继往开来的激情。80年代的人，无论高低贫富都有历史观和历史意识，人人都相信自己对历史负有责任。
80年代的思想界都在探讨一个宏大的话题：中国向何处去。事实上，“文革”的失败为80年代投下了阴影，极左思潮对个人在道德方面提出的过高要求和由此产生的失落感播下了虚无主义的种子。吊诡的是，80年代的虚无也是以理想主义的面目呈现出来，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主张告别“黄色文明”，彻底倒向所谓的“蓝色文明”。
当打击第二次到来之后，再难觅理想主义的雪泥鸿爪了。一位知识分子回忆当年的心路，在被当头打了一棒之后，他对自己说，我对这个国家的责任到此为止了。对政治生活的热忱、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隐匿了，留存历史感的中国人渐成少数，人们转向个人生活和经济领域为个人的存在价值寻找寄托。挣钱，是一个政治上安全的选择，后来又变成了政治上的正确。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展示了他的预见能力，他的顺口溜为时代画了一幅素描：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
在邓小平的号召下，一批体制内的官员下海经商，“92派”们开始了他们的“野蛮生长”。创富的热情在民间膨胀，一时间，“10亿人民9亿商，还有1亿在观望”。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动向，他们也不再安于书斋，开始将知识变现，迅速消灭了“手术刀不如杀猪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社会现象，也终结了相关的争论。知识分子或下海经商，或用自己的知识为权力和资本服务，换取报酬。
知识分子群体总体上呈现犬儒化倾向，对课题的争夺、发表论文的焦虑、赚钱的渴望压倒了对学问本身的关注，房子、车子、装修、娱乐成了知识分子聚会的主题，80年代学术会议上的“会中会”，即组成小群体通宵讨论的场景只能作为旧梦在一些人的回忆中重温一下了。安贫乐道、冷板凳坐穿等知识分子的美德消逝了，如果说金钱历来是获得社会影响力和声望的来源之一，但知识分子的成功都要用金钱衡量的现象还是第一次在中国出现。
犬儒化的另一种表现是学术研究的取向，知识分子很少从战略层面思考问题了，他们斩断了学术研究与关怀民族命运之间的联系，学术走向规范化、技术化、工具化，借用李泽厚的概括，这是一个“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的过程。部分是自主选择，部分亦是规矩限定，因为邓小平坚定地说了，不争论。改革开放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允许争论的80年代，到底哪部分人该先富是个难以有共识的问题，一旦不再就此争论，距离资源最近的权贵自然就成了先富的群体。把学术研究中立化了的学者们事实上配合了这一进程，也分享到了利益。
犬儒化是个普遍现象，但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犬儒。争论仍时有发生，从90年代到21世纪初，所有制性质、反和平演变、该不该让民营企业家入党等都是“交锋”的议题，但由于媒体的冷处理，这类论争只能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后来，关于国有资产流失和改革反思的讨论，虽然进入了大众媒体关注的视野，由于持不同立场的双方都具备世俗化的犬儒属性，使得讨论的严肃意义部分被消解了。
经济学家是话题性最强的一群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将自己的知识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结合，建立了“经济学帝国主义”话语体系；一方面扮演多重身份：既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又以担任独立董事等方式与资本合作，同时还以公众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影响舆论。一些经济学家不仅仅停留在与权贵和资本合作的层面，而是跻身于权贵之列。如此作为的后果是，在21世纪进入第二个10年的时候，经济学家的社会形象已经大不如从前。
知识界或直接或间接地塑造着全社会的文化生态，当教授沦落为“叫兽”，整个社会也表现为公共理性极度缺失。穷人为五斗米折腰，无力着眼长远；富人堆里则到处弥漫着“软乎乎的幸福主义”，把经济繁荣的线性发展趋势视为必然，拒绝严肃的思考。
市场市侩主义瓦解社会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主流话语体系是集体主义的，提倡奉献，鼓励为了集体牺牲小我利益。1992年以来的主流话语是市场逻辑，提倡理性和个性，计算投入产出比，强调个人利益最大化。
在对抗和解构对个人诉求的过度压制中，市场逻辑曾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新自由主义取向的改革，它在行动中通过“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尽可能拓展市场的领地，即在原本没有市场的地方建立市场，如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它还不满足于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企图将市场的逻辑推广到一切范畴。同时，市场逻辑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混同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厚黑原则，就成了市场市侩主义了。陈丹青不无刻薄地评论，资本主义的竞争是无情的，但中国的竞争是关于卑鄙的竞争。
市场市侩主义冲击着一切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传统价值资源，瓦解了信任，腐蚀了社会风气。“告别崇高”是80年代文学的主题之一，王朔的“痞子文学”那时就已风靡，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姿态向崇高发起挑战。细审之，王朔们并非在否定崇高，他们反对和调侃的是更多假崇高之名的伪装。一个要求所有人都崇高的社会形态是不正常的，一个拒绝崇高的社会同样是不正常的。一个人可以不崇高，但不可以轻薄崇高。但市场市侩主义为轻薄崇高提供了合法性，2008年出现的“范跑跑事件”将此逻辑推演到极致。没有受过特殊训练的教师在危难时刻出于本能逃生，这一现象本没有进入公关讨论的议题，更没有人予以谴责，但当事人事后却将其阐发为人为自己即是最大的道德，这是对灾难中舍生取义者的大不敬，是对底线伦理的挑战，不应为任何正常的社会所容忍。一边是救灾中汹涌的志愿精神，一边是许多人对“范跑跑”的支持，而且二边重合度并不低，这乃是道德失序的标志。
某些经济学家们为市侩市场主义的发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若干年里，他们只谈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谈论他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和只要人人自私自利即可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却忽略了斯密早年的《道德情操论》。
更致命的伤害在于市场市侩主义对国家（state）的入侵。2006年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一审判决的依据就是，人不可能也不应该有利他的行为。在没有证据认定被告彭宇撞倒原告老太太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书“根据社会情理”认定，如果彭宇不是肇事者，那么他应该去指证肇事者而不是对老太太好心相扶，更不应该将老太太送到医院。判决书隐含的逻辑是，扶起老人一定是因为做贼心虚。该案虽后经调解在二审和解，但一审判决造成的恶劣影响却是持久的，见到老人摔倒是否该扶起竟然成为一个持久热议的社会话题。后来出现的“小悦悦事件”只是情节的合理发展而已。
我们都是消费者
90年代的宣传火了一中一美两个老太太。这个流传甚广的预言说的是，两个老太太在天堂相遇，聊起生前经历，中国老太太说，我攒了半辈子钱，终于买了一个大房子，可惜没住多久就来这了；美国老太太说，我住了半辈子大房子，在临死前终于还清了贷款。故事的寓意是，中国式的消费观念老土了，同样是购买行为，超前消费的方式更理性。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伦理是积累，全国人民经过近30年的辛勤劳动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工业体系。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大规模的产能释放出来，中国告别了匮乏时代。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诉求下，官方意识形态开始鼓励消费，在力促外向型经济的同时启动内需。中国从重积累、以节俭和储蓄为美德的时代过渡到了鼓励消费的时代，消费主义的浪潮来袭，中国人也多了一重新的身份：消费者。
消费主义有两重基本含义。第一重，消费主义指一种不断刺激需求、持续制造购买欲望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消费的目的不是满足基本需求，而是消费商品的符号意义。消费主义秩序的形成离不开国家的扶植，1993年，国家开始实施“金卡工程”，促成了信用卡服务的大规模普及，方便更多人用透支的方式消费明天的预期；1994年，出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9年，恢复征收利息税，督促老百姓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花掉。买房子可以按揭了，买车也可以按揭了。
1993年，《精品购物指南》在北京创刊，是消费主义文化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其后，此类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在各个书报摊上占据最大的比重。此类大众传媒通过鼓吹炫耀性消费营造了这样的幻象：人存在的价值通过你消费的东西来体现，人的社会认同感不再来自内心的美和力量，而是来自住什么地段的房子，开哪个国家的汽车，穿什么牌子的衣服。于是，富人居住的地方不叫高档社区了，而要称为高尚社区。
消费主义的另一面就是拜金主义，宁在宝马车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就是拜金主义者的宣言，2011年出现在上海的“援交”中学生则是这种文化的受害者。
消费主义的另一重含义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通过反虚假宣传、提高产品质量等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这个意义上的消费主义暗合对个人权利的诉求，在政治领域受到抑制的权利意识借消费者的身份得到部分体现，典型的例子是业主组织的维权实践和自我管理尝试。1995年出道的“刁民”王海是消费者运动的先驱，90年代初开播的中央电视台的3·15晚会是这股力量的舆论阵地。
消费者运动近年来还承载了一些人改造世界的梦想，当姚明一本正经地在电视上告诉你“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时，传递的是一个已经消费到产生疲劳感的阶层对社会进步的理解和他们能为社会进步所做的仅有的贡献，抑或只是一碗给自己煲的心灵鸡汤。
社会流动与新篇章的开启
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见证了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数亿农民进城打工，以血和汗的代价支撑了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工厂地位。
经济要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要提高，唯一的出路是城市化、工业化。80年代，乡镇企业独领风骚，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邓小平称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发明。但乡镇企业不是80年代才出现的，乡镇企业起源于大跃进，“文革”后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全国化肥产量的一半是由乡镇企业贡献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也在那个时代就出现过了，数千万农民在大跃进中迁入城市工作，又在1962年的经济整顿中被遣回农村。
目前我们看到的工业化进程是与此前那个不同的。90年代，国家政策向三资企业大力倾斜，乡镇企业逐步失去竞争力，被淘汰出局，“苏南模式”成为历史。这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乡镇企业代表着独立自主的方向，选择三资企业则表示中国决意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原本可以通过“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参与工业化的农民，不得不“孔雀东南飞”，到沿海城市打工，于是出现了农民工这个中国才有的群体。
从经济学理论上讲，作为事实上的产业工人，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应足以支持其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即能够覆盖其在工作所在地定居所需的生活成本和抚养下一代的开销。可是，农民工工资远低于这个标准，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很大部分继续由农村承担，在经济发生波动的时候，他们随时可能被工厂解雇，回到土地上。这相当于由农村承担了工业资本所应支付的一部分劳动成本，这部分钱转化为超额利润被吸纳进全球资本体系。农民工在城市中还要忍受社会性歧视，“民工”演化为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字眼，时常被城里人拿来攻击他人或自我嘲讽。
外出打工造成了乡村的空心化趋势，乡土资源流失严重，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学研究的课题和政策所要关注的焦点。农民工忍受着经济上的剥削和社会性歧视奔向城市，因为城市为他们提供了一片新天地，比如按月领工资的收入模式（建筑业是个例外）、消费主义文化氛围、城市生活方式的幻象等。这些被传导回乡村后，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文化震荡。
第一代农民工大都经历过前改革时代，他们重积累，将打工所得寄回家乡盖房子，期待以后叶落归根。混合了集体主义话语和市场逻辑的官方宣传对他们尚有迷惑性，他们可以接受吃苦受累是为国家经济建设做贡献的说法。但近年来，第二代农民工成长起来了，也带来了影响未来走向的变量。
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90后一代与父辈不同，他们从小受市场逻辑和消费文化影响，个人意识强烈。留存在学校教育中的集体主义话语对他们来说曾是遥远的说教，但打工过程让阶级话语变得鲜活起来，国外诸多的社会学研究表明，车间成了阶级意识培养的温床，打工仔打工妹们通过长时间加班工作、领班的恶劣态度等明白了书本上说的压迫是什么意思。与父辈相比，他们忍辱负重的气质更淡薄，更倾向于抗争。另外，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既促进了打工者群体的知识化趋势，也让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汇入打工大军。未来，打工者的话语能力将持续提升，为联合起来与资本博弈提供了无限可能。
新一代打工者与乡土的亲缘关系远不如父辈亲近，土地是他们回不去的故乡，他们的未来将一直跟城市相连。他们和父辈是城市的建设者，但城市尚未真正接纳他们，未来是否有这个可能，要看发展战略是否重新定位。他们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是疏是堵，将影响中国社会洪流的走向。
歌中的描述并不为过。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处于彷徨中的中国指出了一个清晰的发展方向，自此，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开始了深刻而系统的蜕变，20年间俨然再造了一个新的中国，也在开启着一个新的轮回。但即使往正确的方向上再多走一小步，一切开始变得不一样。
向钱看！向前看！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社会在南巡前的近3年经过了一段沉闷的煎熬，但平静的表象下，热情像火山岩在地下汹涌，寻找宣泄的出口。终于，邓小平打开了这个盖子，并规定了热情喷发的方向。这个方向可以简单地归纳为：搞经济。
股票市场热了起来，1992年8月7日，深交所宣布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发售抽签表500万张，申购者最多可持10张身份证购买抽签表，每张抽签表可认购1000股。两天内，150万人涌入深圳，大量外地身份证通过邮局寄来，300个发售点前排起长龙，排队的人互相抱着腰不敢松手，苦等两个昼夜。最后，没有多少人买到抽签表，觉得受了愚弄的人们聚众闹事，商店被砸，警车被焚。在新疆做小生意的唐万新看准机会，请了5000人到深圳“旅游”，帮他排队买抽签表，由此大发一笔，奠定了后来风生水起又轰然倒塌的德隆系的基础。
深圳街头的这个景象完美地诠释了热情的爆发，也为接下来20年的中国社会写了注脚。中国人对挣钱的渴望从未表现得如此强烈而直白，以至于整个社会都充斥着市侩和急功近利的气息。
80年代的中国不是这样的。学者李陀概括说，80年代的一个特征是人人有激情，一种继往开来的激情。80年代的人，无论高低贫富都有历史观和历史意识，人人都相信自己对历史负有责任。
80年代的思想界都在探讨一个宏大的话题：中国向何处去。事实上，“文革”的失败为80年代投下了阴影，极左思潮对个人在道德方面提出的过高要求和由此产生的失落感播下了虚无主义的种子。吊诡的是，80年代的虚无也是以理想主义的面目呈现出来，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主张告别“黄色文明”，彻底倒向所谓的“蓝色文明”。
当打击第二次到来之后，再难觅理想主义的雪泥鸿爪了。一位知识分子回忆当年的心路，在被当头打了一棒之后，他对自己说，我对这个国家的责任到此为止了。对政治生活的热忱、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隐匿了，留存历史感的中国人渐成少数，人们转向个人生活和经济领域为个人的存在价值寻找寄托。挣钱，是一个政治上安全的选择，后来又变成了政治上的正确。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展示了他的预见能力，他的顺口溜为时代画了一幅素描：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
在邓小平的号召下，一批体制内的官员下海经商，“92派”们开始了他们的“野蛮生长”。创富的热情在民间膨胀，一时间，“10亿人民9亿商，还有1亿在观望”。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动向，他们也不再安于书斋，开始将知识变现，迅速消灭了“手术刀不如杀猪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社会现象，也终结了相关的争论。知识分子或下海经商，或用自己的知识为权力和资本服务，换取报酬。
知识分子群体总体上呈现犬儒化倾向，对课题的争夺、发表论文的焦虑、赚钱的渴望压倒了对学问本身的关注，房子、车子、装修、娱乐成了知识分子聚会的主题，80年代学术会议上的“会中会”，即组成小群体通宵讨论的场景只能作为旧梦在一些人的回忆中重温一下了。安贫乐道、冷板凳坐穿等知识分子的美德消逝了，如果说金钱历来是获得社会影响力和声望的来源之一，但知识分子的成功都要用金钱衡量的现象还是第一次在中国出现。
犬儒化的另一种表现是学术研究的取向，知识分子很少从战略层面思考问题了，他们斩断了学术研究与关怀民族命运之间的联系，学术走向规范化、技术化、工具化，借用李泽厚的概括，这是一个“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的过程。部分是自主选择，部分亦是规矩限定，因为邓小平坚定地说了，不争论。改革开放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允许争论的80年代，到底哪部分人该先富是个难以有共识的问题，一旦不再就此争论，距离资源最近的权贵自然就成了先富的群体。把学术研究中立化了的学者们事实上配合了这一进程，也分享到了利益。
犬儒化是个普遍现象，但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犬儒。争论仍时有发生，从90年代到21世纪初，所有制性质、反和平演变、该不该让民营企业家入党等都是“交锋”的议题，但由于媒体的冷处理，这类论争只能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后来，关于国有资产流失和改革反思的讨论，虽然进入了大众媒体关注的视野，由于持不同立场的双方都具备世俗化的犬儒属性，使得讨论的严肃意义部分被消解了。
经济学家是话题性最强的一群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将自己的知识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结合，建立了“经济学帝国主义”话语体系；一方面扮演多重身份：既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又以担任独立董事等方式与资本合作，同时还以公众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影响舆论。一些经济学家不仅仅停留在与权贵和资本合作的层面，而是跻身于权贵之列。如此作为的后果是，在21世纪进入第二个10年的时候，经济学家的社会形象已经大不如从前。
知识界或直接或间接地塑造着全社会的文化生态，当教授沦落为“叫兽”，整个社会也表现为公共理性极度缺失。穷人为五斗米折腰，无力着眼长远；富人堆里则到处弥漫着“软乎乎的幸福主义”，把经济繁荣的线性发展趋势视为必然，拒绝严肃的思考。
市场市侩主义瓦解社会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主流话语体系是集体主义的，提倡奉献，鼓励为了集体牺牲小我利益。1992年以来的主流话语是市场逻辑，提倡理性和个性，计算投入产出比，强调个人利益最大化。
在对抗和解构对个人诉求的过度压制中，市场逻辑曾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新自由主义取向的改革，它在行动中通过“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尽可能拓展市场的领地，即在原本没有市场的地方建立市场，如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它还不满足于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企图将市场的逻辑推广到一切范畴。同时，市场逻辑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混同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厚黑原则，就成了市场市侩主义了。陈丹青不无刻薄地评论，资本主义的竞争是无情的，但中国的竞争是关于卑鄙的竞争。
市场市侩主义冲击着一切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传统价值资源，瓦解了信任，腐蚀了社会风气。“告别崇高”是80年代文学的主题之一，王朔的“痞子文学”那时就已风靡，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姿态向崇高发起挑战。细审之，王朔们并非在否定崇高，他们反对和调侃的是更多假崇高之名的伪装。一个要求所有人都崇高的社会形态是不正常的，一个拒绝崇高的社会同样是不正常的。一个人可以不崇高，但不可以轻薄崇高。但市场市侩主义为轻薄崇高提供了合法性，2008年出现的“范跑跑事件”将此逻辑推演到极致。没有受过特殊训练的教师在危难时刻出于本能逃生，这一现象本没有进入公关讨论的议题，更没有人予以谴责，但当事人事后却将其阐发为人为自己即是最大的道德，这是对灾难中舍生取义者的大不敬，是对底线伦理的挑战，不应为任何正常的社会所容忍。一边是救灾中汹涌的志愿精神，一边是许多人对“范跑跑”的支持，而且二边重合度并不低，这乃是道德失序的标志。
某些经济学家们为市侩市场主义的发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若干年里，他们只谈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谈论他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和只要人人自私自利即可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却忽略了斯密早年的《道德情操论》。
更致命的伤害在于市场市侩主义对国家（state）的入侵。2006年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一审判决的依据就是，人不可能也不应该有利他的行为。在没有证据认定被告彭宇撞倒原告老太太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书“根据社会情理”认定，如果彭宇不是肇事者，那么他应该去指证肇事者而不是对老太太好心相扶，更不应该将老太太送到医院。判决书隐含的逻辑是，扶起老人一定是因为做贼心虚。该案虽后经调解在二审和解，但一审判决造成的恶劣影响却是持久的，见到老人摔倒是否该扶起竟然成为一个持久热议的社会话题。后来出现的“小悦悦事件”只是情节的合理发展而已。
我们都是消费者
90年代的宣传火了一中一美两个老太太。这个流传甚广的预言说的是，两个老太太在天堂相遇，聊起生前经历，中国老太太说，我攒了半辈子钱，终于买了一个大房子，可惜没住多久就来这了；美国老太太说，我住了半辈子大房子，在临死前终于还清了贷款。故事的寓意是，中国式的消费观念老土了，同样是购买行为，超前消费的方式更理性。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伦理是积累，全国人民经过近30年的辛勤劳动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工业体系。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大规模的产能释放出来，中国告别了匮乏时代。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诉求下，官方意识形态开始鼓励消费，在力促外向型经济的同时启动内需。中国从重积累、以节俭和储蓄为美德的时代过渡到了鼓励消费的时代，消费主义的浪潮来袭，中国人也多了一重新的身份：消费者。
消费主义有两重基本含义。第一重，消费主义指一种不断刺激需求、持续制造购买欲望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消费的目的不是满足基本需求，而是消费商品的符号意义。消费主义秩序的形成离不开国家的扶植，1993年，国家开始实施“金卡工程”，促成了信用卡服务的大规模普及，方便更多人用透支的方式消费明天的预期；1994年，出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9年，恢复征收利息税，督促老百姓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花掉。买房子可以按揭了，买车也可以按揭了。
1993年，《精品购物指南》在北京创刊，是消费主义文化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其后，此类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在各个书报摊上占据最大的比重。此类大众传媒通过鼓吹炫耀性消费营造了这样的幻象：人存在的价值通过你消费的东西来体现，人的社会认同感不再来自内心的美和力量，而是来自住什么地段的房子，开哪个国家的汽车，穿什么牌子的衣服。于是，富人居住的地方不叫高档社区了，而要称为高尚社区。
消费主义的另一面就是拜金主义，宁在宝马车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就是拜金主义者的宣言，2011年出现在上海的“援交”中学生则是这种文化的受害者。
消费主义的另一重含义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通过反虚假宣传、提高产品质量等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这个意义上的消费主义暗合对个人权利的诉求，在政治领域受到抑制的权利意识借消费者的身份得到部分体现，典型的例子是业主组织的维权实践和自我管理尝试。1995年出道的“刁民”王海是消费者运动的先驱，90年代初开播的中央电视台的3·15晚会是这股力量的舆论阵地。
消费者运动近年来还承载了一些人改造世界的梦想，当姚明一本正经地在电视上告诉你“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时，传递的是一个已经消费到产生疲劳感的阶层对社会进步的理解和他们能为社会进步所做的仅有的贡献，抑或只是一碗给自己煲的心灵鸡汤。
社会流动与新篇章的开启
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见证了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数亿农民进城打工，以血和汗的代价支撑了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工厂地位。
经济要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要提高，唯一的出路是城市化、工业化。80年代，乡镇企业独领风骚，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邓小平称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发明。但乡镇企业不是80年代才出现的，乡镇企业起源于大跃进，“文革”后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全国化肥产量的一半是由乡镇企业贡献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也在那个时代就出现过了，数千万农民在大跃进中迁入城市工作，又在1962年的经济整顿中被遣回农村。
目前我们看到的工业化进程是与此前那个不同的。90年代，国家政策向三资企业大力倾斜，乡镇企业逐步失去竞争力，被淘汰出局，“苏南模式”成为历史。这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乡镇企业代表着独立自主的方向，选择三资企业则表示中国决意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原本可以通过“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参与工业化的农民，不得不“孔雀东南飞”，到沿海城市打工，于是出现了农民工这个中国才有的群体。
从经济学理论上讲，作为事实上的产业工人，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应足以支持其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即能够覆盖其在工作所在地定居所需的生活成本和抚养下一代的开销。可是，农民工工资远低于这个标准，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很大部分继续由农村承担，在经济发生波动的时候，他们随时可能被工厂解雇，回到土地上。这相当于由农村承担了工业资本所应支付的一部分劳动成本，这部分钱转化为超额利润被吸纳进全球资本体系。农民工在城市中还要忍受社会性歧视，“民工”演化为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字眼，时常被城里人拿来攻击他人或自我嘲讽。
外出打工造成了乡村的空心化趋势，乡土资源流失严重，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学研究的课题和政策所要关注的焦点。农民工忍受着经济上的剥削和社会性歧视奔向城市，因为城市为他们提供了一片新天地，比如按月领工资的收入模式（建筑业是个例外）、消费主义文化氛围、城市生活方式的幻象等。这些被传导回乡村后，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文化震荡。
第一代农民工大都经历过前改革时代，他们重积累，将打工所得寄回家乡盖房子，期待以后叶落归根。混合了集体主义话语和市场逻辑的官方宣传对他们尚有迷惑性，他们可以接受吃苦受累是为国家经济建设做贡献的说法。但近年来，第二代农民工成长起来了，也带来了影响未来走向的变量。
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90后一代与父辈不同，他们从小受市场逻辑和消费文化影响，个人意识强烈。留存在学校教育中的集体主义话语对他们来说曾是遥远的说教，但打工过程让阶级话语变得鲜活起来，国外诸多的社会学研究表明，车间成了阶级意识培养的温床，打工仔打工妹们通过长时间加班工作、领班的恶劣态度等明白了书本上说的压迫是什么意思。与父辈相比，他们忍辱负重的气质更淡薄，更倾向于抗争。另外，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既促进了打工者群体的知识化趋势，也让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汇入打工大军。未来，打工者的话语能力将持续提升，为联合起来与资本博弈提供了无限可能。
新一代打工者与乡土的亲缘关系远不如父辈亲近，土地是他们回不去的故乡，他们的未来将一直跟城市相连。他们和父辈是城市的建设者，但城市尚未真正接纳他们，未来是否有这个可能，要看发展战略是否重新定位。他们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是疏是堵，将影响中国社会洪流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