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朋友，当过老师，编过杂志，后转行当了基层税务所所长。他说，基层税务部门的工作，高中生来干都绰绰有余，而他这个所长因是知识分子出身，就想倡导一下“文明执法”。
　　但他很快发现这条路很难走下去。“基层税务文化和我理想中的东西差得很远。”这位朋友说，“你以文明态度对待纳税人，他以‘潜规则’对待你。你要对他文明礼貌，执法就无法完成，税都收不上来。只有你手段残忍点儿、厉害点儿，他还能服你，说‘这人行，有本事’！反之，他说你是‘书生’，说你‘没手腕’，不理你。”
　　税务所长的“文明”热情迅速冷却下来。显然他弄错了一件事情，就是以为“文明执法”会令征税过程更顺利，双方的关系更融洽。他不明白，纳税人并不太在意他对他们的态度有多“文明”，他们真正在意的是他从他们手里拿走了多少钱—即使他执法很“文明”，但他们的“钱被拿走”这个事实会变得好一点吗？结局不是可以料想得到的吗？何必再去演一出戏呢？
　　同样，对基层税务人员来说，“能收到钱”就是一切，过程的“文明”与否无关紧要。既然如此，倒不如以最简单粗暴的方式体现这一宗旨—给纳税人制造紧张、恐惧，令他们保持高度不确定和不安全的心理状态，将其置于严密管制和监督之下，征税过程才会顺利。基层税务人员也许真的没什么文化，他们也根本不屑于展现“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什么作用。这是一种对“文明”的极大讽刺—它依赖的不是税务人员与纳税人之间的信任，而是怀疑和敌意。
　　税务所长的“新政”就像黑夜里的闪电那样短促地消失了。他说：“到后来，把我逼得只有下手！要收一个单位的税，就先查他的账，给他列出几大问题，让他来找我，把他罚了，收拾了，他说你厉害！才会好好按时交税。”

“国民素质的提升是双方的事儿。我们的国民素质……被人蹂躏惯了。”看到纳税人的钱被这样挥霍，他很痛苦。最后领导干脆也不让他干了。

　　这种结果令人啼笑皆非：如果你“文明执法”，纳税人就不理你了；如果不“文明执法”，纳税人就理你了。新所长不明白，为什么税务人员和纳税人之间不可以建立友善的关系，而非得表现得像有什么深仇宿怨似的？为什么非得要以一种令人尴尬与羞辱的方式才能完成收税？显然，他们都已经想明白了的道理，他还没有想明白。正如新所长所说，在基层税务人员与纳税人的关系中，是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基层税务文化”的。税务人员对纳税人一定程度的冷漠、威压以及进攻性，既是工作手段，又是对这种生存环境的必要反应。纳税人的思想及行为不是受制于规则与程序，而是遵循着长期耳濡目染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既有强制性的、冷酷又缺乏精神和道德内容的一面，也有暧昧难明的“人情税”的一面。他们就像是生活在这种文化水体中的鱼，都将这种“潜规则”看成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丝毫也不觉得奇怪。
　　认清这种情势之后，这位所长朋友迅速放弃了他“文明执法”的理想，而理直气壮地加入了简单粗暴执法的行列。他受到了同事们的欢迎、称赞，以及纳税人的顺从和配合。
　　他稍带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他摇头叹息：“唉，国民素质的提升是双方的事儿。我们的国民素质……被人蹂躏惯了。”
　　到后来，他跟上级、同事也有了矛盾，因为他的思想、行为方式，跟人家都格格不入。他听不惯别人总结他们的工作是“吃喝嫖赌不抽，坑蒙拐骗不偷”，也看不惯没完没了的招待应酬。看到纳税人的钱被这样挥霍，他很痛苦。最后领导干脆也不让他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