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进鬼门关
　　1953年，我19岁，被确诊为重度肺结核。那时的肺结核如同今天的癌症，死亡率高又没有特效药。医院刚刚进口了一批链霉素，尽量先给重病号用。可我一连打了百十来针，痰里仍然带菌，病灶不见吸收。
　　此后，我做过“气腹”———往腹腔里注气；做过“压神经”，即把颈部一侧的神经碾碎，使横膈膜提升不降，以此来托住肺部，病友戏称此为“歪脖术”，因为术后要两个礼拜歪着脖子；还做过“自血疗法”，从胳膊静脉里抽血，立即注入臀部。由于肌肉吸收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臀部总带着大包，白天坐不下，晚上躺不下。刚消点肿，又来一回。
　　内科的疗法均告无效，医生决定把我转到新建的结核病医院（现安贞医院）外科病房。
　　当时肺病的外科治疗，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肺叶摘除法”，医生认为这种方法不适合我，因为我是双侧肺部有病。另一种是“切肋骨”，这种手术是在掀起人的肩胛骨后，切掉若干根肋骨，术后人的胸部会明显塌陷变形。大夫实在下不了决心向一个花季女孩开这样的刀，他们一再说，等等，再等等。
　　不久，机会真的来了。经卫生部批准，医院试用了一种由罗马尼亚引进的专治空洞型病灶的手术。它是从侧面撑开肋骨，用手术刀将肺叶上的深度病灶刮干净（我想多半跟削苹果上的烂块似的），然后把药物直接注入肺部。病友们议论说，这手术倒不错，既美观，又不切骨头摘肺的。
　　到1956年8月初，等我排上号时，前面已经做了十来个人。我觉得有了希望，满心欢喜地做着术前准备。可没想到的是，手术前，主刀医生傅大夫突然匆匆来到病房，犹犹豫豫地对我说：“真对不起，你的手术做不成了。”原来，北京市卫生局刚刚给了结核病医院一个去北戴河休假的名额，医院决定让傅大夫去，明天就动身。傅大夫说，他一再向院方解释，明天有手术，让别人去吧，可院方不同意。
　　明天做不了，那就等吧。半个月后，傅大夫回来了。不想就在手术前一天，我正准备做“备皮”时，医院接到通知：次日停电，手术又一次告吹。结果这时，先前那批做过“刮肺”手术的病人一一出了问题。他们刮完的伤口，根本不像预期的那样长出新组织，而是开始溃烂，刀口也不愈合。
　　知情人纷纷说我捡了一条命，居然几次三番从那列生命短程列车上被打发了下来。
　　填十多个球在身
　　1957年初，北京同仁医院和结核病医院试用一种从日本引进的“塑料球填充术”，适用于两侧肺部空洞型病人。医生事先明确交代，此种手术痛苦大，术后人的体力活动要受很大限制，对治疗也并无很大把握。但我已无所顾忌，一心只想抓住哪怕是一线生机。手术那天，从早晨8点进手术室到下午2点推出来，我始终头脑清醒，全部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手术台上，我一不紧张二不怕疼，我明白，能躺在这里挨刀受罪，是自己几年里苦苦争取来的呀。
　　手术后第三天早晨，医生来查病房时，打开一个纱布包，里面放着几个杏黄色的塑料球，大小和乒乓球差不多。他举着逗我说：“你看，这东西五块来钱一个，你身上就装了十几个。以后没钱了，掏出来就是钞票。”当时的五块钱，足够一个人一个月的饭钱了。
　　一个多星期后，我就抱着右边沉重的臂膀下地乱走了。手术后医生说，刚开始时右胳臂一点也不能动。我想不行，那不成残废了？我就从第三天开始练，躺在床上用手指抠着墙一点一点往上挪。几天下来，到我下床走动时，已经可以高举右手给自己梳头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发现，医生的话不一定句句都得听。
　　说到“填球术”，简单讲，是用球来挤压肺部，以利空洞愈合，因此并不准备让球久留体内，预计过个半年左右，就把这些完成了任务的球再取出来。可国内外的实验都没等到这一步，体内的这些异族就开始发难了。有人高烧不退，有人疼痛难忍，医生发现，原来是球在胸腔里导致了感染，还有的是某些不安分的球挪了地方，从胸腔跑到了腹腔。别无商量，只能立即开刀掏球。于是，医生对我们这些体内塑料球尚未闹事的患者大加警示，叮嘱我们千万别惹它们，绝对不能剧烈运动，不能提水桶，不能抬重物……反正只要带着球就永远不能干体力劳动。
　　此后没多久，卫生部就宣布停止实验。这时候，两家医院总共做了八九十例手术。后来才知道，这些人中绝少有成功者。到1966年“文革”前，这批病人大多已死亡。再后来听说，做过这种手术，像我这样现在仍然好好活在世上的，好像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与球共舞半世纪
　　当时，我做完手术后，又在医院住了半年，竟然病情好转且日趋稳定，终于得到“赦令”，可以回家休养了。走前，医生千叮咛万嘱咐，我明白，一句话，就是让我别忘了自己是个身上带“炸弹”的人。
　　出院后没有节外生枝。1958年2月我开始半日工作，8月正式全天上班，至此结束了我四年住院，一年休养，总共五年的病号生活。
　　回想起自己带球生活的这些岁月，我真是感慨万分。你看，我不仅把医生告诫的那些“不能”，通通“能”过，还得寸进尺，干了诸如打排球、打篮球、跳舞、练拳、爬山、下水之类年轻人一般想干的事。接着，结婚、生孩子、做家务、盖小房等等人生常规之举，似乎也没落下什么。“文革”期间，我在女一中，带着这些不可多碰的球，挨过木棍打、皮带抽，举手弯腰“坐”了不知多少次“喷气式”。在“牛鬼蛇神”劳改队里，装满几十公斤煤的大木板箱，跟别人一样抬出抬进。在乡下，下田插秧、挑水割麦，样样卖力气地干过。三九寒冬在西直门挖城砖，两只胳臂吃力地抱着五十斤左右的大城砖，一趟一趟，来来回回，没有特殊，没人照顾。而我的球护卫着我的肺，硬是默默地跟着我经历了这一切风风雨雨，接受了生活的全部考验。
　　世间最讲同甘共苦。上世纪70年代末，当我随着千百万百姓搭上“三中全会”的幸运列车，走向新世纪的甘甜时，我的球仍然一如既往，无声无息地护卫着我，使我可以无所顾忌地追求生命质量的提升。就像平日里人们根本不会注意到自己的心跳一样，我几乎想不起胸腔里还有异物存在。
　　若问我，你这个带球的人，经过了长年住院、戏剧性的手术历险以及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你最想说的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不要抱怨命运，人生并不都是冬天，只要活着，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