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松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中国传统音乐学家，新中国音乐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３０日至３１日，由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音乐学系主办的庆祝董维松教授８０华诞暨中国传统音乐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京民大厦三层大会议室隆重举行。整个庆祝活动主要包括开幕式、传统音乐学学术研讨会、学生戏曲唱段演唱会、河北梆子学术研讨会以及闭幕式五个部分组成。
　　 １０月３０日上午，庆祝仪式拉开序幕，一段简短的视频扼要地回顾了董老８０年来坎坷但却执着、简朴但却丰满的人生历程。随后，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赵塔里木、音乐学系主任姚艺君、音乐学研究所所长谢嘉幸以及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长乔建中（谢嘉幸代）等分别致辞，对董先生的学品和人品给予了高度的赞誉，并祝老寿星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１０月３０日下午，中国传统音乐学学术研讨会召开。此次研讨会共分四个单元，分别由萧梅、杨红、李方元、管建华主持。大会共收到论文３９篇，主要围绕着“董维松传统音乐学思想及理论体系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专题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相关理论研究”、“民族音乐教学实践与反思”等议题展开讨论，现按照上述议题将学术研讨的内容综述如下。
　　董维松传统音乐学思想及理论体系研究
　　 乔建中的《董维松师学术精要初识》对董先生一生专注于中国戏曲音乐理论研究，集个人、社会、历史、教学、科研五位一体的丰满的学术人生表达了仰慕钦羡之情，并将董老的学术研究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大部分。品读董先生的学术人生，可以受到的突出教益有三点：其一，一定要选择一个中国传统音乐的类别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根基，如戏曲、民歌或器乐等。其二，要做长期的感性积累，使自己成为民间音乐的“二传手”、“三传手”。其三，先进行“中观性”研究，再以此为基础逐步向宏观和微观两面展开。
　　 路应昆的《略说董维松老师的戏曲音乐研究方法》集中分析、总结了董先生在戏曲音乐研究方面的成果与特点。认为董老的戏曲音乐研究尤其注重音乐形态分析，在分析方法上有很多创新，如“程式性分析法”与“非程式性分析法”、实证研究法等。
　　 乌兰杰的《我的导师——董维松先生》回顾了４８年前董先生为自己辅导论文《关于蒙古族民歌的分类问题》的经过，从论文的体例、提纲到搜集第一手资料，再到具体的研究工作，无一不体现出董师学识渊博、厚积薄发的学术精神，以及循循善诱、严谨求真的教学态度，以此表达对董师的感恩与祝贺。
　　 李世军的《董维松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观探析》对董先生在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定义、中国传统音乐学概念的提出、中国传统音乐的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音乐的分析方法四个方面的成绩与贡献进行了梳理。
　　 冯志莲的《我看董维松老师》回顾了董先生对“中国传统音乐”概念的界定、中国传统音乐的分类问题，以及率先对“乐种学”进行讨论与定义等方面的学术贡献，并提出关于乐种的五个标界：地区性、曲目的传承性、传承人的代表性、表演的规范性、风格的独特性。
　　 韩军的《回顾与期盼》回顾了２７年前在中国音乐学院学习的情况，由衷地感谢包括董维松教授在内一大批老师的辛勤指导与帮助。随后，作者表达了对于创建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理论体系与学科整体建设的期盼。
　　 此外，袁环的《论董维松对中国戏曲音乐分析方法的贡献》、孙小均的《寻根路上，播种新苗——董维松教育教学思想论》、弓宇杰的《用董维松的音乐学理论定义“左权小花戏”》、郭海霞的《情系传统，笔耕不辍——董维松音乐学术思想探微》、黄橙橙的《根之求索——董维松中国传统音乐学术观解义》、戴俊超的《引商刻羽，依律论乐——评董维松先生在传统音乐音高方面的探究》等论文，都从不同的侧面解读了董先生的研究成果、学术理念和学术品格。
　　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专题研究
　　 冯光钰的《润腔研究有新角度》着力分析了董先生的《论润腔》，从“角度新颖、思考深邃”、“持论公允、例证精当”、“阻音新论、异彩斑斓”三个方面论述了董先生润腔研究的学术价值，以表达对先生８０大寿的真挚祝贺。
　　 刘正维的《民族音乐分类与史况回眸》就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中的民歌与歌舞音乐分项、民歌分类、有无“田歌”、器乐分类与乐种、声腔系统以及戏曲的形成与皮黄腔史况等问题进行了辨析。另，作者还提出，“本土声腔小戏”的地方音乐也是有声腔系统的。最后，作者通过梳理皮黄腔进京的历史年表，厘清了徽调与汉调之间的关系，也解决了西皮二黄腔研究中的很多学术难题。
　　 韩军的《山西梆子腔的早期形态及发展》通过对山西“四大梆子”唱腔的对比研究与历史文献的比照认为：山西梆子腔的板腔体体式是在发展过程中向昆曲学习借鉴的结果。山西梆子腔早期的“梆腔体”体式现在仍以“大板”或“流水”的形式保存在“上党梆子”及其它几个梆子腔剧种中。
　　 李玫的《工尺谱记谱系统从固定到可变的演变》通过对《梦溪笔谈》、《词源》等古代文献中有关律吕系统和工尺谱字对应关系的梳理，结合杨荫浏、李石根等近代学者的相关研究，从中厘清了工尺谱记谱模式从固定到可动的发展脉络，这对于古谱翻译工作和传统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傅利民的《论海盐腔“高”、“低”兼容的声腔属性》通过大量的文献考证以及曲牌曲谱的实证指出，海盐腔既不是纯粹的高腔，也不是纯粹的低腔，而是一种“高”、“低”兼容的声腔，学界长期以来将海盐腔视为高腔或低腔，都是片面的。
　　钱茸的《不应被音乐分析排斥的一隅——唱词音色说再探》提出了一个长期被学界忽略的问题——唱词音色研究。指出“唱词音色说”的研究对象是唱词的显性音乐符号，即以音色为主的所有唱词本体音响形式。倡导音乐界尤其是中国传统声乐研究领域在音乐形态研究上更加注重引进语言学研究方法，并提供了三大举措：一是借鉴现代语言学的记音手段，二是地域性唱词音色六选点，三是借鉴现代语言学的测音手段。
　　此外，钟子林的《汉族民歌中的六度进行》、王亮的《“润腔读谱法”之构想》、闫定文的《板以拍韵，板以句乐——中国“板眼”研究》、张民的《京剧音乐的“ｆａ”和“ｓｉ”》、张佩吉的《原生态民歌唱法研究》等分别就各自的专题进行了研讨。
　　民族音乐学相关理论研究
　　 姚艺君的《完整性“活态保存”是传统音乐在未来社会中更具价值的基础》对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完整性活态保存”提出了三方面的有益的思考和建议：一是对传统纸质保存方式作有益的补充，二是倡导重视对传统音乐承载体——“人”的活态保存，三是针对我国音乐艺术院校的本土音乐教育现状而建议的一种“活态教学模式”。最后，作者指出，“国家在场，政策配套”的完整性活态保存，也包括对传统音乐文化生态的社会维护在内。
　　 田联韬的《政教合一体制下的藏族宫廷乐舞噶尔音乐考察》分别从噶尔的含义、历史沿革、学术界定、组织形式与成员情况、表演时间和地点、艺术构成、使用乐器及乐队、艺术形态、传承与流变等方面，对噶尔乐舞这一独特的地方乐种进行了全面介绍。
　　 杜亚雄的《我国民族音乐学界的现状和几点建议》指出了自１９８０年“南京会议”以来，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队伍中出现的安乐椅化、学府化、去音乐化和功利化等不良倾向，呼吁应面对客观情况，更新研究方法，克服不良倾向，跟上时代步伐。基于此，作者提出四项建议：采用居住体验法、开展城市民族音乐学研究、建立应用民族音乐学和加强对音乐问题的研究。
　　 李方元的《对梅里亚姆研究理论“三步骤”的思考》认为梅里亚姆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三步骤”和“三分模式”给民族音乐学提供了重要的取向和理论，但他却没有来得及提供一个与之匹配的研究方法。方法论的缺失反映出该学科所存在的致命短板和潜在危机，从而造成“音乐”与“文化”研究的脱节。“两张皮”的现状足以使该学科深处尴尬和饱受质疑的不利局面中。此外，张天彤的《论中国传统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之关系》、李月红的《民间“歌场”文化刍议》等论文也分别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民族音乐教学实践与反思
　　 钱国桢的《建立中国戏曲音乐作品分析学》提出建立“中国曲艺、戏曲音乐作品分析学”学科的重要性，并指出其大致的研究框架即“史学研究”、“文学研究”、“音乐研究”与“美学研究”。
　　 管建华的《在中国的音乐学院中设立戏曲民间音乐系的思考》从三个方面阐释了在中国的音乐学院建立戏曲民间音乐系的重要意义和构想。郭树荟的《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基础课程”构建》介绍了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本科专业课程“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基础课程”的课程设置结构、课程标准、课程内容以及教学方式、教学效果等，给与会代表提供了借鉴与思考。岳薇的《“民族音乐”教学长远发展中值得关注的两个问题——“打破”与“融合”》指出了当下各地方音乐院校由于过度强化院校、系别、专业、课程等界限，导致的观念、方法上的束缚，使民族音乐课程的教学效果不佳，并验证了“打破”与“融合”所带来的巨大优势，指出实现资源优化组合与配置在现代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１０月３０日晚，“咬定青山——董维松教授学生戏曲唱段演唱会”在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歌剧厅举行。１０月３１日下午，中国音乐学院“中华传统音乐文化资源库”课题组召开了“河北梆子研讨会”。
　　 董先生８０岁了，在他的教研生涯中，他数十年如一日地掘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瘦土。当年，他满头青丝、风华正茂；如今，中国传统音乐百花园里繁花似锦，桃红柳绿，董老却已白发苍苍，步履蹒跚。董老是幸福的，所谓“知者乐，仁者寿”，虽然曾历经坎坷，但能与自己最挚爱的戏曲音乐相亲相伴一生，此乐何极？愿董先生的这种学术品格和治学理念泽被后学，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土地上开出更多更美的学术之花。
　　
　　 （本文资助项目：西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批号：ＳＷＵ０９０９５１９。）
　　
　　胡晓东 西南大学音乐学院讲师，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