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纳粹大屠杀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不过，这本《纳粹医生》并不是泛泛地展示和谴责纳粹之恶，而是通过对纳粹、纳粹医生、纳粹受害者的访谈，试图进入纳粹医生的心理世界，去回答这些问题：为什么普通人会变得邪恶？是他们本性如此，还是环境使然？如果是环境使然，这个环境又需要什么样的构件？所以，与其说这本书展示了纳粹的危险，不如说是展示了每个人自身所蕴藏的危险。
　　对于奥斯维辛和其他死亡营的那些早期描述，主要集中于纳粹看守、官员和医生的病态残忍与邪恶。
　　然而，后来的研究者却认识到，单是病态残忍和邪恶，并不足以解释对数百万人的屠杀。所以，重点就转向了屠杀的官僚机器。那些最早由马克斯·韦伯描述的无个人特征的、分离的官僚机构功能，被用到了大屠杀上。关注这种麻木的暴力极为重要，它与我们将会看到的奥斯维辛所有功能的程序化是一致的。
　　然而，这些关注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够，必须看到，它们与一些幻想中的动机有关联，这些动机与意识形态联结起来。另外则是一些特殊的个体心理机制，让人们去杀戮。我所称的“医学化屠杀”，强调这些动机原则和心理机制，可让我们了解奥斯维辛的加害者，尤其是纳粹医生，理解他们既是官僚机构杀人的一部分，又是个体参与者，来考察其态度和行为。
　　我们可以从两个广泛的视角来理解医学化屠杀。首先是“外科手术”式方法，即通过一种控制技术来使用高度致命性毒气，实现大规模杀人的方法。使用这种方法，可以保持屠杀者与受害者之间的距离。对于纳粹来说，想要减轻因屠杀而带来的心理问题（这些问题在纳粹档案中一再被记录），这种距离颇为重要，那些在东欧面对面地枪杀犹太人的特别行动队队员就出现了这些问题，尽管这没有阻止他们枪杀140万犹太人。
　　在对一个前德国国防军神经精神病医生的访谈中，我得到了这方面的直接证据。此人治疗过很多特别行动队员的心理障碍。他告诉我，这些心理障碍类似于普通部队的战斗应激反应心理障碍，包括严重的焦虑、噩梦、颤抖和很多身体不适。但是，在他所称的这些“杀人部队”中，这些症状持续的时间更长、更为严重。他估计，那些实际开枪者中，有20%的人患有这种心理上的呼吸困难症状。这20%的人中，约有一半的人认为，自己的症状主要与自己所做之事产生的“不愉快”有关，另一半则似乎对用这种方式枪杀人类提出了道德质疑。在枪杀妇女和儿童，尤其是儿童时，这些人出现了最大的心理障碍。许多人在梦中体验到了犯罪感，其形式是自己受到各种惩罚或报应。于是，这些心理障碍就导致纳粹去寻求一种“外科手术”式的屠杀方式。
　　不过，医学化屠杀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我相信这个方面是人们一直认识不足的，即作为一种治疗必须进行屠杀。著名的幸存者医生埃洛·林根斯·赖纳曾经引用过一个纳粹医生对他的回答，揭示了这种动机。埃洛指着远处的那些烟囱，问纳粹医生弗里茨·克莱因：“你怎样把它们与你作为一个医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协调起来呢？”
　　克莱因的回答是：“我当然是个医生，我想保存生命。从对人类生命的尊重出发，我从生病的身体上除掉坏死的赘余之物。犹太人就是人类身体上坏死的赘余之物。”
　　这样的医学意象其实应用更广。19世纪的土耳其（由于奥斯曼帝国的衰退）就以“欧洲的病人”著称。希特勒之前的意识形态家和希特勒本人都把德国一战后的混乱和堕落解说为“疾病”，尤其是雅利安种族之病。1920年代中期，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这个时代已是病入膏肓，都腐烂了。任何想要治愈它的人，首先就必须鼓起勇气，找到这种病的原因。”对此的诊断结果是种族主义的：那个惟一真正进行“文化创造”的雅利安种族，放任自己被以犹太人为典型代表的“文化毁灭者”削弱，直至生存危险的境地。犹太人是“种族污染”和“种族结核病”的代理人，也是寄生虫和细菌，在他们寄生的那些宿主民族身上引发疾病、退化和死亡。他们是“永远的吸血鬼”“吸血蝙蝠”“细菌携带者”“人身上的寄生虫”和“腐尸上的蛆”。治疗必须是激进的，也就是“切掉‘腐烂之处’，繁殖有价值的因素，让没有价值之物枯萎死去……‘把各类被认定为没有价值和危险的人们全都消灭’。”
　　从强制绝育到直接的医学屠杀再到死亡营，在纳粹的这个顺序中，医学隐喻与具体的生物医学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这种生物医学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是：对于一种致命的种族疾病而言，对于治愈雅利安种族而言，治疗的方法就是杀掉所有的犹太人。
　　所以，法学家兼纳粹占领时期的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说：“犹太人是较低的生命物种，是一种寄生虫，通过接触把致命的疾病传染给了德国民族。”他在自己统治的地方屠杀犹太人时宣布：“现在，一个得病的欧洲将会重新获得健康。”这是一种意志的宗教，意志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原则”，而纳粹的“意志”是对生死的完全控制。这种观点常常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但这个术语只能大致说明纳粹对自然“斗争”和“适者生存”的强调。事实上，纳粹政权反对达尔文学说的大部分内容，因为进化论假定所有种族是一个共同起源，它或多或少是民主的，因此它与纳粹关于雅利安固有种族优势的原则相冲突。
　　这种生物医学观，更具体而言，是一种粗暴的遗传学意象，与更加粗暴的优生学愿景结合在一起。作为该宗教的大祭司，海因里希·希姆莱把领导的任务说成，“就像培育植物的专家，当他们想从一种久经考验，但却因太多杂交而奄奄一息的物种中，培育出一种全新种类时，首先就是要走遍田野，剔除不想要的植物。”
　　所以，纳粹计划，并不是那么达尔文主义或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多的是对进化过程的绝对控制，控制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未来。纳粹广泛地使用了一个达尔文学说的术语——“选择”。他们精心策划他们自己的“选择”，策划他们的人类进化版本，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试图接管大自然的功能（自然选择），接管上帝的功能（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在这些版本中，纳粹不仅包含了中世纪神秘主义的反犹主义观点，而且还容纳了较新的“科学种族主义”的主张。危险的犹太人特征与一些所谓的学科数据联系起来，于是，“人类学、优生学和社会思潮的融合”构成了“种族主义的主流”。对那些有学问的男性和女性来说，由此而来的“种族的和社会的生物学”使得反犹主义的恶毒形式在智力上得到尊重。 　　可以说，这样的纳粹国家是一种“生物学统治”。它的模式是一种神权政体，在这个体系中，有一个在神圣特权的主张下产生的神圣秩序，并由其祭司来统治该体系。这种神圣特权，是通过雅利安种族的净化和复兴来进行治疗的特权：“一种死亡的机制，只能是为它自己而要求存在，必须从它当中创造出一种活的有机体，其唯一目标是为一个更高的观念服务。”如同在神权政体中一样，这个国家自身也只是为了实现神圣目标的工具。在纳粹的生物学疯狂中，国家不过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则是要实现“德意志民族在地球上的一种使命”，这就是，“汇集和保存这个民族中最有价值的基本种族要素……将其提升到一种支配地位。”不同于古典的神权政体，在纳粹的生物学统治中，生物学祭司并不直接统治。很明显，统治者不是生物学理论家，也不是医生们，而是希特勒和他那个圈子。（不过，这种差别并非那么绝对。即使是在神权政体中，高度政治化的统治者也可能对祭司权威发出不同的声音。）不管怎样，纳粹统治权威是以更高生物学原则的名义来维持的。
　　这种生物学权威号召要明确地表达和实施“科学种族主义”，包括各种各样的体质人类学家、遗传学家和种族理论家的工作，而医生不可避免地有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医生在生死之界工作，他们与一种令人敬畏的光环联系最紧，这光环是抗拒死亡——有时是致人死亡，它由原始巫师和巫医的光芒合成。作为巫师遗赠和当代神秘治疗技艺从业者的承载人，医生们最可能被召唤，成为这种生物学的积极分子。
　　在
　　纽伦堡医学审判中，医生们所受的审判只限于对杀人的参与，部分原因在于，当时尚未认识到这种医学屠杀的全部意义。
　　在奥斯维辛，纳粹医生主持了这个集中营100万受害者中大部分人的屠杀。医生们进行筛选，站在坡道上对刚运来的囚犯进行筛选，其后又在集中营和医疗区里继续筛选。医生们监督毒气室里的屠杀，并决定受害者何时死掉。医生们实施了谋杀性的传染病传播——那些被送往毒气室的人感染了各种传染病，有时医疗区的每个人都可能被传染。医生们下令、监督、有时还直接杀害医疗区那些虚弱的病人，即将石炭酸注射到病人的血流或心脏中。与所有这些屠杀相关的是，医生们还出示一种虚假的医学合法性：不管是处死奥斯维辛的囚犯，还是杀害从外面带到这里的人，医生们都签署虚假的死亡证明，列举假的死亡病因。对于如何最好地保持筛选的平稳进行，应该让多少人活下来满足法本公司（I.G.Farben）对奴隶劳工的需要，怎样烧掉那么多已经对焚尸场设施造成巨大压力的尸体等，在这些方面，医生们积极地提供了建议。
　　总之，我们或许可以说，医生们被赋予了奥斯维辛这个屠杀系统的许多责任：筛选受害者，让这部身体和心理的杀人机器运转，对集中营的屠杀功能和劳动功能进行平衡。虽然医生们不管理奥斯维辛，但他们为它增添了一种堕落的医学光环。一位近距离看过这个过程的幸存者说：“奥斯维辛就像一场医学手术”，“从一开始到结束，屠杀都是由医生来领导的。”
　　我们也许可以说，站在坡道上进行筛选的医生代表着一种奥米加点（omega point，生态学家关于生物演替可能存在终点或顶极群落的猜想），代表着死界与生界之间神秘的看门人，代表着一条最终的共同路径：通过大屠杀来治疗的纳粹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