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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年底，教育部等五部门发出调整部分高考加分项目的通知，“从2011年秋季进入高中阶段一年级的学生开始适用”，即2014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将实行“瘦身版”的高考加分、保送等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省份陆续撤销了“思想品德及见义勇为”加分项，北京、浙江、四川等16个省份依然保留了这些项目，这一保留引发社会热议，而且一些地方一加就是20分更令人惊诧。鉴于一些地方的品德加分政策已经发布，社会上有不少质疑，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
当下对加分政策的争议主要集中于运动项目、省级“三好学生”(包括优秀学生干部)、见义勇为者等对象的高考加分政策上，理由是它们成为腐败的通道，在方式上违背“程序公平”原则，为少数行政权力掌控者所操纵，缺少公开透明度，损害社会公平、公正。
从实践例证看，2014年吉林省普通高校招生各类照顾加分考生17082人，少数民族学生占比96.6%，非少数民族加分考生582人，约占加分考生人数3.4%。这其中加5分的共459人，省级“三好学生”225人，约占非少数民族加分考生的38.7%；省级优秀团干部90人，约占非少数民族加分考生的15.5%；省级优秀学生干部62人，约占非少数民族加分考生的10.7%，三项共占64.9%。而2013年该省此类项目加分超过少数民族考生加分的66%[1]。足见公众对这类加分影响公平的质疑并非没有依据。为此有必要对这些方面进行再思考和再分析。
一、从高校招生考试的定位看，
专业化、公平化是总的发展趋势
60多年来，从有明确政治取向，甚至唯成份论的高校招生走向以维护所有社会成员的公平、公正为目标的高校招生是大势所趋，逆这一趋势的任何做法都难以获得公众认可。
大面积的道德考察不可行性早已被历史多次证明。制度设计者若不能跳出惯性思维，或者抱着给自己留一手“预设后门程序”的思维，在给思想品德和见义勇为之类的事项加分缺乏专业、客观、公正的标准情况下，又通过行政批准的方式操作，不仅难以站住道德高地，加分在实际操作中无法评定，还极易造成赎买品德而玷污品德。一旦功利性见义勇为行为出现，那些真正朴实的人就会被伤害，被赋予分值鉴定的见义勇为也是对该品行的异化。
思想品德评判的复杂性决定着难以通过简单的技术手段量化人的思想，历史上常见一个被观察了一辈子的人依然被看错，简单采取加分的方式处理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这样说并非要支持思想品德不可知论，比如今年高考前江西宜春高三考生柳艳兵在公交车上被砍后夺刀行为，如能确证没有设局行为，就是见义勇为的例证。但若将见义勇为加分作为一项制度，就难免不引发一些动机不纯者作假。由于过去的“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存在较多主观随意性，不同地区间没有相对一致的标准，这成为“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加分一直饱受诟病的原因。
自从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建立后，高考的原有功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成为它去政治化和去概念化的原因。大学教育本身是包含道德教育的过程，挡住品德尚存缺陷者进入大学之门，也就失去了对他们进行教育的机会，既显示大学对社会的不负责任，也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思想品德加分属于奖励性加分,大学教育的大众化要求它普适化，这两者内在诉求恰好相反,评价品德又不是加分这么简单，这成为大学招生环节需要去概念化的深层原因。
二、一定程度上的社会诚信缺失是
形成各方面质疑的社会背景
“争论反映了加分政策与当前社会追求极致公平的文化不兼容。极致公平，就要求指标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是通过自身努力能够达到的。所以就出现了支持裸考、取消加分政策的声音。而这种文化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诚信的缺失造成的。”[2]当下中国社会的品德问题确实很大。在其他国家，老师的推荐信是可采信的，而在中国当下则是难以置信的。加分整体压缩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得已的改变。在考试选拔中给品德加分，实质上是给品德赋予功利的筹码，更进一步使思想品德被异化，增强了人际间的不信任。
在分数决定命运的大背景下，品德加分早就受到质疑。品德加分备受质疑集中在实际上操作上如何确保其公平公正：一是品德的标准是什么，由谁定标准；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品德高与低，什么样的品德才能加分，需要一个明确的标准。同时，更应该警惕，为了品德加分而表现出来的道德的真与假如何辨别，如何去伪存真，这是当下无法解决的难题。二是品德加分的尺度如何把握，能不能加分，加多少分，谁说了算。如何让加分更加“阳光”，消除人为操控而滋生新的腐败，确保其公平性，是否会产生权钱交易。
思想品德加分实质上是在为某种价值加分，在社会诚信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必然受到质疑，因为被质疑，所以就难以由此方式重建社会品德。
三、以专业的规则和科学论证约束行政权力是社会走向公平正义的有效途径
公平是高考改革不可违逆的方向。如果对权力的制约监督不扎实，运作过程不透明、不公开，任何一项加分政策都会沦为权钱交易的腐败通道，从而与初衷背道而驰，损害其他考生的正当权益乃至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决策和执行部门听取公众意见，并组织专家论证科学性、可行性，接受第三方监督度应成为工作的常态。教育部将“信息公开公示”列入《201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进行强制公示便是向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从2010年的“五公开”到2014年的“十公开”，《教育部关于做好2014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不得擅自扩大加分项目和分值，不得违规录取不符合保送条件的学生，进一步清理地方性加分政策。各地各高校要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有关考生资格的审查和公示，加大社会监督力度，严厉打击考生资格和身份造假。”便代表了这个发展方向。由于实际效果仍不理想，尚需要在公示平台、监督渠道、时间期限等方面细化。
对思想品德突出者加分过程中的约束行政权力十分必要，必须力戒行政部门的一言堂。一些地方常以高中阶段获得区县级、市级、省级见义勇为荣誉称号为依据，或者经省录取领导小组集体研究，认定在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依然是以行政方式定论，这种方式仍应纳入专业程序依据专业规则进行认定才更为妥当。
从长远来看，应破除行政机构作为加分政策制定主体的模式，而改由高校作为加分的主体，由高校通过一定程序遴选的专业团队去全面评价申请进入该校的学生。各地再通过立法的方式保障学校行使这些权力。
四、以“货币论”为基础的加分政策并非提高道德水平的有效途径
尊老爱幼、礼貌待人、爱护公物、拾物不昧、遵纪守法、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等都是一般人应具备的思想品德，以这些内容教育孩子是文明社会对人的一种基本要求，但只有当他们的这些做法不带功利性的时候，才显得高尚。
用加分的方式奖励思想品德，无疑让思想品德染上了功利色彩。对于那些思想品德优秀学生而言，他们可能因被加分而显得不那么自在、心安，因为他们表现好本来是按照学校、家庭、社会对人的要求而为之的结果，如今却多了分数的标签，反而会感到尴尬。对于那些思想品德不佳的学生而言，可能会误认为既然优秀的可以加分，自己不想优秀就可以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甚至以自己的非功利炫耀自己的高尚。
尤其是对于个别善于投机取巧的人，为了加分可能会利用各种关系伪装，明明品德不怎么样，却因为善于伪装善于拉关系而意外获得加分。这种可能在过去的“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评选中都存在大量的案例。所以这种加分只可能恶化学校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和品德生态环境。
其实不管高考加不加分，思想品德就在那里，给思想品德加分在某种程度上恰是迎合了当下社会正盛行的功利主义，于是“优秀学生干部”“省级三好生”名额往往要在“班子”里三番五次讨论，最终弄僵了人际关系，让腐败风气“低龄化”。
高考招生制度归根结底是与人才培养相关的一项基本制度，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各种方式都需要积极去探索，不利于人才成长发展的各种制度和政策都应坚决消除。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将考试招生制度和各项政策定位为专业性工作，不能是个人的主观臆想，不能是少数人的拍脑袋决策，不当的考评和加分都只会制造“伪善”。■
参考文献：
[1]顾然.17082名考生得到加分照顾[N].新文化报，2014年5月29日.
[2]高靓 李凌 魏海政等，高考加分“瘦身” 起跑线回归公平[N].中国教育报，2014年6月5日.
【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齐欣
当下对加分政策的争议主要集中于运动项目、省级“三好学生”(包括优秀学生干部)、见义勇为者等对象的高考加分政策上，理由是它们成为腐败的通道，在方式上违背“程序公平”原则，为少数行政权力掌控者所操纵，缺少公开透明度，损害社会公平、公正。
从实践例证看，2014年吉林省普通高校招生各类照顾加分考生17082人，少数民族学生占比96.6%，非少数民族加分考生582人，约占加分考生人数3.4%。这其中加5分的共459人，省级“三好学生”225人，约占非少数民族加分考生的38.7%；省级优秀团干部90人，约占非少数民族加分考生的15.5%；省级优秀学生干部62人，约占非少数民族加分考生的10.7%，三项共占64.9%。而2013年该省此类项目加分超过少数民族考生加分的66%[1]。足见公众对这类加分影响公平的质疑并非没有依据。为此有必要对这些方面进行再思考和再分析。
一、从高校招生考试的定位看，
专业化、公平化是总的发展趋势
60多年来，从有明确政治取向，甚至唯成份论的高校招生走向以维护所有社会成员的公平、公正为目标的高校招生是大势所趋，逆这一趋势的任何做法都难以获得公众认可。
大面积的道德考察不可行性早已被历史多次证明。制度设计者若不能跳出惯性思维，或者抱着给自己留一手“预设后门程序”的思维，在给思想品德和见义勇为之类的事项加分缺乏专业、客观、公正的标准情况下，又通过行政批准的方式操作，不仅难以站住道德高地，加分在实际操作中无法评定，还极易造成赎买品德而玷污品德。一旦功利性见义勇为行为出现，那些真正朴实的人就会被伤害，被赋予分值鉴定的见义勇为也是对该品行的异化。
思想品德评判的复杂性决定着难以通过简单的技术手段量化人的思想，历史上常见一个被观察了一辈子的人依然被看错，简单采取加分的方式处理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这样说并非要支持思想品德不可知论，比如今年高考前江西宜春高三考生柳艳兵在公交车上被砍后夺刀行为，如能确证没有设局行为，就是见义勇为的例证。但若将见义勇为加分作为一项制度，就难免不引发一些动机不纯者作假。由于过去的“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存在较多主观随意性，不同地区间没有相对一致的标准，这成为“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加分一直饱受诟病的原因。
自从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建立后，高考的原有功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成为它去政治化和去概念化的原因。大学教育本身是包含道德教育的过程，挡住品德尚存缺陷者进入大学之门，也就失去了对他们进行教育的机会，既显示大学对社会的不负责任，也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思想品德加分属于奖励性加分,大学教育的大众化要求它普适化，这两者内在诉求恰好相反,评价品德又不是加分这么简单，这成为大学招生环节需要去概念化的深层原因。
二、一定程度上的社会诚信缺失是
形成各方面质疑的社会背景
“争论反映了加分政策与当前社会追求极致公平的文化不兼容。极致公平，就要求指标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是通过自身努力能够达到的。所以就出现了支持裸考、取消加分政策的声音。而这种文化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诚信的缺失造成的。”[2]当下中国社会的品德问题确实很大。在其他国家，老师的推荐信是可采信的，而在中国当下则是难以置信的。加分整体压缩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得已的改变。在考试选拔中给品德加分，实质上是给品德赋予功利的筹码，更进一步使思想品德被异化，增强了人际间的不信任。
在分数决定命运的大背景下，品德加分早就受到质疑。品德加分备受质疑集中在实际上操作上如何确保其公平公正：一是品德的标准是什么，由谁定标准；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品德高与低，什么样的品德才能加分，需要一个明确的标准。同时，更应该警惕，为了品德加分而表现出来的道德的真与假如何辨别，如何去伪存真，这是当下无法解决的难题。二是品德加分的尺度如何把握，能不能加分，加多少分，谁说了算。如何让加分更加“阳光”，消除人为操控而滋生新的腐败，确保其公平性，是否会产生权钱交易。
思想品德加分实质上是在为某种价值加分，在社会诚信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必然受到质疑，因为被质疑，所以就难以由此方式重建社会品德。
三、以专业的规则和科学论证约束行政权力是社会走向公平正义的有效途径
公平是高考改革不可违逆的方向。如果对权力的制约监督不扎实，运作过程不透明、不公开，任何一项加分政策都会沦为权钱交易的腐败通道，从而与初衷背道而驰，损害其他考生的正当权益乃至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决策和执行部门听取公众意见，并组织专家论证科学性、可行性，接受第三方监督度应成为工作的常态。教育部将“信息公开公示”列入《201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进行强制公示便是向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从2010年的“五公开”到2014年的“十公开”，《教育部关于做好2014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不得擅自扩大加分项目和分值，不得违规录取不符合保送条件的学生，进一步清理地方性加分政策。各地各高校要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有关考生资格的审查和公示，加大社会监督力度，严厉打击考生资格和身份造假。”便代表了这个发展方向。由于实际效果仍不理想，尚需要在公示平台、监督渠道、时间期限等方面细化。
对思想品德突出者加分过程中的约束行政权力十分必要，必须力戒行政部门的一言堂。一些地方常以高中阶段获得区县级、市级、省级见义勇为荣誉称号为依据，或者经省录取领导小组集体研究，认定在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依然是以行政方式定论，这种方式仍应纳入专业程序依据专业规则进行认定才更为妥当。
从长远来看，应破除行政机构作为加分政策制定主体的模式，而改由高校作为加分的主体，由高校通过一定程序遴选的专业团队去全面评价申请进入该校的学生。各地再通过立法的方式保障学校行使这些权力。
四、以“货币论”为基础的加分政策并非提高道德水平的有效途径
尊老爱幼、礼貌待人、爱护公物、拾物不昧、遵纪守法、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等都是一般人应具备的思想品德，以这些内容教育孩子是文明社会对人的一种基本要求，但只有当他们的这些做法不带功利性的时候，才显得高尚。
用加分的方式奖励思想品德，无疑让思想品德染上了功利色彩。对于那些思想品德优秀学生而言，他们可能因被加分而显得不那么自在、心安，因为他们表现好本来是按照学校、家庭、社会对人的要求而为之的结果，如今却多了分数的标签，反而会感到尴尬。对于那些思想品德不佳的学生而言，可能会误认为既然优秀的可以加分，自己不想优秀就可以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甚至以自己的非功利炫耀自己的高尚。
尤其是对于个别善于投机取巧的人，为了加分可能会利用各种关系伪装，明明品德不怎么样，却因为善于伪装善于拉关系而意外获得加分。这种可能在过去的“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评选中都存在大量的案例。所以这种加分只可能恶化学校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和品德生态环境。
其实不管高考加不加分，思想品德就在那里，给思想品德加分在某种程度上恰是迎合了当下社会正盛行的功利主义，于是“优秀学生干部”“省级三好生”名额往往要在“班子”里三番五次讨论，最终弄僵了人际关系，让腐败风气“低龄化”。
高考招生制度归根结底是与人才培养相关的一项基本制度，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各种方式都需要积极去探索，不利于人才成长发展的各种制度和政策都应坚决消除。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将考试招生制度和各项政策定位为专业性工作，不能是个人的主观臆想，不能是少数人的拍脑袋决策，不当的考评和加分都只会制造“伪善”。■
参考文献：
[1]顾然.17082名考生得到加分照顾[N].新文化报，2014年5月29日.
[2]高靓 李凌 魏海政等，高考加分“瘦身” 起跑线回归公平[N].中国教育报，2014年6月5日.
【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齐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