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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润先生从三十年代开始，就致力于传记文学的研究、著述和教学。先后发表了《中国传叙文学底进展》、《传叙文学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传叙文学与人性》以及《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等论著，出版了《张居正大传》、《王守仁传》、《陆游传》、《梅尧臣传》等五六部作品。他取得了累累硕果，开拓了传记文学的新局面，真不愧是位“斩伐荆棘”的传记文学大家。六十年代初期，我听过朱先生的传记文学专题课。他那寓庄于谐的幽默口气，那纵横捭阖的雄辩口才，我至今印象犹新。不过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对于我国和外国传记文学的研究之扎实精深和富于创造精神。
七八年夏秋之交，我出差经过上海，从同学处得知朱先生在“文革”中写成《杜甫叙论》一稿。他的壮心和毅力使我震惊。在那动乱的岁月里，朱先生自然被定在“横扫”之列；就在那时，他事业的直接支持者、忠诚的伴侣，因不堪折磨而自尽。这对朱先生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不用设身处地也可想而知。然而，朱先生没被打垮，就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写就《杜甫叙论》这部力作。我怀着敬佩的心情拜访朱先生。那时他的住房问题尚未落实政策，十余平方米的斗室，书籍居其半，床铺而外，只容得一张两屉桌。就在这张小桌上，朱先生写成《杜甫叙论》。为了争取这部稿子，朱先生与作为学生同时又是编辑的我进行了多次亲热、坦率，有时甚至是不客气的交谈。朱先生对他的学生是信任的，但对出版社却有些疑虑。他说出版社常常是催稿时急如星火，拿到稿子便遥遥无期。主要是因为出书周期长得叫人难以忍受。但朱先生终于还是答应将书稿交给我。此外，他还跟我谈了许多关于正在着手编写的《陈子龙传》的种种设想和看法。他说要借陈子龙表现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复杂的时代，在传记文学领域里开一条新路。他再一次给我上了一堂传记文学课。我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他那“老当益壮”、“穷且益坚”的创业精神。《陈子龙传》大功业已告成(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接着他还要撰写四十多万字的自传。近九十岁的老先生，这种精神真是难能可贵！
八○年我负责编辑了朱先生的《杜甫叙论》。这部十多万字的稿子，都是用刚健有力的小字行书钞录的。朱先生的书法驰誉中外，读稿时，自然会品味起他的书法。然而这手钞稿对我教育更大的还是他那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朱先生治学之认真，几十年如一日。他从搜集材料直至写成书稿，一点一滴，一笔一画，都十分认真。我在学校上学时，他曾出示过他编录材料的手迹，和《杜甫叙论》的手稿一样工整。以这样认真的态度来研究和写作，自然会有较大的收获。《杜甫叙论》正是这样，对传记文学和杜甫研究都有了新的突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叙论》使用的是以传为纵以论为横的“评传”体例。作者在自序中说：“‘叙论’的本意是评传，我这本书对于杜诗的发展讲得较多，实际上是杜甫的评传。由于有些人把评传写成对于作者的片段叙述，例如作者的家世、作者的人生观等，我的意见不同，所以这本书不称为评传，称为‘叙论’。”书名本来是可以叫“评传”，之所以定为“叙论”，并非只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关系到评传体例。朱先生对将传主切割成几大块，分专题论述是不以为然的。譬如梁启超的《王荆公评传》就将王安石分为“荆公与神宗”、“荆公之政术”、“荆公之武功”、“新法之阻挠及破坏”、“荆公之用人及交友”、“荆公之家庭”、“荆公之学术”、“荆公之文学”等等，朱先生认为这样切割，“使人无法理解王安石和他在学术与政治上的发展的必然联系”，“从传记文学看，这实在是一种倒退”。(朱东润《论传记文学》，载《复旦学报(社科版)》一九八○年第三期)梁启超这种切块的评传体例是颇有影响的，不少人效而行之。朱先生力矫其弊，他认为评传要象《托尔斯泰评传》、《契诃夫评传》那样，就其生平及其著作综合叙述，使人一目了然，从他们的生活中了解他们的著作。《杜甫叙论》全书分十章，从第一章“忆昔开元全盛日”对杜甫前期生活的回叙，到第十章“此曲哀悲何时终”叙写杜甫悲剧的结局，都是采用以传为纵以论为横的结构。朱先生在自序中肯定了冯至教授五十年代撰写的《杜甫传》，因此不去过多地复述杜甫的生平事迹。“叙论”虽是以传为“纵”，却不以传为主，而是着重解决《杜甫传》所留下的关于“杜诗的创作和转变”“尚待补充的余地”。(本书自序)也就是说虽是以论为“横”，却是以论为主。这种别致的体例，并不是纯属形式的创新，而是服从于内容的需要。因为这种形式便于将杜甫的思想和创作放在时代的发展和生活的变化中加以考察，从而得出合乎逻辑的，令人信服的结论。
《叙论》阐述了对于“大唐帝国”的新认识。杜甫生当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他的命运和創作是同这个帝国以及当时的国君唐玄宗紧密联系着的。要评论杜甫，先得了解他的时代。朱先生自序云：“有一些问题经常对我提出，例如李姓王朝和吐蕃王朝、回纥王朝的关系。”朱先生对这个问题经过深入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大唐帝国是以李姓王朝为核心的一个宏伟的政治结构。李渊太原称帝是李姓王朝的开始，其后打败了突厥王朝，又征服西北诸蕃，才完成大唐帝国的整体结构。在这个大帝国的号令之下的有突厥、回纥、吐蕃、奚、契丹、吐谷浑、突骑施这些民族和王朝。朱先生指出“大唐帝国和李姓王朝”是“两个不同的但又是密切联系的概念”。(本书第一章)犹如欧洲近代史中，奥地利王朝是一个概念，日尔曼帝国又是一个概念。奥地利王朝与普鲁士王朝发生多次战争，在大唐帝国中，李姓王朝也多次发生与吐蕃、莫、契丹的战争。对于大唐帝国的构成及其错综复杂的矛盾的认识，为正确理解和评价杜甫的思想和创作，打下了宽广、深厚而坚实的基础。因为“杜甫的一生是和统治阶级始终联系着的”。(本书第一章)关于杜甫的创作的评价，重要的是看他的生活及其思想与人民的关系如何，而分析杜甫的生活如何从裘马轻狂到孤舟漂泊，又同大唐帝国的盛衰有关，理解杜甫对待人民的态度以及对待李姓王朝、吐蕃王朝、回纥王朝的态度和对待安史之乱的态度，也只有放到大唐帝国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才能把握住本质问题。朱先生从大唐帝国的形成和发展，来分析和评价杜甫，具有高屋建瓴之势。这种分析和评价是合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
《叙论》提出杜甫诗歌创作的两个高峰问题，是全书的核心部分。杜甫的创作道路和杜诗的发展，是经常回旋于朱先生胸中的问题。杜甫向来被称为“诗圣”，然而这位“诗中圣哲”，并非生来如此，而是时代这个大熔炉铸造出来的。正象朱先生所指出的：“一切都在受着时代的支配。”(本书第二章)他在仕途上打不开局面，几次献赋，说了一些“奴隶的语言”，(本书第二章)他在生活上穷困潦倒时，也不能免俗：旅食京华时曾“朝扣富儿门”，漂泊西南时曾“苦摇求食尾”。他不是道貌岸然的“诗圣”，而是表现时代的伟大诗人。时代的变化，生活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朱先生根据杜甫所处时代及其生活情况，指出杜甫诗歌创作的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乾元二年(七五九)流离时期，第二高峰是永泰二年(七六六)夔州时期。朱先生说：“乾元二年(七五九)，杜甫的诗歌已经发展到最高的境界。”这一时期杜甫在战乱中流离，创作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秦州杂咏二十首》和《同谷七歌》。这些诗篇都是光辉闪烁、掷地有声的代表作。“乾元二年是一座大关，在这一年以前杜甫的诗还没有超过唐代其他的诗人；在这年以后，唐代的诗人便很少有超过杜甫的了。”(本书第四章)永泰二年杜甫东下夔州，在这里住了近两年，“二年之中，他的诗再一度达到了高峰，为后代留下了极好的作品。”如《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壮游》、《遣怀》和《夔府书怀四十韵》。这第二度高峰，从思想上看不如前一高峰，他“无论如何同情人民，终究和人民有了距离”。但夔州时期，他以十倍的力量作诗，“有所创造，有所收获，在多种体裁方面都开辟了新路”，“这就说明了第二度的高峰和第一度的高峰是有所不同的”。(本书第九章)如果说第一高峰在思想性方面较为突出，那么，第二高峰则是在艺术方面的创造较为突出：“在七古、七律和排律方面都做出极大的成绩”。律诗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组律和拗律，拗律(如《白帝城最高楼》)是杜甫的创造。关于两个高峰之说，是朱先生多年研究的成果，朱先生曾在给我的来信中重申了这一观点：
拙作提出两个高峰之说，诚恐为方家所笑。但高山层峰叠出，却是事实。杜老在长安时是一番面目，入蜀以后，又是一番面目，似亦未可抹煞。“晚节渐于诗律细”，昔人以为三、五、七结句上、去、入互用，其论极精；其实杜老之七律组诗、拗律、七言拗律长篇(《岳麓山道林二寺行》昔人以为古风，但除首尾外，中间无句不对)，其律亦何尝不精？《八哀》诸篇，五家评杜，涂抹殆遍，然如“不知万乘出，雪涕风悲鸣”之句，评者能望其项背否？拙见如此，未知晴窗庄诵，亦有此同感否？
朱先生关于杜甫诗歌创作两个高峰的说法是以对杜甫所处时代和他的生活经历的深刻认识为基础的。时代在变，杜甫的生活在变，他的思想在变，他的创作自然也在变。因此他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诗之圣，也不可能任何时候都圣于诗。只有在表现出时代精神、反映了人民生活的时候，才能创作出具有高度思想和艺术的作品。朱先生说：“一切都应当辩证地看问题。”(本书第四章)我以为朱先生两个高峰的说法正是辩证地看问题的。
采用文与史相结合的传记文学写法也是《叙论》的特点之一。朱先生在《论传记文学》一文中指出：“评传是传记文学的支流。”这本杜甫评传，他也是按传记文学的体裁创作的。“传记文学是史，同时也是文学；因为是史，所以必须注意到史料的运用；因为是文学，所以也必须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陆游传》自序)要掌握文与史的尺度，殊非易事。偏重于史，则成了学术著作；偏重于文，则成了历史小说。前者质而不文，后者文而失实。传记文学则要求不失其真而有其文。朱先生从《张居正大传》始，即向这方面努力。虽然因为他主要是个学者，更重于史料的真实，而忽于文学性的发挥。但总的说来，朱先生在加强传记的文学性方面，比起前人，已大大迈进了一步。譬如《陆游传》描写陆游的出生，就是很富于文学性的一段文字。朱先生加强文学性的一个重要手段是运用对话。《张居正大传》一九四三年自序云：“对话是传记文学底精神，有了对话，读者便会感到书中人物一一如在目前。”在朱先生的其他幾部传记里，都描写了传主的对话，然而，在本书中，我们却听不到杜甫的对话。我想朱先生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本书重点在论杜甫的诗歌创作，而不在介绍杜甫的生平事迹，所以把杜甫青少年时期的一段生活割爱略去；介绍杜甫长安十年以后的生活，也不去详细描写他的活动。这样，杜甫的对话便失去必要的铺垫，没有说话的环境。这大概就是传主没有对白的原因。但是，这本书还是很注意文学性的，很善于用活泼、幽默而又严肃的文学语言来介绍和分析杜甫的生活和创作，尤其是不易写得生动的时代背景的评述，更是写得妙趣横生。朱先生恰恰在时代的评述中巧妙地运用了对话形式。例如马嵬坡兵变，杨国忠伏诛，杨玉环缢死，只用几句对话，就将这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描绘出来了，也将对这个历史事件的褒贬态度表现出来了。通过文学性的描述，来表现科学性的态度，这也可以说是这本书的一个特色。
在传记文学的研究和写作方面，朱先生作出许多贡献。象《杜甫叙论》这样的评传体，此前朱先生并未写过。这本书可说是有意矫正梁启超《王荆公评传》的一次尝试。在体例的确立、时代的分析、创作的评价、文采的加强等方面都很有独到之处，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传记文学已风行于世界，在我国也已受到普遍的重视。朱先生的建树，对于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正在发挥推动作用。
一九八三年九月于清风馆
(《杜甫叙论》，朱东润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三月第一版，0.78元)
七八年夏秋之交，我出差经过上海，从同学处得知朱先生在“文革”中写成《杜甫叙论》一稿。他的壮心和毅力使我震惊。在那动乱的岁月里，朱先生自然被定在“横扫”之列；就在那时，他事业的直接支持者、忠诚的伴侣，因不堪折磨而自尽。这对朱先生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不用设身处地也可想而知。然而，朱先生没被打垮，就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写就《杜甫叙论》这部力作。我怀着敬佩的心情拜访朱先生。那时他的住房问题尚未落实政策，十余平方米的斗室，书籍居其半，床铺而外，只容得一张两屉桌。就在这张小桌上，朱先生写成《杜甫叙论》。为了争取这部稿子，朱先生与作为学生同时又是编辑的我进行了多次亲热、坦率，有时甚至是不客气的交谈。朱先生对他的学生是信任的，但对出版社却有些疑虑。他说出版社常常是催稿时急如星火，拿到稿子便遥遥无期。主要是因为出书周期长得叫人难以忍受。但朱先生终于还是答应将书稿交给我。此外，他还跟我谈了许多关于正在着手编写的《陈子龙传》的种种设想和看法。他说要借陈子龙表现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复杂的时代，在传记文学领域里开一条新路。他再一次给我上了一堂传记文学课。我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他那“老当益壮”、“穷且益坚”的创业精神。《陈子龙传》大功业已告成(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接着他还要撰写四十多万字的自传。近九十岁的老先生，这种精神真是难能可贵！
八○年我负责编辑了朱先生的《杜甫叙论》。这部十多万字的稿子，都是用刚健有力的小字行书钞录的。朱先生的书法驰誉中外，读稿时，自然会品味起他的书法。然而这手钞稿对我教育更大的还是他那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朱先生治学之认真，几十年如一日。他从搜集材料直至写成书稿，一点一滴，一笔一画，都十分认真。我在学校上学时，他曾出示过他编录材料的手迹，和《杜甫叙论》的手稿一样工整。以这样认真的态度来研究和写作，自然会有较大的收获。《杜甫叙论》正是这样，对传记文学和杜甫研究都有了新的突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叙论》使用的是以传为纵以论为横的“评传”体例。作者在自序中说：“‘叙论’的本意是评传，我这本书对于杜诗的发展讲得较多，实际上是杜甫的评传。由于有些人把评传写成对于作者的片段叙述，例如作者的家世、作者的人生观等，我的意见不同，所以这本书不称为评传，称为‘叙论’。”书名本来是可以叫“评传”，之所以定为“叙论”，并非只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关系到评传体例。朱先生对将传主切割成几大块，分专题论述是不以为然的。譬如梁启超的《王荆公评传》就将王安石分为“荆公与神宗”、“荆公之政术”、“荆公之武功”、“新法之阻挠及破坏”、“荆公之用人及交友”、“荆公之家庭”、“荆公之学术”、“荆公之文学”等等，朱先生认为这样切割，“使人无法理解王安石和他在学术与政治上的发展的必然联系”，“从传记文学看，这实在是一种倒退”。(朱东润《论传记文学》，载《复旦学报(社科版)》一九八○年第三期)梁启超这种切块的评传体例是颇有影响的，不少人效而行之。朱先生力矫其弊，他认为评传要象《托尔斯泰评传》、《契诃夫评传》那样，就其生平及其著作综合叙述，使人一目了然，从他们的生活中了解他们的著作。《杜甫叙论》全书分十章，从第一章“忆昔开元全盛日”对杜甫前期生活的回叙，到第十章“此曲哀悲何时终”叙写杜甫悲剧的结局，都是采用以传为纵以论为横的结构。朱先生在自序中肯定了冯至教授五十年代撰写的《杜甫传》，因此不去过多地复述杜甫的生平事迹。“叙论”虽是以传为“纵”，却不以传为主，而是着重解决《杜甫传》所留下的关于“杜诗的创作和转变”“尚待补充的余地”。(本书自序)也就是说虽是以论为“横”，却是以论为主。这种别致的体例，并不是纯属形式的创新，而是服从于内容的需要。因为这种形式便于将杜甫的思想和创作放在时代的发展和生活的变化中加以考察，从而得出合乎逻辑的，令人信服的结论。
《叙论》阐述了对于“大唐帝国”的新认识。杜甫生当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他的命运和創作是同这个帝国以及当时的国君唐玄宗紧密联系着的。要评论杜甫，先得了解他的时代。朱先生自序云：“有一些问题经常对我提出，例如李姓王朝和吐蕃王朝、回纥王朝的关系。”朱先生对这个问题经过深入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大唐帝国是以李姓王朝为核心的一个宏伟的政治结构。李渊太原称帝是李姓王朝的开始，其后打败了突厥王朝，又征服西北诸蕃，才完成大唐帝国的整体结构。在这个大帝国的号令之下的有突厥、回纥、吐蕃、奚、契丹、吐谷浑、突骑施这些民族和王朝。朱先生指出“大唐帝国和李姓王朝”是“两个不同的但又是密切联系的概念”。(本书第一章)犹如欧洲近代史中，奥地利王朝是一个概念，日尔曼帝国又是一个概念。奥地利王朝与普鲁士王朝发生多次战争，在大唐帝国中，李姓王朝也多次发生与吐蕃、莫、契丹的战争。对于大唐帝国的构成及其错综复杂的矛盾的认识，为正确理解和评价杜甫的思想和创作，打下了宽广、深厚而坚实的基础。因为“杜甫的一生是和统治阶级始终联系着的”。(本书第一章)关于杜甫的创作的评价，重要的是看他的生活及其思想与人民的关系如何，而分析杜甫的生活如何从裘马轻狂到孤舟漂泊，又同大唐帝国的盛衰有关，理解杜甫对待人民的态度以及对待李姓王朝、吐蕃王朝、回纥王朝的态度和对待安史之乱的态度，也只有放到大唐帝国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才能把握住本质问题。朱先生从大唐帝国的形成和发展，来分析和评价杜甫，具有高屋建瓴之势。这种分析和评价是合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
《叙论》提出杜甫诗歌创作的两个高峰问题，是全书的核心部分。杜甫的创作道路和杜诗的发展，是经常回旋于朱先生胸中的问题。杜甫向来被称为“诗圣”，然而这位“诗中圣哲”，并非生来如此，而是时代这个大熔炉铸造出来的。正象朱先生所指出的：“一切都在受着时代的支配。”(本书第二章)他在仕途上打不开局面，几次献赋，说了一些“奴隶的语言”，(本书第二章)他在生活上穷困潦倒时，也不能免俗：旅食京华时曾“朝扣富儿门”，漂泊西南时曾“苦摇求食尾”。他不是道貌岸然的“诗圣”，而是表现时代的伟大诗人。时代的变化，生活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朱先生根据杜甫所处时代及其生活情况，指出杜甫诗歌创作的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乾元二年(七五九)流离时期，第二高峰是永泰二年(七六六)夔州时期。朱先生说：“乾元二年(七五九)，杜甫的诗歌已经发展到最高的境界。”这一时期杜甫在战乱中流离，创作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秦州杂咏二十首》和《同谷七歌》。这些诗篇都是光辉闪烁、掷地有声的代表作。“乾元二年是一座大关，在这一年以前杜甫的诗还没有超过唐代其他的诗人；在这年以后，唐代的诗人便很少有超过杜甫的了。”(本书第四章)永泰二年杜甫东下夔州，在这里住了近两年，“二年之中，他的诗再一度达到了高峰，为后代留下了极好的作品。”如《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壮游》、《遣怀》和《夔府书怀四十韵》。这第二度高峰，从思想上看不如前一高峰，他“无论如何同情人民，终究和人民有了距离”。但夔州时期，他以十倍的力量作诗，“有所创造，有所收获，在多种体裁方面都开辟了新路”，“这就说明了第二度的高峰和第一度的高峰是有所不同的”。(本书第九章)如果说第一高峰在思想性方面较为突出，那么，第二高峰则是在艺术方面的创造较为突出：“在七古、七律和排律方面都做出极大的成绩”。律诗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组律和拗律，拗律(如《白帝城最高楼》)是杜甫的创造。关于两个高峰之说，是朱先生多年研究的成果，朱先生曾在给我的来信中重申了这一观点：
拙作提出两个高峰之说，诚恐为方家所笑。但高山层峰叠出，却是事实。杜老在长安时是一番面目，入蜀以后，又是一番面目，似亦未可抹煞。“晚节渐于诗律细”，昔人以为三、五、七结句上、去、入互用，其论极精；其实杜老之七律组诗、拗律、七言拗律长篇(《岳麓山道林二寺行》昔人以为古风，但除首尾外，中间无句不对)，其律亦何尝不精？《八哀》诸篇，五家评杜，涂抹殆遍，然如“不知万乘出，雪涕风悲鸣”之句，评者能望其项背否？拙见如此，未知晴窗庄诵，亦有此同感否？
朱先生关于杜甫诗歌创作两个高峰的说法是以对杜甫所处时代和他的生活经历的深刻认识为基础的。时代在变，杜甫的生活在变，他的思想在变，他的创作自然也在变。因此他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诗之圣，也不可能任何时候都圣于诗。只有在表现出时代精神、反映了人民生活的时候，才能创作出具有高度思想和艺术的作品。朱先生说：“一切都应当辩证地看问题。”(本书第四章)我以为朱先生两个高峰的说法正是辩证地看问题的。
采用文与史相结合的传记文学写法也是《叙论》的特点之一。朱先生在《论传记文学》一文中指出：“评传是传记文学的支流。”这本杜甫评传，他也是按传记文学的体裁创作的。“传记文学是史，同时也是文学；因为是史，所以必须注意到史料的运用；因为是文学，所以也必须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陆游传》自序)要掌握文与史的尺度，殊非易事。偏重于史，则成了学术著作；偏重于文，则成了历史小说。前者质而不文，后者文而失实。传记文学则要求不失其真而有其文。朱先生从《张居正大传》始，即向这方面努力。虽然因为他主要是个学者，更重于史料的真实，而忽于文学性的发挥。但总的说来，朱先生在加强传记的文学性方面，比起前人，已大大迈进了一步。譬如《陆游传》描写陆游的出生，就是很富于文学性的一段文字。朱先生加强文学性的一个重要手段是运用对话。《张居正大传》一九四三年自序云：“对话是传记文学底精神，有了对话，读者便会感到书中人物一一如在目前。”在朱先生的其他幾部传记里，都描写了传主的对话，然而，在本书中，我们却听不到杜甫的对话。我想朱先生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本书重点在论杜甫的诗歌创作，而不在介绍杜甫的生平事迹，所以把杜甫青少年时期的一段生活割爱略去；介绍杜甫长安十年以后的生活，也不去详细描写他的活动。这样，杜甫的对话便失去必要的铺垫，没有说话的环境。这大概就是传主没有对白的原因。但是，这本书还是很注意文学性的，很善于用活泼、幽默而又严肃的文学语言来介绍和分析杜甫的生活和创作，尤其是不易写得生动的时代背景的评述，更是写得妙趣横生。朱先生恰恰在时代的评述中巧妙地运用了对话形式。例如马嵬坡兵变，杨国忠伏诛，杨玉环缢死，只用几句对话，就将这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描绘出来了，也将对这个历史事件的褒贬态度表现出来了。通过文学性的描述，来表现科学性的态度，这也可以说是这本书的一个特色。
在传记文学的研究和写作方面，朱先生作出许多贡献。象《杜甫叙论》这样的评传体，此前朱先生并未写过。这本书可说是有意矫正梁启超《王荆公评传》的一次尝试。在体例的确立、时代的分析、创作的评价、文采的加强等方面都很有独到之处，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传记文学已风行于世界，在我国也已受到普遍的重视。朱先生的建树，对于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正在发挥推动作用。
一九八三年九月于清风馆
(《杜甫叙论》，朱东润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三月第一版，0.7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