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对文坛宿将夏衍很景仰,这是因为他不仅为我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包身工》、《上海屋檐下》等经典作品,还对我国左翼文艺运动和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艺事业作出了极大贡献。
　　然而,近读陈明远著《文化名人的个性》,夏衍对“文革”的看法,令我诧异,随之引发如下感慨。
　　友人钱辛波谈及:“我劝夏公把那个年代的遭遇写出来,对后人也是一个教育。夏公说,他不写这方面的文章,不是没有材料,而是不想写。因为这是中国人的耻辱,写出来有损中国人的自尊。”回想起来,我读过不少文艺界人士有关“文革”厄运的回忆录,确实没有夏老的,这是因为“他不写这方面的文章”,而且声明:“不是没有材料,而是不想写。”
　　夏老深受“文革”其害,这是众所周知的。当年鲁迅在文章中偶尔说了一句“从车上走出四条汉子”的似无贬义的话,竟然使他与周扬、田汉、阳翰笙惨遭迫害。从1968年12月至1975年7月,夏老在北京秦城监狱蒙受了八年的不白之冤,致使其右腿被打残,双眼失明。他对自己在“文革”损目折肢的切痛感受从不与外人道也,遑论奋笔疾书予以痛斥?
　　说“文革”是“中国人的耻辱”,夏老的这一论断无疑是甚为准确的,但认为回忆(写出当年事实当是一种档案式的回忆)“文革”“有损中国人的自尊”,我则要不客气地说:夏老,你的论点离“准心”太远了!
　　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曾提出“公共记忆”的概念。他认为,艺术创作、新闻传媒以及一切诠释事件的文本都对“公共记忆”的形成有着极强的影响。十年“文革”这个巨大的时间烙印,应成为中国人记忆链条上的复杂段落。对它的长久记忆,在记忆基础上的反思与表达是我们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每一次的记忆又都将会促使人们去认识自己,以寻求用民主和法制治国、强国之路。说回忆“文革”会“有损中国人的自尊”从何谈起?它反倒使我在脑海中忽尔闪现出阿Q的滑稽形象,难道我们中国人应该对十年“文革”讳莫如深——像阿Q讳光、讳亮那般绝口不提“文革”?
　　我总有一个担忧(但愿它是杞人忧天):“文革”离今仅有四十来年,人们忌忆、忌说、忌写、忌评之,只顾“向前(甚或“向钱”)看”而疏于反思,怠于总结,说不上再过多久,这场旷古浩劫将会淡出中华民族的记忆版图。不是吗?“90后”竟然闹出这样的笑话:学生在回答老师提出的什么是“四人帮”的问题时,答曰:“四人帮”就是遇到困难有四个人帮助。我认为,要阻止像“文革”那样的施虐人类、倒退历史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民众(尤其是那些并无经历的后代)充分了解它,对它更有察觉力和警惕性,并且积极地参与到与它的战斗中去。
　　在“国人如何牢记国耻?”这一问题上,德国人的做法对我们有着一定的镜鉴作用。六十多年来,这个民族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在“二战”期间给人类造成的罪恶,时常反思并自责。说实在,德国人是将最深重的罪行记录和那些最伟大的文明遗存同时铭刻史册的民族,这正是她的成熟之处。同样是面对国耻,德国人有好记性,而我们中国人就该患“健忘症”?
　　(作者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