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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小是个弃儿，视力仅0.01，身高只有1.5米，且一只眼角向上斜，另一只眼角向下坠，也许有些人看他会觉得滑稽。可是，他却成了一名专业的新闻记者，并且数十次冒险“卧底”，专门揭发不法分子的非法勾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经他采访的中外名流和演艺名星达七八百名，包括连战、董建华、王光美、邓朴方、巩俐、施瓦辛格、宋祖英……
在近十年采访生涯中，他凭借一支笔和一双微弱的视力，将报道视角广泛延伸向社会的各个层面，共发表新闻报道400余万字。40多年来，他先后在全国600余家报纸杂志发表各种文章近300余万字。他的名字成为众多媒体关注的对象，他曾接受过数十家媒体的采访，其中包括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以及湖南卫视、CCTV等大型媒体的采访。
他没有尚方宝剑、三头六臂，就连一个正常人的视力都没有。在黑暗的世界中，他硬是摸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光明之路。
他就是当代著名记者及作家、朝阳区残联盲人协会主席张骥良。
笑谈手中“光荣花”
初见张骥良，他正在家里伏案写长篇。我看到他的整个身子都趴在了桌面上，脸和眼睛几乎全贴在稿纸上，握笔的手却移动得飞快。“他这简直就是在‘闻’字儿！”张骥良的妻子向我戏说道。
“哈哈！应该感谢老天还没有将我这0.01的视力剥夺啊……要是没有这0.01的视力，我也练不出这‘光荣花’了！”张骥良抬起自己的右手，幽默地笑道。我仔细一看，在他的右手中指处下端位置，向外凸出一个大约1厘米高的老茧，茧子的中间有些凹，四周略高，乍一看，还真像一朵镶嵌在手指上的小花呢。“没有数十年笔耕，这‘花’是无论如何也长不出来的！”我在心里暗暗赞叹。
失明弃儿走上写作之路
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张骥良眼圈发红。
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刚出生不久的小骥良被遗弃在北京一家医院的小纸箱里。后来，一对好心的夫妇将他捡回家养育成人。“当时经济条件很有限，为了全心抚养好我，当时已经怀有身孕的养母，硬是含着眼泪做掉了自己肚子里的亲骨肉……”张骥良哽咽着说。可更为不幸的是，一个月后，一场无情的病魔永远夺去了小骥良那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
“孩子，既然上天要这样对你，你只能选择坚强！”养母温暖的鼓励和支持，以及无尽的爱让小骥良在黑暗中找到了一线光明，迎着这光明，他勇敢地向前进步。
中学毕业后，张骥良被分配到了北京制药八厂当了一名工人，也是从那时起，他走上了写作的道路。1977年的夏天，在经历了无数次退稿之后，张骥良的散文《夏夜的筒子河边》终于刊登在了《北京日报》上。此后十几年中，他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发表了几百篇诗歌和散文，并加入了北京作协。然而，正当张骥良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逐步攀升的时候，年近不惑之年的他，由于单位经营不景气，下岗了。
下岗之后，为了生计，张骥良不得不奔波于北京的各个角落。在一次北京作协组织的“北京作家与上海作家春节联谊会上”， 张骥良见到了作家叶永烈。叶永烈建议他从事纪实文学的写作。后来通过作家刘绍棠的介绍，张骥良先后结识了冰心、吴祖光、艾青等几十位作家和社会名流，顺利地开始了他纪实文学的写作生涯。
正是张骥良这种孜孜不倦的执著精神，感动了每一位采访对象和同行。他用自己一篇篇扎实的稿件，向每一位读者呈递了满意的答卷。1997年底，张骥良被《民政之声》报聘用，成了一名专职新闻记者。
残疾人作暗访，有利有弊
记者暗访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对于一个视力仅有0.01的残疾人来说，危险更可想而知。可是，近十年来，张骥良只身入虎穴暗访的新闻报道近50余个。张骥良说：“因为我眼睛不好，所以我只能自己亲身经历来将事实弄个明白。还因为我眼睛不好，所以我必须付出比健全人多百倍千倍的努力，才能把这个报道做好。”
“视力不好”虽是张骥良的弱势，可是在很多方面却成了他独有的优势——比如，名人给脸子时自己看不到，心情便不会受影响；因为有这道“天然屏障”的掩护，暗访时取得了很多人的信任；也因为这个缘故，他逃过许多劫难；当然，这个天生的遗憾让他时刻都有深刻的危机感，从而更加奋力前行。
“我所暗访的这些事，都是对国家、社会、百姓造成极大危害的事件，如果没有人揭发，这些危害便会肆意蔓延……”从张骥良铿锵的话语和坚定的表情中，记者看到了一个专业记者身上所具备的强烈责任感和正义感。正是在这种可贵的使命感驱使下，他一次又一次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明察秋毫……
为查假发票险送性命
提起自己“卧底”和不法分子作斗争的经历，张骥良记忆最深刻的便是1994年那次独自冒险查假发票差点丢掉性命的经历。
每次路过地铁，总听见有人在路边大声叫卖发票，这引起了张骥良的思索：“光天化日之下发票竟能当商品公开买卖？这些发票究竟从哪里来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呢？”他简单询问得知，这些小贩所卖的发票各种类型都有，商店的、医院的、饭店的……每张发票的金额可以随便填。张骥良在心里算了一笔账——一张发票可报销国家公款2000元，10张就是两万元，100张就是20万……这是一个掏空国家财政的“无底洞”啊！
为了进一步查清内情，张骥良独自一人带上录音机来到地铁口，开始详细打探。小贩们见他只问不买，开始起了疑心，六七个小贩联合起来将张骥良逼到了一个暗处，其中一人抽出一把半米长的弹簧刀，在他眼前晃了晃，威胁说：“你是不是‘雷子’（警察）？老实交代！”当雪亮的刀子在眼前晃动时，张骥良才意识到了危险，“要是录音带被这些歹徒发现，那性命就完了！”张骥良边想边急中生智，将一只手伸进口袋掏烟，同时按下录音带的清洗键，将录下的声音洗掉。他定了定神，指着自己的眼睛说：“就我这样，能当‘雷子’吗？没想到你们的眼力也和我差不多！”歹徒伸手在他眼前晃了半天，看他眼睛都不眨一下，而且很镇定，便放了他，四处散去。
张骥良脱险后，回家迅速写成《“黑洞”——来自假发票市场的一线报道》一文。文章发表在《民政之声》报后，立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法制日报》等多家媒体相互转载。此后，公安、税务、城管等多部门联手，一举打掉了不少贩卖假发票的不法分子。
“卧底”京郊查“血头血霸”
2002年夏，张骥良从一个朋友处听说京郊周边有一伙“血头血霸”，专门找人来代替一些单位职工献血，从中吃这些单位付给的回扣。代替献血的人多为外地人，由一些“血头”掌控，需要找人献血的单位只能找“血头”和血站协商，付给双方报酬。“血头”吃一部分回扣，再把所剩不多的营养补助分给代替献血的人，而血站在献血的时候则不核实单位职工证件，从中渔利。
献血这么光荣的事怎么能这么弄虚作假地乱搞呢？那些反复代替别人献血的人血样合格吗？“血头”又是怎么招集别人来卖血的？血站为什么不验明身份就抽血呢？想到这一系列问题，张骥良坐立不安了。
张骥良以自己眼睛看不见没工作需要卖血为由，经过多方打听，只身一人找到了那些卖血者的住处，和他们同吃同住了7天7夜，终于摸清了整个“交易”背后的“黑幕”。
“那些卖血者为了稀释血液，经常吃烟灰，我也跟着他们吃烟灰。烟灰卡在喉咙里，别提多难受了……”回想起这些，张骥良感慨不已，却不后悔自己的经历。
后来他写的《京城流浪的造血机器》一文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后，立刻引起强烈反响，多家媒体转载，那些弄虚作假的血站和找人代替献血的单位都受到了审查。
真情感化残疾服刑人，刑期变20年
除了“卧底”与不法分子作斗争以外，张骥良还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
2002年，他和市残联组织的帮扶人员去监狱看望一些残疾人罪犯，认识了一个20多岁的年轻盲人赵明（化名）。小伙子由于一时冲动失手致死人命进了监狱，被判无期徒刑，当时情绪低落，悲观失望。“我见到他时，他直说后悔自己失手犯了法，甚至还对我说他想一死了之。”张骥良说。当时他非常同情赵明的遭遇，便开始和他谈起了心，把自己从小被抛弃、因病失明、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学习的经历述说给赵明听。赵明听后很感动，便把自己的害怕和迷茫向张骥良说了。张骥良开导他，既然死都不怕，为什么就没有勇气好好地活着呢？
为了让赵明不放弃希望，张骥良千方百计为他找来按摩讲义磁带、盲文写字板和盲文书等学习工具。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张骥良不顾雪滑路远摸索着来到监狱给赵明送学习资料。赵明摸着张骥良身上厚厚的雪花，声音哽咽地说：“我一定好好学习，争取早出监狱！”为了让赵明的家人不放弃赵明，一个大雨瓢泼的下午，张骥良独自撑伞顶风冒雨打听了无数路人找到赵明密云的家中，和赵明家人促膝谈心。看着落汤鸡似的张骥良，赵明一家人很感动，他们表示一定要鼓励赵明，争取让他早出监狱。
2004年，好消息传来，赵明因学习刻苦认真，从原判的无期徒刑成功减刑到了20年，按此计算，赵明在自己40多岁时就可以出狱了。
“赵明的成功改造在监狱内影响很大，残疾人帮助残疾人的活动取得了良好成效。” 张骥良真诚地说，犯过错的人也有权利让自己好好生活下去，只要社会多一分关爱和帮助，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
13岁艾滋女孩向他磕头道谢
2001年国际艾滋病日，张骥良和残联组织的慰问人员到北京佑安医院爱新家园看望艾滋病患者，并和他们一起联欢。张骥良和所有在场的爱滋病患者都一一握手。一位名叫兰兰（化名）的13岁小女孩看到后很感动，她拉着张骥良的手，流着泪叙述了自己的遭遇。
原来，兰兰家在河南上蔡县，由于家中贫困，父母无钱供她上学，而兰兰对求知却充满了强烈的渴望。为了筹到学费，她开始出卖自己的血液和肉体，却不幸染上爱滋病，最后在一名爱滋病志愿者的发现和帮助下，来到北京佑安医院接受爱心治疗。
“当时兰兰对我说，为了能够读书，她甚至去找那些糊顶棚的发黄废报纸来读……”说到这，张骥良的眼圈开始泛红，他声音哽咽地说他从来没有碰到过爱学习到这种程度的孩子，他被兰兰对求知的渴望深深打动了。
张骥良从亲朋、邻居、废品站等地方到处搜集儿童书刊画报，并亲自送到兰兰的医院。看着这么多书，兰兰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她紧紧拉着张骥良的手说：“我一辈子也没有想到自己能读这么多书，这下我死也心甘了……”
兰兰的病情暂时稳定后，要回家乡了，她对张骥良说，她从没有进过动物园，非常想看看北京动物园的动物。那几天张骥良的女儿正在部队军训，他悄悄将兰兰带回自己家中，让她住在女儿的房间里。然后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亲自带着兰兰游玩了动物园、北京游乐园、天安门、北海等地方。
在送兰兰去火车站时，兰兰“扑通”一声跪在了张骥良面前，女孩不舍地拉着他的手，一边哭一边说：“我从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像其他孩子那样，能去动物园和游乐园玩，这是我人生一段经历，我死后也会告诉我的父母……”
听着火车隆隆的启动声, 张骥良的心情非常沉重。他回家后写了一篇《一个盲人作家和一个艾滋病女孩的故事》，在《婚育杂志》上刊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数十年艰辛铺就鲜花路
数十年一点一滴的积累、踏踏实实的采访生涯，让张骥良建立了一个富有的采访宝库，包括全国各地的知名人物和不少政界名流。他不仅有他们的电话和地址，甚至连带他们的脾气爱好也都明晰于心。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拥有这么一座“宝库”呢？
张骥良说，我有“绝活儿”。一是身带残疾而又偏偏要执著采访，这让我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二是我的敬业精神得到别人的信任；三是采访一定要真实客观和公正，这样的报道才有价值；四是一定要尊重每一位采访对象；五是要不怕麻烦和吃苦；六是采访前一定要准备充足；七是不论采访什么人，心态一定要调整好，做到不卑不亢不畏缩。
除了采访名人，张骥良还广泛关注社会底层边缘人群。由于自身残疾，对于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艰辛和疾苦，张骥良深有体会。诸如拾荒人群、地下室人群、流浪孤儿、替身演员、监狱女犯、地铁歌手等都是张骥良广泛关注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一群被广泛忽视的群体，但我觉得是一座‘富矿’，没人开采，那我去开采！”张骥良眼睛里闪烁出一种异样的神采。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既然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就不应该白走这一遭，我希望把自己的痕迹留在这世间。”说这话时，他的声音如此坦诚。
编辑/王文娜
在近十年采访生涯中，他凭借一支笔和一双微弱的视力，将报道视角广泛延伸向社会的各个层面，共发表新闻报道400余万字。40多年来，他先后在全国600余家报纸杂志发表各种文章近300余万字。他的名字成为众多媒体关注的对象，他曾接受过数十家媒体的采访，其中包括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以及湖南卫视、CCTV等大型媒体的采访。
他没有尚方宝剑、三头六臂，就连一个正常人的视力都没有。在黑暗的世界中，他硬是摸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光明之路。
他就是当代著名记者及作家、朝阳区残联盲人协会主席张骥良。
笑谈手中“光荣花”
初见张骥良，他正在家里伏案写长篇。我看到他的整个身子都趴在了桌面上，脸和眼睛几乎全贴在稿纸上，握笔的手却移动得飞快。“他这简直就是在‘闻’字儿！”张骥良的妻子向我戏说道。
“哈哈！应该感谢老天还没有将我这0.01的视力剥夺啊……要是没有这0.01的视力，我也练不出这‘光荣花’了！”张骥良抬起自己的右手，幽默地笑道。我仔细一看，在他的右手中指处下端位置，向外凸出一个大约1厘米高的老茧，茧子的中间有些凹，四周略高，乍一看，还真像一朵镶嵌在手指上的小花呢。“没有数十年笔耕，这‘花’是无论如何也长不出来的！”我在心里暗暗赞叹。
失明弃儿走上写作之路
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张骥良眼圈发红。
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刚出生不久的小骥良被遗弃在北京一家医院的小纸箱里。后来，一对好心的夫妇将他捡回家养育成人。“当时经济条件很有限，为了全心抚养好我，当时已经怀有身孕的养母，硬是含着眼泪做掉了自己肚子里的亲骨肉……”张骥良哽咽着说。可更为不幸的是，一个月后，一场无情的病魔永远夺去了小骥良那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
“孩子，既然上天要这样对你，你只能选择坚强！”养母温暖的鼓励和支持，以及无尽的爱让小骥良在黑暗中找到了一线光明，迎着这光明，他勇敢地向前进步。
中学毕业后，张骥良被分配到了北京制药八厂当了一名工人，也是从那时起，他走上了写作的道路。1977年的夏天，在经历了无数次退稿之后，张骥良的散文《夏夜的筒子河边》终于刊登在了《北京日报》上。此后十几年中，他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发表了几百篇诗歌和散文，并加入了北京作协。然而，正当张骥良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逐步攀升的时候，年近不惑之年的他，由于单位经营不景气，下岗了。
下岗之后，为了生计，张骥良不得不奔波于北京的各个角落。在一次北京作协组织的“北京作家与上海作家春节联谊会上”， 张骥良见到了作家叶永烈。叶永烈建议他从事纪实文学的写作。后来通过作家刘绍棠的介绍，张骥良先后结识了冰心、吴祖光、艾青等几十位作家和社会名流，顺利地开始了他纪实文学的写作生涯。
正是张骥良这种孜孜不倦的执著精神，感动了每一位采访对象和同行。他用自己一篇篇扎实的稿件，向每一位读者呈递了满意的答卷。1997年底，张骥良被《民政之声》报聘用，成了一名专职新闻记者。
残疾人作暗访，有利有弊
记者暗访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对于一个视力仅有0.01的残疾人来说，危险更可想而知。可是，近十年来，张骥良只身入虎穴暗访的新闻报道近50余个。张骥良说：“因为我眼睛不好，所以我只能自己亲身经历来将事实弄个明白。还因为我眼睛不好，所以我必须付出比健全人多百倍千倍的努力，才能把这个报道做好。”
“视力不好”虽是张骥良的弱势，可是在很多方面却成了他独有的优势——比如，名人给脸子时自己看不到，心情便不会受影响；因为有这道“天然屏障”的掩护，暗访时取得了很多人的信任；也因为这个缘故，他逃过许多劫难；当然，这个天生的遗憾让他时刻都有深刻的危机感，从而更加奋力前行。
“我所暗访的这些事，都是对国家、社会、百姓造成极大危害的事件，如果没有人揭发，这些危害便会肆意蔓延……”从张骥良铿锵的话语和坚定的表情中，记者看到了一个专业记者身上所具备的强烈责任感和正义感。正是在这种可贵的使命感驱使下，他一次又一次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明察秋毫……
为查假发票险送性命
提起自己“卧底”和不法分子作斗争的经历，张骥良记忆最深刻的便是1994年那次独自冒险查假发票差点丢掉性命的经历。
每次路过地铁，总听见有人在路边大声叫卖发票，这引起了张骥良的思索：“光天化日之下发票竟能当商品公开买卖？这些发票究竟从哪里来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呢？”他简单询问得知，这些小贩所卖的发票各种类型都有，商店的、医院的、饭店的……每张发票的金额可以随便填。张骥良在心里算了一笔账——一张发票可报销国家公款2000元，10张就是两万元，100张就是20万……这是一个掏空国家财政的“无底洞”啊！
为了进一步查清内情，张骥良独自一人带上录音机来到地铁口，开始详细打探。小贩们见他只问不买，开始起了疑心，六七个小贩联合起来将张骥良逼到了一个暗处，其中一人抽出一把半米长的弹簧刀，在他眼前晃了晃，威胁说：“你是不是‘雷子’（警察）？老实交代！”当雪亮的刀子在眼前晃动时，张骥良才意识到了危险，“要是录音带被这些歹徒发现，那性命就完了！”张骥良边想边急中生智，将一只手伸进口袋掏烟，同时按下录音带的清洗键，将录下的声音洗掉。他定了定神，指着自己的眼睛说：“就我这样，能当‘雷子’吗？没想到你们的眼力也和我差不多！”歹徒伸手在他眼前晃了半天，看他眼睛都不眨一下，而且很镇定，便放了他，四处散去。
张骥良脱险后，回家迅速写成《“黑洞”——来自假发票市场的一线报道》一文。文章发表在《民政之声》报后，立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法制日报》等多家媒体相互转载。此后，公安、税务、城管等多部门联手，一举打掉了不少贩卖假发票的不法分子。
“卧底”京郊查“血头血霸”
2002年夏，张骥良从一个朋友处听说京郊周边有一伙“血头血霸”，专门找人来代替一些单位职工献血，从中吃这些单位付给的回扣。代替献血的人多为外地人，由一些“血头”掌控，需要找人献血的单位只能找“血头”和血站协商，付给双方报酬。“血头”吃一部分回扣，再把所剩不多的营养补助分给代替献血的人，而血站在献血的时候则不核实单位职工证件，从中渔利。
献血这么光荣的事怎么能这么弄虚作假地乱搞呢？那些反复代替别人献血的人血样合格吗？“血头”又是怎么招集别人来卖血的？血站为什么不验明身份就抽血呢？想到这一系列问题，张骥良坐立不安了。
张骥良以自己眼睛看不见没工作需要卖血为由，经过多方打听，只身一人找到了那些卖血者的住处，和他们同吃同住了7天7夜，终于摸清了整个“交易”背后的“黑幕”。
“那些卖血者为了稀释血液，经常吃烟灰，我也跟着他们吃烟灰。烟灰卡在喉咙里，别提多难受了……”回想起这些，张骥良感慨不已，却不后悔自己的经历。
后来他写的《京城流浪的造血机器》一文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后，立刻引起强烈反响，多家媒体转载，那些弄虚作假的血站和找人代替献血的单位都受到了审查。
真情感化残疾服刑人，刑期变20年
除了“卧底”与不法分子作斗争以外，张骥良还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
2002年，他和市残联组织的帮扶人员去监狱看望一些残疾人罪犯，认识了一个20多岁的年轻盲人赵明（化名）。小伙子由于一时冲动失手致死人命进了监狱，被判无期徒刑，当时情绪低落，悲观失望。“我见到他时，他直说后悔自己失手犯了法，甚至还对我说他想一死了之。”张骥良说。当时他非常同情赵明的遭遇，便开始和他谈起了心，把自己从小被抛弃、因病失明、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学习的经历述说给赵明听。赵明听后很感动，便把自己的害怕和迷茫向张骥良说了。张骥良开导他，既然死都不怕，为什么就没有勇气好好地活着呢？
为了让赵明不放弃希望，张骥良千方百计为他找来按摩讲义磁带、盲文写字板和盲文书等学习工具。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张骥良不顾雪滑路远摸索着来到监狱给赵明送学习资料。赵明摸着张骥良身上厚厚的雪花，声音哽咽地说：“我一定好好学习，争取早出监狱！”为了让赵明的家人不放弃赵明，一个大雨瓢泼的下午，张骥良独自撑伞顶风冒雨打听了无数路人找到赵明密云的家中，和赵明家人促膝谈心。看着落汤鸡似的张骥良，赵明一家人很感动，他们表示一定要鼓励赵明，争取让他早出监狱。
2004年，好消息传来，赵明因学习刻苦认真，从原判的无期徒刑成功减刑到了20年，按此计算，赵明在自己40多岁时就可以出狱了。
“赵明的成功改造在监狱内影响很大，残疾人帮助残疾人的活动取得了良好成效。” 张骥良真诚地说，犯过错的人也有权利让自己好好生活下去，只要社会多一分关爱和帮助，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
13岁艾滋女孩向他磕头道谢
2001年国际艾滋病日，张骥良和残联组织的慰问人员到北京佑安医院爱新家园看望艾滋病患者，并和他们一起联欢。张骥良和所有在场的爱滋病患者都一一握手。一位名叫兰兰（化名）的13岁小女孩看到后很感动，她拉着张骥良的手，流着泪叙述了自己的遭遇。
原来，兰兰家在河南上蔡县，由于家中贫困，父母无钱供她上学，而兰兰对求知却充满了强烈的渴望。为了筹到学费，她开始出卖自己的血液和肉体，却不幸染上爱滋病，最后在一名爱滋病志愿者的发现和帮助下，来到北京佑安医院接受爱心治疗。
“当时兰兰对我说，为了能够读书，她甚至去找那些糊顶棚的发黄废报纸来读……”说到这，张骥良的眼圈开始泛红，他声音哽咽地说他从来没有碰到过爱学习到这种程度的孩子，他被兰兰对求知的渴望深深打动了。
张骥良从亲朋、邻居、废品站等地方到处搜集儿童书刊画报，并亲自送到兰兰的医院。看着这么多书，兰兰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她紧紧拉着张骥良的手说：“我一辈子也没有想到自己能读这么多书，这下我死也心甘了……”
兰兰的病情暂时稳定后，要回家乡了，她对张骥良说，她从没有进过动物园，非常想看看北京动物园的动物。那几天张骥良的女儿正在部队军训，他悄悄将兰兰带回自己家中，让她住在女儿的房间里。然后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亲自带着兰兰游玩了动物园、北京游乐园、天安门、北海等地方。
在送兰兰去火车站时，兰兰“扑通”一声跪在了张骥良面前，女孩不舍地拉着他的手，一边哭一边说：“我从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像其他孩子那样，能去动物园和游乐园玩，这是我人生一段经历，我死后也会告诉我的父母……”
听着火车隆隆的启动声, 张骥良的心情非常沉重。他回家后写了一篇《一个盲人作家和一个艾滋病女孩的故事》，在《婚育杂志》上刊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数十年艰辛铺就鲜花路
数十年一点一滴的积累、踏踏实实的采访生涯，让张骥良建立了一个富有的采访宝库，包括全国各地的知名人物和不少政界名流。他不仅有他们的电话和地址，甚至连带他们的脾气爱好也都明晰于心。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拥有这么一座“宝库”呢？
张骥良说，我有“绝活儿”。一是身带残疾而又偏偏要执著采访，这让我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二是我的敬业精神得到别人的信任；三是采访一定要真实客观和公正，这样的报道才有价值；四是一定要尊重每一位采访对象；五是要不怕麻烦和吃苦；六是采访前一定要准备充足；七是不论采访什么人，心态一定要调整好，做到不卑不亢不畏缩。
除了采访名人，张骥良还广泛关注社会底层边缘人群。由于自身残疾，对于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艰辛和疾苦，张骥良深有体会。诸如拾荒人群、地下室人群、流浪孤儿、替身演员、监狱女犯、地铁歌手等都是张骥良广泛关注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一群被广泛忽视的群体，但我觉得是一座‘富矿’，没人开采，那我去开采！”张骥良眼睛里闪烁出一种异样的神采。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既然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就不应该白走这一遭，我希望把自己的痕迹留在这世间。”说这话时，他的声音如此坦诚。
编辑/王文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