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清军入关，开始了满清贵族对中国的统治，反清力量亦随之而起，前后相继几十年，但其性质和作用却大相径庭。
　　
　　一、农民阶级的抗清斗争
　　
　　清军入关后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把自己的主要斗争矛头转向了反对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李自成与张献忠相继牺牲以后，其余部队仍坚持抗清斗争；北方的义军也多打出闯王的旗号与清军作战。这些抗清力量的存在是清军入关后执行反动的统治政策导致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必然结果。顺治朝为安置入关的王公大臣，颁布“圈地令”：“将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之荒田尽行分给放牧，圈田所到之处，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所有也。”这种以落后的生产方式取代先进生产方式的政策，不仅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激起他们的反抗，也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连绵不绝的农民起义显示了农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政策，迫使其大规模地调整统治政策以适应中原先进的生产方式并缓和社会矛盾。康熙朝实行了“更名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要求；又规定以康熙50年的人丁数为准，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雍正帝实行了“摊丁入亩”政策，废除了汉朝以来的“人头税”，在减轻无地农民负担的同时大大解除了农民对封建政权的人身依附关系，为清朝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所有这一切在一定程度都是农民战争的结果。
　　
　　二、南明地主阶级的反清斗争
　　
　　明朝覆亡之际，江南的地主官僚相继拥立原朱明皇室成员建立了弘光等5个朱姓政权，历史上称为南明政权。南明政权最初是以农民军为敌的，弘光政权就曾派人携带大量金银米绢到北方酬谢清王朝为其报了“杀君父之仇”。但当清军席卷全国危及他们在江南政权的生存之时，他们便打出了“反清”的旗号。这些反清力量斗争的实质是满汉地主阶级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在封建正统思想及清初满洲贵族反动的民族及经济政策的影响之下，由朱明王朝的残余力量举起的“反清”大旗是很有些影响力的。即便不是如此，象“薙发令”有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类的规定，也是对广大中原汉族及南方各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及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的一种严重伤害。为了捍卫民族尊严和固有的风俗习惯与伦理道德，江南的地主官僚与人民一起在南明政权的旗帜下进行了激烈而又悲壮的抗清斗争。被南明永历政权封为延平郡王的郑成功在坚持抗清的同时，更是收复了被荷兰人占据了38年的台湾，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弘光政权兵部尚书史可法率扬州军民坚守孤城十余日，城破被执，拒不降清，慷慨就义。他们的抗清斗争因此也成了中华民族勇于反抗外来侵略势力及落后势力的精神象征。
　　由于汉族地主阶级的腐朽和南明各政权间为争夺正统地位时有冲突，这些抗清力量很快被清军各个击破，但其领导的抗清斗争顺应了广大中原及南方人民反抗清王朝野蛮的民族政策及烧杀抢掠行为的愿望；在客观上保护了相对繁荣的江南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并且为满汉地主阶级的进一步联合提供了一个磨合的平台。部分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逐渐认识到了明王朝统治的腐朽和清王朝政策在调整后的清明后，归顺了清王朝，为清统一多民族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另一部分不归降的也放弃了因对朱明王朝的愚忠而盲目反清的观念，他们多归隐山林、著书立说，对中国及封建社会的现状与未来进行积极地反思，其结果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出现了新思想的曙光：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工商皆是本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三、地方割据力量的反清斗争
　　
　　满清贵族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刺激了一部分少数民族上层统治集团的野心，而清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强化满清贵族专制统治的“削藩”政策也引起了一些汉族地方实力派的不满，于是他们纷纷打出反清的旗号。这其中包括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这些反清力量的实质是对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封建割据力量。因此在清王朝大规模调整统治政策以安定社会、调集力量反沙俄的侵略之时，这些反清力量破坏了安定统一的局面，破坏了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妨碍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违背了广大人民希望安定生活的愿望。所以他們虽然拥有相对强大的力量，但在康熙帝的正确的策略下最终失败。
　　地方割据反清力量的失败标志着清军入关以来中国社会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间以及中国各民族地主阶级间大规模调适过程的结束，中国社会开始进入最后一个鼎盛时期——“康乾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