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26岁的胡适刚当上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一个月能拿260元的工资，后来达到500元。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他每月要交给学校的伙食费是9元，居住在学校的宿合本不用花钱，他因与同乡出去合租了一处僻静的住房，每月租金是6元，每人仅出3元。也就是说，胡适每个月除去吃住费用，还剩400多元。
　　而当时上海的双职工家庭月工资收入一般在28元到32元左右，已足以养活一家五口人。由此可推断出，胡适当时身为教授的工资着实不低。
　　关于这一点，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王力发文回顾抗战前清华大学教员待遇称：“（教授）比国府委员的薪金只差二百元，比各省厅长的薪金高出一二百元不等，比中学教员的薪金高出五倍至十倍，比小学教员的薪金高出二十倍至三十倍。”
　　南京国民政府1933年制定的《文官官等官俸表》也显示，各部长、省长之类级别的工资大概是每月600元左右，即级别较高教授的月工资与国民政府的省长部长相当。因此，民国时期的教授在生活上非常优渥。
　　当时辅仁大学有个教授叫英千里（演员英达的爷爷），他也同时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兼课，三校授课，英千里有时候一个月能拿到1000多元的工资，他的儿子多年以后还记得，有一次父亲领了薪水，“把大洋往桌子上一堆，让我们小孩儿趴在桌子上抓着玩儿”。英千里后来厌烦城中尘嚣，还在京郊买了地皮建别墅，并为家人出行方便，买了一辆轿车，这种排场在当时是一般人不可企及的。
　　当年胡适买小汽车时花了自己一个月的薪水——500元。顾颉刚也因频繁往来于城内的北平研究院与西郊燕京大学之间买了小汽车，每月还花20元雇了一个司机。考虑到当时的物价水平比较低，这些名教授的收入实在令人咋舌。
　　大学教授们不仅薪水高，其他方面的待遇也令人艳羡。
　　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后，为招聘贤能，在高薪之外，还为每位教授提供一栋新式住宅。1933年，清华西院就住有陈寅恪、吴宓、闻一多、周培源等近五十位知名学者。1935年年初，闻一多、周培源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新建的西式住宅条件比西院更完备。闻一多的住宅除有一个花木葱茏的小院子外，内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等大小14间房，附设的电话、热水等设备一应俱全。房前甬道两侧有绿茵草坪，周围是冬青矮柏围墙，草坪中央放置一个大鱼缸。书房宽敞明亮，四壁镶有书橱，窗下是书桌。闻一多疲劳时可以到门前大阳台上散步或者观赏金鱼，十分惬意。
　　民国教授薪水之高、待遇之好，与当时政客重视教育是分不开的。国民党内部虽然对战时的教育方针有各种看法，但当权者一直都是教育的坚定支持者。1938年3月上任的教育部部长认为：“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
　　受益于这种观念，抗战期间，中国的教育支出仅次于军费，实现了发展的大飞跃。有数据显示：大学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師生数量增加了48%，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倍。
　　编辑/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