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与白的两色世界，将已近鲐背之年的钱嗣杰带回到60年前花木繁茂的万隆。这位1928年出生的东北黑河人，自1954年开始担任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中央记者组记者。作为毛泽东的第三任专职摄影师，他因拍摄“毛泽东1964—1969”以及其他一系列领导人影像而闻名。
　　1955年4月，拍摄为期7天的第一届亚非会议结束后，周恩来说，“小钱和翻译太辛苦”，并提议和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一起与他们合影。
　　总理让两名年轻人站中间。陈毅说，“要得，要得！”钱嗣杰连忙推让，“要不得，要不得！”
　　这个5天5夜没合眼的27岁年轻人和翻译浦寿昌，最终还是成为了构图中心，身着浅色中山装的周恩来和陈毅分立左右，浅淡笑容定格在历史光影中。
　　作为万隆会议现场唯一的中国摄影记者，钱嗣杰用镜头记录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精彩首秀。
　　这些影像已经与周恩来那些从容平和却振聋发聩的发言融为一体：“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
　　只是60年后，钱嗣杰之于这些照片的回忆，还包括他那些永远未能抵达万隆的同事——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遇难的3位新华社记者。
　　2015年4月10日，做完心脏手术出院3天的钱嗣杰，又一次站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亚非会议烈士纪念碑前。
　　60年来，他几乎每年都会来看望他们。
　　牺牲在印尼的志愿军发言人
　　后来回忆起来，“克什米尔公主号”在临近印尼海岸爆炸时，钱嗣杰正在雅加达的一所旅馆中等待3名同事的到来：时任新华社对外部主任沈建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对外部记者李平都在飞机上。
　　钱嗣杰本该与他们同行。月初，钱嗣杰与译电员刘茂俭率先抵达香港，一边采购器材，一边等待后续队伍到达，最终按计划一起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赴雅加达。
　　但当时也兼任中共香港工作小组组长的黄作梅临时决定，为了确保携带文件和重要物品的外交部信使的安全，由这两名小伙子陪同信使提前出发，乘船前往万隆。
　　本来“在香港待几天，逛一逛”的计划，变成了“路过香港，几乎没有停留，下了车就上船”。钱嗣杰回忆说，当时他“还觉得有点不痛快，因为香港我没去过，结果逛也没逛就上船了，而且船走的时间比较长，7天7夜”。
　　他们先抵达雅加达，但无线电突然传来消息：中国代表团的飞机爆炸……

　　沈建图是印尼归侨，与钱嗣杰一样，曾在朝鲜工作3年左右。他在开城任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新闻处处长，“相当于谈判代表团的发言人，发布谈判最新消息、与各国记者打交道等都由他负责。”谈及这位故去的同事，钱嗣杰的记忆是：“沈建图业务能力很强，英文特别好，比中文好。他早年一直在国外，中文有时说得还比较笨。”
　　沈建图在1944年参与创建新华社英文广播部，他那时的下属彭迪、钱行夫妇曾这样回忆：沈建图“英文非常棒”，如果说到采写英语新闻，“恐怕一般的美国人都写不过他”。
　　他也爱喝咖啡，可当时的延安连茶都很难找到。偶尔有同事、朋友从国外带来咖啡，沈建图如获至宝，一壶咖啡不知道要煮多少遍。但他又很好客，每次有人到他的窑洞小坐，他总是招呼大家喝咖啡。
　　1951年至1953年在朝鲜工作期间，沈建图只回国两三次。他的第一个孩子在此期间出生，很大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爸爸。“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时，沈建图的妻子正怀着第二个孩子。
　　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后来在一篇吊唁文章中回忆了与3位下属临别时的情景：“我问他（沈建图），在短促的会议期间，是否可以写一些像过去在日内瓦和开城写的那样的特派记者述评。他说没有问题，‘至少可以写3篇。’看看他那闪闪有光的眼睛，看看他那薄薄的微笑的嘴唇，我毫不怀疑任务会被出色地完成。”
　　周恩来的印尼副官
　　钱嗣杰1945年参军后被送到东北大学文艺研究班、《东北画报》等地学习摄影。他的老师齐观山、陈正青、郑景康、曹兴华等，都是抗日战争中的摄影界前辈。
　　1949年前的岁月里，他跟着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进入战场，亲历“三下江南”、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1950年钱嗣杰从云南前往朝鲜，在《东北人民解放军三下江南》《围困长春、吉林》《东北人民支援前线》《夏秋冬季攻势》《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中央民族访问团》这一系列作品后，增添了《朝鲜停战谈判签字》《美国被俘少将迪安生活在战俘营》。
　　因为《迪安生活在战俘营》，联合国军才确认这位25师师长还活着，一时轰动美国。若干年后，当钱嗣杰担任中国驻联合国首任摄影记者到达纽约时，记者群里有个人冲他大喊：“我认识你，你是板门店！”
　　经历了枪林弹雨，在万隆那场暗战，却是钱嗣杰一生中最激烈的战斗之一：它既是一次新闻战，又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真实斗争。
　　1955年4月16日傍晚，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空中霸王号”飞机抵达印尼雅加达玛腰兰机场。
　　“周总理一走下飞机就被几十个宪兵团团围住。”无法靠近的钱嗣杰只能站在两个大汽油桶上俯拍。照片冲洗出来一看，“一圈圈的宪兵，周总理就只露了个头。” 　　人群里却再看不到沈建图、黄作梅、李平的身影。同事殉难后，钱嗣杰觉得只有出色完成摄影报道任务，才是对死者最好的纪念。
　　在当时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只有6个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而且，“美国希望根本就不要召开万隆会议”，攻击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的领导权。”钱嗣杰回忆说，大会第一天，伊拉克外交大臣贾马利就直截了当地攻击共产主义是“新式殖民主义”。
　　周恩来站上万隆会议讲台，一共18分钟;钱嗣杰的拍摄时间只有3分钟。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不是来吵架的……”周恩来张口后出现了一个少见的瞬间，“会场里顿时鸦雀无声。”钱嗣杰回忆，“各国代表都想看看这个新诞生的大国的总理会说些什么。会场挤得满满的。总理一讲话，很多人奋笔疾书。”
　　对万隆会议上的周恩来，有人这样评价：“周恩来那准确选择时机的外交才能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会议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
　　一位路透社记者曾报道：“大家都承认周恩来才智至高无上地主宰着会议……代表们惊叹地说，‘他是以怎样的洞察力能够察觉并道破大家心里想说的话！’”
　　发表了长篇反共演说的菲律宾外长罗慕洛也高度评价，周恩来的讲话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示了民主精神。”
　　然而就在亚非会议开幕后的第二天，中国代表团收到一封“觉醒了的国民党暗杀队员”的信件。
　　信中说：3月初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奉命组织了28人敢死暗杀队，成员都是国民党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级军官。他们每人已从美国驻印尼大使馆领取一支无声手枪和20万元印尼盾。
　　为了应对，一名印尼陆军上尉成为周恩来的安全副官，中国总理还有5名警察作为随卫。周恩来外出时也有两辆摩托车开路、一至两辆宪兵吉普车跟随。他的卫士成元功等人手枪都是子弹上膛。
　　当时印尼当局出于安全考虑，也多次安排周恩来乘车往返会场，“但总理觉得没必要。总理是不怕群众的。”钱嗣杰说。
　　“你用慢速照”
　　从1955年的4月18日到24日，周恩来在整个会议期间平均每天睡不到两个小时。钱嗣杰回忆，他一共出席各种会议16次、接见其他国家代表15起、参加宴会15场、每天平均活动6起之多。有时候，一晚上安排两场宴请，“6时一场，11时还有一场”。
　　虽然后来有两名文字记者支援到万隆，但跟拍“明星总理”的钱嗣杰非常忙碌。
　　“我上午参会、报道，中午总理会见各国代表团，我就拍照，吃点饭马上去会场;散了会总理又要会见各个代表团，我回来差不多就是十一二点。”钱嗣杰回忆起“连轴转”的7天，这样说道。
　　“印尼潮湿，我们的摄影器材也落后，胶卷风干靠电扇，然后到‘暗房’——不透风、不透光的卫生间放大、漂洗、烤干、写图说，再赶到邮局发报，基本天就亮了，再回会场继续采访。”老人说。
　　周恩来得知这个年轻人已经5天没有好好睡觉，就对他说：“你太辛苦了， 一定要注意休息啊！”一句话让钱嗣杰的眼泪差点掉下来，他有些激动地说：“有了总理这句话，累死我也心甘。其实，您更忙更辛苦。”
　　“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钱嗣杰也失去了摄影器材。他只好从当地买了许多闪光灯泡用于室内拍摄，拍—张换—个，一不小心就把手烫得起泡。
　　在拍摄纳赛尔和周恩来会面时，闪光灯却不亮了，钱嗣杰连换3个灯泡都没有改善，汗刷地流了下来。周恩来看他这么紧张，非常专业地提醒说：“你用慢速照。”
　　那时，印尼当局专门请印尼华人华侨社会知名领袖和爱国华商代表安排周恩来一行的住宿。这一建议立即得到华侨的热烈响应，他们纷纷主动让出自己的高级住宅，为中国代表团作了精心安排。他们还自动组织起来，为周恩来昼夜24小时站岗。
　　每天都有各色各样、刚刚从地里拔出的蔬菜送到中国代表团的驻地——达曼.沙里十号，那是华侨们从自己的菜圃里采摘的。
　　钱嗣杰也拥有一辆专车。车主也是华侨，“不论白天黑夜，他开车接送我往返于会场和邮局之间。”60年后回忆起来，钱嗣杰依然感念这位华侨对自己的帮助。
　　而作为这次会议“最主要敌人”的美国，却来了一个最大的“代表团”——由近70人组成的记者团，“其中有许多人是在这两天才忽然干起记者这一行来的。”
　　但谁也阻止不了人们蜂拥到中国总理身边请他签字，周恩来来者不拒，热情签名，有时还写上“和平”或“团结”或“友谊万岁”等字。
　　当然，钱嗣杰没错过这一幕，又一张“万隆花絮”定格在黑白光影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