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

　　1953年生于北京，祖籍山东。著名文化学者、文化评论家，曾做过工人、记者、报纸主编、出版社副总编辑。业余从事文艺批评，涉猎电影、电视剧、戏剧、文学等多个领域，代表作《喧嚣与寂寞》《说影》《五味书》《一个人的阅读史》。近年热衷于人物传记写作，已出《梁启超传》《张恨水传》等。
　　1919年秋的一个傍晚，北京前门火车站走出一个身着青衫的青年，夜色中的他有些茫然。很多年后，他仍清晰地记得当日的情形：“天色已经黑了，前门楼的伟大建筑，小胡同的矮屋，带着白纸灯笼的骡车，给我江南人一个极深刻的印象。”那天是他“北漂”生涯的开始——此后他人生的半数都在北京度过，娶妻生子，办报写文章，直至终老。这位青年就是张恨水，后来因写小说红遍大江南北。
　　再往前推几个月，同样是北京。这一年的5月2日，一篇题为《山东亡矣》的文章在《晨报》上发表。两天后，北京学生纷纷走上街头，高呼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五四运动由此爆发。那篇文章的背后，是正在欧洲游历的梁启超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建议发动不签字运动，以抵制卖国条款。但长期以来，关于五四运动的叙事里，梁启超的名字提及的并不多。
　　一位是民国时妇孺皆知的小说家，一位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改革的先驱，两位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本没有交集，却在文化学者解玺璋这里“相会”——他先后写就《梁启超传》和《张恨水传》，记录下那些被忽视和误解的人生片段。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的话说，“借助历史里被湮灭的遗存，寻找知识阶级曾有的亮度”。

被埋没最严重的作家之一

　　在解璽璋的记忆中，最早接触张恨水的作品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现代文学研究者开始承认张恨水及其作品的价值。他读的第一本小说是《啼笑因缘》，讲述一位旅居北京的青年和天桥卖唱姑娘的恋爱悲剧，“只记得故事设置精巧，一口气读完。尤其佩服的是他对人物内心变化的刻画，写得非常细腻”。
　　虽然喜爱，但解玺璋当时并未有深入研究之念，直到几年后迎来大众文化研究兴起的时代。
　　1993年，一些学者不满于物质大潮冲击下的文化状况，提出了“人文精神危机”的说法，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渐渐地，有关大众文化的研究成了学术界和批评界的热门话题。“张恨水是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就是通俗的小说或是文艺到底有没有意义，其价值在什么地方。”解玺璋回忆说。
　　在他的视野里，张恨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长期被曲解、被误读、被轻视、被冷落、被忽略、被埋没地最严重、最长久的作家之一”。
　　“我看过一套《中国现代文学史》，一共10卷本，张恨水的篇幅只有二三百字。这说明在我们的历史叙事中，张恨水完全被忽视了，这是不公平的。”解玺璋带着“替张恨水打抱不平”的想法，开始留意和研究张恨水。后来受出版社之邀，写成一本六七万字的人物小传。“书出版后并不满意，囿于材料欠缺，没能全面展现张恨水的一生。”
　　到了2013年，他完成《梁启超传》的第二年，弥补缺憾的时机到来——解玺璋从北京作协接下撰写《张恨水传》的任务。困难依旧很多：张恨水的传记材料分散且稀少，譬如他写给朋友的书信在上世纪50年代均已被烧毁，仅留下七八封写给子女的家信；他也没有日记存世。
　　第二年，解玺璋去张恨水家乡潜山参加活动，偶遇当地研究张恨水的学者谢家顺。之后，谢家顺给他提供了很多素材，包括自己写的《张恨水年谱》和编辑出版的七卷本《张恨水散文全集》。依靠这几本书，解玺璋按图索骥，慢慢理出了张恨水与他人的关系，以及读书、办报、写作的经历。
　　回到北京，解玺璋几乎每天都去首都图书馆，翻看张恨水当年所在的《新民报》。一张一张地看，把3年多的报纸都看了，每一张都拍了照片，回家再反复看。“我发现张恨水的经历大部分都隐藏在他在报纸上发的小文章里，包括小说的序言里。”
　　正是在这些细枝末节中，解玺璋勾画出一个“不为人知”的张恨水。2018年4月，经过长达5年的书写，《张恨水传》完成，两个月后出版面世。

报纸上走出的小说家

　　“张恨水虽以小说名世，但他首先是一个报人，其次是小说家。”解玺璋说。
　　张恨水做报人很偶然。1918年春，经郝耕仁推荐，他到芜湖《皖江日报》做编辑，遂与报纸结缘。第二年秋，张恨水开始“北漂”。之后做过新闻记者，同时给上海《申报》《新闻报》，天津《益世报》等采写北京新闻通讯。5年后，机缘巧合，他加入到由成舍我、龚德柏、余秋墨等人共同创办的《世界晚报》，开始转战文艺副刊。
　　作为一个副刊编辑，张恨水有自己的原则，“卑之无甚高论”。1926年8月7日，他在《世界日报》上发文与读者《约法三章》，表明副刊“绝对不谈大问题”“绝对不批评大人物”“不研究高深的学问”。“我们打算专往极小的问题上做去。自然，这无非是些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类的题目。高明些，也无非是书画琴棋诗酒花罢了。”
　　“副刊不仅成就了张恨水的报人事业，也成就了他小说家之路。”解玺璋说。自《世界晚报》创刊之日起，张恨水便开始在副刊连载小说《春明外史》。每日刊登五六百字，历时近5年，不曾有一日松懈，至1929年1月24日完结。
　　《春明外史》也是解玺璋最喜欢的张恨水的作品之一。小说的主角是杨杏园，一位皖籍客居京城的记者，和张恨水的身份大致相同。故事发生在北洋政府军阀混战时期，以杨杏园与妓女梨云、女诗人李冬青的爱情故事为线索，背景在豪门、妓院、剧场、会馆、高级饭店等地转换，角色上到总统、总理、下到妓女、戏子，穷尽名色人等，被人称作“一幅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风俗图”。
　　“张恨水常常把采访或者当天在朋友间听到的事，像是达官贵人的政治权谋、经济活动、艳闻趣事等，写进小说里。”解玺璋说。小说连载不久，市民们就开始猜测对应的人物是谁，影射的是哪件事，小说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据张恨水报社同事回忆，《春明外史》连载期间，每到下午两三点，报馆门口“竟然像老字号鲜肉月饼出炉一样排起了长队”，等候晚报出版。 　　此后，张恨水频频在报刊上连载小说。《金粉世家》《天上人间》《啼笑因缘》等，都是在那一时期发表的。最忙的时候，他同时有6个长篇连载。
　　因为写了大量章回体小说，张恨水被批评家诟病。为此，他曾专门写文章自辩：“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要遗弃的东西，不然，《红楼》《水浒》何以成为世界名著呢？……新派小说，虽一字千金，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
　　“我认为张恨水把中国传统小说发扬光大了，把西洋的新的写小说的手法融入了旧式小说中。这是他文学上的意义所在。”解玺璋说。在他看来，张恨水在当时的地位很高，“鲁迅被看作是精英文学的代表，张恨水被看作是大眾文学的代表”。
　　鲁迅的文章虽好，可他的母亲不爱看，有人曾特意送了本《呐喊》给她，还说《故乡》写得好。老太太读完却说：“没啥好看，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老太太喜欢的是新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尤其是张恨水的作品。于是，鲁迅就跑到书店买来张恨水的《金粉世家》《美人恩》送给母亲。

仕途和情路

　　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和历史人物，解玺璋写传记有一个原则：没有材料不写，有材料但不能确定，就把材料全部呈上，让读者自己分辨。秉着这样的原则，他笔下的张恨水，“另有一种厚重——那种历史事实的丰盈与厚重”，《张恨水研究》副主编徐迅说。
　　张恨水与少帅张学良有过一段渊源。张学良也很喜欢张恨水的小说，有一次，他到北京，亲自拜访张恨水，说道：“你姓张，我姓张，500年前我们是一家，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后来，张学良多次邀请张恨水入仕，均被谢绝。“归根结底张恨水是个传统文人。他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不党、不群、不官、不商。但是，对现实生活中种种丑陋现象，他又不遗余力地揭露、讽刺、鞭挞和批判。”谢玺璋说。
　　关于两人的交往，网上流传着一件逸闻，说的是1946年春天，仍被羁押在息烽的张学良，曾托朋友把他的两首新诗寄给张恨水，刊发在张恨水主持的北平《新民报》上。“我翻遍当年的《新民报》，也没有找到那两首诗。”解玺璋说。后来，他又多方查找资料，终于找到张学良秘书写的一本回忆录，书的附录上提到了那两首诗。
　　通过查找大量史料，解玺璋还原了这段历史的真相：张学良在1946年春天的确写了《发芽》《抢粪》两首新诗，刊发于1946年5月4日的《新华日报》。剧作家田汉读后还曾作和诗二首，并写了百余字的引言，感慨系之，均见于同日《新华日报》。
　　张恨水一生写了很多个痴男怨女的情爱故事，他自己的情路也不简单。他有三次婚姻，在包办婚姻下娶的徐文淑，和后来在北京“自由恋爱”娶的胡秋霞、周南。关于徐文淑，坊间一直流传有“调包计”之说——娶回的并不是相亲所见那位标致的女子，张恨水因此而不待见她。
　　“基本是民间的一种想象。”谢玺璋说。据见过徐文淑的后人回忆，“她并不像人们流传的那样丑”。解玺璋认为张恨水不满徐文淑，实际上是不满母亲的包办婚姻，“向往自由婚姻”。他找到张恨水1922年发表在《上海画报》上的一篇文章，其中就讲到张恨水回忆自己少年时代的一段“初恋”。当时，他曾与一个名叫秋凤的女同学“朝夕过从，相爱甚昵”，这段恋情无疾而终，张恨水久久未能释怀。
　　“把张恨水婚姻的不幸，归结为‘调包计’强加给他一个‘丑’媳妇，既是对徐文淑的不公，也是对张恨水的不敬，是小看了张恨水，把他庸俗化了。”谢玺璋说。
　　在《张恨水传》的最后，解玺璋以《晚景》为题，用大量文字和史料描画出张恨水晚年落寞、暮气横秋的原委，“文学界对他的作品冷嘲热讽，从未停止过，甚至一度不肯把他列入作家的行列”。
　　1957年后，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许多文学作品遭到无情批判，张恨水头上那顶“鸳鸯蝴蝶派”的帽子也越扣越紧，他的小说被说成是黄色小说而遭到封存。1967年，农历正月初七的早晨，张恨水起床，在家人为他穿鞋时，突然仰身向床上倒去，从此再没有起来。

两本传记一种巧合

　　在张恨水之前，解玺璋最感兴趣的民国人物是梁启超。上世纪80年代，他一度想研究梁启超的文学主张，但他发现，梁启超的文学主张是他不能接受的。当时都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而“梁启超是这个东西的祖师爷”。
　　后来经过多年研究，解玺璋发现在社会共识极匮乏的转型期，梁启超几乎无役不予。“近现代史上的名人几乎都与他有或远或近、或敌或友的关系。如果梁启超是大树的主干，与他有关的人就是伸出的枝杈。”于是，以此为线索，解玺璋撰写了《梁启超传》，写他与子女，与康有为，与黄遵宪，与谭嗣同、胡适等等，展示晚清民国大变局中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彷徨及艰难求索。
　　相比梁启超的宏大叙事，张恨水就有点“小桥流水人家”。“我一直有一种平民情结，尤其是研究张恨水之后，一直想要为大众、为大众文化说话。我们不能整天都是八千里路云和月，也可以有小桥流水人家。”解玺璋说。
　　好友孙郁曾说，谢玺璋早年喜欢梁启超，后来关注张恨水，这里未尝没有其内在的思想逻辑。而在解玺璋本人来看，先后撰写两人传记是“一种无意识的巧合”，“如果一定要有所联系的话，那就是两人都是报人，都是传统文人。”解玺璋说，但二人又有本质的区别：梁启超办报是“高大上”，搞思想启蒙运动；张恨水办副刊，服务市民读者，提供休闲、趣味、知识、解闷的东西。
　　“作为传统文人，梁启超积极介入社会政治，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张恨水则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但他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对民众生存现状的改善有一种期待，甚至表现出深深的忧患意识。”而在两位名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中，打捞被忽视的故事，既可以对人物和历史重新定位、评判，也对当下和未来深有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