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美华作家黄宗之、朱雪梅夫妇的新作《藤校逐梦》通过聚焦华人新移民家庭孩子的大学教育，生动地揭示了“中国式”家庭教育中留存的痼弊。无论是“读书只为稻粱谋”的错位导向，还是“我都是为了你好”的道德绑架，抑或“父母威权的弊端”，都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和反思。透过这些生动的例子和理性的剖析，对于那些“望子成龙”的父母们来说或许可以从中觅得正确的指引。
关键词：家庭教育 教育理念 教育目的 教育方式
近年来，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中国家长将子女送到国外，希望他们在世界顶尖名校中接受优质的学校教育。可惜的是，虽然华人留学生实现了从东方到西方的空间转移，但家长们“中国式”的教育理念依旧根深蒂固，其中的大多数甚至忘记了“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事实上，在新移民家庭中，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对此，美华作家黄宗之、朱雪梅夫妇给予了密切的关注。从2009年的《破茧》到2017年的《藤校逐梦》{1}，远在大洋彼岸的他们始终坚持充分利用距离提供的新视野{2}，客观、全面地观察中国教育，并用文学创作表达自己的看法。特别是新作《藤校逐梦》，更以贴近现实生活的小说叙事，阐述了作者关于“中国式”家庭教育弊端的若干思考。而透过他们理性的剖析，想要觉醒的父母或许可以从中觅得正确的指引。
一、“读书只为稻粱谋”
在中国古代，上自达官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人们都信奉“学而优则仕”。这种功利化的教育理念一直盘踞在国人的脑海中，到了新世纪，它又突出地表现为“读书只为稻粱谋”。
小说中，当小主人公琳达和文森面临大学学校和专业的选择时，刘家和潘家的父母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中在了名校的热门专业上。他们坚信“常春藤”“经济管理”“医学预科”就是好工作、高收入的保障。因此，不管子女的兴趣爱好、学习能力如何，家长们一致要求自己的孩子以此为终极目标。换而言之，他们传递给下一代的讯息是“读书只为稻粱谋”。显然，这种教育目的的设定更注重物质层面的回报，它诱导青年人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鼓励他们一味追求名利。
在作品里，苏珊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作为女高才生，她读北大的本科、攻清华的硕士，后又获哈佛的博士、斯坦福的博士后，主攻的还是受人追捧的专业。毕业后，苏珊又顺利地进入待遇优渥的银行工作。一路走来，可谓春风得意。诚然，在周遭的人看来，苏珊可以说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她漂亮、富有、高学历，又是银行的高管，堪称莘莘学子的榜样。但他们不知道苏珊内心的孤独与无助，误以为好的收入等同于幸福的人生。据苏珊回忆，她是在父母专横的控制下长大的，“习惯了压抑，学会了服从”。渐渐地，她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更不敢违背大人的意愿。她日益孤僻自傲，变得敏感、任性、多疑，难以与人和睦共处。“为了生存，为了对得起一份还不错的工资”，她每天都不得不在并不喜欢的工作中煎熬。有时候，她难受，很绝望，甚至想死。于是，她变相地报复双亲，不给他们任何资助，结果，她在一场恋爱游戏中自杀身亡。
前车覆，后车戒。作者借苏珊的案例为尚在迷途的中国家长敲响了警钟，他们用血淋淋的教训具象地证明了“读书只为稻粱谋”的错误性。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匠心独具地安排刘韬从与建筑工人、义工的共事中获得启示：家庭教育的关键在于父母应主动引导孩子认识生命的价值，考虑自己的人生，考虑自己的未来，考虑自己这一生究竟应该怎样度过才有真正的意义。要知道，“让孩子像孩子一样地生活”{3}，由此而来的幸福感远比金钱更宝贵。
二、“我都是为了你好”
在中国传统中，主流的儒释道三家都非常认同父母对子女深沉的爱。《诗经·小雅·蓼莪》有言：“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也说：“父母恩情重，恩深报实难。”《太上老君說报父母恩重经》还说：“夫人生世，父母为亲，非父不生，非母不养……父母恩重，昊天罔极。”应该说，这份自然生发的爱足以感动天地，但当它被冠以“恩”的名义，其中的意义就变味了。父母说因为他们爱孩子，做什么也都是为了孩子好，所以他们永远是对的。就这样，从古至今，很多父母教育子女的逻辑错误就被堂而皇之地掩盖了。
就像小说中，为了追逐名校的梦想，刘家和潘家的所有人都生活得非常艰苦。以刘家的母亲为例，正是基于早年贫穷和后来失业的教训，辛洁才想方设法地帮助一双儿女求学谋业。即使要与丈夫长期分居，她也无怨无悔，一个人在异国他乡，起早贪黑，省吃俭用，事必躬亲，试图牺牲自我换取孩子们的未来。这位平日里甘愿做牛做马的母亲，打着“我都是为了你好”的旗号，主宰了史蒂文和琳达兄妹俩的命运。
譬如，辛洁软硬兼施地阻止琳达报考电影学院，无非是担心女儿将来找不到高收入的好工作。但金玉满堂的享乐真的是琳达想要的生活吗？答案是否定的。对比琳达研读经济管理与影视表演专业时的状态，不难发现前后的差异甚是悬殊。从无精打采地修习学分，到积极探索剧本的创作技巧，乃至为了拍片，不断往返于雪城和曼哈顿之间。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小姑娘导演的《纽约故事》获得了全美年度大学生奥斯卡影视大赛的最佳剧情类原创剧本奖。她用实际行动印证了自己的天赋，也掷地有声地告诉母亲辛洁：真正的成就来自于充实的内心感受，而不是外在的社会评价。
坦白地说，可怜天下父母心，辛洁无私的奉献确实令人感动。但过度的牺牲，既不能使自己感觉幸福，又会给身边的人施加压力。在心理学上，这种行为被称之为“高压型控制”，属于隐形（情感）暴力的一种。{4}她站在“为你好”的道德制高点上，使孩子无力反抗。我们知道由始至终进名校只是辛洁的一厢情愿，出发点固然是好的，可做法不一定就是对的。在择校的当口，子女们之所以听从她的意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道德层面的妥协。她所谓现实的考量，归根到底其实是中产阶级的焦虑及安全感的缺失：自己没能上名校的遗憾化为美好的寄托，希望遂转移到了下一代身上；高额学贷压得她透不过气，又急需物质的慰藉。实际上，怎么做才是为孩子们的未来好，家长还得从孩子们的角度考虑。 三、父母威权的弊端
在中国，亲权很重是共识。恩威、名分、天经、地义，赋予父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对于子女，他们的意愿决定了一切。通常的情况是：如果长辈说话，当然无所不可；晚辈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比如小说中，琳达和文森就遇到过同一个问题：都没有自己选择未来的自由和权利。琳达的母亲在美国，文森的父亲在中国，却一样拥有绝对的威严。“支配着他们一切的这种观念并不根植在美利坚的土地上，它强势地存在于一个无形的世界里，存在于几乎所有有华人的地方，存在于华人孩子的父母的血脉中。”
现在，我们不妨以文森的经历作为分析该问题的切入口。作为低龄化留学大军中的一员，正当他处于需要父母关爱和同龄人陪伴的时候，却被强行投放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语言障碍与文化差异把小男孩逼到了墙角，繁重的大学功课与父母过高的期望又给他平添了双重的压力。能够努力做的，文森都做了。可是，因个人学习能力有限，确实难以完成父母下达的考取医学院的指令。他在琳达的劝说下，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向双亲坦露心事，希冀换来父母的理解。可是，潘晨毫不妥协，惠萍也爱莫能助。他们想当然地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儿子，还拿“别人家的孩子”来搪塞，又借卖房子攒学费的事相劝。恩威并施的做法使文森日渐自卑，他不得不退缩到全封闭的硬壳里，以便让自己变得安全。可是，纵使文森竭尽全力，学业成绩依旧每况愈下。焦躁不安且失眠忧郁的他开始用酒精来麻痹自己，后来还染上了毒瘾，闹到众叛亲离要自杀的境地。回顾整个过程，潘家的父母难辞其咎。他们始终都站在高高的指挥台上，支配着文森的生活。“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5}
其实，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诚如纪伯伦在《先知的灵光——孩子》中所说：“他们是藉你们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他们虽和你们同在，却不从属你们。你们可以给他们爱，却不可以给他们思想；你们可以荫庇他们的身体，却不能荫庇他们的灵魂。”{6}所以，家长必须真正认识到孩子是独立的个体，而不是用来沽名钓誉的工具。又或许，长辈们是不忍心看到晚辈们有太大的生存压力，总希望力所能及地替孩子们多做一点事情，结果肆无忌惮地干预他们的选择。然而，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走得太平顺，未必是好事。反倒是偶尔受挫，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将来方能站得稳，立得住。
综上所述，《藤校逐梦》通过再现华人新移民家庭追逐“名校梦”的辛酸历程，揭示了“中国式”家庭教育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无论是“读书只为稻粱谋”的错位导向，还是“我都是为了你好”的道德绑架，抑或“父母威权的弊端”，都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正在觉醒之路上的父母要先以幼者為本位，充分理解子女的所思所想，切忌“一厢情愿地为孩子预设一个发展模式”{7}。要知道，最好的教育是无所作为的（卢梭语），即避免过度干预，争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其次，指导他们养成“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8}。当孩子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父母应当克服虚荣攀比的心理，切实地分析子女的能力，协助孩子找到原因及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请他们为自己所有，成为一个个独立的人。要相信孩子们，他们会在成长中找到自己要走的路！
{1} 黄宗之、朱雪梅：《藤校逐梦》，原载《小说月报·原创版长篇小说专号》（贺岁版），百花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2} 江少川：《移民后，文学创作为什么会发生——黄宗之、朱雪梅访谈录》，《世界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
{3} 马彩红：《今天我们怎样做家长》，《江苏教育研究》2014年第8期。
{4} 张畅：《有一种暴力叫“我都是为了你好”》，《新京报·书评周刊》2017年7月28日。
{5}{8}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页，第139页。
{6} 〔黎巴嫩〕哈利勒·纪伯伦：《先知的灵光——孩子》，《先知·沙与沫》，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
{7} 罗娟：《中国家庭教育误区探讨》，《科教文汇》2006年第10期。
关键词：家庭教育 教育理念 教育目的 教育方式
近年来，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中国家长将子女送到国外，希望他们在世界顶尖名校中接受优质的学校教育。可惜的是，虽然华人留学生实现了从东方到西方的空间转移，但家长们“中国式”的教育理念依旧根深蒂固，其中的大多数甚至忘记了“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事实上，在新移民家庭中，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对此，美华作家黄宗之、朱雪梅夫妇给予了密切的关注。从2009年的《破茧》到2017年的《藤校逐梦》{1}，远在大洋彼岸的他们始终坚持充分利用距离提供的新视野{2}，客观、全面地观察中国教育，并用文学创作表达自己的看法。特别是新作《藤校逐梦》，更以贴近现实生活的小说叙事，阐述了作者关于“中国式”家庭教育弊端的若干思考。而透过他们理性的剖析，想要觉醒的父母或许可以从中觅得正确的指引。
一、“读书只为稻粱谋”
在中国古代，上自达官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人们都信奉“学而优则仕”。这种功利化的教育理念一直盘踞在国人的脑海中，到了新世纪，它又突出地表现为“读书只为稻粱谋”。
小说中，当小主人公琳达和文森面临大学学校和专业的选择时，刘家和潘家的父母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中在了名校的热门专业上。他们坚信“常春藤”“经济管理”“医学预科”就是好工作、高收入的保障。因此，不管子女的兴趣爱好、学习能力如何，家长们一致要求自己的孩子以此为终极目标。换而言之，他们传递给下一代的讯息是“读书只为稻粱谋”。显然，这种教育目的的设定更注重物质层面的回报，它诱导青年人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鼓励他们一味追求名利。
在作品里，苏珊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作为女高才生，她读北大的本科、攻清华的硕士，后又获哈佛的博士、斯坦福的博士后，主攻的还是受人追捧的专业。毕业后，苏珊又顺利地进入待遇优渥的银行工作。一路走来，可谓春风得意。诚然，在周遭的人看来，苏珊可以说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她漂亮、富有、高学历，又是银行的高管，堪称莘莘学子的榜样。但他们不知道苏珊内心的孤独与无助，误以为好的收入等同于幸福的人生。据苏珊回忆，她是在父母专横的控制下长大的，“习惯了压抑，学会了服从”。渐渐地，她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更不敢违背大人的意愿。她日益孤僻自傲，变得敏感、任性、多疑，难以与人和睦共处。“为了生存，为了对得起一份还不错的工资”，她每天都不得不在并不喜欢的工作中煎熬。有时候，她难受，很绝望，甚至想死。于是，她变相地报复双亲，不给他们任何资助，结果，她在一场恋爱游戏中自杀身亡。
前车覆，后车戒。作者借苏珊的案例为尚在迷途的中国家长敲响了警钟，他们用血淋淋的教训具象地证明了“读书只为稻粱谋”的错误性。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匠心独具地安排刘韬从与建筑工人、义工的共事中获得启示：家庭教育的关键在于父母应主动引导孩子认识生命的价值，考虑自己的人生，考虑自己的未来，考虑自己这一生究竟应该怎样度过才有真正的意义。要知道，“让孩子像孩子一样地生活”{3}，由此而来的幸福感远比金钱更宝贵。
二、“我都是为了你好”
在中国传统中，主流的儒释道三家都非常认同父母对子女深沉的爱。《诗经·小雅·蓼莪》有言：“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也说：“父母恩情重，恩深报实难。”《太上老君說报父母恩重经》还说：“夫人生世，父母为亲，非父不生，非母不养……父母恩重，昊天罔极。”应该说，这份自然生发的爱足以感动天地，但当它被冠以“恩”的名义，其中的意义就变味了。父母说因为他们爱孩子，做什么也都是为了孩子好，所以他们永远是对的。就这样，从古至今，很多父母教育子女的逻辑错误就被堂而皇之地掩盖了。
就像小说中，为了追逐名校的梦想，刘家和潘家的所有人都生活得非常艰苦。以刘家的母亲为例，正是基于早年贫穷和后来失业的教训，辛洁才想方设法地帮助一双儿女求学谋业。即使要与丈夫长期分居，她也无怨无悔，一个人在异国他乡，起早贪黑，省吃俭用，事必躬亲，试图牺牲自我换取孩子们的未来。这位平日里甘愿做牛做马的母亲，打着“我都是为了你好”的旗号，主宰了史蒂文和琳达兄妹俩的命运。
譬如，辛洁软硬兼施地阻止琳达报考电影学院，无非是担心女儿将来找不到高收入的好工作。但金玉满堂的享乐真的是琳达想要的生活吗？答案是否定的。对比琳达研读经济管理与影视表演专业时的状态，不难发现前后的差异甚是悬殊。从无精打采地修习学分，到积极探索剧本的创作技巧，乃至为了拍片，不断往返于雪城和曼哈顿之间。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小姑娘导演的《纽约故事》获得了全美年度大学生奥斯卡影视大赛的最佳剧情类原创剧本奖。她用实际行动印证了自己的天赋，也掷地有声地告诉母亲辛洁：真正的成就来自于充实的内心感受，而不是外在的社会评价。
坦白地说，可怜天下父母心，辛洁无私的奉献确实令人感动。但过度的牺牲，既不能使自己感觉幸福，又会给身边的人施加压力。在心理学上，这种行为被称之为“高压型控制”，属于隐形（情感）暴力的一种。{4}她站在“为你好”的道德制高点上，使孩子无力反抗。我们知道由始至终进名校只是辛洁的一厢情愿，出发点固然是好的，可做法不一定就是对的。在择校的当口，子女们之所以听从她的意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道德层面的妥协。她所谓现实的考量，归根到底其实是中产阶级的焦虑及安全感的缺失：自己没能上名校的遗憾化为美好的寄托，希望遂转移到了下一代身上；高额学贷压得她透不过气，又急需物质的慰藉。实际上，怎么做才是为孩子们的未来好，家长还得从孩子们的角度考虑。 三、父母威权的弊端
在中国，亲权很重是共识。恩威、名分、天经、地义，赋予父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对于子女，他们的意愿决定了一切。通常的情况是：如果长辈说话，当然无所不可；晚辈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比如小说中，琳达和文森就遇到过同一个问题：都没有自己选择未来的自由和权利。琳达的母亲在美国，文森的父亲在中国，却一样拥有绝对的威严。“支配着他们一切的这种观念并不根植在美利坚的土地上，它强势地存在于一个无形的世界里，存在于几乎所有有华人的地方，存在于华人孩子的父母的血脉中。”
现在，我们不妨以文森的经历作为分析该问题的切入口。作为低龄化留学大军中的一员，正当他处于需要父母关爱和同龄人陪伴的时候，却被强行投放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语言障碍与文化差异把小男孩逼到了墙角，繁重的大学功课与父母过高的期望又给他平添了双重的压力。能够努力做的，文森都做了。可是，因个人学习能力有限，确实难以完成父母下达的考取医学院的指令。他在琳达的劝说下，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向双亲坦露心事，希冀换来父母的理解。可是，潘晨毫不妥协，惠萍也爱莫能助。他们想当然地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儿子，还拿“别人家的孩子”来搪塞，又借卖房子攒学费的事相劝。恩威并施的做法使文森日渐自卑，他不得不退缩到全封闭的硬壳里，以便让自己变得安全。可是，纵使文森竭尽全力，学业成绩依旧每况愈下。焦躁不安且失眠忧郁的他开始用酒精来麻痹自己，后来还染上了毒瘾，闹到众叛亲离要自杀的境地。回顾整个过程，潘家的父母难辞其咎。他们始终都站在高高的指挥台上，支配着文森的生活。“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5}
其实，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诚如纪伯伦在《先知的灵光——孩子》中所说：“他们是藉你们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他们虽和你们同在，却不从属你们。你们可以给他们爱，却不可以给他们思想；你们可以荫庇他们的身体，却不能荫庇他们的灵魂。”{6}所以，家长必须真正认识到孩子是独立的个体，而不是用来沽名钓誉的工具。又或许，长辈们是不忍心看到晚辈们有太大的生存压力，总希望力所能及地替孩子们多做一点事情，结果肆无忌惮地干预他们的选择。然而，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走得太平顺，未必是好事。反倒是偶尔受挫，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将来方能站得稳，立得住。
综上所述，《藤校逐梦》通过再现华人新移民家庭追逐“名校梦”的辛酸历程，揭示了“中国式”家庭教育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无论是“读书只为稻粱谋”的错位导向，还是“我都是为了你好”的道德绑架，抑或“父母威权的弊端”，都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正在觉醒之路上的父母要先以幼者為本位，充分理解子女的所思所想，切忌“一厢情愿地为孩子预设一个发展模式”{7}。要知道，最好的教育是无所作为的（卢梭语），即避免过度干预，争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其次，指导他们养成“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8}。当孩子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父母应当克服虚荣攀比的心理，切实地分析子女的能力，协助孩子找到原因及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请他们为自己所有，成为一个个独立的人。要相信孩子们，他们会在成长中找到自己要走的路！
{1} 黄宗之、朱雪梅：《藤校逐梦》，原载《小说月报·原创版长篇小说专号》（贺岁版），百花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2} 江少川：《移民后，文学创作为什么会发生——黄宗之、朱雪梅访谈录》，《世界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
{3} 马彩红：《今天我们怎样做家长》，《江苏教育研究》2014年第8期。
{4} 张畅：《有一种暴力叫“我都是为了你好”》，《新京报·书评周刊》2017年7月28日。
{5}{8}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页，第139页。
{6} 〔黎巴嫩〕哈利勒·纪伯伦：《先知的灵光——孩子》，《先知·沙与沫》，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
{7} 罗娟：《中国家庭教育误区探讨》，《科教文汇》200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