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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存浩先生在物理化学界受尊敬的程度在整个会议期间都可以感觉出来。有的人虽然也很重要，也身居高位，但不见得能够得到同样的尊敬。”这是一位年轻学者在6年前参加全国化学动力学会议庆祝张存浩院士80华诞活动的后记。
这位让后辈科研人员心生尊敬的老者如今已86岁。1月10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他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接过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盈盈的笑意溢满了岁月在他脸上刻下的深深沟壑。他开创了我国化学激光研究，使其从无到有，在国民经济、军事等领域发挥作用，并与其他学者一起开创了我国分子反应动力学研究。
他是一位一生追光的科学家。他追逐的是那束激光，也是科学的真理之光，更是用科学技术改变国家命运的梦想之光。
张存浩1948年赴美国，先入爱荷华大学、后转入密歇根大学留学。按照计划，他本应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然而，就在1950年，他刚刚获得化学工程硕士学位时，朝鲜战争打响了。为了早日实现报效祖国的理想，他毅然放弃在美国继续深造的机会，投身到建设新中国的热潮中。
1950年，张存浩回国后不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参观了东北科研所大连分所（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前身）。那里有许多当时在国际上都属精良的先进设备，且正在开展先进的项目研究，于是他决定在这里工作。
“我一回国就是抗美援朝，很多同辈都有相同经历，应该说对我们有时代的要求，拿国防研究来说，不是你愿不愿意做，而是你必须做。”张存浩这样回顾自己60年的科研生涯。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的科研经历了三次大“转行”，每个阶段，他的研究方向不尽相同，但却有个共同目标：为了满足国家需求。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只在玉门有很小的油田，石油资源十分紧张，再加上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燃油形势十分紧张，刚刚被分配到“燃料第一研究室”工作的张存浩，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我国催化剂研究奠基人、所长张大煜交给他的水煤气合成燃料研究，即从水煤气中获得燃油。张存浩说：“当时美国人遇到严重困难，催化剂破碎严重。我们找到了一种基本不破碎的催化剂。”
当时张存浩的研究与世界同步，毫不逊色于西方大石油公司，就在此时，大庆油田被发现，天然油的成本更具优势，合成油的研究成果只能搁置。“没什么不舍，后来想如果当时接着做，可能会做得更好。”但年轻的中国科研人员只能放下“更好”的可能，转向国家更需要的地方。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激化，迫使中国独立自主地发展国防技术。于是张存浩又迅速转向火箭推进剂的研究。他回忆，当时这方面资料少，国内以往的积累不足，“我们几乎是从头做起，非常艰难”。然而这项工作受到了周恩来、陈毅的高度期许：“这是对我们外交工作的支撑。”
从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20多年中，张存浩的科研工作集中在强激光领域的研究。回首当年，张存浩说：“搞激光比搞火箭推进剂还难。”这是一个全新的前沿高技术，又是一个交叉科学，在当时那种一无资料、二无设备的情况下，起步非常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完成国家任务，张存浩再次“改行”。
从1991年起，张存浩被调往刚刚成立5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接替第一届主任唐敖庆先生，担任第二、第三届主任，这一干就是9年。这份工作要求一个科学家要有长远的眼光和宽阔的胸怀。
1992年，正是“下海”的高潮阶段，基础研究队伍面临流失。张存浩请教侯祥麟等老科学家后，决定重点支持基础研究队伍中的青年拔尖人才，稳住队伍。他曾两次写信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申请专项资金支持青年科学家。在国务院支持下，1994年基金委设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经过20年的发展，现有2000多位青年科学家获得资助。今天，他们大多成长为中国基础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其中有100多位当选为两院院士。
1997年，为了支持当时在激光领域已是世界知名的青年学者、英国卢瑟福实验室高级科学家张杰回国，张存浩在自己仅能灵活使用二三十万元的主任基金的情况下，迅速召开会议，商讨能否把几位主任、副主任的主任基金合起来支持这一个人。最终在基金委的支持下，张杰于1998年回到中科院物理所工作，并很快在国内取得世界领先的研究成果。
像张杰一样，陈竺、朱清时等很多科技人员都曾受到过这样或那样的“超常规”支持。但别人说起这些时，张存浩总是马上制止，“不要说，不要说，这都是我分内的事情。”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杨学明院士是张存浩30多年前的研究生，这位“老学生”清晰地记得新生报到第一天老师说的话。“强调实验科学的重要性，对我影响深刻。”杨学明当时觉得科学家就应该像陈景润那样做科学，但张存浩告诉他科学并不是只有这样。
“如果没有实验，光有理论预测的话，有时会走到很歪的路上去。两方面都有，互相扶持互相校验，这样是最好的。”张存浩深感实验科学的重要，他强调要参与仪器设备的研制，他也这样训练学生。杨学明从研究生阶段就开始接受这样的训练，而如今，他又把这些教给了他的学生。“实验物理化学过程中的一些现象，如果你用一般的仪器来做很难看到，所以实验物理化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发展新仪器。当时张老师的很多研究都是这样的。”杨学明说。
除了理论和实验的结合，学生们还从张存浩身上学到做科学就应该细致严谨。
在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邓列征博士的第一篇英文论文上，张存浩进行了仔细修改，包括不定冠词和定冠词、单数和复数、句法和句式、同义词和近义词的运用、名词和动名词等的修改。“那一年张先生已经76岁。不光是我的论文，只要是张先生给我们修改的论文，都会仔细到那样的程度。”邓列征说。
对学生们来说，这位耄耋老人也像是一束光，一束照亮他们科研之路的强光，引领着他们在科学的海洋中探索新的航线。※
这位让后辈科研人员心生尊敬的老者如今已86岁。1月10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他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接过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盈盈的笑意溢满了岁月在他脸上刻下的深深沟壑。他开创了我国化学激光研究，使其从无到有，在国民经济、军事等领域发挥作用，并与其他学者一起开创了我国分子反应动力学研究。
他是一位一生追光的科学家。他追逐的是那束激光，也是科学的真理之光，更是用科学技术改变国家命运的梦想之光。
张存浩1948年赴美国，先入爱荷华大学、后转入密歇根大学留学。按照计划，他本应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然而，就在1950年，他刚刚获得化学工程硕士学位时，朝鲜战争打响了。为了早日实现报效祖国的理想，他毅然放弃在美国继续深造的机会，投身到建设新中国的热潮中。
1950年，张存浩回国后不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参观了东北科研所大连分所（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前身）。那里有许多当时在国际上都属精良的先进设备，且正在开展先进的项目研究，于是他决定在这里工作。
“我一回国就是抗美援朝，很多同辈都有相同经历，应该说对我们有时代的要求，拿国防研究来说，不是你愿不愿意做，而是你必须做。”张存浩这样回顾自己60年的科研生涯。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的科研经历了三次大“转行”，每个阶段，他的研究方向不尽相同，但却有个共同目标：为了满足国家需求。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只在玉门有很小的油田，石油资源十分紧张，再加上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燃油形势十分紧张，刚刚被分配到“燃料第一研究室”工作的张存浩，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我国催化剂研究奠基人、所长张大煜交给他的水煤气合成燃料研究，即从水煤气中获得燃油。张存浩说：“当时美国人遇到严重困难，催化剂破碎严重。我们找到了一种基本不破碎的催化剂。”
当时张存浩的研究与世界同步，毫不逊色于西方大石油公司，就在此时，大庆油田被发现，天然油的成本更具优势，合成油的研究成果只能搁置。“没什么不舍，后来想如果当时接着做，可能会做得更好。”但年轻的中国科研人员只能放下“更好”的可能，转向国家更需要的地方。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激化，迫使中国独立自主地发展国防技术。于是张存浩又迅速转向火箭推进剂的研究。他回忆，当时这方面资料少，国内以往的积累不足，“我们几乎是从头做起，非常艰难”。然而这项工作受到了周恩来、陈毅的高度期许：“这是对我们外交工作的支撑。”
从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20多年中，张存浩的科研工作集中在强激光领域的研究。回首当年，张存浩说：“搞激光比搞火箭推进剂还难。”这是一个全新的前沿高技术，又是一个交叉科学，在当时那种一无资料、二无设备的情况下，起步非常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完成国家任务，张存浩再次“改行”。
从1991年起，张存浩被调往刚刚成立5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接替第一届主任唐敖庆先生，担任第二、第三届主任，这一干就是9年。这份工作要求一个科学家要有长远的眼光和宽阔的胸怀。
1992年，正是“下海”的高潮阶段，基础研究队伍面临流失。张存浩请教侯祥麟等老科学家后，决定重点支持基础研究队伍中的青年拔尖人才，稳住队伍。他曾两次写信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申请专项资金支持青年科学家。在国务院支持下，1994年基金委设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经过20年的发展，现有2000多位青年科学家获得资助。今天，他们大多成长为中国基础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其中有100多位当选为两院院士。
1997年，为了支持当时在激光领域已是世界知名的青年学者、英国卢瑟福实验室高级科学家张杰回国，张存浩在自己仅能灵活使用二三十万元的主任基金的情况下，迅速召开会议，商讨能否把几位主任、副主任的主任基金合起来支持这一个人。最终在基金委的支持下，张杰于1998年回到中科院物理所工作，并很快在国内取得世界领先的研究成果。
像张杰一样，陈竺、朱清时等很多科技人员都曾受到过这样或那样的“超常规”支持。但别人说起这些时，张存浩总是马上制止，“不要说，不要说，这都是我分内的事情。”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杨学明院士是张存浩30多年前的研究生，这位“老学生”清晰地记得新生报到第一天老师说的话。“强调实验科学的重要性，对我影响深刻。”杨学明当时觉得科学家就应该像陈景润那样做科学，但张存浩告诉他科学并不是只有这样。
“如果没有实验，光有理论预测的话，有时会走到很歪的路上去。两方面都有，互相扶持互相校验，这样是最好的。”张存浩深感实验科学的重要，他强调要参与仪器设备的研制，他也这样训练学生。杨学明从研究生阶段就开始接受这样的训练，而如今，他又把这些教给了他的学生。“实验物理化学过程中的一些现象，如果你用一般的仪器来做很难看到，所以实验物理化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发展新仪器。当时张老师的很多研究都是这样的。”杨学明说。
除了理论和实验的结合，学生们还从张存浩身上学到做科学就应该细致严谨。
在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邓列征博士的第一篇英文论文上，张存浩进行了仔细修改，包括不定冠词和定冠词、单数和复数、句法和句式、同义词和近义词的运用、名词和动名词等的修改。“那一年张先生已经76岁。不光是我的论文，只要是张先生给我们修改的论文，都会仔细到那样的程度。”邓列征说。
对学生们来说，这位耄耋老人也像是一束光，一束照亮他们科研之路的强光，引领着他们在科学的海洋中探索新的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