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每天出门工作学习，无论步行或是开车、乘车，几乎都会和斑马线打交道。为保障交通安全和畅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这条法规的实施，也被形象地称为“礼让斑马线”。
　　“礼让斑马线”，值得我们点赞。众所周知，斑马线的设置是为了使机动车和行人能文明、有序通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旨在保障交通参与者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行人的安全，曝光台、扣分、罚款等，只不过是促使大家遵守交规的一种手段而已，“礼让斑马线”的实质，即在于“礼让行人”，其背后所涉及的是一个比较“高大上”的法理问题，那就是人类社会之所以制定规则、制定法律，目的在于对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权的保障，在人与规则的关系中，人应该始终处于终极目的的地位，只有人才是法文化的根本和核心。
　　大凡一种事物，要想发掘其最本真的含义，就应该到其原点去找。西方人将其法律的源头追溯到古老亚洲的两河流域，将法律的故事延伸到了古巴比伦时期，美国学者约翰·赞恩在《法律的故事》中说道：“文明人的法律故事始于巴比伦的闪米特人，然后由巴勒斯坦人继续，然后由希腊人、罗马人、欧洲大陆人继续，再后由英国人继续。”然后一直延续到大洋彼岸的美国。而引领这个故事最前端的，则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早的《乌尔纳姆法典》。在该法典遗存的条文中，所涉内容无非损害与赔偿、婚姻、家庭、继承以及刑罚等方面，都是与“人”有关的、对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制。从人类最原初的法律所要解决的问题中，我们可以发现，法律的“本质”就是通过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使“群”的秩序得以维持。而在晚几个世纪之后出现的《汉谟拉比法典》，其所涉内容也无非都是有关“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也处处体现着“以人为本”的立法精神。在该法典中，汉谟拉比宣称立法是为了“发扬正义于世，灭除不法邪恶之人”，使“公道与正义流传国境，并为人民造福”，其内容则强调对每个人财产权的保护，当个人权利受到侵害，国家存在疏失的情况下，则须进行一定的赔偿，这可以说是现代国家赔偿制度的先声。正如有学者所言，“巴比伦人创造了人类个体，一个自由的、有内心生活的自我，一个有着无法缩减为其他任何人的绝对特别命运的自我。巴比伦法因而成为人类人文主义的源流”。由此可见，在人类最原始的法律规则中，呈现的是对人的承认与保护的基本内涵。
　　当我们在本土文化中探寻法文化起点时，不难发现，作为大自然之组成部分的先民，其赖以生存的前提条件也是“群”，即只有在家庭、氏族、部落以及稍后形成的民族、国家中，单个的个人才能够生存下来。战国末期集百家思想之大成的荀子，就曾在其《富国》篇中提出了“人之生不能无群”的观点。
　　同时，为了获得并守住那些水土肥美的“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人们还须抵御来自不同的“人群”的威胁，远古传说时代的部落战争，就因这种争夺所致。因此，“人群”自身秩序的维持，也成为我们的先民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而最便捷最有效的维持手段，就是通过礼法的规范，为人们的行为设定界限，为预防冲突的发生和纠纷的解决设置规则，为赏罚规定依据和标准，为人类有序地生活提供可能。而礼法这样的度量分界，正是“明分使群”的基础。
　　因此，当我们再次回望“礼让斑马线”时，就不难体会其意义之所在了。在十字路口，正常的情況下，机动车与行人均享有按照信号灯指示而通行的“路权”，而《道路交通法》正是对行使这一路权之“分”的确定和分配，它对机动车提出的“减速”“停车让行”与“避让”的要求，表征的正是对行人生命及人身安全的特别关注，也是该法人本精神的体现。在城市治理中，假如能更多些如“礼让斑马线”一般更关切生命而非关注罚款的规则，那么，刻板的法条也会因其饱含温度而得到人们自觉和普遍的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