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左传》、《国语》和《史记》，三者对重耳流亡之旅的记述大体相同，许多细节甚至年份、人物身份却不同，本文不对相关年龄、身份考证进行探讨，主要比较欣赏流亡途中、称霸之前的重耳形象。
关键词：重耳；人物形象；比较欣赏
作者简介：邵珺（1994-），女，江苏省南通市人，南京师范大学学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01
《左传》以重耳流亡的路线为线索，按时间按顺序展现重耳个性的演变，其形象复杂，有优有劣，总体仍是一个仁义明君形象。《国语》通过对话，让众谋士簇拥着重耳，突出重耳的知人任贤，知错能改，却也显得他有些缺乏己见。司马迁能准确地把握住人物和事件的基本特征，但可能出于为尊者讳的思想，也隐去了一些晋文公的过失。
以下将主要比较其中的三个小片段：
一、重耳奔狄、适齐
《左传》开始，重耳就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危机，也为其初露君主之德提供了舞台。当时晋国政权内部发生冲突，重耳到蒲城避难，晋献公派寺人披杀之。蒲城人准备迎战，他却不允许，认为自己依靠君父才享有俸禄和人民，不能与其较量。这里首先表现了他为子孝、为臣忠的深明大义。若其不得民心，蒲城人也不会为之迎战。其次，体现了他善于统筹形势，从大局考虑的政治远见。再者，避公子还能如此当机立断，冷静从容，可见其心智之沉稳。而接着写“从者狐堰、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则从侧面反映出其平日善纳人、得人心的一面，否则是不会“有三士，足以上人，而从之”的，而这也恰是重耳之后能够成为一代明君的最重要性格，为以后其性格发展定下基调。[1]
《史记》则抛弃重耳的一段言语，用叙述性语言，交代晋公子所处的危难环境，再用细节描写“重耳逾垣，宦者逐斩其衣袪。”“逾、逐”字突现出重耳当时的狼狈情景和命悬一线的危险性，这里的重耳毫无从容的君子风度，只显慌张，《左传》与《史记》对文公奔狄的态度有很大不同。
《晋语四》记载晋文公在狄十二年，却不写重耳的种种事件，而将主要笔墨用来写狐偃劝其自狄出发投奔齐国寻，有一种重耳无用的感觉。
所以，三者从开头便塑造了不同的重耳形象：《左传》中重耳仁义守礼；《国语》重耳开始未发声未有形；《史记》写得更为现实，表现了其长远的政治见解。
二、五鹿乞食、安于齐
过五鹿那段，重耳向农夫乞食，农夫从田里拿出泥块给他，重耳发怒要鞭打他们，经子犯（狐偃）劝“天赐也”，重耳“稽首，受而载之”，子犯三言两语便劝成；而《国语》则写子犯在此长篇大论，写子犯篇幅过多。重耳仍“再拜稽首，受而载之”；《史记》记：“重耳怒。赵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没有重耳欲鞭之的情节，子犯也变成了赵衰，强调对土地的占有，而不是“天赐”，未写重耳稽首。
这个细节是我印象极深的，在此，重耳富贵骄纵的一面暴露出来，“公子怒，欲鞭之”，《左传》将之十分精炼地表现出来，与之前树立的良好形象形成鲜明反差，一扬一抑。不过这也是流亡初期不谙世事、贪图享乐的贵介公子的正常表现，反而令重耳形象显得更为真实。后重耳知错即改，也体现出其本质的仁善。
对“安于齐”这一情节，《晋语四》分两节写得很是详细，虽然只用了“民生安乐，谁知其他？”、“吾不动矣，必死于此”两句话，却生动地描画出他此时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心态。《左传》用“公子安之”四字就表现了同样的意思，姜氏的劝言也简洁明了，重耳单单用“无之”两字回答，言简意深，引人猜想：或者重耳心中另有打算。《史记》中齐姜的劝谏“子不疾反国，报劳臣，而怀女德，窃为子羞之。且不求，何时得功？”从重耳的实际出发，则显得更具说服力。
三、楚王飨重耳
重耳及楚，楚成王为显示自己地位的不同，用起了周王飨宴上公的“九献”之礼（《晋语四》），重耳不禁有些怯场，狐偃给他打气：“天命也，君其飨之。亡人而国荐之，非敌而君设之，非天，谁启之心！”，重耳于是稳下心神，进退应对，都很得体。楚王事后用“约而不谄”来评价他，但重耳仍然恭敬地“再拜稽首”。
当楚王问及等他回国后如何报答时，《左传》和《史记》中文公的回答大致相同，而《左传》的言语气势上更强一些“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以与君周旋”。《史记》中在这段对话前，却加了一句“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在对比中表现重耳的逐步成长。
《左传》中这是重耳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展现自己的情节，重耳的主导性格渐趋抬头，能从远大的政治目标来考虑问题了。和楚王的对话不卑不亢、谦逊而不卑怯、温文中不乏强硬，既维护了国家尊严，表明了自己的志向，又没向对方低头，此时他堂堂正正，毫不示弱，已无流亡公子寄人篱下之态，体现了政治家的风度。
总结：
当然，《左传》、《国语》、《史记》三者对同一史实的不同叙述，有其受不同的时代文化背景和作者的历史观影响的原因，但我们都可以看出，在重耳流亡途中，其由一个不谙世事、安于享乐的贵族公子渐渐成长为有胆识胸襟的国君的过程。[2]少年晋文公既有粗暴无礼的一面，也有礼贤下士的一面，既有政治远见，也有狭隘意识，既有大国君的争权夺谋，也有普通人的多情仁善。
注释：
[1]张银侠.《左传》霸主形象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 2010.
[2]陈鑫.晋文公重耳逃亡故事在《左传》与《史记》中的比较[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8（01） .
参考文献：
[1]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M].中华书局，1990.
[2]张银侠.《左传》霸主形象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0.
[3]陈鑫.晋文公重耳逃亡故事在《左传》与《史记》中的比较[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01）.
关键词：重耳；人物形象；比较欣赏
作者简介：邵珺（1994-），女，江苏省南通市人，南京师范大学学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01
《左传》以重耳流亡的路线为线索，按时间按顺序展现重耳个性的演变，其形象复杂，有优有劣，总体仍是一个仁义明君形象。《国语》通过对话，让众谋士簇拥着重耳，突出重耳的知人任贤，知错能改，却也显得他有些缺乏己见。司马迁能准确地把握住人物和事件的基本特征，但可能出于为尊者讳的思想，也隐去了一些晋文公的过失。
以下将主要比较其中的三个小片段：
一、重耳奔狄、适齐
《左传》开始，重耳就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危机，也为其初露君主之德提供了舞台。当时晋国政权内部发生冲突，重耳到蒲城避难，晋献公派寺人披杀之。蒲城人准备迎战，他却不允许，认为自己依靠君父才享有俸禄和人民，不能与其较量。这里首先表现了他为子孝、为臣忠的深明大义。若其不得民心，蒲城人也不会为之迎战。其次，体现了他善于统筹形势，从大局考虑的政治远见。再者，避公子还能如此当机立断，冷静从容，可见其心智之沉稳。而接着写“从者狐堰、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则从侧面反映出其平日善纳人、得人心的一面，否则是不会“有三士，足以上人，而从之”的，而这也恰是重耳之后能够成为一代明君的最重要性格，为以后其性格发展定下基调。[1]
《史记》则抛弃重耳的一段言语，用叙述性语言，交代晋公子所处的危难环境，再用细节描写“重耳逾垣，宦者逐斩其衣袪。”“逾、逐”字突现出重耳当时的狼狈情景和命悬一线的危险性，这里的重耳毫无从容的君子风度，只显慌张，《左传》与《史记》对文公奔狄的态度有很大不同。
《晋语四》记载晋文公在狄十二年，却不写重耳的种种事件，而将主要笔墨用来写狐偃劝其自狄出发投奔齐国寻，有一种重耳无用的感觉。
所以，三者从开头便塑造了不同的重耳形象：《左传》中重耳仁义守礼；《国语》重耳开始未发声未有形；《史记》写得更为现实，表现了其长远的政治见解。
二、五鹿乞食、安于齐
过五鹿那段，重耳向农夫乞食，农夫从田里拿出泥块给他，重耳发怒要鞭打他们，经子犯（狐偃）劝“天赐也”，重耳“稽首，受而载之”，子犯三言两语便劝成；而《国语》则写子犯在此长篇大论，写子犯篇幅过多。重耳仍“再拜稽首，受而载之”；《史记》记：“重耳怒。赵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没有重耳欲鞭之的情节，子犯也变成了赵衰，强调对土地的占有，而不是“天赐”，未写重耳稽首。
这个细节是我印象极深的，在此，重耳富贵骄纵的一面暴露出来，“公子怒，欲鞭之”，《左传》将之十分精炼地表现出来，与之前树立的良好形象形成鲜明反差，一扬一抑。不过这也是流亡初期不谙世事、贪图享乐的贵介公子的正常表现，反而令重耳形象显得更为真实。后重耳知错即改，也体现出其本质的仁善。
对“安于齐”这一情节，《晋语四》分两节写得很是详细，虽然只用了“民生安乐，谁知其他？”、“吾不动矣，必死于此”两句话，却生动地描画出他此时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心态。《左传》用“公子安之”四字就表现了同样的意思，姜氏的劝言也简洁明了，重耳单单用“无之”两字回答，言简意深，引人猜想：或者重耳心中另有打算。《史记》中齐姜的劝谏“子不疾反国，报劳臣，而怀女德，窃为子羞之。且不求，何时得功？”从重耳的实际出发，则显得更具说服力。
三、楚王飨重耳
重耳及楚，楚成王为显示自己地位的不同，用起了周王飨宴上公的“九献”之礼（《晋语四》），重耳不禁有些怯场，狐偃给他打气：“天命也，君其飨之。亡人而国荐之，非敌而君设之，非天，谁启之心！”，重耳于是稳下心神，进退应对，都很得体。楚王事后用“约而不谄”来评价他，但重耳仍然恭敬地“再拜稽首”。
当楚王问及等他回国后如何报答时，《左传》和《史记》中文公的回答大致相同，而《左传》的言语气势上更强一些“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以与君周旋”。《史记》中在这段对话前，却加了一句“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在对比中表现重耳的逐步成长。
《左传》中这是重耳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展现自己的情节，重耳的主导性格渐趋抬头，能从远大的政治目标来考虑问题了。和楚王的对话不卑不亢、谦逊而不卑怯、温文中不乏强硬，既维护了国家尊严，表明了自己的志向，又没向对方低头，此时他堂堂正正，毫不示弱，已无流亡公子寄人篱下之态，体现了政治家的风度。
总结：
当然，《左传》、《国语》、《史记》三者对同一史实的不同叙述，有其受不同的时代文化背景和作者的历史观影响的原因，但我们都可以看出，在重耳流亡途中，其由一个不谙世事、安于享乐的贵族公子渐渐成长为有胆识胸襟的国君的过程。[2]少年晋文公既有粗暴无礼的一面，也有礼贤下士的一面，既有政治远见，也有狭隘意识，既有大国君的争权夺谋，也有普通人的多情仁善。
注释：
[1]张银侠.《左传》霸主形象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 2010.
[2]陈鑫.晋文公重耳逃亡故事在《左传》与《史记》中的比较[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8（01） .
参考文献：
[1]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M].中华书局，1990.
[2]张银侠.《左传》霸主形象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0.
[3]陈鑫.晋文公重耳逃亡故事在《左传》与《史记》中的比较[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