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3日，張健第一次用手机拍下了“全副武装”的自己。他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简称“中国医大一院”）重症医学科的住院医师，当时正要参与救治一名沈阳的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此后，中国医大一院陆续派出多支医疗队支援武汉。2月9日，张健加入院内第三批医疗队，当晚，30名医生、30名护士由中国医大一院党委书记王振宁带队，从沈阳出发，抵达“风暴眼”武汉。
　　经过一个白天的准备，2月11日，医疗队正式接管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西院（简称“武汉协和西院”）13楼东病区的50位病人。他们的工作是降低疫情病亡率的关键——在重症隔离病房，救治重症和危重症病人。

两小时的赛跑

　　医生们步伐很快，来往于17个病房和医生办公室之间，眼睛盯着患者、仪器上的参数，以及走廊上那块滚动着呼叫信息的屏幕。
　　张健没有心思计算每个班次自己要走动多少次。在重症隔离病房工作，就像在安静的火线上穿梭。
　　医疗队进驻的病区位于武汉协和西院的一栋大楼里，整栋大楼因防疫需要经过了系统改造。
　　接班前的两三个小时，张健就不再进食和饮水，这是进入隔离区的必要选择。穿戴防护设备一般要花半个多小时，进了隔离区，就尽量不回头。
　　厚重的防护设备、起雾的护目镜，让张健觉得自己像是在高原工作，有时会出现乏氧状态。
　　“医生一个班次6小时，鉴于护理强度大、暴露风险高，护士一个班次4小时。”张健对《瞭望东方周刊》介绍。
　　2月14日，张健与中国医大一院麻醉科主治医师王俊、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张心刚，以及武汉协和本院的医生王晓静，迎来了接管病区后的第三次合作。经过前两次的磨合，这个临时组队的小组已有条不紊。
　　快速磨合是为了应对可能随时到来的危机。
　　当天交接班时，一名危重症患者病情告急——新冠肺炎导致了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氧合指数持续下降，在上了呼吸机、吸入氧浓度达100%的情况下，病情仍未改善，指脉氧最低降到了72%。

　　“ 尽全力救治， 做好ECMO 治疗的预案。”王振宁的话言简意赅，前半句说给病房内，后半句说给病房外。

　　诊疗方案靠微信交流，手机屏幕上的对话密集而紧迫。在病房外，治疗组专家栾正刚、刘璠向王振宁汇报并提出“上ECMO治疗”的建议。
　　ECMO即体外膜肺氧合，也称“人工肺”。这种医疗急救技术创造过许多转危为安的奇迹，但是，ECMO上机相当于一场手术，不仅考验技术，也考验配合。
　　“尽全力救治，做好ECMO治疗的预案。”王振宁的话言简意赅，前半句说给病房内，后半句说给病房外。
　　病房外，领队、专家、护理领队，进行着紧急人员集结和物资调动。病房内，一线值班医生正调整着治疗策略。
　　王俊的专长是麻醉，要通过对镇静镇痛及肌松药物剂量的调整，避免人机对抗，防止呼吸机与患者自主呼吸不协调而造成危害。镇静后，患者血压下降，又通过应用血管活性药物治疗等来稳定病情。
　　指脉氧逐渐上升至96%——这是一个好现象，暂时不需要ECMO治疗了。

　　实际上，病房外的ECMO团队已集结待命，患者随时可以上机，就连上机后的护士排班都安排好了。
　　患者从病危到病情平稳，只过去了两个小时。
　　“虽然没上ECMO，但患者病情稳定，一切的努力就值得。”张健说，“实际上，整个团队中很多人之前都不熟悉，却能在这么短时间里默契配合、快速准备，让我很惊讶。”

意料之外的事件

　　“14号的白班，病房里就像‘开锅’一样。”护士们不停呼叫医生。张健说，“我们四人在病区里走来走去，每个人都有活干，刚回到办公室把医嘱加上，马上就去处理别的问题。”
　　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多为高龄，基础病多，诊疗比单纯的病毒性肺炎复杂。病区里两个相对年轻的患者则更加特殊：一名35岁的女性患有红斑狼疮，另一名40多岁的男性慢性肾功能不全，需要规律性透析。
　　这些情况，团队在接管前已有所了解，尚能在诊疗指南的框架下有的放矢。但意料之外的事件则直接考验着医生的临场判断能力。
　　一名处于恢复期的64岁女性患者，在张健值班时突然出现呼吸困难。
　　张健赶到她的床边时，患者呼吸极度窘迫，嘴唇发紫，他一边让护士将双鼻道吸氧改为面罩吸氧，进行心电血氧监护，一边筛查病因。
　　这时，患者忽然丧失意识。邻床就是患者的丈夫，同是新冠肺炎患者，看到妻子情况危急、医生迟迟未用药，一时情绪激动，径直朝张健走了过来。
　　“你要冷静一点，现在只有我能救她！”张健的话，稳住了患者焦急的丈夫。
　　在无法听诊的状态下，问和看是了解情况、明确病因的主要手段。仔细询问过后，张健得知，患者刚刚去过卫生间，回来之后便喘不上气。
　　“患者以前得过什么别的病吗？有过敏或哮喘吗？心脏有没有问题？”张健问。 　　“以前闻到农药味喘不过气来，休克过。”冷静下来的丈夫说出了关键线索。
　　张健判断患者是过敏性休克。抢救开始推进：肾上腺素、甲强龙静推，快速扩容。同时请示上级医师，完成气管插管准备。有针对性的及时抢救让患者逐漸好转，恢复了意识，也避免了气管插管这一有创治疗。
　　完成抢救后，张健去查看了卫生间——原来患者对含氯消毒液过敏。回到办公室，他才发现自己的手在隐隐颤抖。如果患者的丈夫和他有了肢体冲突，自己可能有暴露风险，患者也会失去救治机会。
　　“出了意外，医生可能会受害，但患者是一定会受害的。”张健说，“能把她救过来是我很欣慰的事，患者苏醒之后，家属也对我表示了歉意和感谢。”
　　在数万名新冠肺炎患者中，任何小概率事件都有可能发生，这种时刻，对细节的关注和迅速的判断，将决定诊疗成功与否。
　　对于医患关系，张健对本刊记者说：“救治时我没有及时解释。家属很焦虑，我非常明白他的想法。人与人之间出现误会，互相回避和针锋相对都不是解决办法，把话说开，相互理解、彼此接受才是最好的。”
　　结束了“开锅”一样的白班后，张健迎来了自己的生日。他在朋友圈里写道：“无数次幻想过30岁会如何，没想到今天到来得这般不同。”

　　“你要冷静一点，现在只有我能救她！”张健的话，稳住了患者焦急的丈夫。

重症隔离病房里的高效运转

　　科学的治疗与患者的意志，是与新冠肺炎搏斗时的左右手。
　　身处重症隔离病房，患者更易陷入恐惧与焦虑之中。“医生除了第一时间去看患者，也要了解是病情真正有变化，还是心理因素造成了心因性不适。如果是心理问题，就需要我们劝慰。‘话疗’在日常工作里也占了很大一部分时间。”张健说。
　　病毒性肺炎本身是一种自限性疾病，但对于基础病较多的患者来说，感染带来的问题不仅是肺炎，而是一触即发的“系统性危机”，因此，这些患者格外需要精细化管理和密切治疗。
　　进驻病区后，医疗队需摸清每个患者的基本状况，根据病情将患者分为重症、危重症。在诊疗指南的指导下，专家负责总体统领，起“秤砣”作用，而主治医师会制定治疗方案，值班医生在值班状态下执行治疗方案，保障患者安全。
　　另外，医疗队采取分组值班制度与三级医师查房制度相配合的手段，对病区患者进行管理，每个值班医生除了要诊治交接班患者，也要对自己所管床位的患者进行精细化管理和诊疗。
　　张健所在的值班医生小组里，四个人各有所长。“值班时互相取长补短，有需要时挺身而出。”
　　需要气管插管，王俊是第一人选;张心刚处理心衰、控制血压更有经验;张健在重症医学科常常处理重症病毒性肺炎患者，接触危重症较多;王晓静熟悉所在地情况，同时可以帮助其他医生尽快熟悉病区配机系统。
　　张健所在医疗队于重症隔离病房里的高效运转，是全国驰援下武汉医疗一线的缩影。每支医疗队管一个医院病区的患者，进行“承包制”般的分工，这对于降低死亡率意义重大。
　　武汉已处于抗击疫情的“大会战”阶段，此前医疗资源超负荷运转的紧张局面，逐渐趋于缓和。仅在张健加入医疗队那天，全国共有41架包机运送了约6000名医护人员降落在武汉，仅在武汉协和西院，就有11支医疗队前来支援。
　　“武汉的情况比我们来之前预想的好很多。城市整体有序，救治体系也建立起来了，我们一线的生活和医疗物资也有所保障。病房之外，在看不见的地方，很多人都在为此努力。”张健说。
　　驰援武汉的不同医疗队，也在交流着经验。“大家的感受是，患者经过支持治疗，有明显好转。”
　　让张健感到欣慰的是，目前医疗队接管的50位患者，还没有不幸去世的，且有部分患者第一次核酸检测转阴，有望出院。他在沈阳参与救治过的患者，也都痊愈出院了。
　　“我感觉可能还要在武汉待一段时间，等武汉的整体情况稳定、本地医疗资源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会撤离。”张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