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晋时期开始，国家出于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考虑，根据当时佛教发展的状况，相应对佛教采取或扶植或限制的政策。随着佛教僧侣人数的增加，经济势力的增强，在社会各阶层中影响力的扩大，也会与封建国家、世俗地主阶级发生矛盾。以皇帝为首的朝廷如果不能用和平手段消除矛盾，就会采取十分激烈的行动。传统上认为，历代王朝针对整体佛教进行武力镇压的事件，总共发生过4次，这就是习称的“三武一宗灭佛”。“三武”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一宗”是后周世宗。“灭佛”就是毁灭佛法，佛教典籍一般称之为“法难”。实际上，这4次所谓“灭佛”事件情况并不完全相同，有的是要彻底消灭佛教，有的只是要压缩佛教僧团的规模；有的是只打击佛教，不涉及道教，有的则是佛教、道教—起打击。
　　
　　北魏太武帝“灭佛”
　　
　　北魏太武帝(423～452)“灭佛”，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国家镇压、取缔佛教事件。
　　北朝(420～581)大多数帝王支持佛教，促使佛教势力迅速发展。同时，佛教也与儒教和道教发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僧团与国家及世俗地主阶级也发生了政治、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太武帝对佛教采取镇压措施，正是这些矛盾综合作甩的结果。
　　北魏太武帝原来信仰佛教，也尊敬僧人。但是，他逐渐看到，佛教的大发展与国家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冲突。因为，僧人具有不负担兵役、徭役，不缴纳租调的特权，由此导致了佛教与国家争财富、争人力。所以必须控制僧人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魏太武帝继承前代的政策，重用儒者，尊崇儒家学说，以便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巩固自己的皇权统治。同时，他又接受司徒崔浩的劝告，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奉寇谦之为“天师”，建立天师道场。他还亲自登坛受符书，改元“太平真君”。这一系列举措，都是在为打击佛教做准备。
　　太平真君五年(444)，太武帝下诏限制佛教，认为佛是外国的神灵，所讲的道理是荒诞的，无益于政化，并且禁止王公和百姓私养沙门。太平真君七年(446)，他出兵经过长安，发现一所寺院中私藏兵器，怀疑僧众与起义军通谋，下令诛杀寺里的僧人。后来又发现寺院中存放酿酒器皿和财物，发现洞窟中藏匿妇女等，于是他听从崔浩的劝说，颁布取缔佛教的诏书。
　　太武帝镇压佛教措施非常残酷，不仅不分老少坑杀所有沙门，对于信仰佛教，制造泥、铜等各种佛像的人，也要屠杀。经过这次灭佛运动，北魏境内的大量僧尼遭诛杀，寺院被拆除，经像被焚毁，劫后余生的僧尼逃奔南方。
　　六年后，太武帝死，文成帝即位。文成帝认为佛教讲的道理正确，有助于国家的治理，有益于人们仁智善性的增长，于是解除了佛教禁令。此后在历代北魏帝王的支持下，佛教在北方又获得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
　　
　　北周武帝“灭佛”
　　
　　北周武帝(561～578)统治时期，北方佛教势力急剧膨胀，僧尼人数达到200万，佛寺3万多所。由于僧尼享受免税赋徭役的特权，武帝要富国强兵以统一北方，就必然采取“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的措施。周武帝首先削减僧尼和寺院数量，又多次召集名儒、名僧和名道，共同讨论儒释道三教的优劣。
　　建德三年(574)，周武帝下令禁断佛教和道教。这次灭佛与上次有几点不同。第一，北魏太武帝只取缔佛教，对道教予以保护，北周武帝则是对佛教和道教都予以禁止。北周武帝原来打算保存道教，但是道教和佛教之间的斗争很激烈，对朝政有危害，所以采取两教并废的措施。第二，虽然毁坏了一些寺院，焚烧了一些经像，但是并不屠杀僧尼，而是勒令他们还俗为民。对于有些地区的寺院，并没有拆除，而是分别赏赐给王公，作为他们的住宅。第三，设立“通道观”。从佛教和道教名人中选取120人为学士，让他们讲《老子》、《庄子》和《周易》，目的是会通三教。显然，让佛、道两教人士会通三教，在于强调儒家的重要性。
　　建德六年(577)北周灭北齐，周武帝又下令在原来北齐境内禁断佛教和道教。促使许多僧人逃往南方，境内僧尼奉佛也只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宣政二年(578)周武帝死，宣帝、静帝相继在位期间，朝政由外戚杨坚把持，下令允许佛教流行。到杨坚废周建隋，开始大力发展佛教。
　　
　　唐武宗“灭佛”
　　
　　由于唐代前中期的帝王基本都支持佛教发展，促使佛教势力急剧膨胀，激化了佛教僧侣阶层与国家和世俗地主阶级的矛盾，终于爆发了唐武宗时期的毁灭佛法运动。
　　到唐武宗(841～846)即位时，由于僧尼数量的增长，寺院经济的膨胀，削弱了朝廷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促进了社会上反佛情绪的高涨。唐武宗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也决定取缔佛教。他在废除佛教的诏书中，历数佛教的危害，认为，在全国各地，包括两京地区，“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他还认为，废除佛教，乃是“济人利众”的举措。
　　武宗的灭佛运动是逐渐展开的。会昌二年(842)，他命令僧尼中的犯罪者、违戒者，全部离开寺院还俗，并且没收其财产，充入两税徭役。会昌四年(844)七月，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拆毁那些房屋不到200间，没有救额(皇帝所赐的匾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其僧尼全部勒令还俗。到了会昌五年(845)，武宗发起的灭佛运动达到高潮。当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勘检寺院、僧尼、奴婢及其财产，为全面取缔佛教做准各。四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废除佛教的措施。四个月后，宣布灭佛的结果：全国共拆除大的寺院1600余所，小的寺院4万多所，还俗僧尼260500人，都充两税户，没收的良田数十万顷。另外，把寺院奴婢收为两税户的有15万人。
　　武宗会昌年间的灭佛运动对佛教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甚至由此改变了佛教发展的走向。由于寺院被拆毁，寺院经济遭到毁灭性的扫荡，僧尼被迫还俗，经书典籍散失，以义理研究为特点的一些佛教宗派丧失了繁荣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佛教的生存和发展形式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佛教经院哲学研究的黄金时代，理论创造的旺盛阶段，从此就结束了。以山林为基地的禅宗逐渐发展起来。
　　
　　后周世宗“灭佛”
　　
　　按照传统的说法，后周世宗(954—958)被列为最后一个“灭佛”的皇帝，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相提并论。实际上，他只是力度比较大地整顿和限制佛教，并没有计划完全废除佛教。
　　五代十国(907～960)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战乱的年代。由于当时的历代小王朝为了抗御外地，保住疆土，都把扩充兵员，增强国家财力作为首要任务。所以，各王朝对佛教普遍采取限制的措施。周世宗即位之后，在挫败北汉和契丹联合进攻的同时，对佛教采取大规模压缩的措施。显德二年(955)，诏令禁止私度僧尼，严禁奴婢、罪犯等出家，废除所有无敕额寺院。不允许新建任何大小寺院。他没有勒令所有僧尼还俗，但是鼓励僧尼还俗。
　　周世宗在限制佛教的过程中，还专门下令革除佛教中的一些旧弊端。他规定，对于以前有些僧尼采取的烧臂炼指、钉截手足等“诸般毁坏身体”等做法，一律禁止。那些“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都是聚众蛊惑人心，“今后一切禁止”。
　　周世宗限制佛教的结果，是后周境内的寺院毁废了30336所，仍存2694所，登记在册的僧尼有61200人。周世宗限制佛教的政策，力图把佛教规模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的目的。革除某些佛教陋习的措施，对以后的宋代统治者都是有启示作用的。周世宗之后，历代王朝没有再对整体佛教采取过激烈打击的政策。
　　“三武一宗”之类的事件，对佛教僧团规模的变化，对佛教寺院经济实力的消长等，会产生剧烈的影响，但是一般持续时间都不很长。但是，对于佛教思想的演进，对佛教修行方式的转变，对佛教徒的自我认识和定位，此类事件的影响都是很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