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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載筆,貴乎心裁,東漢時期的國史修纂卻由一人撰作轉爲羣體修史。這種修撰方式的轉變對此後封建王朝的修史模式、修史立場產生了巨大影響,史書風貌也因之丕變。本文試圖通過對《史記·秦始皇本紀》中一條附益文獻的相關背景進行考察,探究漢明帝召訓史臣及任命數人同時修史的政治考量,並藉此推尋東漢修史制度轉變的歷史動因,指出這種轉變的史學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