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邓小平1975年全面整顿时起，我先在计委，后在经委，把主要精力用在了企业整顿和改革上。1977年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在结束十年动乱后再次拉开了全国整顿企业的序幕。
一、恢复性整顿
整顿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刚走出来的工业企业是当时全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企业整顿大体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7年到1981年底，是以学大庆和贯彻实施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为主要内容的恢复性整顿。第二阶段是从1982年到1985年，是以贯彻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为主的全面性整顿。第三阶段是在全面整顿的基础上，以企业升级为主要形式的建设性整顿。国务院要求这一阶段的整顿从1986年开始到1990年完成。但在1988年，经委被撤销，这项工作就停止了。
所谓“恢复性整顿”，也就是拨乱反正，恢复企业的元气，包括的内容主要有：1.整顿领导班子，恢复企业原有领导体制，撤销革委会，恢复厂长职能；把那些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以及打砸抢分子清除出去。同时，改正企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层组织”的提法。2.改善经营管理，扭亏增盈，重点是恢复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文化大革命”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亏损严重。1976年同1970年相比，国营工业企业的亏损面由28.9%扩大至37.2%，亏损金额由14.65亿元增加到72.4亿元。1977年1—5月工业企业累计亏损额又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5%。为此，1977年7月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大力开展扭转企业亏损、增加盈利工作的通知》，要求亏损企业必须制定切实措施，限期转亏为盈，对政策性亏损也要压到最低限度，严格实行定额补贴的办法。为保证措施的全面落实，国务院决定成立扭亏增盈领导小组，谷牧任组长，姚依林、张劲夫和我任副组长，办公室设在计委。恢复性整顿和扭亏增盈结合起来进行，以促使企业走上正常的轨道。3.扩大企业自主权。1979年4月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在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建立责任制的同时，企业要实行民主管理，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钩。这不仅加速了恢复整顿进度，而且也是恢复性整顿和改革的结合，为企业改革作了铺垫。
在恢复性整顿阶段相继召开了三次全国工交会议，三次会议上企业整顿都是重点议题。
第一次會议1979年7月10日在成都召开，落实当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的部署，研究讨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中的诸多问题。
第二次会议1980年4月9日在南京召开，主要讨论工业改组和企业领导班子建设问题。讨论中遇到了奖金问题，这在当时很棘手，一方面不能“干好干差一个样”，一方面发奖金是不是物质刺激，也就是说企业经营好，有了钱，该不该发奖金，企业有没有权作出决定，会上反应强烈。问题主要是与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当时的规定相矛盾。会上争论不下，当时国家计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康世恩只好给中央负责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同志打电话，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的意见是同意发奖金，这事才算解决。这次会议特别强调通过改革来整顿企业内部的劳动组织和改革一些相关的制度。
第三次会议1981年4月15日在上海召开，主要讨论建立经济责任制问题。
这期间蒋一苇（当时在一机部研究室工作）提出了“四全管理”的概念，即全面计划管理、全面技术与质量管理、全面经济核算和全面人事劳动管理。他发表的《企业本位论》，在理论上支持了企业整顿和改革，推动了企业整顿。
1981年是恢复性整顿的关键一年。国家经委连续在2—3月、4月、6月及7月下旬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解决企业整顿问题。总结这些会议的成果，国家经委向国务院汇报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继续抓好企业恢复性整顿工作的建议：第一，整顿、建设好企业领导班子，这是整顿企业的关键。提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调整整顿好企业领导班子。第二，建立健全经济责任制和按劳分配制度。第三，搞好整顿企业的基础工作，推行全面经济核算、全面质量管理。第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职工队伍建设。第五，加强民主管理，充分调动广大职工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切实保障职工的民主权利。要积极推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第六，整顿财经纪律。企业经营管理，要在提高经济效果上狠下功夫，纠正损公肥私、滥发奖金、截留上缴利润、拖欠贷款和偷税等问题。
同时提出了整顿企业的六条标准：第一，有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风端正、团结战斗、精干有力、年富力强的领导班子。正、副厂长懂生产技术，会经营管理。第二，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党委核心领导强，职工民主管理好，生产行政指挥系统工作效率高。第三，有一支觉悟高、技术精、纪律严、作风强的职工队伍。第四，建立各级责任制，完善企业管理的各项基础工作，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全面经济核算、全员培训。第五，全面完成国家计划，产量、质量、成本、利润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接近或达到本省、区、市内同行业先进水平。第六，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职工集体福利和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改善。
当年10月28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经委《关于加强领导抓好企业整顿工作的意见》和整顿企业的六条标准，要求各工业部门据此制定本行业整顿企业的具体
要求。
经过恢复整顿，不仅清理了队伍，调整了领导班子，培训了企业的负责人，进行了职工队伍建设，而且还强化了原始记录、计量标准和班组管理等基础工作，使企业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企业的全面整顿创造了良好条件。恢复性整顿取得初步经济效果，1981年工业总产值达到5399亿元，相比1976年的3728亿元，平均年增长7.69%。
这期间我们邀集各方面人才成立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质量管理协会、中国设备管理协会等一批非政府中介组织，这些中介组织在抓管理、抓规章制度建设等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二、全面整顿
1982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以下简称《全面整顿决定》），我参加了中央书记处1981年12月30日对《全面整顿决定（草案）》的最终审议会议。为什么要全面整顿呢？这就不能不说到，广大企业虽然经过恢复性整顿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就整体来说整顿工作进展不平衡，整顿好的是少数，处于中间状态的是多数。当时相当多的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领导班子软弱涣散，精神不振，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劳动纪律松弛，产品质量低，浪费严重，经济效益差等现象。少数企业领导班子成员不纯，有的企业领导人受腐朽思想侵蚀，搞不正之风，违反财经纪律，甚至弄虚作假，偷税抗税，截留上缴利润，营私舞弊，贪污受贿等。所以中央要求从1982年起，再用两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地对所有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的整顿工作。
全面整顿重点做五件事：一是整顿和完善经济责任制，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搞好全面计划管理、质量管理和经济核算工作；二是整顿和加强劳动纪律，严格执行奖惩制度；三是整顿财经纪律，健全财会制度；四是整顿劳动组织，按定员定额组织生产，有计划地进行全员培训，克服人浮于事、工作散漫的现象；五是整顿和建设领导班子，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
教育。
《全面整顿决定》用建设性整顿来区别前一段的恢复性整顿。整顿要达到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三项建设，六好要求”。“三項建设”是通过全面整顿，逐步建设起一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领导体制，逐步建设起一支又红又专的职工队伍，逐步建设一套科学文明的管理制度。“六好要求”是通过“三项建设”使企业能够正确地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者的经济关系，出色地完成国家计划，成为三者兼顾好、产品质量好、经济效益好、劳动纪律好、文明生产好、政治工作好的“六好企业”。
《全面整顿决定》要求在两三年时间内，全国的大中型骨干企业，能够扎扎实实地、分期分批地完成整顿任务。为此，国务院又专门成立了全国企业整顿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央组织部、全国总工会、劳动人事部、财政部、团中央、妇联等有关部门参加。我担任组长，全面负责企业整顿工作。
按照《全面整顿决定》要求，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并由党、政负责同志组织工作组深入企业蹲点调查帮助整顿工作。
全面整顿进行了四年，到1985年底结束。四年里，全国企业整顿领导小组相继召开了40次整顿工作例会，几乎每月一次，研究、部署、检查、督促整顿工作。在全面整顿期间，每年还要召开一次工作会议，每次会议都确定一个主题，围绕主题进行研讨，统一思想，协调步骤。企业整顿最后一次工作会议在1985年12月20日召开，至此，历时四年的企业全面整顿告一段落。
经过四年的全面整顿，促进了企业素质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为推进企业管理现代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主要成果有：
1.企业整顿实现了预定的目标，大中型骨干企业基本完成了整顿任务。到1985年底，列入企业全面整顿规划的近5万个预算内国营企业，验收合格率为98.9%，其中的3084个大中型骨干企业，除2个有客观原因不能完成整顿任务外，都已验收合格。规划外的其他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整顿工作也已基本完成。经过全面整顿、综合治理，还涌现了一批技术进步快、经营管理向现代化迈进、经济效益显著提高的先进企业。
2.企业领导班子的素质有了新的提高，实现了新老交替，开始打破实际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据当时对全国2900个大中型骨干企业的1.8万名党政干部的统计，平均年龄45岁，其中41—45岁的占63%，基本上形成了以四十几岁的干部为主体的梯形年龄配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成员占74%，厂长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9%，比整顿前增加40%；党委书记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达到81%，比整顿前增加70%。各地都选用了一批自学成才的干部。
3.改革使整顿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整顿巩固了改革的初步成果，企业经济责任制不断发展完善。经过整顿和改革，在学习首钢经验的基础上，以责、权、利相结合，包、保、核相联系为基本内容的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普遍建立健全起来。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后，加强了市场开拓、经营决策、技术开发等方面的工作，搞活了经营销售工作。企业内部实行层层承包，使经济责任制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促进了组织机构的改革，推动了劳动组织的整顿和人员的精简，提高了工作效率，并且广开了生产门路，妥善安排了富余人员，带动了第三产业和集体经济的发展。有些企业把职工奖金和一部分工资同经济效益挂钩，进一步贯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当然，真正搞活了的企业，当时还不是多数。从全国情况来看，当时搞得比较活的，在大中型企业中也只占15%
左右。
4.企业管理基础工作得到了加强，企业管理现代化取得了一定进展，各种标准数量增加，水平得到提高。到1985年底，国家标准达到7500个以上，比整顿前增加1.2倍，其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占28%。县以上企业正式生产的产品，90%以上都有了标准。据当时对全国315个大中型企业的17908种产品的调查统计，90%的产品建立了标准，采用国际标准的达到9.6%。计量工作也得到加强，计量升级活动初见成效。逐步配备和完善了各种计量器具和监测手段。计量器具配备率达到80%以上。计量检测率达到88%以上，比整顿前提高了20%—30%。实行定额管理的面有了扩大，定额水平有所提高。当时，上海市对929个整顿合格的企业统计表明，各种定额比较齐全，并比过去有提高的有787户，占85%；各项记录比较健全的有696户，占74.9%。信息工作开始得到了重视。据10个省、市的统计分析，有30%—50%的企业初步建立了信息的收集、整理、传递、分析、控制网络，有的企业已开始利用信息反馈指导生产经营。以责任制为核心的规章制度日益完善。基础教育工作也有较大的进展。 5.在整顿中认真抓了企业职工队伍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许多企业把思想政治工作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研究解决整顿、改革中出现的带有倾向性的问题，保证了整顿、改革的顺利进行。通过贯彻《全国职工守则》《企业职工奖惩条例》，企业的劳动纪律有所改善，劳动态度、服务质量有所提高。
6.劳动组织整顿取得初步成效。企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一线紧，二、三线松”的状况有所改善，劳动定额面扩大，水平提高。据11个省、市部门统计，定额面扩大6%—19%，定额水平提高5%—16%。四年间工交、建筑、商业企业初步撤出和安置富余人员300万人。大中型企业普遍建立了生活劳动服务公司，开辟了生产门路，发展了第三产业。
7.职工队伍素质有所提高。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有15个省、市的青壮年职工“双补”任务达到或接近60%的低限要求，其中，北京市青壮年职工技术补课达到77.8%（高限要求为80%）。上海、北京和江苏、辽宁的一些城市的基层企业，开展全员培训的达到70%以上。各地普遍抓了青工系统教育和正规培训，先进地区已达80%以上。第一批企业经理、厂（矿）长参加国家统考的有工业、商业、外贸、施工、邮电、铁道、交通七个行业共9000多人，考试成绩平均得分74.91，及格率为96.6%。通过统考，干部培训和职工教育工作得到促进，干部、职工的政治、文化、技术和业务水平有了新的
提高。
8.促进了經济效益的提高。企业全面整顿促进了生产发展和商品流通，建立健全了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加强了经济核算。企业的经济效益普遍高于整顿前的水平。1985年11月与整顿前的1981年同期相比，全国工交企业总产值增长了47.5%，实现利税增长38.1%，上缴利税增长16%。扭亏工作成绩显著，国营工业企业亏损户由12598户减少到4718户，亏损面由31.1%降到12.1%。商业企业1985年与1982年相比，销售总额增长20.7%，利润总额增长62.5%，上缴利税增加47%，亏损面减少40.2%。国营工业企业的亏损额已由1981年的42.4亿元下降到1983年的28.6亿元，1984年11月又下降到20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6.1%。
9.培养和锻炼了一支懂企业管理、从事企业整顿工作的干部队伍。在全面整顿工作中，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1982年2月在天津召开第四次全国工交会议。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1982年1月做出要全面整顿的决定后召开的第一次整顿会议，当时中央有领导同志提出，厂长、副厂长年龄不能超过50岁。这对企业来说是个很大的冲击，因为在恢复性整顿的时候，把原来一些有作为的厂长、副厂长调了回来，这些人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差不多都40岁以上或50多岁了，有的还要大一些。这一传达，下面就炸了窝，反应非常强烈。我把参加会议的人的意见向上反映，最后的结果是，不提50岁，提55岁。这年的8月，国家经委、中组部、劳动人事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下发的《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全面整顿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企业的正副厂长（正副经理），应该有一个年龄限制，除了特大型企业和全国性公司（如鞍钢、中国船舶总公司等）以外，正副厂长（正副经理），尽量配50岁以下的人员，最多不能超过55岁。企业党政领导班子的大部分成员应是中青年干部。要特别注意挑选一批40岁左右、德才兼备、熟悉业务、有组织领导能力的专业人员进入领导班子。企业党委书记，需要思想政治水平高、有经验的同志担任，年龄可稍高于55岁。同时规定副厂长（副经理）的人数，按《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规定，设一至五人，小型企业一般为一人，中型企业不超过三人，大型企业不超过五人。对选拔年轻干部还提出了五条主要要求。
对这个问题，我认为当时提出年轻化主要是为解决干部终身制的问题。因为在改革之前，企业领导干部与政府公务员是一样的，都是终身制。这对企业发展确实不利。但没想到这个文件下发后产生了消极作用，将大中型企业厂长的年龄定在50周岁，那么如果是任期三年，当他53岁或54岁时就没有资格再当选了。这就使一大批有经验的中年干部上不了厂长的领导岗位。我始终认为，企业的领导干部与政府公务员应有所不同，政府公务员应该有任期，企业领导干部任期制很值得研究。任期制往往会使一些有经验、有阅历、身体壮的中年干部到期也得下来，很可惜。这样的任期制，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妨碍职业企业家队伍的形成。1992年我们就此到浙江调查后，专门给国务院写了个报告，提出企业家职业化的问题，建议企业领导人和党政机关干部的管理体系应脱钩。一个较成熟的厂长只要是对企业有利，年龄可以延长。对这一建议，李鹏专门作了批示，并且把批示批给了人事部。当时的部长赵东宛专门找我谈了这个问题，后来人事部也发了通知，知会各地，企业的领导干部不要按照党政机关干部那样评级别、限年龄。但是，长期以来政企不分的思想根深蒂固，使企业领导干部脱不开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那一套管理办法。说实话，一些企业领导人也习惯于原来的办法，不给他相当于党政机关的哪一级，他心里好像还不平衡。这有许多习惯势力的影响，所以我的报告和领导的批示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三、企业升级
随着企业全面整顿的完成，国营企业改革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企业升级阶段。企业升级是企业整顿的继续和发展，是推进管理和技术进步的一种新形式。从企业整顿到企业升级，目的在于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素质，提高经济效益。企业升级的重点是要突出质量、消耗和效益的考核指标。要正确处理企业升级与改革、技术进步和管理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
1986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工业企业管理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七五”期间要抓紧搞好“抓管理、上等级、全面提高素质”的企业升级，把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和增强经济效益作为考核企业管理水平的主要指标。企业升级有国家特级、国家一级、国家二级和省级这四类先进企业。“七五”期间企业升级的任务是：40%的主要产品性能和质量都要达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国际水平。升级目标很明确。为此，国务院成立了加强企业管理领导小组，我担任组长。 1987年3月11日，全国加强企业管理领导小组和国家经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企业升级若干问题的说明》。《说明》对企业等级指标的确定与考核，企业升级的审批程序，企业升级工作的组织领导和鼓励政策等作出了进一步的规定和要求。6月，我在国务院各部门加强企业管理工作第五次例会上围绕提高企业素质提出，一靠技术进步，二靠加强管理。但从我国多数企业现状来看，技术落后，管理更落后，所以提高企业素质，首要问题在于抓好企业管理工作。
1988年2月，在第九次例会上，一些人认为企业升级政府行政干预太多。对此我认为，企业升级是市场体系形成前国家管理企业所采取的一种行政手段，在当时是必要的。当然，也要十分注意把这种行政手段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减少到最低限度，不给深化企业改革带来新的障碍。
不出所料，企业评级给企业很大压力，对企业的促进动力很强，一些单位纷纷想来“搭车”，如计划生育等，企业不胜其烦，影响了我们原来设想要达到的目的，致使国务院不得不决定停止企业升级活动。
企业恢复性整顿、建设性整顿和企业升级这三个时期的主要工作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但核心都是加强管理，提高效益。通过整顿，全国企业呈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可概括为十个方面：一是企业经营思想从适应产品经济的封闭型向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开放型转变；二是企业经营机制由缺乏生机向增强活力的方向转变；三是企业领导人员由行政型向经营型转变；四是企业领导体制由党委一元化领导向厂长负责制转变；五是企业组织由单一形态向多元化转变；六是管理重点从着重对物的管理向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管理转变；七是质量管理由单纯的质量检验向全面质量管理转变；八是管理技术由传统型向科学化、现代化转变；九是战略规划由单纯完成国家计划向主动适应市场需求转变；十是企业建设由单纯重视物质文明向双文明建设转变。
粉碎“四人帮”后进行的这次企业整顿，既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又是一次全国性普及企业管理知识的教育活动，企业职工，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企业管理知识水平普遍得到提高。各级企业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企业整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一支熟悉企业管理、有一定组织能力的干部队伍，这支可贵的队伍，在后来推进企业改革、企业管理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我看来，企业整顿对经济工作有许多有益的启示，可以概括为九个方面：一是发展经济必须量力而行，二是重视综合平衡，三是就工业内部讲也要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四是质量品种要放在第一位，五是要专业化协作和社会化大生产密切结合，六是重视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七是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共存，八是重视科技和技术干部的培养与作用，九是处理好生产和生活的关系。后来在曾培炎主持的老同志座谈会上，征求对制定“十五”计划的意见时，我就企业整顿对经济的启示又补充了几点意见：一是可持续发展要提到重要位置上来，必须重视环境保护。不能再走先排污、后治理的老路，损失太大了。二是坚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定要走集约化的道路，粗放经营、浪费资源、“两高两低”的道路不能再走了。三是企业三项制度改革过去是作为企业改革的突破口，现在仍是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企业的分配制度、劳动人事制度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一定要避免重复过去吃“大锅饭”、拿“铁饭碗”的错误。四是改革要配套要创新，企业改革不能一家孤军深入，倘若只是企业单打独斗的改革，整体改革是进行不下去的。
四、扩权让利
对企业放权，从深层次讲，就是要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在1979年初，李先念听了我们访日汇报后不久，他向我提出要经委研究扩大企业自主权問题。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华国锋主持听我们从日本考察回来汇报时，先念等国务院领导都参加了。在汇报中，我们除了提出要发展商品经济外，还提出了企业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问题。先念仔细听了汇报后说：经济要搞好，首先是企业要搞好。他支持扩大企业自主权。
因为出访日本，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我只参加了后半段。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参加了全过程。会议对形势的认识，对工业调整的意见，都存在着很多不同意见。虽然陈云、先念多次讲话，对改革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但受传统思想，尤其“两个凡是”的影响，统一认识很困难。看得出来，在改革过程中最难的是人的思想观念的转变。所以，邓小平提出来要解放思想，要向前看。我们长期做企业管理工作的人都知道，如果在原来的体制中，企业要发展是很困难的，所以一定要给企业自主权。当时我们也想过从所有制这方面去考虑企业改革，不过这是个很敏感的话题。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不像现在，连对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认识都难以统一，所有制问题就更不容易提出了。
当时扩权的阻力来自哪里呢？主要是三方面：一是财政部门。我们想通过扩权使企业有点自主权，什么叫自主权？说白了就是“自主钱”。国营企业利润统归国家财政，可是财政部门坚守“阵地”不放。二是政企不分。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部门对企业干预太多，企业是个“小媳妇”，上面“婆婆”多，而且各有各的管辖权，企业扩权就是要减少一点行政干预。而行政部门热衷于行政干预，习惯势力根深蒂固。三是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企业内部也形成了“等、靠、要”习惯思想。有些企业你给权，他不想要，如同小孩在托儿所有人喂吃喂喝，习惯了，你让他出托儿所他也不习惯。这就是当时的几种思想阻力。
按照先念的指示，我让经委研究室深入企业同地方一起调查研究，起草扩权条例草稿。他们先在北京召开了一些部门和一些企业的座谈会，许多企业负责人提出了很多要求和建议，形成了一些意见，归纳起来有七八条；然后到东北一些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他们深入到大庆、鞍钢等国营大型、特大型企业，听取意见和建议；又到上海、江苏等地进行调研，听取这些地方国营中小型企业的要求和建议；最后形成了“扩权十条”建议；又在北京召开企业管理改革试点座谈会征求意见，与会的企业代表对“扩权十条”进行了认真讨论，均表示热烈拥护，经过经委党组讨论，才把“扩权十条”建议提交中央工作会议审议。 1979年4月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进一步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时期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扩权十条”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原则通过。应该说，我国国营工业企业改革实际上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当时国家经委、财政部等六个部门确定先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首钢、北京内燃机总厂、清河毛纺厂、天津自行车厂、天津动力机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柴油机厂、上海彭浦机器厂八个企业进行扩权试点。
“扩权十条”是对旧管理体制的一次强烈冲击。在原来那种体制下，企业已经进入“死胡同”了，财务规定太死，很不合理。例如冶金企业搞设备大修，财政部门规定大修不许变样。首钢搞高炉易地大修，财政部反对。“扩权十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是针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而提出的。
“扩权十条”经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之后，放权让利给企业，主要是财政问题，题目就出给了财政部。这时，对企业放权让利到什么程度，财政部和我们的意见又有了很大分歧。新中国成立后，李先念长期担任财政部长，一直抓财贸，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了解我国财政体制存在的弊端，所以支持我们。财政部为此花了很大力气和我们反复研究，最后达成一个妥协的结果，就是搞了五个文件：《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关于开征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税的暂行规定》《关于提高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率使用办法的暂行规定》《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的暂行规定》。为了尽快推动扩权工作，在起草五个文件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作了让步，吸收了财政部的意见，所以这五个文件名义上叫扩权让利文件，实际上是扩权有限，让利也不多。
经国务院同意，1979年7月10日，国家经委在四川成都召开了全国工交工作会议。会议的议题是研究讨论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五个文件。在去成都参加工交会议之前，也就是7月4日，我专门到国家经委举办的第二期企业管理研究班结业仪式上，就企业扩权问题讲了意见。当时我总感到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之所以问题成堆，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没有充分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所以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中心，就是承认企业的商品生产者的地位，相应地扩大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限。
四川成都会议除各省市工业书记或主管副省长外，还邀请了省市财政厅长参加。财政部吴波部长亲自带队出席。会上对扩大企业自主权争论得十分激烈。当时的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全力支持放权。四川率先搞了100户企业扩权试点，实践证明放权让利对企业增产、国家增收都有好处。四川介绍的扩权试点经验，得到与会工业企业的热烈欢迎，但各省财政厅长只有四川的田纪云支持。
说实话，在那种财政体制下，财政部门确有困难。但事情总归有个大道理和小道理之别，小道理再多也得服从大道理。什么是大道理？发展生产。国家财源在生产。对于单纯财政观点，毛主席早在抗战时期就批评过。他说，“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的“单纯财政观点”的人，忘记发展生产，忘记开辟财源，财政困难是不可能解决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企业的增产，哪来财政的增收！
会议几经争论后商定，结合企业经济责任制的改革，明确厂长的经济责任制；扩权企业必须保证上缴比例，一分不能少。会议对初步形成的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的五个文件草案进行了多次修改，7月13日由国务院颁发实行。文件规定的放权步子虽小，可意义重大。它在某种程度上冲破了统收统支的老模式，在当时那种思想状态下能迈出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在这场争论中，我也深感在原有体制下，搞生产难，搞财政也不容易。
在国家经委积极推行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同时，农村的乡镇企业也得到了很快发展。1979年7月，国务院在颁发关于国有企业扩权让利五个文件的同时，还颁布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就是在对工交企业扩权让利的时候，对我国农村发展工业的积极性也要给予保护和支持。在当时发展社队企业，首要目的是“以工补农”。其次是要为农村劳动力找出路，因为农活没那么多了，办社队企业有个好的条件，就是农村有丰富的劳动力。
扩大企业自主权虽然只是初步的，让利也是有限的，但已显示了它的政策威力，给企业带来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
第一，企业开始成为具有内在动力的经济单位。通过让利这一形式，把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统一起来，把企业的经济责任、经济效果和经济利益结合起来，从领导干部到广大职工都增强了某种责任感，提高了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自觉性，促进了企业自我整顿和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不少试点企业还推行了全面质量管理和全面经济核算，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有了提高，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第二，企业开始重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普遍增强了经营观念、市场观念、服务观念和竞争观念。广大干部和职工动脑筋、想办法，广开生产门路，扩大财源，努力改变经营作风。
第三，企业有了一些发展生产资金，可以用于挖、革、改，做到花钱少，收效快。北京首钢、内燃机总厂、清河毛纺织厂三个试点企业，1979年利润留成总额有31.5%、共808万元用于发展生产，他们把这笔钱同设备折旧等捆起来使用，说这叫“自主钱”，也就是说，企业可以自主动用的资金，共有7900多万元。三家企业当年安排126项重点措施，有利于加快企业的发展和技术改造。
第四，企业领导干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得到了自主经营的锻炼，涌现出一批有才干的经营管理者。
第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了职工生活。许多试点企业在职工宿舍、食堂、澡堂、幼儿园等集体福利设施方面，都有所改善。1979年一般都发了相当于两个半月左右标准工资的奖金，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从而調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总的来看，一般扩权让利试点企业的产量、产值、上缴利润增长幅度都超过试点前，也高于非试点企业的水平，一些试点企业实现了“三多”：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多得。 有关试点情况，1980年8月9日，国家经委给国务院写了《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这个报告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一年来全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情况。报告中写道：从1979年到1980年6月底，根据29个省、市、自治区和一些工交部门（不包括军工企业）的统计，试点企业总计为6600多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总数的16%，但试点后产值达到总产值的60%左右，利润达到总利润的70%左右。其中上海、天津试点企业的利润达到总利润的80%以上，北京达到94%。
虽说企业试点取得了明显效果，但这仅仅是起步。试点暴露出的问题不少，如企业产量、产值、利润、物资、劳动等计划指标分头下达、互不衔接，市场调节阻力大，企业没有外贸权，出口外汇分成不兑现，企业没有用人权，没有招工权，利润留成资金没有充分的权力支配，“自主钱”使用还有许多“条条框框”，限制留成比例偏低，发展生产资金计算基数“鞭打快牛”、先进吃亏等。问题出现在预料之中，能看到问题才有可能解决问题。我们当时的态度是，改革中的问题只有靠深化改革去解决。
为使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国家经委1981年提出了一些新的试点项目：“企业独立核算，国家征税，自负盈亏”试点、计划自主权试点、产品销售自主权试点、自行定价试点、企业参与外贸出口和外汇分成试点、留成资金使用自主权试点、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有偿占有试点、企业自定内部组织设置和人员配备试点，这些试点项目得到了国务院的支持，并批转各地区和各部门贯彻执行。
总结这段工作，可以这么说，是扩权让利五个文件揭开了我国工业企业改革的序幕。通过不断地深入试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造新的试点形式，为企业真正成为企业注入了更多的活力。
扩权让利是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扩权让利使我国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过分集中、统得过死的状况有所改变，使企业有了一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调整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的利益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弊病；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增强了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
虽然“让利”带来的效果使试点企业有了一点活力，但“让利”只是国家在企业上缴利润中让出一点给企业，根本的问题在于管理体制和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时期，我们还发现一些管理部门对企业放权让利试点时，“明让暗不让”或“只让利不减负”，所以不改变管理体制，不“拆庙”，不减“神”，不下决心使政企分开，企业永远不会有自身的活力。扩权前，国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即企业收入和用钱都归国家财政部门审批；扩权后，有些企业用钱向银行贷款，收入归国家，企业还贷后剩下的只有很少部分，这使企业更加困难，尤其是老企业根本无钱搞技术改造，以致有的企业宁肯设备带病运转，也不愿去背“阎王债”。这就是当时许多企业在试点中出现的名惠而实不至的外部
环境。
除此之外，在企业外部环境中，有几个长期困扰企业也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
一是企业“办社会”。长期以来，我国的企业不只是经济组织，还是个社会组织。在经济管理体制中有一个怪现象：“政府办企业，企业办社会。”城市劳力就业主要在国营工厂或集体所有制企业，提倡“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使企业人浮于事。而且一个劳力一旦进了工厂，他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都得由企业包下来，这是“企业办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企业亏了，国家得管），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进了国营企业就进了“保险箱”），而且，人只能进不能出，企业背上了沉重的社会包袱。
二是来自各方面的摊派。有人说“上至国务院（部门），下至街道办（各种各样与企业稍有关系的组织或个人）”，都可以向企业伸手摊派，要物要钱要房子。企业为维持生产，又不敢说一个“不”字，谁也得罪不起。在有些人心目中，企业是“唐僧肉”，都想吃一口，稍有怠慢，马上给以颜色。西北某工厂，厂大门对着马路红绿灯，因怠慢了交警，红灯不变，运送产品的汽车就是出不了厂门。类似这种“给以颜色”的“小动作”太多，企业不堪重负。
三是企业找政府办事难。难在有“拜不完的庙，磕不完的头”。我手头有一份旧报纸，是当年江南某工业城市一份日报，披露了企业办事难的情况，所举事例，至今不忘，也最能说明改革的迫切。一家工厂要上个项目，在申报过程中，一共盖了745个公章，每一公章都代表着一个厅、局、处、科、股的“舍我莫过”的关卡。每个关卡的决策者、拍板者少则几人，多则十数人，要办事就得逐庙逐神逐个礼拜磕头，甚至还要烧香进贡。这个市另一家工厂为了办一件事，在65天之内进京45次，不仅庙多，一些部、委、办“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重重关卡是可想而知的了。当然许多时候，问题不在这些关卡里的人，问题的实质是体制和机制上存在着严重弊端，表现为管理层次繁多，职能交叉多，政出多门，相互内耗，这样的体制不改革则企业无法生存。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经委上报的《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即新的“扩权十条”。《暂行规定》既是前五年扩权试点经验的总结，又反映了广大企业的呼声，把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加以肯定，明确规定了企业在生产计划、产品销售、产品价格、物资选购、资金使用、资产处理、机构设置、人事劳动、工资奖金、联合经营等方面拥有更大的生产经营权。新十条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又是一次大的突破。
对于80年代的企业改革与实践，我认为政府要为企业放权让利，更要为企业松绑。也就是说，搞活企业，发展经济，除企业内部强化自我管理外，政府部门要为企业解难减困，轻赋薄敛，给企业生产经营创造一个适度的外部环境。后来，我把解决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问题归纳为“十六条”，也有人称之为“外八条”和“内八条”。这里的“外八条”，主要是解决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一是政企分开，政府要管社会上的事。二是轻赋薄敛，严禁向企业伸手，培植国家财源。三是稳定政策，不能今天一个办法，明天一个措施，一个将军一个令，使企业无所适从。四是调整经济结构，农、轻、重，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要合理，要考虑能源、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五是整顿市场流通秩序，严禁无序竞争、地方保护。六是對一些国营老企业的技术改造政府要支持，增强这些企业发展的后劲。七是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八是企业内外改革要配套，只讲企业改革，政府职能不变，事事处处设卡，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也都要管，企业永远活不起来。 五、从包干到承包
包干制最早是1981年从山东搞起来的。因为当时财政体制是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年度财政计划中央、地方意见一时难以统一，只能由地方先背回去。背回去怎么办？山东想了个办法，就是把背回来的任务，切块包给企业，由企业按规定完成上缴利税任务后，超产部分留给企业。这一包把企业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因为完成上缴任务，剩下就都是自己的，企业就有了积极性。可到了这年底，中央财政部门又不答应了，提出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超额部分国家要再提成。对此企业反应很强烈，有厂长说这是“阎王不嫌鬼瘦”！为此，经国家经委与财政部反复商议，1981年12月26日出台了《关于国营工交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办法的若干规定》。《规定》提出：国家根据不同情况，对企业实行多种（共五种）形式的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办法，即“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留成”“全额利润留成”“上缴利润包干，超收分成或留用”“亏损补贴包干，减亏分成或留用”和“超计划利润留成”。规定还提出，不论按部门或者按企业实行，一个部门、一个企业只能采取一种办法，不能兼用两种办法，重复提取留成。这个规定比1980年1月下达的利润留成试行办法总算又进了一步。
包干使企业有了活力，但也使财政部门的管理越来越复杂。1984年7月13日，国务院决定，从1984年10月1日起，不再批准企业实行利润递增包干等办法，一律搞利改税。原批准试行利润递增包干的企业，到期的，改按利改税办法执行。
首钢是第一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企业，首钢承包制是国务院支持搞的。1979年，国家对首钢实行的是利润留成办法，1981年7月改变分成办法，实行定额包干的承包制。当时因有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支持，财政部承认首钢一家可用此办法，实际上财政部并不情愿，所以推广首钢经验他们就不赞成。首钢办法的关键是包死基数几年不变，财政部的办法是包基数后每年得递增，这是争论的焦点。由于首钢建立了与承包制相适应的领导体制和责、权、利相结合的内部承包机制，使其对国家承包指标的实现有了可靠的保证和坚实的基础，经济效益持续增长，1979年至1988年连续十年实现利润平均年递增20%。
从198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承包制。这一年我用了很大的精力搞企业全面承包。当时，根据企业不同情况，承包形式也不同，但其核心都是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经济利益的分配问题，大体有几种形式：
1.“双保一挂”，也叫“双包一挂”。“双保”：一保上缴税利，如果完不成承包指标要用自有资金补；二保国家已经批准的技术改造项目。“一挂”：企业工资总额和实现税利挂钩，一定四年不变。
2.“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即确定上缴利润基数和递增比例，一定几年不变。
3.“上缴利润定额包干”。即核定上缴利润基数，超额部分全部留给企业，有的按规定的比例分成。这种办法适用于那些利润不高而产品又为社会所需要、处境困难急需扶持的企业。
4.“上缴利润基数（或纳税目标）包干，超收分成”。即确定企业上缴利润基数，超收部分按规定比例进行分成或分档分成。
5.“企业投入产出包干”。实行这种包干的企业有石油、煤炭、石化、冶金、有色、铁道、邮电和民航八个行业。行业内部的企业，有的也实行这种承包办法。
此外，有些地方搞了“全员承包”“抵押承包”等。这些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本特征是：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欠收自补。这种承包经营机制，最根本的作用是能够激励企业职工尽其所能多创效益。多创了，不仅确保国家能够多收，企业也能多留，职工也能多得。
到了1988年，一些地方又出现了“企业承包企业”和“企业兼并企业”的形式。这是承包制发展的成果。“企业承包企业”是经营权的转移；“企业兼并企业”是企业产权和经营权同时转移。通过承包和兼并，劣势企业的产权和经营权流向优势企业，企业的人才、资金、技术、产能得以充分发挥，劣势企业的场地、设备得以更好利用，从而促进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的合理化，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据河北、天津等15个省市不完全统计，实行产权转移的企业超过了600家。吉林化学工业公司承包了吉林市13户小企业，仅1988年1月至5月，工业总产值增长达20%，实现利润增长51%。保定市依靠企业兼并，消灭了全市工交企业经营性亏损。
1988年2月9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经委在京召开了全国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座谈会。会议总结了1987年以来承包制的情况和经验，并将总结报告上报国务院。2月27日，国务院发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从而将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纳入法制化轨道。
在理论界，当时有的专家认为承包不是一个合理的办法，因为承包是一个企业一个样子，不容易掌握。所以在首钢开始搞承包制后，人民大学宋涛教授找我，说大家对首钢搞承包制有些看法。我说宋涛同志啊，这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当前情况只有这个办法能渡过难关。我說你先去首钢看看。他去了首钢，一个星期后回来对我说首钢这个办法有道理，他支持首钢这个办法。还有的专家对于“包字进城，一包就灵”很有意见，提出在农村一“包”就灵了，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企业是经济责任制，“包”字进城究竟灵不灵？实事求是地讲，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完全一样。就城市来说，各个企业的情况又不一样，有些企业基础好，大家齐心协力，一“包”就灵；有些企业基础不好，大家三心二意，怎么“包”也不灵。其实承包制在我们心中是个过渡的办法。
我曾经用朱熹的两句诗来说明当时承包制的意义：“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承包就等于打开了企业创造财富的源泉，好像打开的自来水龙头，长流不断；不会像一杯水那样，你多喝了，我喝得就少了。所以承包给企业带来了生机。
六、建立经济责任制
建立经济责任制目的是使企业的权、责、利有效地结合。建立经济责任制保障了企业整顿的圆满完成，保证了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前面讲到1981年4月15日，我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在那次工交会议上，我讲了八个问题，其中就讲到经济责任制，重点是讨论研究如何建立经济责任制。但会议一开始，大家就表达了对财政部的强烈不满，提出很多意见。 那时陈锦华在上海工作，他是市委常委、副市长。开会前，他和韩哲一（市委书记处书记）来看我。他们两位都谈到财政部冻结上海“挖、革、改”资金，控制发放奖金，商业部和外贸部不按计划收购工业品，反映一些中央部门对企业卡得太死，不利于生产的发展。正好会议结束前，姚依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4月22日到上海，我向他讲了会上讨论企业整顿、职工教育和对企业乱摊派等情况的一些意见，也谈了对上海奖金总额控制和冻结资金等问题，建议请他给大家说说。这样，姚依林在4月24日召集省、市和财政、商业、外贸几个部的与会人员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各方发言，针锋相对，一下子矛盾爆发出来，意见不能统一。姚依林不愧是“老商业”“老外贸”，情况熟悉。他说，双方讲的都是实话，都是实实在在的困难。他支持工业企业要求，同时提出了工业生产企业要承担的具体责任。姚依林的“拍板”和讲话，使会议的紧张气氛稍有缓和，一些争论也趋统一。上海会议后，财政部对企业奖金和“挖、革、改”资金冻结也都放开了一点；相应地，工业企业增产也要保国家增收，让财政部放心。其实，姚依林的讲话也是大家能接受的折中意见，如何理解他的讲话，各个部门也有自己的角度，后来贯彻中都打了折扣；但对这次会议讨论的经济责任制问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上海会议对各种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的办法作为经济责任制的政策加以肯定后，建立经济责任制发展得更快。
为进一步推动建立经济责任制，1981年8月22日至9月1日，国家经委、国务院体改办召开工业经济责任制座谈会。会议结束时，我作了《工业企业推行经济责任制要注意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主要内容为：一是端正指导思想，下决心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二是经济责任制的具体形式，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三是摆正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合理确定经济利益分配的水平。四是加强计划指导和国家监督。五是把推行经济责任制同认真抓好企业整顿结合起来。六是各部门管理体制的改革要和推行经济责任制同步配套，进一步落实企业的自主权。
1981年10月29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经委、国务院体改办《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在通知中指出：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必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不仅要和利润挂钩，而且要和产量、质量、品种、成本等挂起钩来。这就要求企业在生产、技术、经营等方面建立健全明确而又具体的岗位责任制，实行全面经济核算，改善经营管理，实现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全面完成国家计划。《意见》提出了健全和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的七条原则和八项工作，强调实行经济责任制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企业经营好坏一个样的问题，二是职工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当时在分配方面基本有三种类型：一是利润留成；二是盈亏包干；三是以税代利、自负盈亏。《意见》指出，究竟采取哪种形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确定，不搞“一刀切”，不急于定型，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改进完善。
接着，11月16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计委、财政部、劳动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制定的《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暂行规定》对如何全面理解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的单位必须完成国家计划，企业的奖金水平，对企业生产市场短缺的低利产品和小商品的鼓励与扶持政策，企业要严格执行国家经济政策和财经纪律，实行经济责任制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思想领先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这个《暂时规定》是在国家经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计委、财政部、劳动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单位召集的京、津、沪、辽、鲁五省市经济责任制座谈会上讨论后提出的。国务院通知指出，要结合《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一并认真贯彻执行。
1982年10月23日，国家体改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召开了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经济责任制座谈会，总结一年来的经验。大家认为，一年多来，工业企业推行经济责任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强调：实行经济责任制，必须贯彻责、权、利结合的原则，把责放在首位，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要体现奖勤罚懒的原则，还必须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完善经济责任制的重点要放在抓好落实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这个环节上。
会议认为，由于工业是社会化大生产，企业与企业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互相依存，问题比较复杂，实行经济责任制需要规范统一思想。针对这个问题，两委一部代国务院起草了《当前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国务院在1982年11月8日公布《通知》時，要求各地认真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努力搞好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把完善经济责任制和企业技术改造结合起来，同时要求各地首先要重点抓好大型企业完善经济责任制的工作。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经济责任制作为重要内容之一，推动了经济责任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出现了利改税加目标管理承包、划小核算单位、实行分级分权管理、围绕企业发展战略目标建立经济责任制体系、经营者承包、厂长任期责任制等新内容。考核办法进一步完善和健全，突出了产品质量、能源和原材料消耗等重要指标，分配、奖罚办法也趋向合理，既拉开了差距，又不过分悬殊等。
回顾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企业先行，其他经济的、社会的改革是后来才跟上的。因为改革就是从企业开始的，其他改革虽然在企业改革的同时也都在考虑怎么改，但是步子小、行动慢，它们没有考虑到怎么样跟企业改革同步配合，至少是考虑得不够，所以形成了企业改革孤军奋战的局面。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企业改革带动了其他方面的改革。
（编辑 杨琳）
一、恢复性整顿
整顿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刚走出来的工业企业是当时全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企业整顿大体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7年到1981年底，是以学大庆和贯彻实施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为主要内容的恢复性整顿。第二阶段是从1982年到1985年，是以贯彻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为主的全面性整顿。第三阶段是在全面整顿的基础上，以企业升级为主要形式的建设性整顿。国务院要求这一阶段的整顿从1986年开始到1990年完成。但在1988年，经委被撤销，这项工作就停止了。
所谓“恢复性整顿”，也就是拨乱反正，恢复企业的元气，包括的内容主要有：1.整顿领导班子，恢复企业原有领导体制，撤销革委会，恢复厂长职能；把那些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以及打砸抢分子清除出去。同时，改正企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层组织”的提法。2.改善经营管理，扭亏增盈，重点是恢复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文化大革命”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亏损严重。1976年同1970年相比，国营工业企业的亏损面由28.9%扩大至37.2%，亏损金额由14.65亿元增加到72.4亿元。1977年1—5月工业企业累计亏损额又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5%。为此，1977年7月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大力开展扭转企业亏损、增加盈利工作的通知》，要求亏损企业必须制定切实措施，限期转亏为盈，对政策性亏损也要压到最低限度，严格实行定额补贴的办法。为保证措施的全面落实，国务院决定成立扭亏增盈领导小组，谷牧任组长，姚依林、张劲夫和我任副组长，办公室设在计委。恢复性整顿和扭亏增盈结合起来进行，以促使企业走上正常的轨道。3.扩大企业自主权。1979年4月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在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建立责任制的同时，企业要实行民主管理，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钩。这不仅加速了恢复整顿进度，而且也是恢复性整顿和改革的结合，为企业改革作了铺垫。
在恢复性整顿阶段相继召开了三次全国工交会议，三次会议上企业整顿都是重点议题。
第一次會议1979年7月10日在成都召开，落实当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的部署，研究讨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中的诸多问题。
第二次会议1980年4月9日在南京召开，主要讨论工业改组和企业领导班子建设问题。讨论中遇到了奖金问题，这在当时很棘手，一方面不能“干好干差一个样”，一方面发奖金是不是物质刺激，也就是说企业经营好，有了钱，该不该发奖金，企业有没有权作出决定，会上反应强烈。问题主要是与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当时的规定相矛盾。会上争论不下，当时国家计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康世恩只好给中央负责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同志打电话，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的意见是同意发奖金，这事才算解决。这次会议特别强调通过改革来整顿企业内部的劳动组织和改革一些相关的制度。
第三次会议1981年4月15日在上海召开，主要讨论建立经济责任制问题。
这期间蒋一苇（当时在一机部研究室工作）提出了“四全管理”的概念，即全面计划管理、全面技术与质量管理、全面经济核算和全面人事劳动管理。他发表的《企业本位论》，在理论上支持了企业整顿和改革，推动了企业整顿。
1981年是恢复性整顿的关键一年。国家经委连续在2—3月、4月、6月及7月下旬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解决企业整顿问题。总结这些会议的成果，国家经委向国务院汇报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继续抓好企业恢复性整顿工作的建议：第一，整顿、建设好企业领导班子，这是整顿企业的关键。提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调整整顿好企业领导班子。第二，建立健全经济责任制和按劳分配制度。第三，搞好整顿企业的基础工作，推行全面经济核算、全面质量管理。第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职工队伍建设。第五，加强民主管理，充分调动广大职工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切实保障职工的民主权利。要积极推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第六，整顿财经纪律。企业经营管理，要在提高经济效果上狠下功夫，纠正损公肥私、滥发奖金、截留上缴利润、拖欠贷款和偷税等问题。
同时提出了整顿企业的六条标准：第一，有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风端正、团结战斗、精干有力、年富力强的领导班子。正、副厂长懂生产技术，会经营管理。第二，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党委核心领导强，职工民主管理好，生产行政指挥系统工作效率高。第三，有一支觉悟高、技术精、纪律严、作风强的职工队伍。第四，建立各级责任制，完善企业管理的各项基础工作，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全面经济核算、全员培训。第五，全面完成国家计划，产量、质量、成本、利润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接近或达到本省、区、市内同行业先进水平。第六，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职工集体福利和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改善。
当年10月28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经委《关于加强领导抓好企业整顿工作的意见》和整顿企业的六条标准，要求各工业部门据此制定本行业整顿企业的具体
要求。
经过恢复整顿，不仅清理了队伍，调整了领导班子，培训了企业的负责人，进行了职工队伍建设，而且还强化了原始记录、计量标准和班组管理等基础工作，使企业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企业的全面整顿创造了良好条件。恢复性整顿取得初步经济效果，1981年工业总产值达到5399亿元，相比1976年的3728亿元，平均年增长7.69%。
这期间我们邀集各方面人才成立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质量管理协会、中国设备管理协会等一批非政府中介组织，这些中介组织在抓管理、抓规章制度建设等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二、全面整顿
1982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以下简称《全面整顿决定》），我参加了中央书记处1981年12月30日对《全面整顿决定（草案）》的最终审议会议。为什么要全面整顿呢？这就不能不说到，广大企业虽然经过恢复性整顿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就整体来说整顿工作进展不平衡，整顿好的是少数，处于中间状态的是多数。当时相当多的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领导班子软弱涣散，精神不振，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劳动纪律松弛，产品质量低，浪费严重，经济效益差等现象。少数企业领导班子成员不纯，有的企业领导人受腐朽思想侵蚀，搞不正之风，违反财经纪律，甚至弄虚作假，偷税抗税，截留上缴利润，营私舞弊，贪污受贿等。所以中央要求从1982年起，再用两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地对所有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的整顿工作。
全面整顿重点做五件事：一是整顿和完善经济责任制，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搞好全面计划管理、质量管理和经济核算工作；二是整顿和加强劳动纪律，严格执行奖惩制度；三是整顿财经纪律，健全财会制度；四是整顿劳动组织，按定员定额组织生产，有计划地进行全员培训，克服人浮于事、工作散漫的现象；五是整顿和建设领导班子，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
教育。
《全面整顿决定》用建设性整顿来区别前一段的恢复性整顿。整顿要达到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三项建设，六好要求”。“三項建设”是通过全面整顿，逐步建设起一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领导体制，逐步建设起一支又红又专的职工队伍，逐步建设一套科学文明的管理制度。“六好要求”是通过“三项建设”使企业能够正确地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者的经济关系，出色地完成国家计划，成为三者兼顾好、产品质量好、经济效益好、劳动纪律好、文明生产好、政治工作好的“六好企业”。
《全面整顿决定》要求在两三年时间内，全国的大中型骨干企业，能够扎扎实实地、分期分批地完成整顿任务。为此，国务院又专门成立了全国企业整顿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央组织部、全国总工会、劳动人事部、财政部、团中央、妇联等有关部门参加。我担任组长，全面负责企业整顿工作。
按照《全面整顿决定》要求，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并由党、政负责同志组织工作组深入企业蹲点调查帮助整顿工作。
全面整顿进行了四年，到1985年底结束。四年里，全国企业整顿领导小组相继召开了40次整顿工作例会，几乎每月一次，研究、部署、检查、督促整顿工作。在全面整顿期间，每年还要召开一次工作会议，每次会议都确定一个主题，围绕主题进行研讨，统一思想，协调步骤。企业整顿最后一次工作会议在1985年12月20日召开，至此，历时四年的企业全面整顿告一段落。
经过四年的全面整顿，促进了企业素质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为推进企业管理现代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主要成果有：
1.企业整顿实现了预定的目标，大中型骨干企业基本完成了整顿任务。到1985年底，列入企业全面整顿规划的近5万个预算内国营企业，验收合格率为98.9%，其中的3084个大中型骨干企业，除2个有客观原因不能完成整顿任务外，都已验收合格。规划外的其他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整顿工作也已基本完成。经过全面整顿、综合治理，还涌现了一批技术进步快、经营管理向现代化迈进、经济效益显著提高的先进企业。
2.企业领导班子的素质有了新的提高，实现了新老交替，开始打破实际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据当时对全国2900个大中型骨干企业的1.8万名党政干部的统计，平均年龄45岁，其中41—45岁的占63%，基本上形成了以四十几岁的干部为主体的梯形年龄配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成员占74%，厂长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9%，比整顿前增加40%；党委书记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达到81%，比整顿前增加70%。各地都选用了一批自学成才的干部。
3.改革使整顿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整顿巩固了改革的初步成果，企业经济责任制不断发展完善。经过整顿和改革，在学习首钢经验的基础上，以责、权、利相结合，包、保、核相联系为基本内容的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普遍建立健全起来。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后，加强了市场开拓、经营决策、技术开发等方面的工作，搞活了经营销售工作。企业内部实行层层承包，使经济责任制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促进了组织机构的改革，推动了劳动组织的整顿和人员的精简，提高了工作效率，并且广开了生产门路，妥善安排了富余人员，带动了第三产业和集体经济的发展。有些企业把职工奖金和一部分工资同经济效益挂钩，进一步贯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当然，真正搞活了的企业，当时还不是多数。从全国情况来看，当时搞得比较活的，在大中型企业中也只占15%
左右。
4.企业管理基础工作得到了加强，企业管理现代化取得了一定进展，各种标准数量增加，水平得到提高。到1985年底，国家标准达到7500个以上，比整顿前增加1.2倍，其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占28%。县以上企业正式生产的产品，90%以上都有了标准。据当时对全国315个大中型企业的17908种产品的调查统计，90%的产品建立了标准，采用国际标准的达到9.6%。计量工作也得到加强，计量升级活动初见成效。逐步配备和完善了各种计量器具和监测手段。计量器具配备率达到80%以上。计量检测率达到88%以上，比整顿前提高了20%—30%。实行定额管理的面有了扩大，定额水平有所提高。当时，上海市对929个整顿合格的企业统计表明，各种定额比较齐全，并比过去有提高的有787户，占85%；各项记录比较健全的有696户，占74.9%。信息工作开始得到了重视。据10个省、市的统计分析，有30%—50%的企业初步建立了信息的收集、整理、传递、分析、控制网络，有的企业已开始利用信息反馈指导生产经营。以责任制为核心的规章制度日益完善。基础教育工作也有较大的进展。 5.在整顿中认真抓了企业职工队伍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许多企业把思想政治工作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研究解决整顿、改革中出现的带有倾向性的问题，保证了整顿、改革的顺利进行。通过贯彻《全国职工守则》《企业职工奖惩条例》，企业的劳动纪律有所改善，劳动态度、服务质量有所提高。
6.劳动组织整顿取得初步成效。企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一线紧，二、三线松”的状况有所改善，劳动定额面扩大，水平提高。据11个省、市部门统计，定额面扩大6%—19%，定额水平提高5%—16%。四年间工交、建筑、商业企业初步撤出和安置富余人员300万人。大中型企业普遍建立了生活劳动服务公司，开辟了生产门路，发展了第三产业。
7.职工队伍素质有所提高。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有15个省、市的青壮年职工“双补”任务达到或接近60%的低限要求，其中，北京市青壮年职工技术补课达到77.8%（高限要求为80%）。上海、北京和江苏、辽宁的一些城市的基层企业，开展全员培训的达到70%以上。各地普遍抓了青工系统教育和正规培训，先进地区已达80%以上。第一批企业经理、厂（矿）长参加国家统考的有工业、商业、外贸、施工、邮电、铁道、交通七个行业共9000多人，考试成绩平均得分74.91，及格率为96.6%。通过统考，干部培训和职工教育工作得到促进，干部、职工的政治、文化、技术和业务水平有了新的
提高。
8.促进了經济效益的提高。企业全面整顿促进了生产发展和商品流通，建立健全了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加强了经济核算。企业的经济效益普遍高于整顿前的水平。1985年11月与整顿前的1981年同期相比，全国工交企业总产值增长了47.5%，实现利税增长38.1%，上缴利税增长16%。扭亏工作成绩显著，国营工业企业亏损户由12598户减少到4718户，亏损面由31.1%降到12.1%。商业企业1985年与1982年相比，销售总额增长20.7%，利润总额增长62.5%，上缴利税增加47%，亏损面减少40.2%。国营工业企业的亏损额已由1981年的42.4亿元下降到1983年的28.6亿元，1984年11月又下降到20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6.1%。
9.培养和锻炼了一支懂企业管理、从事企业整顿工作的干部队伍。在全面整顿工作中，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1982年2月在天津召开第四次全国工交会议。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1982年1月做出要全面整顿的决定后召开的第一次整顿会议，当时中央有领导同志提出，厂长、副厂长年龄不能超过50岁。这对企业来说是个很大的冲击，因为在恢复性整顿的时候，把原来一些有作为的厂长、副厂长调了回来，这些人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差不多都40岁以上或50多岁了，有的还要大一些。这一传达，下面就炸了窝，反应非常强烈。我把参加会议的人的意见向上反映，最后的结果是，不提50岁，提55岁。这年的8月，国家经委、中组部、劳动人事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下发的《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全面整顿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企业的正副厂长（正副经理），应该有一个年龄限制，除了特大型企业和全国性公司（如鞍钢、中国船舶总公司等）以外，正副厂长（正副经理），尽量配50岁以下的人员，最多不能超过55岁。企业党政领导班子的大部分成员应是中青年干部。要特别注意挑选一批40岁左右、德才兼备、熟悉业务、有组织领导能力的专业人员进入领导班子。企业党委书记，需要思想政治水平高、有经验的同志担任，年龄可稍高于55岁。同时规定副厂长（副经理）的人数，按《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规定，设一至五人，小型企业一般为一人，中型企业不超过三人，大型企业不超过五人。对选拔年轻干部还提出了五条主要要求。
对这个问题，我认为当时提出年轻化主要是为解决干部终身制的问题。因为在改革之前，企业领导干部与政府公务员是一样的，都是终身制。这对企业发展确实不利。但没想到这个文件下发后产生了消极作用，将大中型企业厂长的年龄定在50周岁，那么如果是任期三年，当他53岁或54岁时就没有资格再当选了。这就使一大批有经验的中年干部上不了厂长的领导岗位。我始终认为，企业的领导干部与政府公务员应有所不同，政府公务员应该有任期，企业领导干部任期制很值得研究。任期制往往会使一些有经验、有阅历、身体壮的中年干部到期也得下来，很可惜。这样的任期制，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妨碍职业企业家队伍的形成。1992年我们就此到浙江调查后，专门给国务院写了个报告，提出企业家职业化的问题，建议企业领导人和党政机关干部的管理体系应脱钩。一个较成熟的厂长只要是对企业有利，年龄可以延长。对这一建议，李鹏专门作了批示，并且把批示批给了人事部。当时的部长赵东宛专门找我谈了这个问题，后来人事部也发了通知，知会各地，企业的领导干部不要按照党政机关干部那样评级别、限年龄。但是，长期以来政企不分的思想根深蒂固，使企业领导干部脱不开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那一套管理办法。说实话，一些企业领导人也习惯于原来的办法，不给他相当于党政机关的哪一级，他心里好像还不平衡。这有许多习惯势力的影响，所以我的报告和领导的批示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三、企业升级
随着企业全面整顿的完成，国营企业改革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企业升级阶段。企业升级是企业整顿的继续和发展，是推进管理和技术进步的一种新形式。从企业整顿到企业升级，目的在于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素质，提高经济效益。企业升级的重点是要突出质量、消耗和效益的考核指标。要正确处理企业升级与改革、技术进步和管理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
1986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工业企业管理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七五”期间要抓紧搞好“抓管理、上等级、全面提高素质”的企业升级，把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和增强经济效益作为考核企业管理水平的主要指标。企业升级有国家特级、国家一级、国家二级和省级这四类先进企业。“七五”期间企业升级的任务是：40%的主要产品性能和质量都要达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国际水平。升级目标很明确。为此，国务院成立了加强企业管理领导小组，我担任组长。 1987年3月11日，全国加强企业管理领导小组和国家经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企业升级若干问题的说明》。《说明》对企业等级指标的确定与考核，企业升级的审批程序，企业升级工作的组织领导和鼓励政策等作出了进一步的规定和要求。6月，我在国务院各部门加强企业管理工作第五次例会上围绕提高企业素质提出，一靠技术进步，二靠加强管理。但从我国多数企业现状来看，技术落后，管理更落后，所以提高企业素质，首要问题在于抓好企业管理工作。
1988年2月，在第九次例会上，一些人认为企业升级政府行政干预太多。对此我认为，企业升级是市场体系形成前国家管理企业所采取的一种行政手段，在当时是必要的。当然，也要十分注意把这种行政手段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减少到最低限度，不给深化企业改革带来新的障碍。
不出所料，企业评级给企业很大压力，对企业的促进动力很强，一些单位纷纷想来“搭车”，如计划生育等，企业不胜其烦，影响了我们原来设想要达到的目的，致使国务院不得不决定停止企业升级活动。
企业恢复性整顿、建设性整顿和企业升级这三个时期的主要工作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但核心都是加强管理，提高效益。通过整顿，全国企业呈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可概括为十个方面：一是企业经营思想从适应产品经济的封闭型向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开放型转变；二是企业经营机制由缺乏生机向增强活力的方向转变；三是企业领导人员由行政型向经营型转变；四是企业领导体制由党委一元化领导向厂长负责制转变；五是企业组织由单一形态向多元化转变；六是管理重点从着重对物的管理向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管理转变；七是质量管理由单纯的质量检验向全面质量管理转变；八是管理技术由传统型向科学化、现代化转变；九是战略规划由单纯完成国家计划向主动适应市场需求转变；十是企业建设由单纯重视物质文明向双文明建设转变。
粉碎“四人帮”后进行的这次企业整顿，既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又是一次全国性普及企业管理知识的教育活动，企业职工，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企业管理知识水平普遍得到提高。各级企业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企业整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一支熟悉企业管理、有一定组织能力的干部队伍，这支可贵的队伍，在后来推进企业改革、企业管理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我看来，企业整顿对经济工作有许多有益的启示，可以概括为九个方面：一是发展经济必须量力而行，二是重视综合平衡，三是就工业内部讲也要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四是质量品种要放在第一位，五是要专业化协作和社会化大生产密切结合，六是重视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七是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共存，八是重视科技和技术干部的培养与作用，九是处理好生产和生活的关系。后来在曾培炎主持的老同志座谈会上，征求对制定“十五”计划的意见时，我就企业整顿对经济的启示又补充了几点意见：一是可持续发展要提到重要位置上来，必须重视环境保护。不能再走先排污、后治理的老路，损失太大了。二是坚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定要走集约化的道路，粗放经营、浪费资源、“两高两低”的道路不能再走了。三是企业三项制度改革过去是作为企业改革的突破口，现在仍是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企业的分配制度、劳动人事制度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一定要避免重复过去吃“大锅饭”、拿“铁饭碗”的错误。四是改革要配套要创新，企业改革不能一家孤军深入，倘若只是企业单打独斗的改革，整体改革是进行不下去的。
四、扩权让利
对企业放权，从深层次讲，就是要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在1979年初，李先念听了我们访日汇报后不久，他向我提出要经委研究扩大企业自主权問题。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华国锋主持听我们从日本考察回来汇报时，先念等国务院领导都参加了。在汇报中，我们除了提出要发展商品经济外，还提出了企业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问题。先念仔细听了汇报后说：经济要搞好，首先是企业要搞好。他支持扩大企业自主权。
因为出访日本，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我只参加了后半段。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参加了全过程。会议对形势的认识，对工业调整的意见，都存在着很多不同意见。虽然陈云、先念多次讲话，对改革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但受传统思想，尤其“两个凡是”的影响，统一认识很困难。看得出来，在改革过程中最难的是人的思想观念的转变。所以，邓小平提出来要解放思想，要向前看。我们长期做企业管理工作的人都知道，如果在原来的体制中，企业要发展是很困难的，所以一定要给企业自主权。当时我们也想过从所有制这方面去考虑企业改革，不过这是个很敏感的话题。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不像现在，连对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认识都难以统一，所有制问题就更不容易提出了。
当时扩权的阻力来自哪里呢？主要是三方面：一是财政部门。我们想通过扩权使企业有点自主权，什么叫自主权？说白了就是“自主钱”。国营企业利润统归国家财政，可是财政部门坚守“阵地”不放。二是政企不分。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部门对企业干预太多，企业是个“小媳妇”，上面“婆婆”多，而且各有各的管辖权，企业扩权就是要减少一点行政干预。而行政部门热衷于行政干预，习惯势力根深蒂固。三是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企业内部也形成了“等、靠、要”习惯思想。有些企业你给权，他不想要，如同小孩在托儿所有人喂吃喂喝，习惯了，你让他出托儿所他也不习惯。这就是当时的几种思想阻力。
按照先念的指示，我让经委研究室深入企业同地方一起调查研究，起草扩权条例草稿。他们先在北京召开了一些部门和一些企业的座谈会，许多企业负责人提出了很多要求和建议，形成了一些意见，归纳起来有七八条；然后到东北一些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他们深入到大庆、鞍钢等国营大型、特大型企业，听取意见和建议；又到上海、江苏等地进行调研，听取这些地方国营中小型企业的要求和建议；最后形成了“扩权十条”建议；又在北京召开企业管理改革试点座谈会征求意见，与会的企业代表对“扩权十条”进行了认真讨论，均表示热烈拥护，经过经委党组讨论，才把“扩权十条”建议提交中央工作会议审议。 1979年4月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进一步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时期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扩权十条”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原则通过。应该说，我国国营工业企业改革实际上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当时国家经委、财政部等六个部门确定先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首钢、北京内燃机总厂、清河毛纺厂、天津自行车厂、天津动力机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柴油机厂、上海彭浦机器厂八个企业进行扩权试点。
“扩权十条”是对旧管理体制的一次强烈冲击。在原来那种体制下，企业已经进入“死胡同”了，财务规定太死，很不合理。例如冶金企业搞设备大修，财政部门规定大修不许变样。首钢搞高炉易地大修，财政部反对。“扩权十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是针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而提出的。
“扩权十条”经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之后，放权让利给企业，主要是财政问题，题目就出给了财政部。这时，对企业放权让利到什么程度，财政部和我们的意见又有了很大分歧。新中国成立后，李先念长期担任财政部长，一直抓财贸，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了解我国财政体制存在的弊端，所以支持我们。财政部为此花了很大力气和我们反复研究，最后达成一个妥协的结果，就是搞了五个文件：《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关于开征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税的暂行规定》《关于提高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率使用办法的暂行规定》《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的暂行规定》。为了尽快推动扩权工作，在起草五个文件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作了让步，吸收了财政部的意见，所以这五个文件名义上叫扩权让利文件，实际上是扩权有限，让利也不多。
经国务院同意，1979年7月10日，国家经委在四川成都召开了全国工交工作会议。会议的议题是研究讨论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五个文件。在去成都参加工交会议之前，也就是7月4日，我专门到国家经委举办的第二期企业管理研究班结业仪式上，就企业扩权问题讲了意见。当时我总感到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之所以问题成堆，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没有充分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所以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中心，就是承认企业的商品生产者的地位，相应地扩大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限。
四川成都会议除各省市工业书记或主管副省长外，还邀请了省市财政厅长参加。财政部吴波部长亲自带队出席。会上对扩大企业自主权争论得十分激烈。当时的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全力支持放权。四川率先搞了100户企业扩权试点，实践证明放权让利对企业增产、国家增收都有好处。四川介绍的扩权试点经验，得到与会工业企业的热烈欢迎，但各省财政厅长只有四川的田纪云支持。
说实话，在那种财政体制下，财政部门确有困难。但事情总归有个大道理和小道理之别，小道理再多也得服从大道理。什么是大道理？发展生产。国家财源在生产。对于单纯财政观点，毛主席早在抗战时期就批评过。他说，“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的“单纯财政观点”的人，忘记发展生产，忘记开辟财源，财政困难是不可能解决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企业的增产，哪来财政的增收！
会议几经争论后商定，结合企业经济责任制的改革，明确厂长的经济责任制；扩权企业必须保证上缴比例，一分不能少。会议对初步形成的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的五个文件草案进行了多次修改，7月13日由国务院颁发实行。文件规定的放权步子虽小，可意义重大。它在某种程度上冲破了统收统支的老模式，在当时那种思想状态下能迈出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在这场争论中，我也深感在原有体制下，搞生产难，搞财政也不容易。
在国家经委积极推行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同时，农村的乡镇企业也得到了很快发展。1979年7月，国务院在颁发关于国有企业扩权让利五个文件的同时，还颁布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就是在对工交企业扩权让利的时候，对我国农村发展工业的积极性也要给予保护和支持。在当时发展社队企业，首要目的是“以工补农”。其次是要为农村劳动力找出路，因为农活没那么多了，办社队企业有个好的条件，就是农村有丰富的劳动力。
扩大企业自主权虽然只是初步的，让利也是有限的，但已显示了它的政策威力，给企业带来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
第一，企业开始成为具有内在动力的经济单位。通过让利这一形式，把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统一起来，把企业的经济责任、经济效果和经济利益结合起来，从领导干部到广大职工都增强了某种责任感，提高了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自觉性，促进了企业自我整顿和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不少试点企业还推行了全面质量管理和全面经济核算，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有了提高，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第二，企业开始重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普遍增强了经营观念、市场观念、服务观念和竞争观念。广大干部和职工动脑筋、想办法，广开生产门路，扩大财源，努力改变经营作风。
第三，企业有了一些发展生产资金，可以用于挖、革、改，做到花钱少，收效快。北京首钢、内燃机总厂、清河毛纺织厂三个试点企业，1979年利润留成总额有31.5%、共808万元用于发展生产，他们把这笔钱同设备折旧等捆起来使用，说这叫“自主钱”，也就是说，企业可以自主动用的资金，共有7900多万元。三家企业当年安排126项重点措施，有利于加快企业的发展和技术改造。
第四，企业领导干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得到了自主经营的锻炼，涌现出一批有才干的经营管理者。
第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了职工生活。许多试点企业在职工宿舍、食堂、澡堂、幼儿园等集体福利设施方面，都有所改善。1979年一般都发了相当于两个半月左右标准工资的奖金，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从而調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总的来看，一般扩权让利试点企业的产量、产值、上缴利润增长幅度都超过试点前，也高于非试点企业的水平，一些试点企业实现了“三多”：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多得。 有关试点情况，1980年8月9日，国家经委给国务院写了《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这个报告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一年来全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情况。报告中写道：从1979年到1980年6月底，根据29个省、市、自治区和一些工交部门（不包括军工企业）的统计，试点企业总计为6600多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总数的16%，但试点后产值达到总产值的60%左右，利润达到总利润的70%左右。其中上海、天津试点企业的利润达到总利润的80%以上，北京达到94%。
虽说企业试点取得了明显效果，但这仅仅是起步。试点暴露出的问题不少，如企业产量、产值、利润、物资、劳动等计划指标分头下达、互不衔接，市场调节阻力大，企业没有外贸权，出口外汇分成不兑现，企业没有用人权，没有招工权，利润留成资金没有充分的权力支配，“自主钱”使用还有许多“条条框框”，限制留成比例偏低，发展生产资金计算基数“鞭打快牛”、先进吃亏等。问题出现在预料之中，能看到问题才有可能解决问题。我们当时的态度是，改革中的问题只有靠深化改革去解决。
为使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国家经委1981年提出了一些新的试点项目：“企业独立核算，国家征税，自负盈亏”试点、计划自主权试点、产品销售自主权试点、自行定价试点、企业参与外贸出口和外汇分成试点、留成资金使用自主权试点、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有偿占有试点、企业自定内部组织设置和人员配备试点，这些试点项目得到了国务院的支持，并批转各地区和各部门贯彻执行。
总结这段工作，可以这么说，是扩权让利五个文件揭开了我国工业企业改革的序幕。通过不断地深入试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造新的试点形式，为企业真正成为企业注入了更多的活力。
扩权让利是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扩权让利使我国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过分集中、统得过死的状况有所改变，使企业有了一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调整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的利益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弊病；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增强了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
虽然“让利”带来的效果使试点企业有了一点活力，但“让利”只是国家在企业上缴利润中让出一点给企业，根本的问题在于管理体制和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时期，我们还发现一些管理部门对企业放权让利试点时，“明让暗不让”或“只让利不减负”，所以不改变管理体制，不“拆庙”，不减“神”，不下决心使政企分开，企业永远不会有自身的活力。扩权前，国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即企业收入和用钱都归国家财政部门审批；扩权后，有些企业用钱向银行贷款，收入归国家，企业还贷后剩下的只有很少部分，这使企业更加困难，尤其是老企业根本无钱搞技术改造，以致有的企业宁肯设备带病运转，也不愿去背“阎王债”。这就是当时许多企业在试点中出现的名惠而实不至的外部
环境。
除此之外，在企业外部环境中，有几个长期困扰企业也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
一是企业“办社会”。长期以来，我国的企业不只是经济组织，还是个社会组织。在经济管理体制中有一个怪现象：“政府办企业，企业办社会。”城市劳力就业主要在国营工厂或集体所有制企业，提倡“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使企业人浮于事。而且一个劳力一旦进了工厂，他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都得由企业包下来，这是“企业办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企业亏了，国家得管），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进了国营企业就进了“保险箱”），而且，人只能进不能出，企业背上了沉重的社会包袱。
二是来自各方面的摊派。有人说“上至国务院（部门），下至街道办（各种各样与企业稍有关系的组织或个人）”，都可以向企业伸手摊派，要物要钱要房子。企业为维持生产，又不敢说一个“不”字，谁也得罪不起。在有些人心目中，企业是“唐僧肉”，都想吃一口，稍有怠慢，马上给以颜色。西北某工厂，厂大门对着马路红绿灯，因怠慢了交警，红灯不变，运送产品的汽车就是出不了厂门。类似这种“给以颜色”的“小动作”太多，企业不堪重负。
三是企业找政府办事难。难在有“拜不完的庙，磕不完的头”。我手头有一份旧报纸，是当年江南某工业城市一份日报，披露了企业办事难的情况，所举事例，至今不忘，也最能说明改革的迫切。一家工厂要上个项目，在申报过程中，一共盖了745个公章，每一公章都代表着一个厅、局、处、科、股的“舍我莫过”的关卡。每个关卡的决策者、拍板者少则几人，多则十数人，要办事就得逐庙逐神逐个礼拜磕头，甚至还要烧香进贡。这个市另一家工厂为了办一件事，在65天之内进京45次，不仅庙多，一些部、委、办“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重重关卡是可想而知的了。当然许多时候，问题不在这些关卡里的人，问题的实质是体制和机制上存在着严重弊端，表现为管理层次繁多，职能交叉多，政出多门，相互内耗，这样的体制不改革则企业无法生存。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经委上报的《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即新的“扩权十条”。《暂行规定》既是前五年扩权试点经验的总结，又反映了广大企业的呼声，把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加以肯定，明确规定了企业在生产计划、产品销售、产品价格、物资选购、资金使用、资产处理、机构设置、人事劳动、工资奖金、联合经营等方面拥有更大的生产经营权。新十条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又是一次大的突破。
对于80年代的企业改革与实践，我认为政府要为企业放权让利，更要为企业松绑。也就是说，搞活企业，发展经济，除企业内部强化自我管理外，政府部门要为企业解难减困，轻赋薄敛，给企业生产经营创造一个适度的外部环境。后来，我把解决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问题归纳为“十六条”，也有人称之为“外八条”和“内八条”。这里的“外八条”，主要是解决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一是政企分开，政府要管社会上的事。二是轻赋薄敛，严禁向企业伸手，培植国家财源。三是稳定政策，不能今天一个办法，明天一个措施，一个将军一个令，使企业无所适从。四是调整经济结构，农、轻、重，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要合理，要考虑能源、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五是整顿市场流通秩序，严禁无序竞争、地方保护。六是對一些国营老企业的技术改造政府要支持，增强这些企业发展的后劲。七是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八是企业内外改革要配套，只讲企业改革，政府职能不变，事事处处设卡，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也都要管，企业永远活不起来。 五、从包干到承包
包干制最早是1981年从山东搞起来的。因为当时财政体制是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年度财政计划中央、地方意见一时难以统一，只能由地方先背回去。背回去怎么办？山东想了个办法，就是把背回来的任务，切块包给企业，由企业按规定完成上缴利税任务后，超产部分留给企业。这一包把企业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因为完成上缴任务，剩下就都是自己的，企业就有了积极性。可到了这年底，中央财政部门又不答应了，提出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超额部分国家要再提成。对此企业反应很强烈，有厂长说这是“阎王不嫌鬼瘦”！为此，经国家经委与财政部反复商议，1981年12月26日出台了《关于国营工交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办法的若干规定》。《规定》提出：国家根据不同情况，对企业实行多种（共五种）形式的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办法，即“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留成”“全额利润留成”“上缴利润包干，超收分成或留用”“亏损补贴包干，减亏分成或留用”和“超计划利润留成”。规定还提出，不论按部门或者按企业实行，一个部门、一个企业只能采取一种办法，不能兼用两种办法，重复提取留成。这个规定比1980年1月下达的利润留成试行办法总算又进了一步。
包干使企业有了活力，但也使财政部门的管理越来越复杂。1984年7月13日，国务院决定，从1984年10月1日起，不再批准企业实行利润递增包干等办法，一律搞利改税。原批准试行利润递增包干的企业，到期的，改按利改税办法执行。
首钢是第一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企业，首钢承包制是国务院支持搞的。1979年，国家对首钢实行的是利润留成办法，1981年7月改变分成办法，实行定额包干的承包制。当时因有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支持，财政部承认首钢一家可用此办法，实际上财政部并不情愿，所以推广首钢经验他们就不赞成。首钢办法的关键是包死基数几年不变，财政部的办法是包基数后每年得递增，这是争论的焦点。由于首钢建立了与承包制相适应的领导体制和责、权、利相结合的内部承包机制，使其对国家承包指标的实现有了可靠的保证和坚实的基础，经济效益持续增长，1979年至1988年连续十年实现利润平均年递增20%。
从198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承包制。这一年我用了很大的精力搞企业全面承包。当时，根据企业不同情况，承包形式也不同，但其核心都是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经济利益的分配问题，大体有几种形式：
1.“双保一挂”，也叫“双包一挂”。“双保”：一保上缴税利，如果完不成承包指标要用自有资金补；二保国家已经批准的技术改造项目。“一挂”：企业工资总额和实现税利挂钩，一定四年不变。
2.“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即确定上缴利润基数和递增比例，一定几年不变。
3.“上缴利润定额包干”。即核定上缴利润基数，超额部分全部留给企业，有的按规定的比例分成。这种办法适用于那些利润不高而产品又为社会所需要、处境困难急需扶持的企业。
4.“上缴利润基数（或纳税目标）包干，超收分成”。即确定企业上缴利润基数，超收部分按规定比例进行分成或分档分成。
5.“企业投入产出包干”。实行这种包干的企业有石油、煤炭、石化、冶金、有色、铁道、邮电和民航八个行业。行业内部的企业，有的也实行这种承包办法。
此外，有些地方搞了“全员承包”“抵押承包”等。这些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本特征是：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欠收自补。这种承包经营机制，最根本的作用是能够激励企业职工尽其所能多创效益。多创了，不仅确保国家能够多收，企业也能多留，职工也能多得。
到了1988年，一些地方又出现了“企业承包企业”和“企业兼并企业”的形式。这是承包制发展的成果。“企业承包企业”是经营权的转移；“企业兼并企业”是企业产权和经营权同时转移。通过承包和兼并，劣势企业的产权和经营权流向优势企业，企业的人才、资金、技术、产能得以充分发挥，劣势企业的场地、设备得以更好利用，从而促进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的合理化，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据河北、天津等15个省市不完全统计，实行产权转移的企业超过了600家。吉林化学工业公司承包了吉林市13户小企业，仅1988年1月至5月，工业总产值增长达20%，实现利润增长51%。保定市依靠企业兼并，消灭了全市工交企业经营性亏损。
1988年2月9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经委在京召开了全国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座谈会。会议总结了1987年以来承包制的情况和经验，并将总结报告上报国务院。2月27日，国务院发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从而将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纳入法制化轨道。
在理论界，当时有的专家认为承包不是一个合理的办法，因为承包是一个企业一个样子，不容易掌握。所以在首钢开始搞承包制后，人民大学宋涛教授找我，说大家对首钢搞承包制有些看法。我说宋涛同志啊，这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当前情况只有这个办法能渡过难关。我說你先去首钢看看。他去了首钢，一个星期后回来对我说首钢这个办法有道理，他支持首钢这个办法。还有的专家对于“包字进城，一包就灵”很有意见，提出在农村一“包”就灵了，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企业是经济责任制，“包”字进城究竟灵不灵？实事求是地讲，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完全一样。就城市来说，各个企业的情况又不一样，有些企业基础好，大家齐心协力，一“包”就灵；有些企业基础不好，大家三心二意，怎么“包”也不灵。其实承包制在我们心中是个过渡的办法。
我曾经用朱熹的两句诗来说明当时承包制的意义：“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承包就等于打开了企业创造财富的源泉，好像打开的自来水龙头，长流不断；不会像一杯水那样，你多喝了，我喝得就少了。所以承包给企业带来了生机。
六、建立经济责任制
建立经济责任制目的是使企业的权、责、利有效地结合。建立经济责任制保障了企业整顿的圆满完成，保证了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前面讲到1981年4月15日，我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在那次工交会议上，我讲了八个问题，其中就讲到经济责任制，重点是讨论研究如何建立经济责任制。但会议一开始，大家就表达了对财政部的强烈不满，提出很多意见。 那时陈锦华在上海工作，他是市委常委、副市长。开会前，他和韩哲一（市委书记处书记）来看我。他们两位都谈到财政部冻结上海“挖、革、改”资金，控制发放奖金，商业部和外贸部不按计划收购工业品，反映一些中央部门对企业卡得太死，不利于生产的发展。正好会议结束前，姚依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4月22日到上海，我向他讲了会上讨论企业整顿、职工教育和对企业乱摊派等情况的一些意见，也谈了对上海奖金总额控制和冻结资金等问题，建议请他给大家说说。这样，姚依林在4月24日召集省、市和财政、商业、外贸几个部的与会人员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各方发言，针锋相对，一下子矛盾爆发出来，意见不能统一。姚依林不愧是“老商业”“老外贸”，情况熟悉。他说，双方讲的都是实话，都是实实在在的困难。他支持工业企业要求，同时提出了工业生产企业要承担的具体责任。姚依林的“拍板”和讲话，使会议的紧张气氛稍有缓和，一些争论也趋统一。上海会议后，财政部对企业奖金和“挖、革、改”资金冻结也都放开了一点；相应地，工业企业增产也要保国家增收，让财政部放心。其实，姚依林的讲话也是大家能接受的折中意见，如何理解他的讲话，各个部门也有自己的角度，后来贯彻中都打了折扣；但对这次会议讨论的经济责任制问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上海会议对各种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的办法作为经济责任制的政策加以肯定后，建立经济责任制发展得更快。
为进一步推动建立经济责任制，1981年8月22日至9月1日，国家经委、国务院体改办召开工业经济责任制座谈会。会议结束时，我作了《工业企业推行经济责任制要注意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主要内容为：一是端正指导思想，下决心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二是经济责任制的具体形式，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三是摆正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合理确定经济利益分配的水平。四是加强计划指导和国家监督。五是把推行经济责任制同认真抓好企业整顿结合起来。六是各部门管理体制的改革要和推行经济责任制同步配套，进一步落实企业的自主权。
1981年10月29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经委、国务院体改办《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在通知中指出：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必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不仅要和利润挂钩，而且要和产量、质量、品种、成本等挂起钩来。这就要求企业在生产、技术、经营等方面建立健全明确而又具体的岗位责任制，实行全面经济核算，改善经营管理，实现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全面完成国家计划。《意见》提出了健全和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的七条原则和八项工作，强调实行经济责任制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企业经营好坏一个样的问题，二是职工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当时在分配方面基本有三种类型：一是利润留成；二是盈亏包干；三是以税代利、自负盈亏。《意见》指出，究竟采取哪种形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确定，不搞“一刀切”，不急于定型，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改进完善。
接着，11月16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计委、财政部、劳动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制定的《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暂行规定》对如何全面理解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的单位必须完成国家计划，企业的奖金水平，对企业生产市场短缺的低利产品和小商品的鼓励与扶持政策，企业要严格执行国家经济政策和财经纪律，实行经济责任制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思想领先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这个《暂时规定》是在国家经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计委、财政部、劳动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单位召集的京、津、沪、辽、鲁五省市经济责任制座谈会上讨论后提出的。国务院通知指出，要结合《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一并认真贯彻执行。
1982年10月23日，国家体改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召开了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经济责任制座谈会，总结一年来的经验。大家认为，一年多来，工业企业推行经济责任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强调：实行经济责任制，必须贯彻责、权、利结合的原则，把责放在首位，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要体现奖勤罚懒的原则，还必须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完善经济责任制的重点要放在抓好落实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这个环节上。
会议认为，由于工业是社会化大生产，企业与企业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互相依存，问题比较复杂，实行经济责任制需要规范统一思想。针对这个问题，两委一部代国务院起草了《当前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国务院在1982年11月8日公布《通知》時，要求各地认真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努力搞好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把完善经济责任制和企业技术改造结合起来，同时要求各地首先要重点抓好大型企业完善经济责任制的工作。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经济责任制作为重要内容之一，推动了经济责任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出现了利改税加目标管理承包、划小核算单位、实行分级分权管理、围绕企业发展战略目标建立经济责任制体系、经营者承包、厂长任期责任制等新内容。考核办法进一步完善和健全，突出了产品质量、能源和原材料消耗等重要指标，分配、奖罚办法也趋向合理，既拉开了差距，又不过分悬殊等。
回顾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企业先行，其他经济的、社会的改革是后来才跟上的。因为改革就是从企业开始的，其他改革虽然在企业改革的同时也都在考虑怎么改，但是步子小、行动慢，它们没有考虑到怎么样跟企业改革同步配合，至少是考虑得不够，所以形成了企业改革孤军奋战的局面。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企业改革带动了其他方面的改革。
（编辑 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