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甘肃籍作家丁颜创作的《有粮之家》，将小说的故事背景设立在边城藏地。因而小说呈现出独具特色的藏地特征，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小说的宗教性特征。小说的宗教性主要表现在宗教性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对战争苦难内核的探讨以及小说“粮”的隐喻性特征三个方面。丁颜对于小说的宗教性的阐释，表现了她寻找个人对于苦难所应采取的生活方式，以及她渴望通过宗教来反拨一些畸形现代精神的尝试。此外，小说在叙事上采取双线并行、古今交织的手法，语言上则具有散文化的特性。
　　关键词：宗教 苦难 信仰 有粮之家
　　宗教因素在现当代文学中呈现的例子早已屡见不鲜，较早的就有周作人、俞平伯、许地山等人，引宗教元素入散文、小说，但所引的宗教无非还是传统的佛老与基督。自新时期文学以来，张承志、霍达等人的小说探索，使得伊斯兰教开始涌入人们的视野，并随之也涌现出一批利用宗教来写作小说的作家，甘肃作家丁颜就是其中一个，而其作品当中最具宗教性的莫过于 《有粮之家》。在《有粮之家》中，她将小说的叙述场设置在边城藏地——不为众人所知的地方，又引抗战为背景，以伊斯兰宗教文化为依托，循循展开边城藏地的生死悲歌。
　　一、宗教性的历史叙事
　　（一）宗教性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
　　“文化心理结构”这一认知范式，最早是由我国著名美学家思想家李泽厚先生在他早期发表的学术论文《孔子再评价》 当中提出，用陈连锦与陈江平的话来说 “文化心理结构，是指文化作用于人的心理而构成某种理性框架、构架与形式，文化融化、积淀、内化与凝聚在人的心理之中而构成人的心理的深层结构”a。也就是个体长期处于某种文化之下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审美心理机制，这种机制也成为引导人们行动的价值准则与规范。那么在小说《有粮之家》当中，这种文化就表现为宗教。
　　作者在小说文本的开篇就将小说的背景设定在了1935年的边城藏地，这个城市在一开始的描绘当中似乎就是一个世外桃源的模样，城里的一切都被表现得特别美好，屋舍俨然，百姓安居，店铺林立，与城外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样一个世外桃源般的边城的文化中心无疑是清真寺，文中对清真寺的描写充满了圣洁与崇高，清真寺是这座城市文化交流的纽带，是传承百年的“教育、协商、传承的中心，引导着价值观、情怀、志向、审美的走向”b，足以显示出清真寺于边城文化的重要性。自明朝而来，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伊斯兰文化显然已成为边城人们内心重要的文化体认，并指导着人们的价值实践。因而，在和平年代，有如粮商李恒昌的乐善好施、仗义疏财办教育；战乱年代里，又有李盛的责任担当，与文化的薪火传递的坚守，马忠良阿婆收养茉莉的义无反顾；纵使污点人物——从小妾沦为暗娼的玉凤也能给予茉莉一饭之恩。
　　（二）战争苦难内核的宣告
　　战争与苦难是《有粮之家》的外在形态，其中尤其以苦难的表现形式占据了巨大的篇幅——饥馑。饥饿与战争看似没有什么关系，然而深究饥荒战乱的源头，我们看到的依旧是战争。战争使得民众流离失所。没有战争，就不会有兵匪，即使发生饥荒也不会如此严重。作者通过宗教“众生平等”看到了战争的内核，并运用大量的暗示，试图引导读者接受这样的观念。作者的主人公设置就带有这样的意图，小说主人公茉莉是一个混血儿，在“千百年来‘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c观念的倾轧下，以及在中国这样的乡土社会当中，血缘与地缘基本上是合一的，“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关系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右卑，南尊北卑，这是血缘上的坐标”d。然而，茉莉的身份却包含着两种血缘区位，这两种血缘区位的矛盾性，也就使得她在血缘区位上迷失，这也就造成她“双重他者”的身份归属。因而，她必然不能真正被当前所在的社会所认同。这也就使得茉莉对于这种价值观念产生了更深的追问“：为什么她活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就是在这样互相鄙视、嫌弃、看不起。都是相同的人，为什么不能像花园里所有的花一样，谁也不讨厌谁……”e 从她的追问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大的历史性特征，超越了血緣血统，而呈现出更大的普遍性，已经开始从群体的血统观跨越到了个体的价值观。而这些体悟自然也是从伊斯兰教的宗教教义当中生发出来的。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茉莉自身的迷茫。以至于使她对于这种价值观念的看法从外观，转向自身，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灾难后，她看到了自己内心当中也存在着对自身血统的厌恶。尤其是当她与马忠良结婚后的一段对话，显示出茉莉自身民族歧视、门第观念的根深蒂固，依然需要宗教来加以疗救。
　　（三）粮的隐喻性
　　小说当中“粮食”一直是贯穿全文的线索。小说的题目是“有粮之家”，然而小说当中大部分的时间却是“无粮之家”，“粮”似乎承当了两个维度的意义性：物质与精神。首先，粮不可避免地成为是人们生存的物质基础，在这样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当中，粮无疑是最硬的通货。在小说当中到了饥荒严重的时候，粮食竟然涨到了五银圆一斤，以至于后来玉凤的一个白面馒头竟然成了最令人钦羡的大餐，粮食已然成为苦难本身的救济者，被抬高到一个至高之位。当活着成为一种奢侈的时候，粮食无疑是最珍贵的奢侈品。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无论在“有粮”还是“无粮”的时候，人们都怀揣着一种更为珍贵的信念。这种信念就是比“有形之粮”更为珍贵的“无形之粮”，而这种信念是由宗教所孕育出来的。李恒昌的大殿藏粮的行为就带有这样一种宗教性的信念，藏粮不仅是李恒昌未雨绸缪的表现，更是一种救人于水火的大任所在，而这种精神显然为养子李盛所继承，在民众急需粮食的时候，李盛没有独吞粮食，度过饥荒，而是开仓售粮，纵使亏本也要让民众有粮可吃。李恒昌在藏粮时使藏粮的主仓与大殿的柱子相连，也带有鲜明的宗教性色彩，大殿倒而主仓出，显然也是宗教文化济世救人的体现与象征。
　　二、宗教苦难的审美意义
　　苦难与宗教似乎是分不开的两者，宗教通常产生于受难，正是因为受难，人的精神才得以高扬与抒发。新时期以来，产生了一大批伤痕、反思文学，否定苦难来弘扬被苦难所压抑的东西，苦难成为这些作家自我英雄化的工具，虽然丁颜的《有粮之家》也写苦难，但是这种苦难并非是用来弘扬被压抑的某种人性的欲求，也不是意在劝人信教，而是意在对苦难进行深入的思索从而探讨出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生理念，通过这些人生理念来实现个人的精神朝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