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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茅盾的小说创作转型中，《春蚕洇其“经济危机”的主题而成为一个标志性的经典文本。历来对于《春蚕》的解读，也多倾向于将其置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将老通宝的破产归咎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然细读文本可知，《春蚕》绝非单纯以反映“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为归旨的意识形态类型小说，而是包含着诸多复杂和矛盾性的因素。正是对经济危机的复杂性书写使其成为折射出传统中国现代化艰难转型的典型小说标本。
关键词：《春蚕》 经济危机 复杂化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春蚕》的解读，多倾向于以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一二·八事变的历史背景为阐释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将老通宝的破产归咎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也因此将小说论证为艺术化地反映左翼意识形态的小说典型。而在新时期“重写文学史”浪潮对“革命话语”的冲击下，针对《春蚕》的质疑声也纷至沓来，其中吴组缃因就老通宝人物形象所作的批评颇具启发性和颠覆性而为重读《春蚕》揭开序幕。
吴组缃认为老通宝“借债买叶”的冒险行径“不合一般蚕农思想的常理，与老通宝整个一套保守思想既不相称，也不相容，所以说是架空的、不真实的。如果说老通宝这样做是铤而走险的话，当然不能否认有这种可能性，但那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因为，第一这毕竟只是个别人的行为，没有典型意义;第二，尤其重要的是老通宝的失败亏本，也就成为个人处理不当的问题，这与小说所要表现的主题就联系不起来了”。借债买叶是老通宝一家完全破败的直接导火索，农村三部曲中《秋收》和《残冬》的故事推演也以此为铺垫。如此核心的情节，吴组缃既然质疑其不真实，那所谓的“主题”又从何而来呢？这其中似乎存在逻辑问题。
尽管如此，这段论述却为我们解读《春蚕》打开了一个文本裂缝。探讨老通宝的破产是“个人处理不当”，还是由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是全面阐释《春蚕》的关键。捕捉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关系，破除“革命”及“反革命”等各种先人为主的话语背景，加之历史文献的考察，有助于我们透视更复杂的历史讯息，也有助于我们更精准地定位和体验小说的文学史意义。要想探究老通宝破产的根由，必须对老通宝的发家史和破产史进行尽可能精准的定位和描述。
一、从“发家”至“破产”的时间梳理
由“东洋兵”可确认《春蚕》的故事发生于1932年春，此时老通宝已六十多岁。他二十多岁时成家，这正是他们家开始“发”的时候。由此推算，老通宝家运兴隆始于1890年左右。老通宝时常回忆起自家三十年前的“黄金时代”，从1932年倒退三十年，大概在1900年左右。从1890年左右至1900年左右又大概为十年，而老通宝家正是在这十年间挣得了二十亩的稻田和十多亩的桑地，还有三开间两进的一座平屋。
那么老通宝家的破产是始于何时呢？他们家的衰败是急剧的滑坡式破产，还是慢性的渐进式破产？1932年，小宝已经十二岁。由此推断，老通宝的大儿子阿四大约在1920年之前成家。此时，老通宝的亲家张财发的家庭经济状况如何呢？从小说中有关张财发的叙述中或可窥见一二：
接着是家家都“浪山头”了，各家的至亲好友都来“望山头”。老通宝的亲家张财发带了小儿子阿九特地从镇上来到村里。他们带来的礼物是软糕，线粉，梅子，枇杷，也有咸鱼。
这张老头子张财发是出名“会寻快活”的人，他从镇上城隍庙前露天的“说书场”听来了一肚子的疙瘩东西……
四大娘！你爸爸做中人借来三十块钱……
肯花钱买这么多礼物，又有大把闲散时间去说书场听书，而且还有脸面做中间人替亲家向自己的东家借钱。可知，1932年的张财发家庭状况不会太差，起码好过老通宝家。因此可以推断，在女儿四大娘出嫁之际，张财发家应相当富足。依据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作为相对富足的城镇阶层人物，张财发既然愿意把女儿嫁到农村，可见当时老通宝家仍是一个在东村庄上被人人所妒羡的富足的自耕农小康家庭。
在《秋收》中，小说还叙述了除养蚕外的另一种家庭副业——养猪：“这是五六年前他亲手建造的一个很像样的猪棚，单买木料，也花了十来块钱呢;可是去年这猪棚就不曾用，今年大概又没有钱去买小猪……”
从1932年算起，五六年前当是1926或1927年。而十来块钱对老通宝意味着什么呢？在《秋收》中，老通宝想象稻米丰收的幻景时，曾在心里盘算道：“……十块钱一担也有三百元，那不是他的债清了一大半？他觉得十块钱一担是最低的价格！”既然十塊钱一担是最低的价格，那么用来买木料的十来块钱大约相当于一担米的价值。而阿四曾说：“眼前有这三斗米十天八天总是够吃了……”十斗为一担，粗略地计算下来，十多块钱大约相当于老通宝一家五口人一个月的口粮，也算是一项不小的家庭支出。而且“去年这猪棚就不曾用，今年大概又没有钱去买小猪”。因此对老通宝家这样始终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中心任务的农户来说，养猪这种副业必然以家庭储蓄相对充盈为前提。与养蚕相比，养猪的收益周期相对较长，且收益远不如养蚕。一个负债累累的贫农是否会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来养猪呢？而且还要花十多块钱买木料。由此推断，1926或1927年之际的老通宝家仍然保持着自耕农的小康家庭水平。
《秋收》中，老通宝“觉得自己一病之后，世界当真变了！而这一‘变’，在刚从小康的自耕农破产，并且幻想还是极强的他，想起来总是害怕！”既言“刚从小康的自耕农破产”，则老通宝家的破产距离1932年不会太久远。结合前述有关“养猪”的论述，基本上可以推定，老通宝家的破产当始于1928或1929年之际，这个时间点就大致上与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的时间点相吻合。
至此，大致可将老通宝从发家至破产的时间脉络梳理如下：他的发家始于1890年之际，至1900年之际达到“黄金时代”——拥有二十亩稻田和十多亩桑地以及三开两进的一座平屋。1928或1929年之际开始破产，至1932年失去所有产业。因此，其自耕农的小康家庭维持了三十年之久。从开始破产至完全破产不过三四年的时间，况且在1932年时，老通宝家已经失去了二十亩稻田，而且还欠了三百块钱的债。可见老通宝家的一败涂地是一种急剧的滑坡式破产，结合老通宝在《春蚕》中的表现，是否可以推断出，这种滑坡式的破产源于老通宝在这三四年间几次比较“大手笔”的冒险，再加之因世界经济危机导致蚕茧市场的剧烈波动，这几次冒险皆以失败告终？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就需要在老通宝发家至破产的时间脉络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文本细读来探求。
二、从“发家”至“破产”的深度剖析
“老陈老爷做丝生意‘发’起来的时候，老通宝家养蚕也是年年都好，十年中间挣得了二十亩的稻田和十多亩的桑地，还有三开间两进的一座平屋。”这说明养蚕是其发家致富的主导性农事活动。而“去年收成固然大好，可是地主，债主，正税，杂捐，一层一层地剥来，早就完了。现在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春蚕……”因此单靠种田几乎无法使一个贫农家庭翻身。养蚕周期短，收益高，因此是老通宝家从一穷二白变为自耕农小康家庭的决定性因素。为何老通宝可以通过养蚕发_家致富呢？很显然，对于养蚕这种高度商品化的家庭副业，单靠勤俭劳作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生丝一业，颇带投机性质。盖其盈亏，纯以市价为凭。乃此市价之涨落，殊变幻莫定”，春蚕“丰收成灾”的结局也证明了这一点：一个月光景的忍饥挨饿并没有使老通宝家翻身。由此，在小说的文本结构中，“养蚕”呈现出双重属性：农业活动和商业活动。在老通宝发家史中，养蚕作为商业活动的属性发挥了主要作用。
那么老通宝家是如何破产的呢？这个争论一般包含两个因素：一是老通宝个人处理不当，二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持“个人处理不当论”的人，很容易从小说中找到例证：
老通宝也听得镇上小陈老爷的儿子——陈大少爷说过，今年上海不太平，丝厂都关门，恐怕这里的茧产也不肯开;但老通宝是不肯相信的。
通宝！茧子是采了，那些茧厂的大门还关得紧洞洞呢？今年茧厂不开秤……世界不太平！今年茧厂关门，不做生意！老通宝忍不住笑了：他不肯相信。
陈大少爷和张财发身处城镇，对蚕茧市场的观察肯定比老通宝敏锐，尤其是陈大少爷的父亲老陈老爷正是靠开丝厂起家，老通宝更是常常把自家的黄金时代与陈家的兴盛联系起来。如此重要的市场信息，老通宝的反应竟是“不肯相信”。在洋种问题上，老通宝明明知道“洋种的茧子一担要贵上十多块钱”，却执意不准四大娘养洋种茧。末了虽然让步，也只准养一张洋种，另外两张仍是余杭土种。最具争议性的情节就是，老通宝借债买叶而几乎毫不犹豫地将自家仅有的产业——出产十五担叶的桑地抵押出去。
种种迹象都表明老通宝充满听天由命、盲目排外的封建传统思想，徒具盲目投机的冒险精神而毫无风险防范意识。但从小说中不易被察觉的一个细节中，我们却可以发现老通宝并非是一个毫无风险意识的盲目投机者。
老通宝曾向四大娘抱怨道：“四大娘！你爸爸做中人借来三十块钱，就只买了二十担叶。后天（米）又吃完了，怎么办？”四大娘生气地回答：“都买了叶！又像去年那样多下来。”这段对话为我们了解“去年”老通宝家养蚕的盈亏状况提供了线索。这在小说中也多有叙述：
今年的蚕花，光景是好年成。三张蚕种该可以采多少茧子呢？只要不像去年，他家的债也许可以拨还一些。
去年他们“卜”的非常灵验。可是去年那“灵验”，现在老通宝想也不敢想。
大蒜头上还只得三四茎嫩芽！天哪！难道又同去年一样？
由此可以比较精准地推断出“去年”老通宝家养蚕的状况：蚕花不好，茧量少，桑叶过剩，而这也是养蚕户经常遇到的问题。荷花家今年“看了一张‘布子’，可是‘出火’只称得了二十斤;‘大眠’‘陕边，人们还看见那不声不响晦气色的丈夫根生倾弃了三‘蚕箪’在那小溪里。”老通宝去年大概也是遭遇了类似的问题。
当老通宝一家正在捋叶时，中间有一个粗暴的声音嚷道：“叶行情飞涨了！今天下午镇上开到四洋一担！”而后那边“捋叶”的人堆里忽然又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听说东路不大好，看来叶价钱涨不到多少的！”这说明，桑叶价格的时涨时落也是蚕农习以为常的事，因为“桑叶市价，最为飘忽无定。大概蚕之出火及大眠以后，叶价最为涨落无定，全视蚕汛之优劣如何。蚕熟时桑叶求过于供，价必暴涨。蚕荒时蚕叶供过于求，而价必跌落”。
而“稍叶”——蚕汛前以低价购买桑叶，正是养蚕户为应对桑叶价格在“大眠”时飞涨所做的风险预防措施。多多头曾向老通宝抱怨道：“早依了我的话，扣住自己的十五担叶，只看一张洋种，多么好！”可知一张蚕种大概需要十五担叶，则老通宝家的三张蚕种需要四十五担叶。而老通宝通过亲家张财发做中人借了三十块钱，只稍了二十担叶？这又是为什么呢？按照稍葉时一块五一担的低价，老通宝为何不一次性稍四十五担叶，而要等到“大眠”时现买四块钱一担的贵叶呢？因为去年老通宝家恰恰是“蚕少叶多”。而老通宝家去年的“蚕花不好”，在尚未购买“现叶”之前，就剩余了大量“稍叶”，因此四大娘才抱怨道：“都买了叶！又像去年那样多下来。”正是基于去年因“蚕花不好”而导致“茧少叶多”的教训，老通宝才不敢一次性稍进四十五担叶，因此只稍二十担叶恰恰是老通宝为规避市场风险而采取的折中措施。尽管最终老通宝的预判失误，但这起码表明，老通宝并非毫无风险防范意识，反而可以根据往年的经验教训主动调整养蚕策略，而且这种市场波动以及感性的风险防范措施在老通宝长达四五十年的养蚕过程中绝对是司空见惯的事。
由此，“借钱稍叶”很巧妙地表明老通宝还是具有一定市场和风险意识的。但为何这种意识，在小陈老爷和张财发都提醒他今年茧厂不开门时毫无表现呢？相反，面对极其重要的市场信息，却表现出一种几乎不可理喻的盲目：不肯相信。这就使小说的叙述逻辑似乎产生了一种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
而当我们再一次回顾老通宝的发家史时，这种叙述逻辑上的矛盾就更一目了然了。老通宝“活了六十岁，反乱年头也经过好几个”。这透漏出，老通宝的发家史也并非一帆风顺。即使没有反乱年头，蚕茧市场随供需关系而波动也完全符合商品经济的规律。反乱年头加之市场本身的不确定性，对一个听天由命、盲目排外，而且毫无风险意识的蚕农而言，面对如此复杂的现实状况，他如何只凭借盲目的冒险精神而在“十年中间挣得了二十亩的稻田和十多亩的桑地，还有三开间两进的一座平屋”的呢？按照老通宝在小说中的诸多表现，这根本不可能。能够通过养蚕将一个自耕农小康家庭维持三十年之久，而且还要应付连续不断的反乱年头，就绝不是一个徒具冒险精神的投机者所能办得到的。 但我们不妨设想并不排除以下可能性：一个毫无风险意识的蚕农，不管如何盲目地生产和投机，市场总是处于对其有利的状况。先不论这是否符合历史与经济常识，更要命的是，这种可能性恰恰将不可避免地推断出吴组缃所竭力避免的那种危险的结论：老通宝的破产完全是“个人处理不当”。既然一个听天由命、顽固守旧而又毫无风险意识的蚕农，能够在三四十年的养蚕过程中，一直维持着自耕农的小康家庭，当经济危机来临时，在失去了总是对其有利的市场环境后，仍然继续盲目地生产投机，那么，他的一败涂地能简单地归咎于经济危机吗？恐怕其个人方面要负主要的责任。
总而言之，小说虚构了某种带有空想色彩的“历史真实”：一个毫无商业意识的蚕农从其发家至破产的历史中，前三十年受益于蓬勃发展的蚕茧市场而发家致富，而后遭遇了一次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由于几次大手笔的冒险投机，遭受了急剧的滑坡式破产，从而一败涂地。
对于由叙述逻辑上的矛盾而显现的“空想性”，还可从小说中的一个细节加以补充《春蚕》发表于1932年《现代》的初版本中，老通宝“今年”养了三张布子，而在《茅盾全集》版的《春蚕》中，老通宝却养了五张布子，何以如此呢？依据《现代》版的《春蚕》，老通宝家的三张布子采了五百斤的蚕茧，而依据《茅盾全集》版的《春蚕》，老通宝家的五张布子采了五百斤的蚕茧。“按照当年产量计算每张蚕种最多产一百斤蚕茧”，因此茅盾显然意识到，三张布子采五百斤蚕茧“不符合养蚕常识”，所以才将“三张”改为“五张”。但这种修改却忽略了桑叶需求量的计算。按一张蚕种需十五担叶计算，三张蚕种共需四十五担叶。老通宝自家桑地出产十五担叶，加之二十担稍叶共三十五担叶，因此老通宝只需花四十块钱购买十担现叶。而在小说中，老通宝却花了一百二十块钱购买了三十担现叶，为此还将家中仅有的产业——十多亩的桑地抵押出去。而在修改后的《春蚕》中，五张蚕种则需七十五担叶，而老通宝还需花一百六十块钱购买四十担现叶，实际上老通宝只购买了三十担叶，远远不能满足五张蚕种的需要，既如此，又何来的“丰收成灾”呢？
三、“春蚕”惨状的时代背景
“丰收成灾”是小说的核心叙述隋节，“春蚕愈熟，蚕农愈困顿”，旨在凸显畸形的经济运行机制，进而实践批判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叙述意图。上述误算暴露了茅盾在逻辑构思上的纰漏，而诉诸历史文献，“丰收成灾”中的“丰收”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真实也有待商榷。
据当时报刊的披露，在1932年春，江浙蚕桑区中，“海盐今岁农村经济均甚衰落，蚕本无处借贷，仅有桑之家减折饲育，饲额大减;许村今岁农民因去年蚕事失败，咸孵育改良种，农民饲养叶不慎，蚕食雨叶发现泄黄等病，倾叶不少，蚕户咸报悲观云;萧山今岁春蚕饲额，只及去岁十之三四，讵近数日种，大雨天寒，蜀山一带，二眠足叶之蚕，延不起眠而僵毙，晚蚕亦停食;崇德各市乡，今岁农民育蚕者寥寥，扶家桥图家壩一带，有桑之家，尚饲育洋种，太子塘桥五河泾石门湾等处，饲蚕者仅只及十分之三;无锡各乡农民，去年因蚕价减低，亏蚀过甚，多数惯而将桑树削去，改種稻田。近因丝厂停工，蚕价无市，兼以国难未已，工商凋敝，因此育蚕大为减少。”
这表明，还原历史现场，在1932年江浙蚕桑区中，并非“丰收成灾”。恰恰相反，许多市乡的蚕农因去年蚕事失败，主动减少养蚕量，甚至改桑为田，致使今春江浙蚕茧出产额较去年大幅度减产。因此江浙一带的蚕农并非如《春蚕》中所叙述的那样，不顾蚕茧市场的波动而盲目地生产和投机，相反却有意识地根据往年蚕事盈亏状况而自觉修正本年养蚕计划。
蚕茧生产和消费的双重“惨状”正反映了1930年之际江浙蚕丝业的“恐慌时代”：“（全国）十八年份出口丝值一万六千万两，其中江浙占五万四千余包，约值六千万两;十九年江浙出口较十八年减五分之一，约四万三千余包，二十年江浙出口较十八年减五分之二，约三万三千余包。”“沪原有丝厂一百零七家，现仅开车两家，且系英商即怡和。无锡原有丝厂四十九家，现仅开车一家，即永泰分设之兴华厂。浙江原有丝厂二十八家，现仅开车二家，即杭州丝厂与萧山东乡合作丝厂。”
这种一落千丈的惨状并非仅仅因经济危机和日军入侵上海的冲击，而是其来有自。“华丝在民国元年前占世界国际生丝贸易之首位，惟近二十年来，增进数额不及日本之巨，以致落后……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全国上下通力合作，注意蚕丝事业，故其产额与年俱增”。反观中国，“蚕茧品质，不但恶劣，且又极其混杂，茧价因而奇贵，出丝自难经营。茧市买卖，混乱异常，且有欺诈不堪，不但毫无科学方法，且决不合商业正轨”。
因此所谓“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基于国族立场而带有历史悲情色彩的论调。实则一方面，江浙蚕丝业的发展正是得益于“闭关锁国”状态的打破，海禁之前相对封闭的蚕丝市场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打开了华丝的世界市场，再加上民国之前，日丝尚未对华丝构成严重威胁，因此老通宝才得以“十年中间挣得了二十亩的稻田和十多亩桑地，还有两进三开的一座平屋”;另一方面，江浙以及全国蚕丝业的衰落，主要是因为自身积重难返又技不如人，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全国上下通力合作，奋起直追，才将中国在世界生丝市场上的霸权地位取而代之。因此，与其片面认定小说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农民的剥削和压榨，或者片面指责老通宝盲目的生产投机，倒不如更全面地将其定义为一个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缩影：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在向现代工业国转型过程中面临了诸多困境。
四、结语
不管茅盾是否承认，《春蚕》的复杂性远远超出其作为小说作者的预料。无论是以意识形态话语逻辑为出发点论证左翼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还是企图通过聚焦和放大老通宝个人因素而消解左翼革命的话语逻辑，都无法全面地理解这种复杂性。老通宝的破产难以简单归咎于“个人处理不当”或者“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而是反映了传统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复杂而艰难的处境，小说也正是这样一个充满了诸多矛盾和复杂因素的混合体。或许，这也正是《春蚕》最可贵的文学史价值。
关键词：《春蚕》 经济危机 复杂化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春蚕》的解读，多倾向于以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一二·八事变的历史背景为阐释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将老通宝的破产归咎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也因此将小说论证为艺术化地反映左翼意识形态的小说典型。而在新时期“重写文学史”浪潮对“革命话语”的冲击下，针对《春蚕》的质疑声也纷至沓来，其中吴组缃因就老通宝人物形象所作的批评颇具启发性和颠覆性而为重读《春蚕》揭开序幕。
吴组缃认为老通宝“借债买叶”的冒险行径“不合一般蚕农思想的常理，与老通宝整个一套保守思想既不相称，也不相容，所以说是架空的、不真实的。如果说老通宝这样做是铤而走险的话，当然不能否认有这种可能性，但那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因为，第一这毕竟只是个别人的行为，没有典型意义;第二，尤其重要的是老通宝的失败亏本，也就成为个人处理不当的问题，这与小说所要表现的主题就联系不起来了”。借债买叶是老通宝一家完全破败的直接导火索，农村三部曲中《秋收》和《残冬》的故事推演也以此为铺垫。如此核心的情节，吴组缃既然质疑其不真实，那所谓的“主题”又从何而来呢？这其中似乎存在逻辑问题。
尽管如此，这段论述却为我们解读《春蚕》打开了一个文本裂缝。探讨老通宝的破产是“个人处理不当”，还是由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是全面阐释《春蚕》的关键。捕捉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关系，破除“革命”及“反革命”等各种先人为主的话语背景，加之历史文献的考察，有助于我们透视更复杂的历史讯息，也有助于我们更精准地定位和体验小说的文学史意义。要想探究老通宝破产的根由，必须对老通宝的发家史和破产史进行尽可能精准的定位和描述。
一、从“发家”至“破产”的时间梳理
由“东洋兵”可确认《春蚕》的故事发生于1932年春，此时老通宝已六十多岁。他二十多岁时成家，这正是他们家开始“发”的时候。由此推算，老通宝家运兴隆始于1890年左右。老通宝时常回忆起自家三十年前的“黄金时代”，从1932年倒退三十年，大概在1900年左右。从1890年左右至1900年左右又大概为十年，而老通宝家正是在这十年间挣得了二十亩的稻田和十多亩的桑地，还有三开间两进的一座平屋。
那么老通宝家的破产是始于何时呢？他们家的衰败是急剧的滑坡式破产，还是慢性的渐进式破产？1932年，小宝已经十二岁。由此推断，老通宝的大儿子阿四大约在1920年之前成家。此时，老通宝的亲家张财发的家庭经济状况如何呢？从小说中有关张财发的叙述中或可窥见一二：
接着是家家都“浪山头”了，各家的至亲好友都来“望山头”。老通宝的亲家张财发带了小儿子阿九特地从镇上来到村里。他们带来的礼物是软糕，线粉，梅子，枇杷，也有咸鱼。
这张老头子张财发是出名“会寻快活”的人，他从镇上城隍庙前露天的“说书场”听来了一肚子的疙瘩东西……
四大娘！你爸爸做中人借来三十块钱……
肯花钱买这么多礼物，又有大把闲散时间去说书场听书，而且还有脸面做中间人替亲家向自己的东家借钱。可知，1932年的张财发家庭状况不会太差，起码好过老通宝家。因此可以推断，在女儿四大娘出嫁之际，张财发家应相当富足。依据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作为相对富足的城镇阶层人物，张财发既然愿意把女儿嫁到农村，可见当时老通宝家仍是一个在东村庄上被人人所妒羡的富足的自耕农小康家庭。
在《秋收》中，小说还叙述了除养蚕外的另一种家庭副业——养猪：“这是五六年前他亲手建造的一个很像样的猪棚，单买木料，也花了十来块钱呢;可是去年这猪棚就不曾用，今年大概又没有钱去买小猪……”
从1932年算起，五六年前当是1926或1927年。而十来块钱对老通宝意味着什么呢？在《秋收》中，老通宝想象稻米丰收的幻景时，曾在心里盘算道：“……十块钱一担也有三百元，那不是他的债清了一大半？他觉得十块钱一担是最低的价格！”既然十塊钱一担是最低的价格，那么用来买木料的十来块钱大约相当于一担米的价值。而阿四曾说：“眼前有这三斗米十天八天总是够吃了……”十斗为一担，粗略地计算下来，十多块钱大约相当于老通宝一家五口人一个月的口粮，也算是一项不小的家庭支出。而且“去年这猪棚就不曾用，今年大概又没有钱去买小猪”。因此对老通宝家这样始终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中心任务的农户来说，养猪这种副业必然以家庭储蓄相对充盈为前提。与养蚕相比，养猪的收益周期相对较长，且收益远不如养蚕。一个负债累累的贫农是否会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来养猪呢？而且还要花十多块钱买木料。由此推断，1926或1927年之际的老通宝家仍然保持着自耕农的小康家庭水平。
《秋收》中，老通宝“觉得自己一病之后，世界当真变了！而这一‘变’，在刚从小康的自耕农破产，并且幻想还是极强的他，想起来总是害怕！”既言“刚从小康的自耕农破产”，则老通宝家的破产距离1932年不会太久远。结合前述有关“养猪”的论述，基本上可以推定，老通宝家的破产当始于1928或1929年之际，这个时间点就大致上与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的时间点相吻合。
至此，大致可将老通宝从发家至破产的时间脉络梳理如下：他的发家始于1890年之际，至1900年之际达到“黄金时代”——拥有二十亩稻田和十多亩桑地以及三开两进的一座平屋。1928或1929年之际开始破产，至1932年失去所有产业。因此，其自耕农的小康家庭维持了三十年之久。从开始破产至完全破产不过三四年的时间，况且在1932年时，老通宝家已经失去了二十亩稻田，而且还欠了三百块钱的债。可见老通宝家的一败涂地是一种急剧的滑坡式破产，结合老通宝在《春蚕》中的表现，是否可以推断出，这种滑坡式的破产源于老通宝在这三四年间几次比较“大手笔”的冒险，再加之因世界经济危机导致蚕茧市场的剧烈波动，这几次冒险皆以失败告终？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就需要在老通宝发家至破产的时间脉络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文本细读来探求。
二、从“发家”至“破产”的深度剖析
“老陈老爷做丝生意‘发’起来的时候，老通宝家养蚕也是年年都好，十年中间挣得了二十亩的稻田和十多亩的桑地，还有三开间两进的一座平屋。”这说明养蚕是其发家致富的主导性农事活动。而“去年收成固然大好，可是地主，债主，正税，杂捐，一层一层地剥来，早就完了。现在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春蚕……”因此单靠种田几乎无法使一个贫农家庭翻身。养蚕周期短，收益高，因此是老通宝家从一穷二白变为自耕农小康家庭的决定性因素。为何老通宝可以通过养蚕发_家致富呢？很显然，对于养蚕这种高度商品化的家庭副业，单靠勤俭劳作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生丝一业，颇带投机性质。盖其盈亏，纯以市价为凭。乃此市价之涨落，殊变幻莫定”，春蚕“丰收成灾”的结局也证明了这一点：一个月光景的忍饥挨饿并没有使老通宝家翻身。由此，在小说的文本结构中，“养蚕”呈现出双重属性：农业活动和商业活动。在老通宝发家史中，养蚕作为商业活动的属性发挥了主要作用。
那么老通宝家是如何破产的呢？这个争论一般包含两个因素：一是老通宝个人处理不当，二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持“个人处理不当论”的人，很容易从小说中找到例证：
老通宝也听得镇上小陈老爷的儿子——陈大少爷说过，今年上海不太平，丝厂都关门，恐怕这里的茧产也不肯开;但老通宝是不肯相信的。
通宝！茧子是采了，那些茧厂的大门还关得紧洞洞呢？今年茧厂不开秤……世界不太平！今年茧厂关门，不做生意！老通宝忍不住笑了：他不肯相信。
陈大少爷和张财发身处城镇，对蚕茧市场的观察肯定比老通宝敏锐，尤其是陈大少爷的父亲老陈老爷正是靠开丝厂起家，老通宝更是常常把自家的黄金时代与陈家的兴盛联系起来。如此重要的市场信息，老通宝的反应竟是“不肯相信”。在洋种问题上，老通宝明明知道“洋种的茧子一担要贵上十多块钱”，却执意不准四大娘养洋种茧。末了虽然让步，也只准养一张洋种，另外两张仍是余杭土种。最具争议性的情节就是，老通宝借债买叶而几乎毫不犹豫地将自家仅有的产业——出产十五担叶的桑地抵押出去。
种种迹象都表明老通宝充满听天由命、盲目排外的封建传统思想，徒具盲目投机的冒险精神而毫无风险防范意识。但从小说中不易被察觉的一个细节中，我们却可以发现老通宝并非是一个毫无风险意识的盲目投机者。
老通宝曾向四大娘抱怨道：“四大娘！你爸爸做中人借来三十块钱，就只买了二十担叶。后天（米）又吃完了，怎么办？”四大娘生气地回答：“都买了叶！又像去年那样多下来。”这段对话为我们了解“去年”老通宝家养蚕的盈亏状况提供了线索。这在小说中也多有叙述：
今年的蚕花，光景是好年成。三张蚕种该可以采多少茧子呢？只要不像去年，他家的债也许可以拨还一些。
去年他们“卜”的非常灵验。可是去年那“灵验”，现在老通宝想也不敢想。
大蒜头上还只得三四茎嫩芽！天哪！难道又同去年一样？
由此可以比较精准地推断出“去年”老通宝家养蚕的状况：蚕花不好，茧量少，桑叶过剩，而这也是养蚕户经常遇到的问题。荷花家今年“看了一张‘布子’，可是‘出火’只称得了二十斤;‘大眠’‘陕边，人们还看见那不声不响晦气色的丈夫根生倾弃了三‘蚕箪’在那小溪里。”老通宝去年大概也是遭遇了类似的问题。
当老通宝一家正在捋叶时，中间有一个粗暴的声音嚷道：“叶行情飞涨了！今天下午镇上开到四洋一担！”而后那边“捋叶”的人堆里忽然又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听说东路不大好，看来叶价钱涨不到多少的！”这说明，桑叶价格的时涨时落也是蚕农习以为常的事，因为“桑叶市价，最为飘忽无定。大概蚕之出火及大眠以后，叶价最为涨落无定，全视蚕汛之优劣如何。蚕熟时桑叶求过于供，价必暴涨。蚕荒时蚕叶供过于求，而价必跌落”。
而“稍叶”——蚕汛前以低价购买桑叶，正是养蚕户为应对桑叶价格在“大眠”时飞涨所做的风险预防措施。多多头曾向老通宝抱怨道：“早依了我的话，扣住自己的十五担叶，只看一张洋种，多么好！”可知一张蚕种大概需要十五担叶，则老通宝家的三张蚕种需要四十五担叶。而老通宝通过亲家张财发做中人借了三十块钱，只稍了二十担叶？这又是为什么呢？按照稍葉时一块五一担的低价，老通宝为何不一次性稍四十五担叶，而要等到“大眠”时现买四块钱一担的贵叶呢？因为去年老通宝家恰恰是“蚕少叶多”。而老通宝家去年的“蚕花不好”，在尚未购买“现叶”之前，就剩余了大量“稍叶”，因此四大娘才抱怨道：“都买了叶！又像去年那样多下来。”正是基于去年因“蚕花不好”而导致“茧少叶多”的教训，老通宝才不敢一次性稍进四十五担叶，因此只稍二十担叶恰恰是老通宝为规避市场风险而采取的折中措施。尽管最终老通宝的预判失误，但这起码表明，老通宝并非毫无风险防范意识，反而可以根据往年的经验教训主动调整养蚕策略，而且这种市场波动以及感性的风险防范措施在老通宝长达四五十年的养蚕过程中绝对是司空见惯的事。
由此，“借钱稍叶”很巧妙地表明老通宝还是具有一定市场和风险意识的。但为何这种意识，在小陈老爷和张财发都提醒他今年茧厂不开门时毫无表现呢？相反，面对极其重要的市场信息，却表现出一种几乎不可理喻的盲目：不肯相信。这就使小说的叙述逻辑似乎产生了一种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
而当我们再一次回顾老通宝的发家史时，这种叙述逻辑上的矛盾就更一目了然了。老通宝“活了六十岁，反乱年头也经过好几个”。这透漏出，老通宝的发家史也并非一帆风顺。即使没有反乱年头，蚕茧市场随供需关系而波动也完全符合商品经济的规律。反乱年头加之市场本身的不确定性，对一个听天由命、盲目排外，而且毫无风险意识的蚕农而言，面对如此复杂的现实状况，他如何只凭借盲目的冒险精神而在“十年中间挣得了二十亩的稻田和十多亩的桑地，还有三开间两进的一座平屋”的呢？按照老通宝在小说中的诸多表现，这根本不可能。能够通过养蚕将一个自耕农小康家庭维持三十年之久，而且还要应付连续不断的反乱年头，就绝不是一个徒具冒险精神的投机者所能办得到的。 但我们不妨设想并不排除以下可能性：一个毫无风险意识的蚕农，不管如何盲目地生产和投机，市场总是处于对其有利的状况。先不论这是否符合历史与经济常识，更要命的是，这种可能性恰恰将不可避免地推断出吴组缃所竭力避免的那种危险的结论：老通宝的破产完全是“个人处理不当”。既然一个听天由命、顽固守旧而又毫无风险意识的蚕农，能够在三四十年的养蚕过程中，一直维持着自耕农的小康家庭，当经济危机来临时，在失去了总是对其有利的市场环境后，仍然继续盲目地生产投机，那么，他的一败涂地能简单地归咎于经济危机吗？恐怕其个人方面要负主要的责任。
总而言之，小说虚构了某种带有空想色彩的“历史真实”：一个毫无商业意识的蚕农从其发家至破产的历史中，前三十年受益于蓬勃发展的蚕茧市场而发家致富，而后遭遇了一次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由于几次大手笔的冒险投机，遭受了急剧的滑坡式破产，从而一败涂地。
对于由叙述逻辑上的矛盾而显现的“空想性”，还可从小说中的一个细节加以补充《春蚕》发表于1932年《现代》的初版本中，老通宝“今年”养了三张布子，而在《茅盾全集》版的《春蚕》中，老通宝却养了五张布子，何以如此呢？依据《现代》版的《春蚕》，老通宝家的三张布子采了五百斤的蚕茧，而依据《茅盾全集》版的《春蚕》，老通宝家的五张布子采了五百斤的蚕茧。“按照当年产量计算每张蚕种最多产一百斤蚕茧”，因此茅盾显然意识到，三张布子采五百斤蚕茧“不符合养蚕常识”，所以才将“三张”改为“五张”。但这种修改却忽略了桑叶需求量的计算。按一张蚕种需十五担叶计算，三张蚕种共需四十五担叶。老通宝自家桑地出产十五担叶，加之二十担稍叶共三十五担叶，因此老通宝只需花四十块钱购买十担现叶。而在小说中，老通宝却花了一百二十块钱购买了三十担现叶，为此还将家中仅有的产业——十多亩的桑地抵押出去。而在修改后的《春蚕》中，五张蚕种则需七十五担叶，而老通宝还需花一百六十块钱购买四十担现叶，实际上老通宝只购买了三十担叶，远远不能满足五张蚕种的需要，既如此，又何来的“丰收成灾”呢？
三、“春蚕”惨状的时代背景
“丰收成灾”是小说的核心叙述隋节，“春蚕愈熟，蚕农愈困顿”，旨在凸显畸形的经济运行机制，进而实践批判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叙述意图。上述误算暴露了茅盾在逻辑构思上的纰漏，而诉诸历史文献，“丰收成灾”中的“丰收”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真实也有待商榷。
据当时报刊的披露，在1932年春，江浙蚕桑区中，“海盐今岁农村经济均甚衰落，蚕本无处借贷，仅有桑之家减折饲育，饲额大减;许村今岁农民因去年蚕事失败，咸孵育改良种，农民饲养叶不慎，蚕食雨叶发现泄黄等病，倾叶不少，蚕户咸报悲观云;萧山今岁春蚕饲额，只及去岁十之三四，讵近数日种，大雨天寒，蜀山一带，二眠足叶之蚕，延不起眠而僵毙，晚蚕亦停食;崇德各市乡，今岁农民育蚕者寥寥，扶家桥图家壩一带，有桑之家，尚饲育洋种，太子塘桥五河泾石门湾等处，饲蚕者仅只及十分之三;无锡各乡农民，去年因蚕价减低，亏蚀过甚，多数惯而将桑树削去，改種稻田。近因丝厂停工，蚕价无市，兼以国难未已，工商凋敝，因此育蚕大为减少。”
这表明，还原历史现场，在1932年江浙蚕桑区中，并非“丰收成灾”。恰恰相反，许多市乡的蚕农因去年蚕事失败，主动减少养蚕量，甚至改桑为田，致使今春江浙蚕茧出产额较去年大幅度减产。因此江浙一带的蚕农并非如《春蚕》中所叙述的那样，不顾蚕茧市场的波动而盲目地生产和投机，相反却有意识地根据往年蚕事盈亏状况而自觉修正本年养蚕计划。
蚕茧生产和消费的双重“惨状”正反映了1930年之际江浙蚕丝业的“恐慌时代”：“（全国）十八年份出口丝值一万六千万两，其中江浙占五万四千余包，约值六千万两;十九年江浙出口较十八年减五分之一，约四万三千余包，二十年江浙出口较十八年减五分之二，约三万三千余包。”“沪原有丝厂一百零七家，现仅开车两家，且系英商即怡和。无锡原有丝厂四十九家，现仅开车一家，即永泰分设之兴华厂。浙江原有丝厂二十八家，现仅开车二家，即杭州丝厂与萧山东乡合作丝厂。”
这种一落千丈的惨状并非仅仅因经济危机和日军入侵上海的冲击，而是其来有自。“华丝在民国元年前占世界国际生丝贸易之首位，惟近二十年来，增进数额不及日本之巨，以致落后……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全国上下通力合作，注意蚕丝事业，故其产额与年俱增”。反观中国，“蚕茧品质，不但恶劣，且又极其混杂，茧价因而奇贵，出丝自难经营。茧市买卖，混乱异常，且有欺诈不堪，不但毫无科学方法，且决不合商业正轨”。
因此所谓“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基于国族立场而带有历史悲情色彩的论调。实则一方面，江浙蚕丝业的发展正是得益于“闭关锁国”状态的打破，海禁之前相对封闭的蚕丝市场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打开了华丝的世界市场，再加上民国之前，日丝尚未对华丝构成严重威胁，因此老通宝才得以“十年中间挣得了二十亩的稻田和十多亩桑地，还有两进三开的一座平屋”;另一方面，江浙以及全国蚕丝业的衰落，主要是因为自身积重难返又技不如人，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全国上下通力合作，奋起直追，才将中国在世界生丝市场上的霸权地位取而代之。因此，与其片面认定小说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农民的剥削和压榨，或者片面指责老通宝盲目的生产投机，倒不如更全面地将其定义为一个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缩影：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在向现代工业国转型过程中面临了诸多困境。
四、结语
不管茅盾是否承认，《春蚕》的复杂性远远超出其作为小说作者的预料。无论是以意识形态话语逻辑为出发点论证左翼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还是企图通过聚焦和放大老通宝个人因素而消解左翼革命的话语逻辑，都无法全面地理解这种复杂性。老通宝的破产难以简单归咎于“个人处理不当”或者“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而是反映了传统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复杂而艰难的处境，小说也正是这样一个充满了诸多矛盾和复杂因素的混合体。或许，这也正是《春蚕》最可贵的文学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