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轻人忧郁的眼神透过小酒馆的玻璃窗，叠印出恰纳卡莱这座土耳其西部港口城市令人心旌摇曳的活泼景色。他即将踏上回乡之旅，怀揣一本等待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名字叫《野梨树》——那也是他家乡遍地生长的一种树木……
　　努里·比格·锡兰这部甜蜜而苦涩、有时略带喜剧的新片仿佛是对他早期作品《五月碧云天》的改写。这一次，回乡的电影导演角色被初出茅庐的作家替代。他架着一副外八字腿儿，嘴角斜撇，吊儿郎当，愤世嫉俗，逢人便怼，口出狂言，目无尊长……他仿佛不是在寻找出版赞助，而是到处找茬儿。
　　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这本书里到底写了什么。按照这位年轻作者的说法，这是一部“古怪的虚构自传体后设小说”（a quirkly autofiction meta novel），其灵感来源于他对这土生土长的故乡及其居民几乎毫不掩饰的厌恶。他宣称他“不是一个让自己沉浸在本地的人”，但却想在本地找到资金来出版他的处女作。
　　他遇到了很多人：童年时期的暗恋对象、发小儿、当地市长、沙土老板、一位成名作家、两位伊玛目……他带着那位初恋情人咬在他嘴唇上的疼痛游荡了整部电影的大段时间，而她马上就要戴上头巾嫁给一位年老而富有的珠宝商人了。他假装嫉妒，却并不真的在乎她的忧伤;他讨厌警察的暴行，却对此不置一词甚至微微一笑;他不信教，却抬杠式地掺乎到信仰问题里;他蔑视赌徒父亲，却心甘情愿帮助他在山上挖井。
　　那是一口注定不会出水的井。
　　土耳其的乡村地广人稀，有92.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和地区中心，而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竟然占到总人口的18.6%（来自2018年土耳其官方统计数据）。跟我们这个社会相似的一点是：所有离家在外的人，终究在某个时间必须回家，面对各种拷问;另一个相似的地方是：那里似乎是不需要文学和艺术的地区。人们处于一种被片中主人公戏称的“后现代贫穷”之中，对于金钱和权力有着莫名的崇拜，他们的日常娱乐就是每晚8点档的电视肥皂剧（近年来最受欢迎的电视剧题材集中于奥斯曼帝国的昔日辉煌，类似于我国的清宫戏）。这样的社会环境促成了土耳其历史和现实中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的巨大隔膜。那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国度。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所谓中东政治强人）正是在这样分裂的社会环境中逐步上位的。近年来，他正在土耳其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并且得到了宗教保守主义势力的支持。而土耳其的广袤乡村，正是这种宗教保守主义势力的票仓。
　　导演的故乡安纳托利亚正是这样一个传统社会。在各种场合回答媒体提问时，锡兰对自己的政治态度向来讳莫如深。他无法用一句简单的话涵盖自己的立场。但如果你看过他所有的电影，那么或许能够理解他对故乡和祖国的复杂态度和情感。
　　锡兰的影片在土耳其本土并不受欢迎。普通民众更喜欢看到的是好莱坞大片，以及“叶西坎（Yesilcam）”（土耳其的好莱坞）出品的弘扬奥斯曼帝国精神的电影（例如《伊拉克恶狼谷》，可稱为土耳其“战狼”）。尽管如此，锡兰在面对西方媒体时仍多次谈到他对祖国的爱。
　　“那是一种激情的爱，”2008年，当《三只猴子》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时，他说，“我想把这个奖项献给我所热爱的孤独而美丽的祖国。”
　　当《冬眠》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时，正是土耳其历史上最悲惨的矿难发生之后，以及反对埃尔多安的抗议再次崛起之时。他在致辞中谨慎地将这次获奖献给“去年失去生命的那些土耳其年轻人”。
　　和他的激进的前辈（例如居内依在监狱中“遥控”执导、于1982年获得戛纳金棕榈大奖的《自由之路》）不同，他的电影几乎从不正面碰触政治。有一次，他拒绝了法国政府颁发给他的某项文化荣誉奖。他说，他更喜欢自己是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艺术家身份，因为“帝国主义成功地让来自不发达国家的艺术家为自己国家的文化感到羞耻。这种影响在第三世界那些有机会和西方世界交流的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这些人容易被西方对于土耳其文化和传统的刻板印象所影响，而那些观念很多来自于无知”。
　　不过他偶尔也会展露自己的政治倾向，例如在“《三只猴子》的半梦半醒中引出了特别的心理活动，这同样揭示了一种精神上的创伤和期待着被慰藉。这两个场景集中表现了现实中生命和世界的割裂：每个人都有秘密，都有无法表达的痛苦需要独自承受”。锡兰有一次在评析《三只猴子》时说：“电影中的角色们都生活在痛苦里，努力保护自己，隐藏真相，相信自己编织的谎言。”
　　或许追问一位艺术家的政治态度是不恰当的。“艺术至上主义”本就是一种摒弃政治态度的姿态。他所有的一切都彰显或隐藏在镜头里，没有什么是秘密。
　　这一次，在《野梨树》中，锡兰碰触的主题非常多元：写作与社会、自由经济与个人尊严、宗教与女性、个人与家庭……每个议题都笼罩在微风吹拂的野梨树的沙沙声中。通过自嘲般的楞头青男主角的设定（他的名字也和导演本名谐音：电影中的男青年叫Sinan，与导演本人的名字Ceylan非常像），锡兰对自我的精英态度似乎有所反思。不过，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叙事之间，其实隐藏了很多令人痛苦的事实。很难说导演是否将更多的情绪和观点埋藏在了那口一无所用的井下。
　　考虑到土耳其复杂的历史和现实，以及导演曾经的反西方立场，这部电影的精神内核也显得不同寻常：它是对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嘲讽吗？是对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批判吗？是对威权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投诚吗？是对埃尔多安式的父亲的和解吗？还是一种找不到出路的迷茫？
　　影片进行到结尾，经过一番交代不明的省略，主人公再次回到故乡，这一次，他似乎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他是服完兵役回来的。人们又有了一些变化和苍老，尤其是他的父亲。他的书也出版了，但是无人问津。似乎只有他的父亲认真读了两遍。 　　所有人都走在老路上。他自己也不例外。优美的风景似乎完全是多余的存在，甚至是忧伤的存在。
　　他的父亲仍然在挖那口无水之井。但这次，他决定帮忙，即便知道那是徒劳之举。
　　向无水之地深挖，还有什么比这更悲伤的意象吗？
　　“你知道吗？这些野梨树，不适，孤独，扭曲……”
　　他的父亲有一次对他说道，就像谈论他们自己。

努里·比格·锡兰（Nuri Bilge Ceylan）导演作品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