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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益流行的极简生活方式与消费行为中，极简的美学意蕴、哲学内涵、生活理念与商业价值早已难分彼此
杨洁望着她的手机屏幕，犹豫是否要删除那几个老诱惑她买东西的购物App。
她左右权衡，决定删掉带有“唯品会”字样的粉红色图标。她又瞧了瞧其他软件——“当当”“西集”和“考拉网”似乎在她眼前閃烁……她没眨眼，一狠心把它们都删了。
她松了一口气。但放眼望去，手机界面上依旧保留着“天猫” “淘宝” “苏宁” “京东” “亚马逊”等购物软件。她决绝地说，这几个软件她一定会删。今年10月出国之前，她会给自己设一个deadline，在此之后，她将不再通过这些平台购物。
尽管如此，她现在仍忍不住每天查看那些手机购物App上的打折信息。“打折啊，总觉得不买就亏了啊！但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那些东西。”杨洁忿忿地说。
从3月接触“极简主义”和“断舍离”的课程开始，她虽然控制自己少买了很多东西，也扔掉了很多无用的物品，但“剁手”和“囤积”的毛病还是时常发作。夜深人静时，那些折扣信息和购买的欲望在她的心里撩拨，让她在冲动下一次又一次重蹈覆辙。
最近一件让她后悔的事情是6月份在当当上给女儿买裙子。“一条裙子60块钱，要是四条一块儿买，好家伙，只要100块钱左右！我竟然就一口气买了四条！”一条裙子给女儿穿，另外三条可以让女儿拿去送给她的小伙伴，一举多得，她满心欢喜地等着。可等到东西寄来，她拆开一看——裙子质量糟糕根本送不出手。她转念一想，决定自己穿两条，女儿穿两条，凑一个“情侣装”。
结果是，杨洁穿了一次就永远把这四条裙子封印在衣柜里了，因为她穿着实在别扭，而女儿也一点都不喜欢。可怜的裙子们崭新而整洁地躺在衣柜里，再没有人碰过。
其实在早些年前，杨洁已经发现自己有“囤积癖”的“症状”。上大学时托运了整整一吨重的行李、为免运费凑单买了三十多盒酸奶吃不完又急着到处送人……一方面，她对物件非常留恋，舍不得扔;另一方面，她又很容易受到商家折扣信息的诱导。杨洁家随处可见囤在家里的纸巾、洗手液、洗衣粉等家用物品及为孩子囤的奶粉、尿不湿和玩具。
为了有序地存放这些物品，她曾学习整理和收纳。当东西归拢妥当，新的空间腾出时，她又开始考虑为了不浪费空间而安置一个新的收纳柜或收纳箱。她在网上搜罗各种尺寸奇特的收纳产品：“我在我们家厕所的洗手池下边放了一个长的床头柜，边上又放了一个高的立体的柜子，就那么点地方，就那么一个尺寸，但我真就在淘宝上面找着了！特别贵！但是就只有这个尺寸的柜子能放，所以我告诉自己——我就是得买！ ”
从此，不用的东西都心安理得地转移到这些柜子里：多余的洗发水、洗衣粉，孩子的沐浴液，从酒店带回来的牙刷，行李的打包带，不用的吹风机和插排……杨洁特别钟爱那些柜子，因为它们“一个犄角就能放下”，柜子还有好多层。她在网上订购了一个又一个柜子，柜子里就有越来越多的空间等着她去填塞，于是又开始了购买和囤积的循环……
今年3月，杨洁所在的公司开设关于“极简主义”和“断舍离”的讲座。看到那些收拾整齐的家居照片，听说那些崭新的整理方法，尤其听说扔东西能帮助人审视自己和物品的关系后，杨洁的内心再次汹涌澎湃。
作为一个行动力极强的人，她从办公室开始了对自己的“清扫”。
“我就开始扔我办公室里的东西，扔了好多纸，纸篓都满了，满了之后又拿一个袋子套上，又接着扔。该撕碎的撕碎，该不要的不要，我就觉得那种感觉挺爽的。”
那种“挺爽”的感觉让她扔上了瘾。接着，“断舍离”的旋风就刮到家里。杨洁开始随身带一个大袋子，看到任何不需要的东西就扔。她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发现自己身边有如此多的废物。那个大袋子就像一个降妖锦囊，无用的、糟糕的东西都能收走，杨洁感觉无限畅快。
曾经，她无法拒绝物品，从朋友送的东西到商家卖的商品，还有那些坏掉或缺少零部件的旧物，它们在她的家里越积越多，她却总是舍不得扔掉。但她觉得自己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无法拒绝人。因为害怕被人拒绝、批评和责难，她无法拒绝别人的请求——她也害怕别人受到伤害，总在为迎合别人而疲于奔命，她的精力被分散到许多细枝末节又没有价值的事上。
但“极简主义”的活法开始让混沌的她有了一些清晰的“重心和边界感”。柜子里那两支找不到接线口的录音笔，给孩子买的辅食器，办公室里的各种插头、充电器、镜子、小夹子和小镊子……她都狠下心扔了，一些有价值的物品放在二手平台上售出，还有更多她觉得能物尽其用的东西，则送给了朋友们。
她告诉我，自己其实不想接受采访：“我现在希望我的内心能强大，不要去想那么多，比如拒绝你你的感受怎么样。我要真实地告诉你我的感受：我不愿意有任何一个让我展示的机会，我觉得这个状态不好，所以我就拒绝你。”
10月，她将会辞职，然后打包好少量行李前往新西兰。这对她是一个实践“断舍离”的挑战，也是一个改变自我的机会。“我需要用一些方法来让自己更冷静，改变快一点，坚决一点。这个环境我可能适应了40年，我要换一个新的环境，用新的理念试一试。”杨洁的目光坚定，说话带着一种自我肯定的语气。
与入门仅几个月的杨洁不同，李明丽践行“极简主义”的生活原则已经八年。“极简主义”从有形的条规，成为一种习惯，内化为她心中自然的快乐和从容。
将李明丽带入“极简主义”的却是她的抑郁情绪。李明丽将她八年前的生活形容为“一片糟糕”——她不合群，局限在自己的小世界中走不出来，排斥别人的意见，学不会如何与周围的人、事、物相处，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只知道哭，每天在纠结与痛苦中度过。 那时，一种求生的本能驱使她四处寻找解脱之道。她无意中发现，每当她悲伤失眠的时候，擦拭桌子、清扫垃圾或是整理房间能让她获得轻松的心情，通过这种方法释放压力，她能够很快入睡。
由此，她开始尝试做减法的生活方式：比如减少自己的物品数量，简化衣服的款式和颜色;优化朋友圈，跟自己喜欢的人接触;学习简化的工作方法，坚持“要事优先”原则;她还尝试减少关于负面情绪的语言，每当出现不好的想法，她会提醒自己将之减去。
“通过减少，重要的事情就显现出来，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找到真正的自己，心就会向着一切美好的方向发展，会更自律、更珍惜、更认真地生活。”她将“极简主义”解释为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对物质的减少达到一定的量，心灵上的质变就开始了。
现在她保持着定期清理物品的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和理念带到人际关系中。她相信“极简”的生活方式使自己变得更美好、快乐，把这种美好和快乐带给他人，亦会有良好的反馈回到自己身上，形成不断受益的循环。
李明丽不喜欢参加太多聚会，却十分乐于倾听朋友、同事的烦恼，为他们疏解心情，在工作间隙邀他们一起去花园闲逛或练习简单的瑜伽。工作中，她不喜欢和人比较，“总去比较，人就无法平衡焦虑感，无法对抗周围庞大的信息量。我想简单一点，有时候也学会适当地‘认怂’”，做好分内的工作，了解和接受自己的局限。
她常和母亲就情绪上的问题交流，两人互相引导，也常常一起收拾家务。家中物品被她和母亲打理得井井有条，60平米的小屋干净、整洁、明亮，不时能听到孩子和老人的笑声。
跟周围那些给孩子报了许多补习班的家长不同，李明丽更喜欢周末带着女儿逛图书馆、博物馆和周边的公园。她给女儿制作绘本，亲自教她画画。“至少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就是孩子大部分时间是比较开心的，我觉得一个快乐的童年比较重要，”李明丽回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女儿笑容灿烂的照片。
我们交谈时，小姑娘正从屋里的一头窜到另一头。她对我们讨论的话题似懂非懂，不时蹦上沙发，爬上窗台，想看外面的风景。看到女儿的活泼，李明丽感到这些年来自己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她不知道妈妈原来（八年前）是什么样子的，她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开心的妈妈。”
9月底的一天，“极简断舍离-9月集训营”的群成员正相继在群里留言，晒出自己最近的“极简”训练成果：
“衣服从161件减少到101件，每天在衣服面前的犹豫时间几乎為0;以前每天要买买买好几单，现在已经坚持3个月不买衣服，除了家里的消耗品和食物，不入实物;外耗的能量少了，更关注自己的内心。”
“半个月没逛淘宝，衣服的搭配慢慢固定下来，比以前也节省时间，感觉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开心。”
……
杨志华是这个群的群主，通过一周一次的线上授课和与群成员的日常交流，他将“极简”作为一种知识传授给“简友”（他将跟随他学习“极简主义”和“断舍离”的学员称为“简友”，学员则称他为“简叔”），杨洁、李明丽都曾加入这样的“简友群”。
10月的课程，杨志华都已安排好：第一课，极简断舍离总论;第二课，服装断舍离;第三课，空间断舍离;第四课，手机断舍离;第五课，焦虑断舍离……这样的集训营，他每月开设一次，每次招募20位学员，费用为每人888元。集训营课程次次爆满，下下个月的名额甚至需要提前预约。
杨志华还有很多不同的咨询和课程项目，从极简主义日常交流群，到一对一咨询、亲传弟子、终身弟子应有尽有，教授的内容则从衣物断舍离、人际断舍离、信息断舍离甚至到身材断舍离等等，不一而足。在杨志华开设的名为“极简断舍离/生活美学”的群里，进阶的“简友”们扔掉的就不仅仅是物品：
“离开机关的工作岗位。”
“取消关注二十多个公众号，删除十来个不知道对方是谁的好友，退出五个不感兴趣、被好友拉进去的群，删除二十多个聊天对话。”
“删除照片900张，剩余108张;减重开始，五天时间减三斤;总结了自己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有了自己的存款，没有了那种膨胀的消费欲望;甄选了几家给孩子资助的机构，不再乱花的钱可以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事。”
……
聚集在这类微信群中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最早，“极简主义”只是杨志华用来简化个人生活的一种方式。2008年，将近而立之年的他，曾因焦虑而给自己的人生制定了很多计划，计划非常具体：做什么工作，赚多少钱，积攒多少人脉，什么时候买房，如何坚持运动和健康饮食，培养什么兴趣爱好，平时要参加多少聚会……在现在的杨志华看来，那些计划都因为“太过宏大”而失败了，因为一个人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他也做过很多工作，从火车发电机工人、报社记者、广告公司文案到化妆品行业、服装行业、体育行业……他发现自己尝试了很多，但没有一件事做得特别好。
直到他发现了“极简主义”。2015年，杨志华写下承诺书，开始尝试自己的“一年零购衣”计划。这个计划刚开始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人们猎奇地注视着他完成了这个计划，并继续进行着第二年的计划。其间有越来越多的人找他咨询，询问“极简主义”的原则是否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改变。他发现自己花在咨询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从一开始的一天8小时，到慢慢变成了10小时、12小时、14小时……
杨志华终于感觉到，“极简”必须成为自己的全职工作了。2016年，他成立北京断舍离文化有限公司，开始将推广“极简主义”作为自己的事业。2017年，他登上北京卫视《生活相对论》节目，在和性格迥异的大张伟“同居”的日子里，再次成功推广他的“极简”生活理论。2018年，他的书《以极简的方式去生活》出版。 现在他不仅开课程、做咨询，还经营微信公号，在各种平台开设专栏，做电台主播。在喜马拉雅的《简叔-极简断舍离》专辑里，他习惯于用他低沉冷峻、有如虔敬布道者般的嗓音，念出他“世界很大，我很小，有人爱多，我爱少”的slogan，并告诉大家，作为一个极简主义者，他不仅独善其身，还始终致力于让足够多的家庭和个人过上“足够少”而“足够好”的生活。他将经过自己实践的“极简”生活方法编入各种文案、图书和课程，并做成节目播出，这些原创内容为他引来不少忠实粉丝。在喜马拉雅平台，他的粉丝数超过6000人，播放量达到24.2万次。
在全国各地的分享会上，还有许多粉丝前去当面求教。杨志华在他们面前姿态轻松，神情自若。对粉丝们提出的人生问题，他总是尽力做出他认为机智而幽默的回答——那些回答在“简友”们眼里极简至极却字字诛心，提问者一次次“恍然大悟”。
“有那么多人被困扰，而你告诉他一些方法，那些方法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就说明这个东西可以做成一个事业，因为它有一个自洽的逻辑在里面。”
杨志华从不惮于任何人指摘他把“极简主义”做成付费产品的做法。他认为人们乐于学习“极简”的生活方式，为这种知识付费，是因为这种知识的确拥有这种价值。
在杨志华的微信公号文章《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来微信群一起断舍离》中，他这样写道：
“如果没有价值，一定不要申请，如果有价值，为有价值的物品付费，是一种常识。如果没有想好，则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就从要不要加群出发，审视自己的内心，开始断舍离。”
早在2013年，“断舍离”的概念已经在中国兴起。
断=断绝想要进入自己家的不需要的东西。
舍=舍弃家里到处泛滥的破烂儿。
离=脱离对物品的执念，处于游刃有余的自在的空间。
日本杂物管理咨询师山下英子在高野山的寺庙借宿时，通过观察修行僧对生活物品的爱惜和对日常生活空间的打扫维护，开始感受到从加法生活转向减法生活的重要性。通过联系她在瑜伽教室学习到的“断行”、“舍行” “离行”的概念，山下英子创造出了风靡一时的“断舍离”一词，并鼓励人们通过收拾物品来了解自己，从而过上舒适快乐的生活。
2000年，这一概念开始在日本走红，民众对断舍离的生活方式争相效仿;2009年，《断舍离》一书在日本出版。2012年，注意到《断舍离》在日本和台湾地区的畅销，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冯兰和陈恒达开始考虑推出《断舍离》的简体中文版。当时，国内图书行业在相关领域的空白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契机。
按冯兰的说法，“畅销书的出现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一本书要火起来还需要整体的社会环境达到一个临界点。当时的临界点是国内消费水平的持续提升和电商崛起。2009年，双十一购物狂欢节诞生，从此成为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的年度盛事;2010年，中國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12月，贝恩公司发布《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人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购买群体，其消费额占到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1/4。2012年，天猫和淘宝的双十一总销售额达到191亿元，而2009年的双十一销售额仅为0.5亿元。
冯兰认为，社会环境的改变是《断舍离》能在国内出版的重要原因：“我们看到《断舍离》在日本已经畅销了三年，但当时国内没有这样的书。其实我们也处于一个类似日本当时社会状况的大环境中，我们的生活水平这些年提升得特别快，物质非常充裕，但是没有一个面对和处理这种物质过剩状态的书。”
但是，2013年《断舍离》简体中文版面世时，冯兰对其销售情况的预估并不乐观。在她看来，断舍离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在国外的反响好，并不意味着在国内一定合适，因此她对这本书的销售预期是“跟一般的书差不多的量”，大概一年两到三万册。后来《断舍离》的影响力完全出乎她的预料，简体中文版系列的累计销量如今已突破150万册，其间《人民日报》、《新京报》、《东方早报》等媒体争相推荐，还有许多名人自发为这本书做起宣传。
令冯兰觉得有趣的是，这本书在近一两年来的销量不仅没有减退，反而变得更好。截至2017年11月底，仅《断舍离》单本一年的加印总量已达34万册，还没有算上同系列的《断舍离（心灵篇）》、《自在力》和《断舍离 让女人找回纯粹的自己》等其他书籍。从这本书开始，断舍离和“极简主义”领域的书籍相继涌现，但比起其他后进者以及那些单纯教授整理术的图书，冯兰认为《断舍离》的影响力更胜一筹：
“这并不是那种标准地教你如何去收纳的书，它更强调通过清理生活中的物品来重新审视你自己的生活。它实际作用的是人的心灵。”
正如冯兰所言，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人开始回过头来探寻心灵上的满足。同时，对物品的选择性拥有，也刺激着人重新思考物质与心灵间的关系。
10年前，陈兴来刚从大学毕业时，手头的工资仅有2000元。在自称极简主义者的他看来，那样的时代不可能出现所谓的断舍离和“极简主义”，因为不具备那样的条件。那时他对消费的感受是“钱紧”、“东西缺”：“没那么多钱去买那么多东西，谁还舍得去扔？”对父母那一辈人来说，节俭惜物的思想更是融入骨子里，因为那源于改革开放前物质匮乏的记忆，人们做梦都想过上更富足的生活，缺食少穿，又何谈“丢弃”。
陈兴来认为，如今 “极简主义”的兴起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中国制造风靡世界多年，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电子商务大肆崛起，新一代年轻人已被物质世界包裹得严严实实，加之互联网技术催生出前所未有的信息大爆炸，必然使得人们“吃不过来、穿不过来、用不过来、看不过来、做不过来”。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极简主义”自然成为新兴一代的精神所需。
如果用日本学者三浦展写的热门书《第四消费时代》来反观中国，理论的单纯和现实的复杂将形成鲜明对照。三浦展在书中将日本社会的消费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1912年至1941年为第一消费时代，以城市为中心，少数中产阶级享受消费;1945年至1974年为第二消费时代，批量生产和同质化消费，特点是追求“越大越好”;1975年至2004年为第三消费时代，消费追求“轻薄短小”和个性化;2005年至2034年为第四消费时代，重视“共享”和“简约”，也更注重精神消费。 在三浦展看来，美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就已出现与第四消费时代相似的情况，简单朴素的生活、生态、禅、DIY等价值观念普及开来;而中国作为新兴国家，则刚刚进入第二消费时代。
与三浦展描绘的不同，符合第二、第三、第四消费时代特征的市场在中国并存。作为第四消费时代重要象征的“极简主义者”，也即三浦所言的“简约一族”，其数量正在中国悄然攀升。在名为“极简生活”的豆瓣小组中，可以看到成员数量超过10万人，另外，在同类小组“不持有的生活之道”、“极简主义”、“断舍离的实践者”当中，成员数量也达到一千至两万人不等。
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曾在《消费社会》中提出，当代社会中消费品的使用价值弱化，更多让位于符号价值和社会价值。现实中这些极简主义者则在极力反思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物究竟多大程度上能代表人的价值，又多大程度上能代表人际关系的价值。正如三浦展在《第四消费时代》中所描述的，当位于第三消费时代的人们发现物质太过丰富，而他们的个性已经在如此丰富的物质产品中迷失的时候，他们意识到，或许物质根本不能代表一个人“真正的自我”，他们甚至对思考“我究竟是谁”、“我究竟需要什么”感到疲惫。
于是，极简主义者试图寻找一条崭新、简约、轻松，同时能够重新定义“自我”的路，他们期待这条路能使消费和生活回归到对“人”自身价值的体现上。
陈兴来对自己“极简主义者”的身份标签格外自豪。陈兴来认定，他已掌握“少即是多”的真正奥秘，也就是从“弃物”到“惜物”，再从“惜物”到“惜人”的逻辑法则。
如何理解“少即是多”？陈兴来解释，减少有形或无形的物品，就可以省出照管它们的时间和精力，为做其他事情、买其他物品、提升生活品质腾出足够的物理空间和想象空间。因此，“极简主义”并非“苦行僧”式的修行，不是极端的“不持有”、“空无一物”，也不是无趣、单调和乏味，它更像陈兴来形容他最喜欢的带有刺绣图案的衣服那样，是“在极简的前提下突出一点设计感”，也正如他所追求的生活一样：“少”是基础，但要在这种“少而精”的原则里“追寻一个更加丰富精彩的生活”。
他特别强调对衣物尺寸的要求。“领长：38.5-40.5;肩宽：45-46;袖长：62.5-63.5;胸围：104（T恤衫）、106（衬衫）、108（单衣）、110（棉服）;腰围：同胸围，修身款比胸围少2至4;下摆：同胸围;衣长：67-71（T恤和衬衫），单衣及棉衣有短、中、长款，以试穿体验为准……”，对自己的上衣尺寸，陈兴来如数家珍。他甚至喜欢拿着皮尺在商场里转悠，动不动就凑上去给衣服裤子量一量尺寸。
在许多极简主义者看来，一件件量尺寸的行为似乎给购物增加了麻烦，与“极简”的原则相违背。但陈兴来不以为然，他觉得自己受够了从前浪费在不合适衣物上的钱和时间：那些花花绿绿的不适合他年纪的衣服，那些售货员用“夹克穿小不穿大，西服穿大不穿小”怂恿他购买的肥大到可笑的西服，还有那些为了性价比买的老款和不耐用的廉价产品，都让他在消费中走了不少弯路。衣服是最贴近人身体的物品，现在的陈兴来坚定地认为，如果能从衣服开始发现和正视自己真正的需求，获得的不仅是舒适，也是对自己的清醒认知，对消费和生活也都会秉持更严格的要求，不再作迷糊的判断。
从对衣物的精挑细选开始，他从最开始的“弃物”阶段过渡到“惜物”的阶段。因为认定适合自己的产品少之又少，陈兴来格外珍惜已经拥有的物品。不是真正感到“爱不释手”的物件，他绝不选择拥有;一旦买到手，则会更好地使用和养护，就像他平时总爱用剃毛球器打理衣服。他觉得，爱护衣物才能让它们有更长的使用周期，才能物尽其用，这才是最划算的消费方式。
“我们拥有物的同时，物也在拥有我们。”陈兴来说。“你买东西，东西首先需要挑选、打理、存储;就算不需要它了，还要考虑怎么卖出去，跟别人讨价还价;就算不卖了，也要考虑怎么送人、送给谁、收的人喜不喜欢;如果你实在连送人都嫌麻烦，就想扔到楼下垃圾桶，这看起来多简单是吧？但是你扔的时候还会考虑它到底有没有用完，你在扔与不扔间纠结。其实这都在占用你的时间和精力。”
他觉得邮件、信息和照片也在占用人的“空间”——不仅是实体空间、存储空间、网络空间，还占据着大脑空间、记忆空间，占据着人的生活和心灵。最初，人们拥有物品是想让物为我们服务，但现在，更多时候人反倒为物而奔忙了。他主张在经济上没有达到一定条件时，不要做“房奴”、“车奴”和“卡奴”。
“不要轻易去透支自己的未来，还有自己未来的自由。”陈兴来说。
他不希望未来的可能性被物质束缚，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满意：“人有更多的财力，没有更多负债的时候，他的思想才能更自由，才能有生活，才能去思考跟生活的关系。”
他从“惜物”得出的结论落在了“惜人”上。他从衣物的不合身联想到塑身，去拥有适合大部分衣服的标准身材，从而拥有更多选择的余地;他非常关心健康，提倡每个人都及早体检，及时拔除智齿，因为防微杜渐能省却日后的诸多麻煩。
“你看买衣服，我们买一件合适的，但是早晚有磨损的时候，有舍弃的时候，有更新的时候。但是你的身体，你的心脏，你的各种器官，你是没法喜新厌旧的，它就属于你。其实‘惜物’的精髓，就是爱惜自己。对，爱惜你自己。”
从减少物品到选择物品，从爱惜物品到爱惜自己，在陈兴来的逻辑中，隐含着一个“过更好生活”的目标。他将这种逻辑形容为“空杯的心态”。
“比如说有一杯水，如果这杯水是满的，那么它就再也盛不进去东西了，这个杯子就没有用了。但是如果把这杯水倒了呢？那么你就会想，再往里面装些什么，再装些什么。”
这是一个循环。陈兴来认为，这是驱使许多极简主义者热衷于扔掉旧物的一种原始心态：当你的手里一空，你的衣服变少，你自然有空间去容纳更多更精致的东西;当过去的东西不再能让你怦然心动，应该果断地丢弃，于是你就可以拥有更光明正大地购买新物的理由;同时，在同样的预算条件下，你不会再延续过去的购买策略，去选择一些性价比高但对你来说并不新鲜的东西，你会选择更好、更精美、更有趣的。 “你没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很奢侈的生活吗？我‘空’是为了拥有更好的，跟从前不一样的，这其实是一种消费升级，”陈兴来解释，这种“升级”不是消费频率上的提升，相反，极简主义者的消费频率甚至是下降的，但是，在消费的品质上，他们的提升是明显的。
这种“空”的心态让极简主义者对生活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不好的都被舍弃，而未来可以无限美好。陈兴来认为，“空杯”的心态甚至能够帮助人们淘汰劣质产品和落后产能，提升生产质量，促进环境保护，使生产和消费的结构得到整体升级。于是，“空杯”的心态不仅引导和刺激着不少极简主义者进行新一轮的消费，同时，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也被再一次推进。
事实上，“极简”的观念从“消费”中诞生，在“消费”的语境下生长，甚至成为某种消费模式的有力帮手。一方面，人们为了摆脱盲目消费而走上“极简”道路，另一方面，这种新的消费观念又促使更多以“极简”为名的产品诞生。市面上有无数包裹着“极简主义”外衣的产品在贩卖，无数关于“极简主义”、“断舍离”的书籍在销售，有些产品甚至昂贵至极，有些书则充满了并不“极简”的话术。“极简主义”作为一种贩售的商品或理念，深得消费者的认可。
20世纪50、60年代，“极简主义”于艺术领域兴起，并形成一种遍及绘画、音乐、文学的艺术潮流。20世纪80年代，以“北欧风格”为标志的极简主义设计风格盛行。从艺术到设计产品的发展过程，已经使极简主义具备商业化的充足条件。在每一个时代的设计思潮中，亦有无数产品被贴上“极简主义”的标签：有人将德国设计师凡德罗提出的“少即是多”（Less is more）作为极简主义设计的核心思想，也有人认为阿道夫·鲁斯的“装饰即罪恶”才是极简主义的宣言。
以“北欧风格”著称的宜家，倡导的正是简约自然、优雅大方的设计理念，其家具产品外观干净简洁，线条简约，设计不带任何独有观念，也不追求时尚。为了降低成本，宜家的设计师更是提出DIY（DO IT YOURSELF）的概念，这样家具不仅方便运输和储存，而且节约空间，正符合现代人精省的生活方式。
“苹果”公司的产品设计中，同样蕴含当代极简主义的设计原则。其产品设计目的在于突出核心元素，剔除杂乱无章的装饰效果，没有不必要的外形设计、色彩和材质。其设计方式遵循简约的造型语言，比如长方体，稳固而有良好保护性能的矩形，加上让人舒适的圆角。设计师把多余曲面统统去掉，采用最为简洁的直线和平面，这也为“苹果”的产品定下简洁硬朗的基调。
而在亚洲，脱胎于中国道家与禅宗文化的日本侘寂美学更是直接影响了日本的现代设计，造就了以“无印良品”等品牌为代表的设计风格。设计师原研哉采用棉、麻、藤、再生纸等环保材质，并对材质进行最低限度的加工处理，使产品更接近天然质感，同时辅以“空”、“无”、“留白”的设计处理，结合色彩上的素、白和结构上的简单、质朴，打造出崇尚极简的新生代消费美学。
通过极简主义方式的设计，宜家、苹果、无印良品等等品牌向消费者传达出自己独有的产品理念。在快节奏和充满复杂信息的时代，消费者疲于应对琳琅满目的商品种类和包装，反而倾向于追求简单透明的感官体验，而简约精准的产品信息也更容易在消费者的有效注意与记忆时间段里发酵，让消费者对品牌产生深刻印象。这些品牌从理念到产品设计上形成了高度统一与高辨识度的极简风。同时，极简主义设计的“留白”里，又给予消费者更深层次的想象空间和吸引力，最终引起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除此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章、书籍在呼吁反消费的浪潮中被大肆生產和销售。不论是美国人撰写的介绍极简主义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图书，还是日本人教授整理和舍弃方法的图书，在市场上都获得了读者的簇拥。以“极简”为关键词在购书网站上进行搜索，得出的结果甚至超过几千条，其中包含大量以“极简”为卖点的成功学书籍。在那些书中，“极简”的概念更加要点清晰、直击人心——“8小时清空橱柜，21天过上极简生活” “减少20%的物品，提高80%的生活品质” “越擅长简化信息，你的想法越有可能得到支持” “用显而易见的常识思考商业世界的真相”……它们用繁复的名词和形容词描述“简单”的法则，从而为消费者提供无数前往成功的“捷径”。
在“极简”概念的延伸下，一些视频节目产品也被制作出来。2016年，日本漫画家缓莉舞以个人生活为原型所作的漫画《我的家里空无一物》被翻拍为电视剧，在日本NHK电视台播放。2018年，韩国综艺节目导演罗英石推出探索极简主义生活方式的节目《林中小屋》，节目中，明星住进人迹罕至的深山小屋，扔掉不必要的物品，尝试自给自足的自然生活，实验性的节目模式和节目概念引发观众的热烈讨论……
如今，在日益流行的极简主义生活方式与消费行为中，极简的美学意蕴、哲学内涵、生活理念与商业价值早已难分彼此。在铺天盖地的商业化生活中，“极简”也愈发成为一个泛化的概念，裹挟着不同阶层、不同生活状况、不同消费水平的人们，在新的消费时代疾速前行。
极简与消费互相纠缠、互利共生。究竟是极简在重新定义消费，还是消费在定义极简？
对于进入物质繁盛年代不久的中国，极简主义的影响可能才刚刚开始。
在“少即是多”的崭新生活中，我们仍需不断叩问：真正“少”的是什么，“多”的又是什么？如此，在“空杯”的逻辑里，极简主义者或许才不至掉进消费的陷阱，也不会再踏入那面貌繁杂、充满标签和欲望的消费迷宫。
购物狂的自白
杨洁望着她的手机屏幕，犹豫是否要删除那几个老诱惑她买东西的购物App。
她左右权衡，决定删掉带有“唯品会”字样的粉红色图标。她又瞧了瞧其他软件——“当当”“西集”和“考拉网”似乎在她眼前閃烁……她没眨眼，一狠心把它们都删了。
她松了一口气。但放眼望去，手机界面上依旧保留着“天猫” “淘宝” “苏宁” “京东” “亚马逊”等购物软件。她决绝地说，这几个软件她一定会删。今年10月出国之前，她会给自己设一个deadline，在此之后，她将不再通过这些平台购物。
尽管如此，她现在仍忍不住每天查看那些手机购物App上的打折信息。“打折啊，总觉得不买就亏了啊！但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那些东西。”杨洁忿忿地说。
从3月接触“极简主义”和“断舍离”的课程开始，她虽然控制自己少买了很多东西，也扔掉了很多无用的物品，但“剁手”和“囤积”的毛病还是时常发作。夜深人静时，那些折扣信息和购买的欲望在她的心里撩拨，让她在冲动下一次又一次重蹈覆辙。
最近一件让她后悔的事情是6月份在当当上给女儿买裙子。“一条裙子60块钱，要是四条一块儿买，好家伙，只要100块钱左右！我竟然就一口气买了四条！”一条裙子给女儿穿，另外三条可以让女儿拿去送给她的小伙伴，一举多得，她满心欢喜地等着。可等到东西寄来，她拆开一看——裙子质量糟糕根本送不出手。她转念一想，决定自己穿两条，女儿穿两条，凑一个“情侣装”。
结果是，杨洁穿了一次就永远把这四条裙子封印在衣柜里了，因为她穿着实在别扭，而女儿也一点都不喜欢。可怜的裙子们崭新而整洁地躺在衣柜里，再没有人碰过。
其实在早些年前，杨洁已经发现自己有“囤积癖”的“症状”。上大学时托运了整整一吨重的行李、为免运费凑单买了三十多盒酸奶吃不完又急着到处送人……一方面，她对物件非常留恋，舍不得扔;另一方面，她又很容易受到商家折扣信息的诱导。杨洁家随处可见囤在家里的纸巾、洗手液、洗衣粉等家用物品及为孩子囤的奶粉、尿不湿和玩具。
为了有序地存放这些物品，她曾学习整理和收纳。当东西归拢妥当，新的空间腾出时，她又开始考虑为了不浪费空间而安置一个新的收纳柜或收纳箱。她在网上搜罗各种尺寸奇特的收纳产品：“我在我们家厕所的洗手池下边放了一个长的床头柜，边上又放了一个高的立体的柜子，就那么点地方，就那么一个尺寸，但我真就在淘宝上面找着了！特别贵！但是就只有这个尺寸的柜子能放，所以我告诉自己——我就是得买！ ”
从此，不用的东西都心安理得地转移到这些柜子里：多余的洗发水、洗衣粉，孩子的沐浴液，从酒店带回来的牙刷，行李的打包带，不用的吹风机和插排……杨洁特别钟爱那些柜子，因为它们“一个犄角就能放下”，柜子还有好多层。她在网上订购了一个又一个柜子，柜子里就有越来越多的空间等着她去填塞，于是又开始了购买和囤积的循环……
减法的魔力
今年3月，杨洁所在的公司开设关于“极简主义”和“断舍离”的讲座。看到那些收拾整齐的家居照片，听说那些崭新的整理方法，尤其听说扔东西能帮助人审视自己和物品的关系后，杨洁的内心再次汹涌澎湃。
作为一个行动力极强的人，她从办公室开始了对自己的“清扫”。
“我就开始扔我办公室里的东西，扔了好多纸，纸篓都满了，满了之后又拿一个袋子套上，又接着扔。该撕碎的撕碎，该不要的不要，我就觉得那种感觉挺爽的。”
那种“挺爽”的感觉让她扔上了瘾。接着，“断舍离”的旋风就刮到家里。杨洁开始随身带一个大袋子，看到任何不需要的东西就扔。她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发现自己身边有如此多的废物。那个大袋子就像一个降妖锦囊，无用的、糟糕的东西都能收走，杨洁感觉无限畅快。
曾经，她无法拒绝物品，从朋友送的东西到商家卖的商品，还有那些坏掉或缺少零部件的旧物，它们在她的家里越积越多，她却总是舍不得扔掉。但她觉得自己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无法拒绝人。因为害怕被人拒绝、批评和责难，她无法拒绝别人的请求——她也害怕别人受到伤害，总在为迎合别人而疲于奔命，她的精力被分散到许多细枝末节又没有价值的事上。
但“极简主义”的活法开始让混沌的她有了一些清晰的“重心和边界感”。柜子里那两支找不到接线口的录音笔，给孩子买的辅食器，办公室里的各种插头、充电器、镜子、小夹子和小镊子……她都狠下心扔了，一些有价值的物品放在二手平台上售出，还有更多她觉得能物尽其用的东西，则送给了朋友们。
她告诉我，自己其实不想接受采访：“我现在希望我的内心能强大，不要去想那么多，比如拒绝你你的感受怎么样。我要真实地告诉你我的感受：我不愿意有任何一个让我展示的机会，我觉得这个状态不好，所以我就拒绝你。”
10月，她将会辞职，然后打包好少量行李前往新西兰。这对她是一个实践“断舍离”的挑战，也是一个改变自我的机会。“我需要用一些方法来让自己更冷静，改变快一点，坚决一点。这个环境我可能适应了40年，我要换一个新的环境，用新的理念试一试。”杨洁的目光坚定，说话带着一种自我肯定的语气。
与入门仅几个月的杨洁不同，李明丽践行“极简主义”的生活原则已经八年。“极简主义”从有形的条规，成为一种习惯，内化为她心中自然的快乐和从容。
将李明丽带入“极简主义”的却是她的抑郁情绪。李明丽将她八年前的生活形容为“一片糟糕”——她不合群，局限在自己的小世界中走不出来，排斥别人的意见，学不会如何与周围的人、事、物相处，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只知道哭，每天在纠结与痛苦中度过。 那时，一种求生的本能驱使她四处寻找解脱之道。她无意中发现，每当她悲伤失眠的时候，擦拭桌子、清扫垃圾或是整理房间能让她获得轻松的心情，通过这种方法释放压力，她能够很快入睡。
由此，她开始尝试做减法的生活方式：比如减少自己的物品数量，简化衣服的款式和颜色;优化朋友圈，跟自己喜欢的人接触;学习简化的工作方法，坚持“要事优先”原则;她还尝试减少关于负面情绪的语言，每当出现不好的想法，她会提醒自己将之减去。
“通过减少，重要的事情就显现出来，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找到真正的自己，心就会向着一切美好的方向发展，会更自律、更珍惜、更认真地生活。”她将“极简主义”解释为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对物质的减少达到一定的量，心灵上的质变就开始了。
现在她保持着定期清理物品的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和理念带到人际关系中。她相信“极简”的生活方式使自己变得更美好、快乐，把这种美好和快乐带给他人，亦会有良好的反馈回到自己身上，形成不断受益的循环。
李明丽不喜欢参加太多聚会，却十分乐于倾听朋友、同事的烦恼，为他们疏解心情，在工作间隙邀他们一起去花园闲逛或练习简单的瑜伽。工作中，她不喜欢和人比较，“总去比较，人就无法平衡焦虑感，无法对抗周围庞大的信息量。我想简单一点，有时候也学会适当地‘认怂’”，做好分内的工作，了解和接受自己的局限。
她常和母亲就情绪上的问题交流，两人互相引导，也常常一起收拾家务。家中物品被她和母亲打理得井井有条，60平米的小屋干净、整洁、明亮，不时能听到孩子和老人的笑声。
跟周围那些给孩子报了许多补习班的家长不同，李明丽更喜欢周末带着女儿逛图书馆、博物馆和周边的公园。她给女儿制作绘本，亲自教她画画。“至少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就是孩子大部分时间是比较开心的，我觉得一个快乐的童年比较重要，”李明丽回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女儿笑容灿烂的照片。
我们交谈时，小姑娘正从屋里的一头窜到另一头。她对我们讨论的话题似懂非懂，不时蹦上沙发，爬上窗台，想看外面的风景。看到女儿的活泼，李明丽感到这些年来自己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她不知道妈妈原来（八年前）是什么样子的，她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开心的妈妈。”
有价值的“知识”
9月底的一天，“极简断舍离-9月集训营”的群成员正相继在群里留言，晒出自己最近的“极简”训练成果：
“衣服从161件减少到101件，每天在衣服面前的犹豫时间几乎為0;以前每天要买买买好几单，现在已经坚持3个月不买衣服，除了家里的消耗品和食物，不入实物;外耗的能量少了，更关注自己的内心。”
“半个月没逛淘宝，衣服的搭配慢慢固定下来，比以前也节省时间，感觉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开心。”
……
杨志华是这个群的群主，通过一周一次的线上授课和与群成员的日常交流，他将“极简”作为一种知识传授给“简友”（他将跟随他学习“极简主义”和“断舍离”的学员称为“简友”，学员则称他为“简叔”），杨洁、李明丽都曾加入这样的“简友群”。
10月的课程，杨志华都已安排好：第一课，极简断舍离总论;第二课，服装断舍离;第三课，空间断舍离;第四课，手机断舍离;第五课，焦虑断舍离……这样的集训营，他每月开设一次，每次招募20位学员，费用为每人888元。集训营课程次次爆满，下下个月的名额甚至需要提前预约。
杨志华还有很多不同的咨询和课程项目，从极简主义日常交流群，到一对一咨询、亲传弟子、终身弟子应有尽有，教授的内容则从衣物断舍离、人际断舍离、信息断舍离甚至到身材断舍离等等，不一而足。在杨志华开设的名为“极简断舍离/生活美学”的群里，进阶的“简友”们扔掉的就不仅仅是物品：
“离开机关的工作岗位。”
“取消关注二十多个公众号，删除十来个不知道对方是谁的好友，退出五个不感兴趣、被好友拉进去的群，删除二十多个聊天对话。”
“删除照片900张，剩余108张;减重开始，五天时间减三斤;总结了自己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有了自己的存款，没有了那种膨胀的消费欲望;甄选了几家给孩子资助的机构，不再乱花的钱可以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事。”
……
聚集在这类微信群中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最早，“极简主义”只是杨志华用来简化个人生活的一种方式。2008年，将近而立之年的他，曾因焦虑而给自己的人生制定了很多计划，计划非常具体：做什么工作，赚多少钱，积攒多少人脉，什么时候买房，如何坚持运动和健康饮食，培养什么兴趣爱好，平时要参加多少聚会……在现在的杨志华看来，那些计划都因为“太过宏大”而失败了，因为一个人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他也做过很多工作，从火车发电机工人、报社记者、广告公司文案到化妆品行业、服装行业、体育行业……他发现自己尝试了很多，但没有一件事做得特别好。
直到他发现了“极简主义”。2015年，杨志华写下承诺书，开始尝试自己的“一年零购衣”计划。这个计划刚开始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人们猎奇地注视着他完成了这个计划，并继续进行着第二年的计划。其间有越来越多的人找他咨询，询问“极简主义”的原则是否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改变。他发现自己花在咨询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从一开始的一天8小时，到慢慢变成了10小时、12小时、14小时……
杨志华终于感觉到，“极简”必须成为自己的全职工作了。2016年，他成立北京断舍离文化有限公司，开始将推广“极简主义”作为自己的事业。2017年，他登上北京卫视《生活相对论》节目，在和性格迥异的大张伟“同居”的日子里，再次成功推广他的“极简”生活理论。2018年，他的书《以极简的方式去生活》出版。 现在他不仅开课程、做咨询，还经营微信公号，在各种平台开设专栏，做电台主播。在喜马拉雅的《简叔-极简断舍离》专辑里，他习惯于用他低沉冷峻、有如虔敬布道者般的嗓音，念出他“世界很大，我很小，有人爱多，我爱少”的slogan，并告诉大家，作为一个极简主义者，他不仅独善其身，还始终致力于让足够多的家庭和个人过上“足够少”而“足够好”的生活。他将经过自己实践的“极简”生活方法编入各种文案、图书和课程，并做成节目播出，这些原创内容为他引来不少忠实粉丝。在喜马拉雅平台，他的粉丝数超过6000人，播放量达到24.2万次。
在全国各地的分享会上，还有许多粉丝前去当面求教。杨志华在他们面前姿态轻松，神情自若。对粉丝们提出的人生问题，他总是尽力做出他认为机智而幽默的回答——那些回答在“简友”们眼里极简至极却字字诛心，提问者一次次“恍然大悟”。
“有那么多人被困扰，而你告诉他一些方法，那些方法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就说明这个东西可以做成一个事业，因为它有一个自洽的逻辑在里面。”
杨志华从不惮于任何人指摘他把“极简主义”做成付费产品的做法。他认为人们乐于学习“极简”的生活方式，为这种知识付费，是因为这种知识的确拥有这种价值。
在杨志华的微信公号文章《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来微信群一起断舍离》中，他这样写道：
“如果没有价值，一定不要申请，如果有价值，为有价值的物品付费，是一种常识。如果没有想好，则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就从要不要加群出发，审视自己的内心，开始断舍离。”
“断舍离”的流行
早在2013年，“断舍离”的概念已经在中国兴起。
断=断绝想要进入自己家的不需要的东西。
舍=舍弃家里到处泛滥的破烂儿。
离=脱离对物品的执念，处于游刃有余的自在的空间。
日本杂物管理咨询师山下英子在高野山的寺庙借宿时，通过观察修行僧对生活物品的爱惜和对日常生活空间的打扫维护，开始感受到从加法生活转向减法生活的重要性。通过联系她在瑜伽教室学习到的“断行”、“舍行” “离行”的概念，山下英子创造出了风靡一时的“断舍离”一词，并鼓励人们通过收拾物品来了解自己，从而过上舒适快乐的生活。
2000年，这一概念开始在日本走红，民众对断舍离的生活方式争相效仿;2009年，《断舍离》一书在日本出版。2012年，注意到《断舍离》在日本和台湾地区的畅销，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冯兰和陈恒达开始考虑推出《断舍离》的简体中文版。当时，国内图书行业在相关领域的空白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契机。
按冯兰的说法，“畅销书的出现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一本书要火起来还需要整体的社会环境达到一个临界点。当时的临界点是国内消费水平的持续提升和电商崛起。2009年，双十一购物狂欢节诞生，从此成为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的年度盛事;2010年，中國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12月，贝恩公司发布《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人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购买群体，其消费额占到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1/4。2012年，天猫和淘宝的双十一总销售额达到191亿元，而2009年的双十一销售额仅为0.5亿元。
冯兰认为，社会环境的改变是《断舍离》能在国内出版的重要原因：“我们看到《断舍离》在日本已经畅销了三年，但当时国内没有这样的书。其实我们也处于一个类似日本当时社会状况的大环境中，我们的生活水平这些年提升得特别快，物质非常充裕，但是没有一个面对和处理这种物质过剩状态的书。”
但是，2013年《断舍离》简体中文版面世时，冯兰对其销售情况的预估并不乐观。在她看来，断舍离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在国外的反响好，并不意味着在国内一定合适，因此她对这本书的销售预期是“跟一般的书差不多的量”，大概一年两到三万册。后来《断舍离》的影响力完全出乎她的预料，简体中文版系列的累计销量如今已突破150万册，其间《人民日报》、《新京报》、《东方早报》等媒体争相推荐，还有许多名人自发为这本书做起宣传。
令冯兰觉得有趣的是，这本书在近一两年来的销量不仅没有减退，反而变得更好。截至2017年11月底，仅《断舍离》单本一年的加印总量已达34万册，还没有算上同系列的《断舍离（心灵篇）》、《自在力》和《断舍离 让女人找回纯粹的自己》等其他书籍。从这本书开始，断舍离和“极简主义”领域的书籍相继涌现，但比起其他后进者以及那些单纯教授整理术的图书，冯兰认为《断舍离》的影响力更胜一筹：
“这并不是那种标准地教你如何去收纳的书，它更强调通过清理生活中的物品来重新审视你自己的生活。它实际作用的是人的心灵。”
消费定义自我
正如冯兰所言，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人开始回过头来探寻心灵上的满足。同时，对物品的选择性拥有，也刺激着人重新思考物质与心灵间的关系。
10年前，陈兴来刚从大学毕业时，手头的工资仅有2000元。在自称极简主义者的他看来，那样的时代不可能出现所谓的断舍离和“极简主义”，因为不具备那样的条件。那时他对消费的感受是“钱紧”、“东西缺”：“没那么多钱去买那么多东西，谁还舍得去扔？”对父母那一辈人来说，节俭惜物的思想更是融入骨子里，因为那源于改革开放前物质匮乏的记忆，人们做梦都想过上更富足的生活，缺食少穿，又何谈“丢弃”。
陈兴来认为，如今 “极简主义”的兴起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中国制造风靡世界多年，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电子商务大肆崛起，新一代年轻人已被物质世界包裹得严严实实，加之互联网技术催生出前所未有的信息大爆炸，必然使得人们“吃不过来、穿不过来、用不过来、看不过来、做不过来”。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极简主义”自然成为新兴一代的精神所需。
如果用日本学者三浦展写的热门书《第四消费时代》来反观中国，理论的单纯和现实的复杂将形成鲜明对照。三浦展在书中将日本社会的消费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1912年至1941年为第一消费时代，以城市为中心，少数中产阶级享受消费;1945年至1974年为第二消费时代，批量生产和同质化消费，特点是追求“越大越好”;1975年至2004年为第三消费时代，消费追求“轻薄短小”和个性化;2005年至2034年为第四消费时代，重视“共享”和“简约”，也更注重精神消费。 在三浦展看来，美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就已出现与第四消费时代相似的情况，简单朴素的生活、生态、禅、DIY等价值观念普及开来;而中国作为新兴国家，则刚刚进入第二消费时代。
与三浦展描绘的不同，符合第二、第三、第四消费时代特征的市场在中国并存。作为第四消费时代重要象征的“极简主义者”，也即三浦所言的“简约一族”，其数量正在中国悄然攀升。在名为“极简生活”的豆瓣小组中，可以看到成员数量超过10万人，另外，在同类小组“不持有的生活之道”、“极简主义”、“断舍离的实践者”当中，成员数量也达到一千至两万人不等。
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曾在《消费社会》中提出，当代社会中消费品的使用价值弱化，更多让位于符号价值和社会价值。现实中这些极简主义者则在极力反思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物究竟多大程度上能代表人的价值，又多大程度上能代表人际关系的价值。正如三浦展在《第四消费时代》中所描述的，当位于第三消费时代的人们发现物质太过丰富，而他们的个性已经在如此丰富的物质产品中迷失的时候，他们意识到，或许物质根本不能代表一个人“真正的自我”，他们甚至对思考“我究竟是谁”、“我究竟需要什么”感到疲惫。
于是，极简主义者试图寻找一条崭新、简约、轻松，同时能够重新定义“自我”的路，他们期待这条路能使消费和生活回归到对“人”自身价值的体现上。
“拥有物的同时，物也在拥有我们”
陈兴来对自己“极简主义者”的身份标签格外自豪。陈兴来认定，他已掌握“少即是多”的真正奥秘，也就是从“弃物”到“惜物”，再从“惜物”到“惜人”的逻辑法则。
如何理解“少即是多”？陈兴来解释，减少有形或无形的物品，就可以省出照管它们的时间和精力，为做其他事情、买其他物品、提升生活品质腾出足够的物理空间和想象空间。因此，“极简主义”并非“苦行僧”式的修行，不是极端的“不持有”、“空无一物”，也不是无趣、单调和乏味，它更像陈兴来形容他最喜欢的带有刺绣图案的衣服那样，是“在极简的前提下突出一点设计感”，也正如他所追求的生活一样：“少”是基础，但要在这种“少而精”的原则里“追寻一个更加丰富精彩的生活”。
他特别强调对衣物尺寸的要求。“领长：38.5-40.5;肩宽：45-46;袖长：62.5-63.5;胸围：104（T恤衫）、106（衬衫）、108（单衣）、110（棉服）;腰围：同胸围，修身款比胸围少2至4;下摆：同胸围;衣长：67-71（T恤和衬衫），单衣及棉衣有短、中、长款，以试穿体验为准……”，对自己的上衣尺寸，陈兴来如数家珍。他甚至喜欢拿着皮尺在商场里转悠，动不动就凑上去给衣服裤子量一量尺寸。
在许多极简主义者看来，一件件量尺寸的行为似乎给购物增加了麻烦，与“极简”的原则相违背。但陈兴来不以为然，他觉得自己受够了从前浪费在不合适衣物上的钱和时间：那些花花绿绿的不适合他年纪的衣服，那些售货员用“夹克穿小不穿大，西服穿大不穿小”怂恿他购买的肥大到可笑的西服，还有那些为了性价比买的老款和不耐用的廉价产品，都让他在消费中走了不少弯路。衣服是最贴近人身体的物品，现在的陈兴来坚定地认为，如果能从衣服开始发现和正视自己真正的需求，获得的不仅是舒适，也是对自己的清醒认知，对消费和生活也都会秉持更严格的要求，不再作迷糊的判断。
从对衣物的精挑细选开始，他从最开始的“弃物”阶段过渡到“惜物”的阶段。因为认定适合自己的产品少之又少，陈兴来格外珍惜已经拥有的物品。不是真正感到“爱不释手”的物件，他绝不选择拥有;一旦买到手，则会更好地使用和养护，就像他平时总爱用剃毛球器打理衣服。他觉得，爱护衣物才能让它们有更长的使用周期，才能物尽其用，这才是最划算的消费方式。
“我们拥有物的同时，物也在拥有我们。”陈兴来说。“你买东西，东西首先需要挑选、打理、存储;就算不需要它了，还要考虑怎么卖出去，跟别人讨价还价;就算不卖了，也要考虑怎么送人、送给谁、收的人喜不喜欢;如果你实在连送人都嫌麻烦，就想扔到楼下垃圾桶，这看起来多简单是吧？但是你扔的时候还会考虑它到底有没有用完，你在扔与不扔间纠结。其实这都在占用你的时间和精力。”
他觉得邮件、信息和照片也在占用人的“空间”——不仅是实体空间、存储空间、网络空间，还占据着大脑空间、记忆空间，占据着人的生活和心灵。最初，人们拥有物品是想让物为我们服务，但现在，更多时候人反倒为物而奔忙了。他主张在经济上没有达到一定条件时，不要做“房奴”、“车奴”和“卡奴”。
“不要轻易去透支自己的未来，还有自己未来的自由。”陈兴来说。
他不希望未来的可能性被物质束缚，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满意：“人有更多的财力，没有更多负债的时候，他的思想才能更自由，才能有生活，才能去思考跟生活的关系。”
他从“惜物”得出的结论落在了“惜人”上。他从衣物的不合身联想到塑身，去拥有适合大部分衣服的标准身材，从而拥有更多选择的余地;他非常关心健康，提倡每个人都及早体检，及时拔除智齿，因为防微杜渐能省却日后的诸多麻煩。
“你看买衣服，我们买一件合适的，但是早晚有磨损的时候，有舍弃的时候，有更新的时候。但是你的身体，你的心脏，你的各种器官，你是没法喜新厌旧的，它就属于你。其实‘惜物’的精髓，就是爱惜自己。对，爱惜你自己。”
“空杯”与消费的循环
从减少物品到选择物品，从爱惜物品到爱惜自己，在陈兴来的逻辑中，隐含着一个“过更好生活”的目标。他将这种逻辑形容为“空杯的心态”。
“比如说有一杯水，如果这杯水是满的，那么它就再也盛不进去东西了，这个杯子就没有用了。但是如果把这杯水倒了呢？那么你就会想，再往里面装些什么，再装些什么。”
这是一个循环。陈兴来认为，这是驱使许多极简主义者热衷于扔掉旧物的一种原始心态：当你的手里一空，你的衣服变少，你自然有空间去容纳更多更精致的东西;当过去的东西不再能让你怦然心动，应该果断地丢弃，于是你就可以拥有更光明正大地购买新物的理由;同时，在同样的预算条件下，你不会再延续过去的购买策略，去选择一些性价比高但对你来说并不新鲜的东西，你会选择更好、更精美、更有趣的。 “你没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很奢侈的生活吗？我‘空’是为了拥有更好的，跟从前不一样的，这其实是一种消费升级，”陈兴来解释，这种“升级”不是消费频率上的提升，相反，极简主义者的消费频率甚至是下降的，但是，在消费的品质上，他们的提升是明显的。
这种“空”的心态让极简主义者对生活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不好的都被舍弃，而未来可以无限美好。陈兴来认为，“空杯”的心态甚至能够帮助人们淘汰劣质产品和落后产能，提升生产质量，促进环境保护，使生产和消费的结构得到整体升级。于是，“空杯”的心态不仅引导和刺激着不少极简主义者进行新一轮的消费，同时，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也被再一次推进。
事实上，“极简”的观念从“消费”中诞生，在“消费”的语境下生长，甚至成为某种消费模式的有力帮手。一方面，人们为了摆脱盲目消费而走上“极简”道路，另一方面，这种新的消费观念又促使更多以“极简”为名的产品诞生。市面上有无数包裹着“极简主义”外衣的产品在贩卖，无数关于“极简主义”、“断舍离”的书籍在销售，有些产品甚至昂贵至极，有些书则充满了并不“极简”的话术。“极简主义”作为一种贩售的商品或理念，深得消费者的认可。
20世纪50、60年代，“极简主义”于艺术领域兴起，并形成一种遍及绘画、音乐、文学的艺术潮流。20世纪80年代，以“北欧风格”为标志的极简主义设计风格盛行。从艺术到设计产品的发展过程，已经使极简主义具备商业化的充足条件。在每一个时代的设计思潮中，亦有无数产品被贴上“极简主义”的标签：有人将德国设计师凡德罗提出的“少即是多”（Less is more）作为极简主义设计的核心思想，也有人认为阿道夫·鲁斯的“装饰即罪恶”才是极简主义的宣言。
以“北欧风格”著称的宜家，倡导的正是简约自然、优雅大方的设计理念，其家具产品外观干净简洁，线条简约，设计不带任何独有观念，也不追求时尚。为了降低成本，宜家的设计师更是提出DIY（DO IT YOURSELF）的概念，这样家具不仅方便运输和储存，而且节约空间，正符合现代人精省的生活方式。
“苹果”公司的产品设计中，同样蕴含当代极简主义的设计原则。其产品设计目的在于突出核心元素，剔除杂乱无章的装饰效果，没有不必要的外形设计、色彩和材质。其设计方式遵循简约的造型语言，比如长方体，稳固而有良好保护性能的矩形，加上让人舒适的圆角。设计师把多余曲面统统去掉，采用最为简洁的直线和平面，这也为“苹果”的产品定下简洁硬朗的基调。
而在亚洲，脱胎于中国道家与禅宗文化的日本侘寂美学更是直接影响了日本的现代设计，造就了以“无印良品”等品牌为代表的设计风格。设计师原研哉采用棉、麻、藤、再生纸等环保材质，并对材质进行最低限度的加工处理，使产品更接近天然质感，同时辅以“空”、“无”、“留白”的设计处理，结合色彩上的素、白和结构上的简单、质朴，打造出崇尚极简的新生代消费美学。
通过极简主义方式的设计，宜家、苹果、无印良品等等品牌向消费者传达出自己独有的产品理念。在快节奏和充满复杂信息的时代，消费者疲于应对琳琅满目的商品种类和包装，反而倾向于追求简单透明的感官体验，而简约精准的产品信息也更容易在消费者的有效注意与记忆时间段里发酵，让消费者对品牌产生深刻印象。这些品牌从理念到产品设计上形成了高度统一与高辨识度的极简风。同时，极简主义设计的“留白”里，又给予消费者更深层次的想象空间和吸引力，最终引起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除此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章、书籍在呼吁反消费的浪潮中被大肆生產和销售。不论是美国人撰写的介绍极简主义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图书，还是日本人教授整理和舍弃方法的图书，在市场上都获得了读者的簇拥。以“极简”为关键词在购书网站上进行搜索，得出的结果甚至超过几千条，其中包含大量以“极简”为卖点的成功学书籍。在那些书中，“极简”的概念更加要点清晰、直击人心——“8小时清空橱柜，21天过上极简生活” “减少20%的物品，提高80%的生活品质” “越擅长简化信息，你的想法越有可能得到支持” “用显而易见的常识思考商业世界的真相”……它们用繁复的名词和形容词描述“简单”的法则，从而为消费者提供无数前往成功的“捷径”。
在“极简”概念的延伸下，一些视频节目产品也被制作出来。2016年，日本漫画家缓莉舞以个人生活为原型所作的漫画《我的家里空无一物》被翻拍为电视剧，在日本NHK电视台播放。2018年，韩国综艺节目导演罗英石推出探索极简主义生活方式的节目《林中小屋》，节目中，明星住进人迹罕至的深山小屋，扔掉不必要的物品，尝试自给自足的自然生活，实验性的节目模式和节目概念引发观众的热烈讨论……
如今，在日益流行的极简主义生活方式与消费行为中，极简的美学意蕴、哲学内涵、生活理念与商业价值早已难分彼此。在铺天盖地的商业化生活中，“极简”也愈发成为一个泛化的概念，裹挟着不同阶层、不同生活状况、不同消费水平的人们，在新的消费时代疾速前行。
极简与消费互相纠缠、互利共生。究竟是极简在重新定义消费，还是消费在定义极简？
对于进入物质繁盛年代不久的中国，极简主义的影响可能才刚刚开始。
在“少即是多”的崭新生活中，我们仍需不断叩问：真正“少”的是什么，“多”的又是什么？如此，在“空杯”的逻辑里，极简主义者或许才不至掉进消费的陷阱，也不会再踏入那面貌繁杂、充满标签和欲望的消费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