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元帅的老家广东地处亚热带，气候炎热潮湿，居住在那里的人最容易上火。所以广东人都要定期喝凉茶，以清除体内积存的热气、湿气，因此中医在广东十分有市场。叶剑英读书时就十分喜爱中医方面的书籍，对医学有浓厚的兴趣，参加革命后，经常用中草药为亲人为部属治病，据他的女儿凌子回忆：“记得有一次他自己说：‘我若是学了医，一定是个好医生。’我相信这话。有时，我真觉得他应该当医生，而且相信他会成为一个名医。”
　　他还常常以“叶大夫”自喻，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的《红书简》第3册记载，1970年夏天，叶剑英收到儿子叶选宁、儿媳钱铃戈写给他的信后，知道儿子手伤得很重，便给儿子复信两封，信中他称自己是“叶大夫”、“老大夫”，还对如何医治儿子叶选宁的手伤提出原则性的意见，体现了他对病中儿子关心和爱护。
　　叶剑英还常对家人说：“医生的话不能不听，也不能全听。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于他人的地方，要学会自己去摸索……”叶剑英对在医学上不懂的东西他都会怀着好奇心，进行观察、试验、实践。一次，他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听说他的女儿凌子在北京患了鼻窦炎，他根据自己的医学积累，专门在广东挖了一些“鹅不食草”的秧苗，种在两个花盆里，千里迢迢带回北京，哪知道女儿患的不是鼻窦炎，而是一般的过敏性鼻炎。据他的女儿凌子回忆，父亲叶剑英“亲自操作来给我治病，结果为了他的美意，害得我鼻涕眼泪齐流，喷嚏咳嗽不断，一连数日，全家不宁。”在叶剑英的影响下，后来凌子也学起了医学。
　　叶剑英除了给自己的家人治病外，还给其他人看病。“文革”前期，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叶剑英被“冷藏”在长沙，居住在蓉园宾馆，当时，宾馆的一个炊事员的妻子患了严重的哮喘病，叶剑英知道后，亲自为他开处方、采药，很快就治愈了。
　　1970年，叶剑英在湖南期间，患了肺病，湖南军医大学医生潘令嘉给叶剑英治病，经过一段时间的打针、吃药后，叶剑英的病慢慢好一些，但还是咳嗽。后来，他们知道叶剑英喜欢中药，便请了附近医院的一位老中医，这位医生与叶剑英是广东梅州同乡，两人很谈得来，老中医用一些“矮地草”等草药，叶剑英服了后效果十分好，他高兴地对身边的人说，“中药很重要，长征时没有西药和西医，就全靠中药治病。自己有个小本本，记有好多重要偏方，我如果不搞军事，就可能学中医当医生了。”不久，一位服务员的母亲患很严重的支气管炎，叶剑英很热心地给他开了中药方，并亲自配了药，这个服务员的母亲吃了药后，果然管用，真是药到病除。
　　此外，作为党和军队的一个领导人，叶剑英十分重视医学人才。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叶剑英就向各兵团首长发出指示：“医务人材培养过程很长，而且技术不易学且高深，我军医务建设在技术上进步不大，今后应尽可能地吸收大后方与广大沦陷区技术水平高深的医务人材，不惜其津贴予以任用，政治上作非党干部看待，生活上作专门家待遇之。”叶剑英还是较早主张中西医结合的人，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春，叶剑英作为国共和谈北平军干部的中共代表，在撤回延安前，他与前来道别的北平的九三学社成员、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著名药学家薛愚说：“光有中医和光有西医都不成。只有中西结合才能成为真正的名医。”
　　建国初期叶剑英主持中南区工作期间，他十分重视医疗卫生工作，尤其关注中医的发展。1958年他还亲自为《中医简史》一书撰写了序言，序言中还发表了自己对中医的研究见解，序言说：“这几年我也是和疾病作斗争的一员，病中深深感觉，对一种病症，采用中西并用、内外夹攻的方法是我国医药界最新的、因而也是最进步的治疗方法……中医必须学通西医，西医必须学通中医，才算名医。中医、中药在中国人民中数千年来流传着，可是中医、中药在近百年来在学术界被压抑着。这分明是‘数典忘祖’的谬误了。把中药知识和药材加以科学整理、把中药提高到更高的水平，这是青年一代医师们的庄严工作。”“作为一个病人，我十分关怀中医中药的发展与成就。”
　　晚年的叶剑英依然关心医药事业的发展，1978年6月12日，他为医药卫生事业的题词中写道：“加强中西医药卫生科学研究，保健灭病，强壮人民体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