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凤凰”“飞鸽”
　　新中国的自行车生产，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只不过那时还是初级阶段。“车灯”这种在现今自行车上并不常见的零件，却曾是20世纪50年代自行车夜行的“通行证”。那个时候，很多地方晚上没有路灯，为了安全起见，自行车没有“车灯”照明，晚上是不让上路的。
　　自行车灯的关键零件是“摩电管”，在与车轮胎的摩擦中，“摩电管”把摩擦力转换成电力，产生照明。“摩电管”在当时很贵，有一些人买不起，于是，专门给自行车配备的手电应运而生。手电是方形的，需要两个1号电池，插在车筐的前叉上，一样起到照明作用。更没钱的人，只能买纸糊的灯笼代替。
　　20世纪60年代，“永久”“凤凰”“飞鸽”，逐渐创出了品牌，在全国自行车评比中名列前三位。
　　那个时代，自行车不仅是人们基本的代步工具，也是百姓重要的家当之一。以北京为例，1965年是94万辆， 1970年是144万辆，1975年则达到了223万辆。
　　当时拥有这三大品牌自行车的人并不多，一旦拥有，就像现今开奔驰、宝马一样让人羡慕。20世纪60年代一直持续到70年代，自行车曾作为结婚“四大件”之一，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有“四个一”便可结婚
　　有一本上海人婚照图册记录了上海人结婚服饰的变迁：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人衣着如平常穿戴一样朴素，还流行“四个一工程”，也就是备一张双人床、一个热水瓶、一个脸盆、一个痰盂，就可以结婚了。
　　一位1965年结婚的女士回忆：当年结婚的时候，男方来我家提亲，聘金是4元，聘礼是2斤糖。婚事确定下来后，结婚那天就由丈夫骑着单车到我家来载我，我带着衣物、脸盆、桶等“嫁妆”就这样嫁到他们家，中午的时候丈夫家摆了一桌菜，“宴请”亲友，办理了结婚证，这样我们就算结婚了。
　　20世纪60年代的爱情和婚姻，大多数是简单操作，低调进行，但也偶有特例。
　　1964年12月19日上海《青年报》报道，上海市儿童医院陆续有两个女青年结婚。在结婚的当天，一个新娘身穿紧身的连衣裙，唇涂口红；另一个新娘则耳环垂肩，项套锁片，戴着白纱镂空手套的手，还添上一只手镯。由于这两个新娘的打扮较为突出，在青年中间引起了议论。
　　爱情和婚姻的革命色彩
　　20世纪60年代的爱情和婚姻，还被赋予了许多革命的色彩。
　　1964年9月19日，上海《青年报》报道了上海光学仪器厂青年叶佩君的婚礼，是在宿舍俱乐部里举行的。屋子正中高挂着一幅毛主席的像，墙上还挂着同志们送的对联，上面写着：“创业成家，三十而立……”新婚夫妇这天晚上同往常一样的穿着，胸口戴一朵大红花。婚礼开始，新婚夫妇先恭恭敬敬对毛主席像鞠躬行礼；接着，厂团委书记和同志们热烈祝贺。祝贺的同志们还纷纷以节目助兴，有的唱歌，有的说相声。最后，在新郎新娘合唱《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婚礼结束。
　　那时城里的人结婚大都在晚上进行，因为白天要干革命工作。基本程序是：新郎、新娘共唱《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学两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向毛主席像三鞠躬；向家长三鞠躬；新郎、新娘互相鞠躬，也是三次；向来宾敬礼；分发喜糖（当时的硬水果糖是0.96元一斤）；婚宴基本上是没有的，大多是请帮忙的人吃碗面条，面条里需放鸡蛋两个。
　　在农村，情况稍有不同。唱《东方红》、学语录、向主席像三鞠躬这些程序基本上相同，不同的是，农村是讲究“做席”的。
　　那时候的“席”很简单，买点猪头、猪下水，用圆白菜炖，熬白菜、萝卜时加些肥肉和肉皮，这两样菜往桌上一端，再打上2斤散装白酒，就算是一“席”了，这样的“席”在那时被称作“半荤素酒席”。
　　在农村还讲究“随份子”，最少两毛，最多2元。出到5毛，全家就可以一起吃一顿荤素席。
　　除了随份子，还有送贺礼的。贺礼主要是三大件：脸盆、暖瓶、毛巾或被面。当然，除了这三大件，在很多地方，尤其在城市里，人们的贺礼还有毛主席像章和石膏像。
　　未婚夫妻的定情物也带有革命色彩：双方互送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俗称“红宝书”）。除此之外，如果条件允许，女方会买一两斤毛线，织成毛衣送给男方。而男方送给女方则大多是素色手绢和笔记本。笔记本的扉页上总要写一些“乘风破浪”“共同进步”之类的革命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