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游上海，短短五天之中，脑海里不时浮现的却是香港。也许，这个“双城记”的观念，我算是始作俑者之一。所以，不少人问我对这两个城市的印象，甚至逼我作个比较。我一向反对恶性竞争的论调，总觉得这两个城市应该“互动”而不互相取代，如此才可以相得益彰。
　　然而，香港人的信心危机似乎日益严重，甚至觉得上海已经（或正在）取代香港。为了安慰香港的人心，且让我先批评上海几句：
　　——浦东的建筑物大而无当，为“全球化”的批评者提供了另一个证据：“硬体”的“接轨”并不足以代表中国可以和世界并驾齐驱；上海的都市建筑和失去了“世贸双楼”以后的纽约在文化意义上相差甚远。
　　——上海的街道似仍在“开发中”，单车不时走上行人道；汽车疾驰不让人；而人过马路更对周围车辆视若无睹。当然无法和香港交通的秩序相提并论。
　　——上海的“成功人士”和“白领阶级”，在文化消费上仍然摆脱不了暴发户的习气。而贫富两极化的现象可能比香港更严重。
　　——上海的文化消费生活虽然显得日益多彩多姿，但文化资讯远远落在香港之后。上海的文化人虽时常上网，但外文报刊和港台刊物仍然很难看到——甚至连我在衡山路的咖啡店见到台北的《中国时报》都会感到一阵意外的惊喜，更不必提《纽约时报》《纽约客》，或《伦敦泰晤士报文艺副刊》（TLS）。香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对于这些唾手可得的文化资讯，大部分人仍然不闻不问。
　　这一切都是浮光掠影的表面现象，当然微不足道。从表面看来，目前的上海都市文化尚没有到“世故”（sophisticated）的程度。世故须要涵养，而涵养须要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做人如此；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也是如此。三十年代的老上海，在外观上似乎无法和今日的上海相比，但我认为它仍然较现在更“世故”，因为它涵盖了中西文化多年在上海互动后的成果，而这个历史上的文化资源仍然可以为今所用。所以，我每次到上海，都感受到一种文化气氛，它虽然未成型，但在街头巷尾随处有形迹可寻。散布在衡山路附近的几家餐馆和酒吧——特别是翻修后的老房子——几乎每家都有一个“前世”的故事，而这一种历史的阴魂，在我眼中正代表了上海的魅力。即使经过多年沧桑，在革命和现代化的轮番摧残之下，仍然阴魂不散，令我沉迷。
　　我认为这才是上海对香港的最大挑战。香港的世故，完全奠基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它表现于各种经济消费时尚和品味上，然而香港的历史却逐渐被这种消费生活所抹杀了。我在香港的餐馆、咖啡店和大酒店中感受不到在上海所感受的气氛，虽然其服务还是第一流的。香港的文化记忆，似乎在崭新的博物馆中也无法保存。我只能从西环的街市或赤柱的坟场中去找寻。香港的空间有限，寸土必争，似乎对于文物的保护也毫不在意。香港仍然制造不出上海的“新文化”——这个以里弄为基本元素的空间设计，最近甚受各国游客（包括俄国总统普京和法国大哲学家德里达）的宠爱。“新天地”是由香港的一位商人投资、波士顿的一位名建筑师构思设计、新加坡的一家建筑公司参与建设，并与上海市的党政当局积极合作而完成的。这个计划本身似乎就代表了某种“全球化”的意义。但更引起我的兴趣的却是它对上海里弄文化记忆的处理。它不能算是文物保存，因为当年的里弄房屋几乎全被拆除，而拆除后重建的小广场和小天井，和原先的里弄格局也相差甚远；真正住过里弄房子的人，都说与原来的真实气氛大相径庭；原先的里弄是阴湿的、压抑的，这在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的第一章中有极精彩的描述。但是这个“新天地”却是一个开放的游乐场（只不过常去游乐的人多属白领阶级或外国游客）；它有点像香港的兰桂坊，但比兰桂坊更有气氛。且不论这个略带怀旧的新建筑是真是伪，它毕竟制造了一个文化的想像，它也没有抹除历史——中共“一大”会址仍然保存，但被“边缘化”了。
　　为甚么香港不能重辟新天地？原因之一是香港没有发现足够的历史，而香港人似乎也不再回忆自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