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题目没有类似“我的朋友胡适之”那般攀附名人的意思，从十多年前开始，一直有五六年的时间，我和王安忆的确是前后楼的邻居。我们的小区在西区一条地图都懒得标名字的小路旁，院里只有三栋楼，我居中，王安忆在最后一栋。
　　十几年前，在上海买房子还真有点买菜的意思。我和爱人很偶然地逛到了这个小区的门口，看到尾盘销售的横幅，售楼处只有一名工作人员，她只说了一句话，我就做出了决定。这句话是“王安忆侬晓得伐，伊就住了阿拉小区”。
　　我家阳台望下去，就是贯穿小区的水泥路。很多次，我看见王安忆和她的爱人李章，并肩从楼下走过。两人一前一后微微错开，走在前边的，时不时回头和后边的嘀咕一句什么。有一次王安忆一个人从外边回来，我特意注意了一下，她走路的样子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几乎不朝左右两边张望，目不斜视，径直走到自家的那幢楼，右转。小区的人都知道邻居里“有一位大作家”。有次我家阿姨回来不胜感慨地说：“她家好多汇款单哦，都是稿费。”
　　从初中时，我就是她的忠实粉丝。至今我都认为，她最棒的作品是“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小说中流露出的女性意识让彼时的我痴迷不已。虽如此，很多次在小区的道路上邂逅时，我都没好意思上去打声招呼。有一次，她已经很罕见地停下来逗弄我家阿姨手上半岁不到的我儿子。我在十米开外，犹豫了一下，还是没上前。
　　几年后，我搬离了那里。之后，我一直问自己，做邻居的时候，为什么没能和自己的偶像聊上几句？后来我找到了答案：我对那些我认为特别漂亮的女性，向来存在较为严重的“搭讪障碍”。我见过她的另一张照片，拍摄的时间应该比老崔的1992年再往前挪一点，一样从中间分开的“费雯丽式”的发型，地点是在上海的一条弄堂口，她不是如右页照片般目光旁移，而是犹如她向来喜欢的径直回家那样，身形微侧，双手在胸前交错，直直盯着照相机镜头，我甚至看出了冷艳的意思。她眼神清澈，里边自有一种慑人的东西，犹如她营造的汉字迷宫——初始你或许会稍觉繁复，但进入她的语境后，很快浑然忘机。
　　拿费雯丽和她比，或许不合适。但我依然认为，她有着女作家里罕见的漂亮——或许，这种漂亮是由无数让我们心动的词藻的组合，配合某个角度而来。但，这依然是属于她的漂亮。
　　有人说王安忆比较孤傲，找她采访拍照比较难。而此张大照的拍摄者老崔却说，至少当年不是这样子。那是1992年10月，老崔联系王安忆，提出想要拍照采访，她欣然答应。那天她身着红色上衣，藏青色裙子，右手臂上的镯子显得简洁、素雅。老崔说，王安忆身材曼妙，看她的转身颇有芭蕾舞演员的气质。来到她的屋中更是有了进入艺术天堂的感觉。墙壁上大大小小的艺术品：扇子、照片、钥匙圈、贝壳儿。她说：“都不名贵，只是自己很喜欢，而有的配饰则是承载了一段小故事。”王安忆当天十分健谈，她说自己喜欢好莱坞女演员费雯丽，所以家里橱上、墙上都挂了她的大幅海报。老崔说，那天，王安忆边上那张费雯丽的肖像着实吸引到了他，费雯丽那双俊俏的双眼直勾勾地向他望来，好似能直视到他的内心。老崔便在这时举起相机，抓下了这一瞬息。巧的是，王安忆这时却移开了目光。
　　而另一位摄影者祖忠人提供的照片更早，那是1985年的事情。那天王安忆到作协小楼茹志娟的办公室去看她妈，顺便请教一些写作问题。祖忠人眼明手快，留下了这张弥足珍贵的照片。照片上的王安忆，初出茅庐，青涩赫然，在我的记忆中，没有见过她们母女俩的合影。
　　我有个朋友，以独家撰写名案大案饮誉沪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这个朋友写过一个轰动上海的命案，发表在上海作家协会的一个刊物上。我和这个朋友都认为，王安忆的《长恨歌》里的主体故事，来自于这个案子。我把《长恨歌》丢到这个朋友桌上时，说过一句话：“这就是境界啊，你写了一篇法制文学选萃，王安忆整出了一个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