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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A Jury of Her Peers的中译本《同命人审案》讲述了警官夫人和目击者太太如何在警官、律师和目击者众目睽睽的搜罗赖特太太杀害其丈夫的证据之下，因其对赖特太太的理解和同情渐长而藏起了直指作案动机的死去的小鸟的尸体，从而完成对赖特夫人的“审判”和“包庇”，使其免于遭受父权的压迫和伤害。本文运用生态女性主义来研究分析该故事的中译本中所体现的女性和自然、女性和自然在男性眼中的低下地位，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以及女性对父权压迫的抵抗，从而实现女性联盟的自救和互救的共同理想。
【关键词】同命人审案 女性主义生态学 女性和自然 父权压制 弑夫
“20世纪美国女剧作家苏珊·格拉斯佩尔在生时与尤金.奥尼尔齐名，身后在美国文学评论界遭遇近20年沉寂。70年代开始被‘重新’挖掘，90年代以后逐渐回温，并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逐步引起重视”。苏珊·格拉斯佩尔的A Jury of Her Peers，一直被公认为是女权主义的经典之作，故事主要讲述了约翰·赖特被海尔先生发现被用绳套颈部勒死在床上，其声称睡着了不知情的妻子米妮·福斯特成了凶杀犯的嫌疑对象并被关押起来；警官先生和律师以及警官夫人和海尔夫人和海尔先生一起到约翰·赖特的家中一起寻找米妮·福斯特的作案动机来以此给米妮·福斯特定罪。这时，“motive（作案动机）”成了贯穿故事悬念的关键，并成了谋杀案中的女主角米妮·福斯特的缺席的“在场”的力证，而故事的结局是这本该出现在法庭上的呈堂证供的动机证据——具体是一只被小心翼翼包裹着的被残忍拧断脖子的小鸟的尸体——却被海尔夫人和警官夫人的共同缄默和同谋下藏在了海尔夫人的怀里，不被代表着“法律”和“理性”的男人们所知晓。
一、赖特夫人与其婚后生活的“生态圈”的不和谐
故事在进入赖特家之前就是以压抑不满的的气氛展开，尽管故事的开端就揭示了赖特夫人的缺场，所有的真相或者认识都是通过旁人的观察和叙述，与赖特夫人的真实情况似乎注定要隔了几层面纱。但是从小说的主旨可见，赖特家的厨房，一直是赖特夫人婚后生活的“生态圈”的核心区域，而赖特夫人正是在于此困难地、努力地、挣扎着建构自己的生活。海尔夫人离开自己厨房时的面粉是半筛半没筛，而在米妮福斯特家，厨房的壁柜是一半内嵌一半不是，补的毯子也并非完整让人猜不着米妮究竟是要继续织还是拆。这些毛骨悚然的的未完式一件件地堆叠在一起，而某种解脱式的结局马上就要从这些事件中呼之欲出。这种一半一半的现实表现更多的是心理折射，理性和非理性，男性和女性，其出路并不是谁压倒谁，而是怎么和平共处，成为一个完整的和谐的圆，而不是文中的惨案悲剧。
海尔先生在介绍案情时曾经这是一所指出“不通电话”的房子，曾经他想说服赖特一起拉条电话线却被赖特推脱说自己喜欢安静，海尔甚至想通过说服赖特的夫人米妮来促成电话线的拉成但也可预知必然失败。可见当外人外事外物试图要走进这个封闭的只困于赖特和米妮的如监狱般阴沉的家庭“生态圈”，总是会被自专自断的赖特打断。赖特切断了这个家庭和外界的交流和联系，硬生生地把一个活生生的妻子米妮“囚禁”起来。而这也为接下来可想象的案情埋下了伏笔：赖特讨厌吵闹——米妮没有孩子只养了只金丝雀——金丝雀被拗断了脖子——赖特被勒死。从海尔夫人的回忆中可得知，“她过去老穿漂亮衣服，活活泼泼的——那个时候她是米尼·福斯特，镇上的姑娘，参加唱诗班。”，可见赖特夫人在过去是个热爱生活、热爱自我、追求美好的的姑娘，而嫁给赖特先生后，在其残酷的精神和肉体的束缚下，变得沉默寡言、死气沉沉，赖特先生对她的婚后成长的“生态环境”的非理性破坏和强权压制，无不从一点一滴预示了赖特夫人这位“弑夫者”的悲剧诞生。
二、男人们眼中的低下的厨房和女人们
“作者在小说中有意回避对女性痛苦经历的描写，但却通过有效的技巧，把这种痛苦的经历暗示出来；共鸣，是指作者以人物的心理共鸣来推进小说情节的发展和结构的完善”。该小说的空间感非常强烈，因为本文就是从该作者的空间感十足的剧本《琐事》改编而来，“厨房”一上来就被女人们所占据而男人们鄙夷弃之。在这个恰恰是最能够窥探赖特夫人生活秘密的场所，警官先生却一副“瞧不起厨房用具”的模样，经历一番海尔夫人最为生厌的“对厨房品头论足”后，警官和律师轻率地放弃了搜查厨房而选择上楼，临走前还嘲笑般地说“就算（她们）找到了（动机），她们也能知道那是动机吗？”。警官和律师，于此为国家暴力机构和法律机构的代表，无不表露出对女性智力和判断的蔑视和不信任，可见女性在独裁的父权压制下只能是其任意支配的附属品和玩偶。进入厨房后所看到的一片混乱，面对律师自以为是的高高在上的一副责问的口吻，海尔夫人总是毫不放松地据理力争，尤其是律师总结说“她（米妮）不会怎么管家”，海尔夫人马上反驳道“赖特也不会”。这种传统的将女人位置搁置在厨房而不得越雷池一步的思维已经在海尔夫人这里打破，她敢于挑战和反抗这样的大男子主义——这在海尔先生在海尔夫人面前有所顾忌也可看出，比如海尔先生喋喋不休陈述作证时海尔夫人直接白眼以示警告，而这点对比鲜明的则是警官夫人在警官面前唯唯诺诺。
发生悲剧的赖特的房子里的一切都是破败的、不完整的。凶杀现场在海尔夫人眼里是“凹下地面处的房子让人不喜的地方”，若不是其被请求一道来侦探她是不会涉足于此。海尔夫人开始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厨房，继而随着侦查案件来到了凶杀现场的米妮·福斯特的厨房。几乎是秉着同样的女性独特的感官直觉海尔夫人引领着警官夫人一同触摸到了米妮福斯特的所有的屈指可数的在男人眼里是琐碎的却是致命的于本案关键的蛛丝马迹。果酱、抹布、围裙、被面布片以及小心翼翼收起来的盒子——这些被男人们一并忽略的“无关紧要”的东西。越是把女人们的“琐碎”和男人们的“理性”所对比，苏珊格拉斯佩尔越是给所谓男性理性中心论响亮的耳光。
三、女性同命人联盟对男性中心主义暴权的抵抗和反拨
在逼近真相的过程中，女人们不约而同地在厨房这个“战场”结成联盟、惺惺相惜、互相关爱。“只有女人，才能以其敏锐的眼睛和独特的视角，洞悉看似平常的细节，破译女性心灵世界的密码，从而提出“女子小说”特有的视角问题”。而这个视角，在女性生态主义里头更好地得到诠释和发挥。在该小说中，赖特夫人的“生态圈”里，充斥着日复一日枯燥单调的生活和丈夫赖特的冷漠无趣，甚至是丈夫对其自然美好善良的天性的粗暴的扼杀，而丧失了其自身发展的“有机养分”，而这点恰恰埋下了故事的伏笔，不仅是推动故事真相的水落石出，也是推动着原本冷漠的女人们的对赖特夫人的同情情感的发展和升华，海尔夫人于此是构建自己和法官夫人与赖特夫人到最后形成统一战线的“摆渡者”，她自己对赖特夫人的认识和同情加深，同时也是激发自己与法官夫人对女性在其所处的时代环境中的所受的精神压迫和劣势地位有着觉醒。 米妮嫁给赖特先生随夫姓后的个性身份泯灭，但女性个性身份的声音却不断寻求发声，而赖特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这种请求，更甚者是粗暴将其扼杀。赖特先生的妻子究竟是不是杀夫者？故事一开始就已经有了罗生门式的暗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中间一档不见、塌向一边的”暗红色椅子，似乎在仍然能够看到海尔先生所描述的“奇怪的”的米妮案发后坐在那儿。在场的“侦探”们虽各怀鬼胎，但阵营却是明显的：米妮福斯特在海尔先生眼里是“peculiar奇怪的”，是病态的杀害了自己丈夫却无动于衷的谋杀犯嫌疑者；以海尔先生为代表的男人们的一致意见是米妮福斯特就是凶手他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找到动机并在法庭上置其于死地。
文中有三次彼特斯夫人（警官夫人）和海尔夫人在厨房相处的单独时间，也是男人们三次侦案时间的留白。海尔夫人一直都是抱着对米妮福斯特的同情，而警官夫人则从最初站在其丈夫警官先生“法律就是法律”的一边，甚至觉得“好像也要像男人们开始聊聊天”才显得不那么局促，仿佛其自身意义一定要依附着自己的丈夫和“男人们”才变得自信合法。直至她开始同情孤独的米妮福斯特，到最后的唤起同感的“如果不是有人拦着（拿斧子砍死我的猫的那个男孩）我肯定会去伤害他”而想要帮米妮福斯特藏起唯一指向动机的小鸟尸体的证据。而这种转变变得非常突然且感情波涛汹涌导致没有任何包裹准备的警官夫人显得有些藏不住证据而手足无措的尴尬，但这时却被同命人海尔夫人果断地接管了过来藏在了自己的大衣里。
这一瞬间，彼特斯夫人、海尔夫人以及一直缺席的米妮福斯特紧紧地结成了同盟，对抗缺席的已故的约翰的男性霸权以及在场的男人们一直自以为是地嘲笑女人们的琐碎和非理性的大男子主义霸权，而证据被成功地藏起来也暗示了所谓代表理性的男人们的谋杀动机的寻找失败，并且预示了对于法庭上对米妮福斯特的审判很可能因为动机证据不足而无疾而终。最后警官先生蔑视嘲笑地说“警官夫人不需要被监控”恰好反证了警官夫人身份意识的觉醒和成功——在男人们一贯的自以为是的男性理性优越感氛围里头，妇女们“非理性（恰是理性）”的以及真正自我意识的觉醒已经给男人们狠狠的一击并且制造出了完全出人意料的结果，成了此谋杀案的审判的关键和主宰。米妮福斯特很可能在其同命人联盟的帮助下披着审判的外衣而从死路走向活路，这也宣告了全场女性身份意识觉醒的成功。
四、结语
《同命人审判》首先揭示了在这场大众审判中，女性“同命人联盟”的风暴酝酿和形成，海尔夫人是从自己的厨房被人打断了请去陪伴警官夫人到赖特的住处，帮忙替已被收监的杀夫嫌疑人赖特夫人收拾点衣物。从海尔夫人的性格可判断出她是一个勤于家务而干脆利落之人，对生活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和感受力，也正是这一点让海尔夫人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和逼仄的空间内循序渐进地理解赖特夫人生活和同情其弑夫的原委，继而做出对其作案动机的直接证据包匿的抉择。通过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可见《同命人审判》讲述了女性在与以男性为中心的“生态圈”中与男性互为屠戮的性别压迫和斗争的悲剧，其字里行间呼吁着男性应该与女性构建和谐“生态圈”，彼此作出向善的适应和选择，摈弃自相残杀的偏激抉择，从而实现男女互相尊重其所需的和谐生态圈的建构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晶.美国剧作家苏珊·格拉斯佩尔国内外研究述评[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6：125-129.
[2]肖淑芬.《同命人审案》：别开生面的女性主义叙事[J].社会科学辑刊，2009，02：205-207.
[3]成慧芳.男子不能破译的密码——《同命人审案》及“女子小说”的视角问题[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02：32-34.
【关键词】同命人审案 女性主义生态学 女性和自然 父权压制 弑夫
“20世纪美国女剧作家苏珊·格拉斯佩尔在生时与尤金.奥尼尔齐名，身后在美国文学评论界遭遇近20年沉寂。70年代开始被‘重新’挖掘，90年代以后逐渐回温，并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逐步引起重视”。苏珊·格拉斯佩尔的A Jury of Her Peers，一直被公认为是女权主义的经典之作，故事主要讲述了约翰·赖特被海尔先生发现被用绳套颈部勒死在床上，其声称睡着了不知情的妻子米妮·福斯特成了凶杀犯的嫌疑对象并被关押起来；警官先生和律师以及警官夫人和海尔夫人和海尔先生一起到约翰·赖特的家中一起寻找米妮·福斯特的作案动机来以此给米妮·福斯特定罪。这时，“motive（作案动机）”成了贯穿故事悬念的关键，并成了谋杀案中的女主角米妮·福斯特的缺席的“在场”的力证，而故事的结局是这本该出现在法庭上的呈堂证供的动机证据——具体是一只被小心翼翼包裹着的被残忍拧断脖子的小鸟的尸体——却被海尔夫人和警官夫人的共同缄默和同谋下藏在了海尔夫人的怀里，不被代表着“法律”和“理性”的男人们所知晓。
一、赖特夫人与其婚后生活的“生态圈”的不和谐
故事在进入赖特家之前就是以压抑不满的的气氛展开，尽管故事的开端就揭示了赖特夫人的缺场，所有的真相或者认识都是通过旁人的观察和叙述，与赖特夫人的真实情况似乎注定要隔了几层面纱。但是从小说的主旨可见，赖特家的厨房，一直是赖特夫人婚后生活的“生态圈”的核心区域，而赖特夫人正是在于此困难地、努力地、挣扎着建构自己的生活。海尔夫人离开自己厨房时的面粉是半筛半没筛，而在米妮福斯特家，厨房的壁柜是一半内嵌一半不是，补的毯子也并非完整让人猜不着米妮究竟是要继续织还是拆。这些毛骨悚然的的未完式一件件地堆叠在一起，而某种解脱式的结局马上就要从这些事件中呼之欲出。这种一半一半的现实表现更多的是心理折射，理性和非理性，男性和女性，其出路并不是谁压倒谁，而是怎么和平共处，成为一个完整的和谐的圆，而不是文中的惨案悲剧。
海尔先生在介绍案情时曾经这是一所指出“不通电话”的房子，曾经他想说服赖特一起拉条电话线却被赖特推脱说自己喜欢安静，海尔甚至想通过说服赖特的夫人米妮来促成电话线的拉成但也可预知必然失败。可见当外人外事外物试图要走进这个封闭的只困于赖特和米妮的如监狱般阴沉的家庭“生态圈”，总是会被自专自断的赖特打断。赖特切断了这个家庭和外界的交流和联系，硬生生地把一个活生生的妻子米妮“囚禁”起来。而这也为接下来可想象的案情埋下了伏笔：赖特讨厌吵闹——米妮没有孩子只养了只金丝雀——金丝雀被拗断了脖子——赖特被勒死。从海尔夫人的回忆中可得知，“她过去老穿漂亮衣服，活活泼泼的——那个时候她是米尼·福斯特，镇上的姑娘，参加唱诗班。”，可见赖特夫人在过去是个热爱生活、热爱自我、追求美好的的姑娘，而嫁给赖特先生后，在其残酷的精神和肉体的束缚下，变得沉默寡言、死气沉沉，赖特先生对她的婚后成长的“生态环境”的非理性破坏和强权压制，无不从一点一滴预示了赖特夫人这位“弑夫者”的悲剧诞生。
二、男人们眼中的低下的厨房和女人们
“作者在小说中有意回避对女性痛苦经历的描写，但却通过有效的技巧，把这种痛苦的经历暗示出来；共鸣，是指作者以人物的心理共鸣来推进小说情节的发展和结构的完善”。该小说的空间感非常强烈，因为本文就是从该作者的空间感十足的剧本《琐事》改编而来，“厨房”一上来就被女人们所占据而男人们鄙夷弃之。在这个恰恰是最能够窥探赖特夫人生活秘密的场所，警官先生却一副“瞧不起厨房用具”的模样，经历一番海尔夫人最为生厌的“对厨房品头论足”后，警官和律师轻率地放弃了搜查厨房而选择上楼，临走前还嘲笑般地说“就算（她们）找到了（动机），她们也能知道那是动机吗？”。警官和律师，于此为国家暴力机构和法律机构的代表，无不表露出对女性智力和判断的蔑视和不信任，可见女性在独裁的父权压制下只能是其任意支配的附属品和玩偶。进入厨房后所看到的一片混乱，面对律师自以为是的高高在上的一副责问的口吻，海尔夫人总是毫不放松地据理力争，尤其是律师总结说“她（米妮）不会怎么管家”，海尔夫人马上反驳道“赖特也不会”。这种传统的将女人位置搁置在厨房而不得越雷池一步的思维已经在海尔夫人这里打破，她敢于挑战和反抗这样的大男子主义——这在海尔先生在海尔夫人面前有所顾忌也可看出，比如海尔先生喋喋不休陈述作证时海尔夫人直接白眼以示警告，而这点对比鲜明的则是警官夫人在警官面前唯唯诺诺。
发生悲剧的赖特的房子里的一切都是破败的、不完整的。凶杀现场在海尔夫人眼里是“凹下地面处的房子让人不喜的地方”，若不是其被请求一道来侦探她是不会涉足于此。海尔夫人开始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厨房，继而随着侦查案件来到了凶杀现场的米妮·福斯特的厨房。几乎是秉着同样的女性独特的感官直觉海尔夫人引领着警官夫人一同触摸到了米妮福斯特的所有的屈指可数的在男人眼里是琐碎的却是致命的于本案关键的蛛丝马迹。果酱、抹布、围裙、被面布片以及小心翼翼收起来的盒子——这些被男人们一并忽略的“无关紧要”的东西。越是把女人们的“琐碎”和男人们的“理性”所对比，苏珊格拉斯佩尔越是给所谓男性理性中心论响亮的耳光。
三、女性同命人联盟对男性中心主义暴权的抵抗和反拨
在逼近真相的过程中，女人们不约而同地在厨房这个“战场”结成联盟、惺惺相惜、互相关爱。“只有女人，才能以其敏锐的眼睛和独特的视角，洞悉看似平常的细节，破译女性心灵世界的密码，从而提出“女子小说”特有的视角问题”。而这个视角，在女性生态主义里头更好地得到诠释和发挥。在该小说中，赖特夫人的“生态圈”里，充斥着日复一日枯燥单调的生活和丈夫赖特的冷漠无趣，甚至是丈夫对其自然美好善良的天性的粗暴的扼杀，而丧失了其自身发展的“有机养分”，而这点恰恰埋下了故事的伏笔，不仅是推动故事真相的水落石出，也是推动着原本冷漠的女人们的对赖特夫人的同情情感的发展和升华，海尔夫人于此是构建自己和法官夫人与赖特夫人到最后形成统一战线的“摆渡者”，她自己对赖特夫人的认识和同情加深，同时也是激发自己与法官夫人对女性在其所处的时代环境中的所受的精神压迫和劣势地位有着觉醒。 米妮嫁给赖特先生随夫姓后的个性身份泯灭，但女性个性身份的声音却不断寻求发声，而赖特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这种请求，更甚者是粗暴将其扼杀。赖特先生的妻子究竟是不是杀夫者？故事一开始就已经有了罗生门式的暗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中间一档不见、塌向一边的”暗红色椅子，似乎在仍然能够看到海尔先生所描述的“奇怪的”的米妮案发后坐在那儿。在场的“侦探”们虽各怀鬼胎，但阵营却是明显的：米妮福斯特在海尔先生眼里是“peculiar奇怪的”，是病态的杀害了自己丈夫却无动于衷的谋杀犯嫌疑者；以海尔先生为代表的男人们的一致意见是米妮福斯特就是凶手他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找到动机并在法庭上置其于死地。
文中有三次彼特斯夫人（警官夫人）和海尔夫人在厨房相处的单独时间，也是男人们三次侦案时间的留白。海尔夫人一直都是抱着对米妮福斯特的同情，而警官夫人则从最初站在其丈夫警官先生“法律就是法律”的一边，甚至觉得“好像也要像男人们开始聊聊天”才显得不那么局促，仿佛其自身意义一定要依附着自己的丈夫和“男人们”才变得自信合法。直至她开始同情孤独的米妮福斯特，到最后的唤起同感的“如果不是有人拦着（拿斧子砍死我的猫的那个男孩）我肯定会去伤害他”而想要帮米妮福斯特藏起唯一指向动机的小鸟尸体的证据。而这种转变变得非常突然且感情波涛汹涌导致没有任何包裹准备的警官夫人显得有些藏不住证据而手足无措的尴尬，但这时却被同命人海尔夫人果断地接管了过来藏在了自己的大衣里。
这一瞬间，彼特斯夫人、海尔夫人以及一直缺席的米妮福斯特紧紧地结成了同盟，对抗缺席的已故的约翰的男性霸权以及在场的男人们一直自以为是地嘲笑女人们的琐碎和非理性的大男子主义霸权，而证据被成功地藏起来也暗示了所谓代表理性的男人们的谋杀动机的寻找失败，并且预示了对于法庭上对米妮福斯特的审判很可能因为动机证据不足而无疾而终。最后警官先生蔑视嘲笑地说“警官夫人不需要被监控”恰好反证了警官夫人身份意识的觉醒和成功——在男人们一贯的自以为是的男性理性优越感氛围里头，妇女们“非理性（恰是理性）”的以及真正自我意识的觉醒已经给男人们狠狠的一击并且制造出了完全出人意料的结果，成了此谋杀案的审判的关键和主宰。米妮福斯特很可能在其同命人联盟的帮助下披着审判的外衣而从死路走向活路，这也宣告了全场女性身份意识觉醒的成功。
四、结语
《同命人审判》首先揭示了在这场大众审判中，女性“同命人联盟”的风暴酝酿和形成，海尔夫人是从自己的厨房被人打断了请去陪伴警官夫人到赖特的住处，帮忙替已被收监的杀夫嫌疑人赖特夫人收拾点衣物。从海尔夫人的性格可判断出她是一个勤于家务而干脆利落之人，对生活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和感受力，也正是这一点让海尔夫人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和逼仄的空间内循序渐进地理解赖特夫人生活和同情其弑夫的原委，继而做出对其作案动机的直接证据包匿的抉择。通过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可见《同命人审判》讲述了女性在与以男性为中心的“生态圈”中与男性互为屠戮的性别压迫和斗争的悲剧，其字里行间呼吁着男性应该与女性构建和谐“生态圈”，彼此作出向善的适应和选择，摈弃自相残杀的偏激抉择，从而实现男女互相尊重其所需的和谐生态圈的建构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晶.美国剧作家苏珊·格拉斯佩尔国内外研究述评[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6：125-129.
[2]肖淑芬.《同命人审案》：别开生面的女性主义叙事[J].社会科学辑刊，2009，02：205-207.
[3]成慧芳.男子不能破译的密码——《同命人审案》及“女子小说”的视角问题[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02：3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