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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青少年的情绪与抑郁状态之间的关系以及发生作用的过程机制，并对比分析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效果，为减少青少年抑郁發生提供有效的外部支持系统和应对策略，采用积极、消极情绪问卷、抑郁自评问卷（SDS）、社会支持问卷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821名青少年被试群体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不存在相关关系；积极情绪可以负向预测抑郁的程度，消极情绪可以正向预测抑郁的程度；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在青少年的情绪与抑郁关系中起到多重中介作用。结论：青少年群体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相关分析证实了情绪的双变量模型；青少年的积极情绪会削弱抑郁，而消极情绪容易诱发抑郁；青少年的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起到链式中介作用。因此，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的提升可以作为由情绪问题引起抑郁的有效干预策略。
〔关键词〕情绪；抑郁；社会支持；应对方式；链式中介作用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8）27-0007-05
一、引言
个体情绪包含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已有的研究围绕着情绪的双极模型、情绪的双变量模型以及情绪的混合模型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1]。 研究表明，个体产生情绪时，经常伴随着相应的生理变化，而且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具有不同的适应意义[2]。情绪对个体身心健康的作用表现为，积极情绪对心理健康有促进作用，而消极情绪对心理健康有阻碍作用[3]。 因此，这两种情绪对个体身心健康的作用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作用过程还是单一维度上的相反的对立作用过程，本研究将会基于此探讨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关系模式。
个体的抑郁状态是评估个体身心健康的重要消极指标。抑郁作为一种负性的心理状态，对个体心理健康具有较大的破坏力，也是个体心理健康状况的症状表现。本研究将抑郁作为评估青少年个体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来分析青少年群体的情绪与抑郁的关系。抑郁的产生是一个过程，其中外在生活事件、学业压力引起的应激状态及内在的人格、归因、应对能力和情绪调节等心理特质因素都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会不断诱发出负面的抑郁状态。而这个过程中伴随着积极情绪的缺失，积极情绪的缺失在抑郁的产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积极情绪的频繁性体验会减少抑郁发生的可能[4]。 因此， 积极情绪的减少和消极情绪的增加可以作为判断个体抑郁程度变化的重要指示变量，相较于个体的抑郁状态，个体的情绪是一个更加显性的指标，利于观察和判断。对青少年个体情绪的观察评估和积极干预可以作为有效预防抑郁的策略和模式。本文将以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作为预测个体抑郁状态的重要指标，来分析青少年的情绪和抑郁之间的关系。
另外，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也与抑郁密切相关，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学生比采用消极应对方式的学生较少报告抑郁症，而社会支持与抑郁的产生、发展、控制和预防有着密切关系[5]。 在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关系模式中，已有研究认为，社会支持能促进积极的适应性的应对方式。积极的适应性的应对技巧高的个体也会有较高的社交沟通能力，增加社会支持可能性[6]。 与此同时，按照新的APA格式的规定，统计结果的报告部分除了报告显著性统计结果，研究的效应量的大小和置信区间的结果也需要报告[7-10]。因此，本研究将探讨青少年个体的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在情绪与抑郁的关系中的多重中介作用机制和作用过程的实际效果。
二、方法
（一）被试
本研究选取多所初、高中和中等职业院校的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821份，其中，初中337人，占41.05%，高中264人，占32.16%，职中220人，占26.79%；男生346人（42.14%），女生475人（57.86%）。
（二）工具
1. 积极、消极情绪量表
量表采用黄丽等人对Watson等人1988年编制的积极消极情绪量表修订的分量表[11]。青少年的正性和消极情绪维度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分别为0.797和0.792。
2. 抑郁自评问卷
采用王征宇等人修订的抑郁自评问卷（SDS）来评定青少年的抑郁症状[12]，该问卷内部一致性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721。
3.社会支持问卷
采用戴晓阳等人编制的社会支持量表[13] ，青少年社会支持问卷采用主观评定的方法，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无反向计分的题目，共17个条目。本研究中，青少年的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依次为 0.824、0.801和0.822，社会支持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884。
4.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是自评量表，由解亚宁将国外应对方式量表进行本土化后编制而成[14-15]，采用四等级计分，即“不采取”计0分，“偶尔采取”计1分，“有时采取”计2分，“经常采取”计4分。本研究中，青少年的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依次为0.641和0.590。
（三）程序
采用测量工具对被试施测，问卷回收后，删掉178份作答不完整的无效问卷后，对有效数据采用SPSS 和MPLUS进行描述和相关分析、路径分析和BOOTSTRAPING方法的中介效应分析[16-17]。
三、结果
（一）青少年积极情绪、消极情绪、社会支持、应对倾向和抑郁状态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青少年的积极情绪（mc1）、消极情绪（mc2）、社会支持（mf）、应对倾向（mbz）和抑郁（md）的描述统计结果和线性积差相关系数以及均值和相关系数的95%的置信区间的结果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只有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相关系数为负数且不显著，其中95%的相关系数置信区间包括0值，而其他变量之间的两两相关系数均显著且95%的相关系数置信区间不包括0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之间的相关系数不显著，且接近于0；积极情绪与抑郁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并且它与社会支持的相关高于它与应对倾向的相关；消极情绪与抑郁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并且它与应对倾向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高于它与社会支持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社会支持和应对倾向均与抑郁之间存在显著负向相关。
（二）青少年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影响抑郁状态的路径分析
青少年积极情绪（mc1）和消极情绪（mc2）对抑郁（md）的影响作用的因果路径分析的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路径系数的参数估计方法采用极大似然法（ML），路径系数的估计结果及效应量的结果[9，18]，如表2所示。
由图1和表2可知，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影响抑郁的因果路径模型中可以发现，两个因素共同解释了抑郁的43.5%的变异，消极情绪对抑郁具有负向预测作用，积极情绪对抑郁具有正向预测作用，消极情绪的预测作用比积极情绪要大。
（三）青少年应对倾向和社会支持对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抑郁关系的中介作用分析
青少年的积极情绪（mc1）、消极情绪（mc2）、应对倾向（mbz）、社会支持（mf）和抑郁（md）关系的因果路径模型分析如图2所示。青少年的应对倾向和社会支持对消极情绪和抑郁关系中的中介过程的中介效应分析分别采用极大似然估计（ML）、稳健的乘积指标系数（S_B）检验和BOOTSTRAP方法的置信区间检验[16-19]，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图2和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将社会支持和应对倾向作为中介变量加入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预测青少年抑郁的因果路径模型中，积极情绪影响抑郁的中介模型总间接效果的效应（17.62%）大于消极情绪影响抑郁的中介模型总间接效果的效应（9.78%）。除了消极情绪→社会支持→抑郁路径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以外，其他各个中介路径均存在显著的统计效果。积极情绪→社会支持→抑郁路径模型的中介效果最高而与此相对应的消极情绪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积极情绪→应对倾向→抑郁路径模型的中介效果与相对应的消极情绪的中介效果相近，均在5%左右。而將应对倾向和社会支持两个变量作为链式中介作用放入模型中时，虽然所构成中介模型统计效应显著，但是效应量极其微弱，均为1%左右。
四、讨论
研究显示，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相关系数接近于0，不存在负相关，分析可知，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之间是互相独立的两个维度的双变量模型，这一结果不支持一个维度上的两个端点的双极模型[1]。 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情绪的混合模型存在的可能性，同样也不可忽视情绪模型中的条件决定论的观点。从情绪适应的意义上分析，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是情绪中两个独立的构成成分，积极情绪可以促进积极适应，消极情绪表现为消极适应。青少年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与抑郁的相关关系正好相反，这也进一步验证了积极情绪降低抑郁的风险，而消极情绪会增加抑郁的风险[4] 。
青少年的情绪与抑郁的关系研究表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作用效果是正好相反的过程，这一基于实证分析的角度论证了情绪对抑郁的作用机制和情绪的内在成分对抑郁的作用效果。积极情绪体验确实可以帮助青少年减少抑郁的机会，而消极情绪的破坏效果依然是值得关注的，它们实际作用效果大小与抑郁的效果相差无几，共同影响到抑郁的43.5%的变异量。从理论研究的意义上看，这既充分揭露出情绪作为预测和评估青少年群体的抑郁状态的有效指标，也有力地说明，作为一种伴随状态，抑郁的产生必然伴随着情绪的变化。从实际的应用角度考虑，中小学心理教师和咨询工作者可以利用干预青少年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方法策略，有效帮助青少年个体走出抑郁的心境，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同时，引导青少年培养正向的人格品质，学习积极的情绪调节和正确的归因策略，减少心理问题发生率。
本研究采用应对倾向这一变量来描述分析，在情绪与抑郁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中，应对倾向在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影响抑郁的作用模式中具有相似的中介作用过程。青少年个体都拥有积极的应对倾向，从而帮助个体降低抑郁发生的风险，并且在两种情绪模式下作用效果非常接近。而社会支持在情绪与抑郁的关系模式中所起的中介作用表现出差异性，在积极情绪影响抑郁的关系模式中的中介作用显著，但是在消极情绪影响抑郁的关系模式中的作用不显著。并且，前者的实际中介作用效果是后者的四倍。这表明，积极情绪模式下的社会支持所起的作用较大，消极情绪模式下效果不明显。在应对倾向和社会支持构成的链式中介模型中，其对于情绪影响抑郁的关系模式的作用相似。
这一结果能够为实证分析提供一定的依据，但是，要构建合理的因果关系模型的理论分析依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横断研究设计的分析效力在此显得捉襟见肘，期待未来的研究能更深入地探讨其中的因果关系。
五、结论
青少年群体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是情绪的两个独立的双变量成分，相关分析证实了情绪的双变量模型；青少年的积极情绪能抑制抑郁的发生，而消极情绪能诱发抑郁，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对青少年情绪影响抑郁过程的关系中起到链式中介作用。因此，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的提升可以作为干预消极情绪导致抑郁过程的有效干预策略，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的多重变量在积极情绪与抑郁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效果量高于在消极情绪与抑郁关系的中介作用效果量。
注：本文通讯作者为王祥坤，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校助教，主要从事发展心理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刘宏艳，胡治国，彭聃龄. 积极与消极情绪关系的理论及研究[J]. 心理科学进展，2008，29（2）：295-301.
[2] 杨丽珠，董光恒，金欣俐. 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大脑反应差异研究综述[J]. 心理与行为研究，2007，5（3）：224-228.
〔关键词〕情绪；抑郁；社会支持；应对方式；链式中介作用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8）27-0007-05
一、引言
个体情绪包含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已有的研究围绕着情绪的双极模型、情绪的双变量模型以及情绪的混合模型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1]。 研究表明，个体产生情绪时，经常伴随着相应的生理变化，而且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具有不同的适应意义[2]。情绪对个体身心健康的作用表现为，积极情绪对心理健康有促进作用，而消极情绪对心理健康有阻碍作用[3]。 因此，这两种情绪对个体身心健康的作用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作用过程还是单一维度上的相反的对立作用过程，本研究将会基于此探讨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关系模式。
个体的抑郁状态是评估个体身心健康的重要消极指标。抑郁作为一种负性的心理状态，对个体心理健康具有较大的破坏力，也是个体心理健康状况的症状表现。本研究将抑郁作为评估青少年个体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来分析青少年群体的情绪与抑郁的关系。抑郁的产生是一个过程，其中外在生活事件、学业压力引起的应激状态及内在的人格、归因、应对能力和情绪调节等心理特质因素都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会不断诱发出负面的抑郁状态。而这个过程中伴随着积极情绪的缺失，积极情绪的缺失在抑郁的产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积极情绪的频繁性体验会减少抑郁发生的可能[4]。 因此， 积极情绪的减少和消极情绪的增加可以作为判断个体抑郁程度变化的重要指示变量，相较于个体的抑郁状态，个体的情绪是一个更加显性的指标，利于观察和判断。对青少年个体情绪的观察评估和积极干预可以作为有效预防抑郁的策略和模式。本文将以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作为预测个体抑郁状态的重要指标，来分析青少年的情绪和抑郁之间的关系。
另外，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也与抑郁密切相关，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学生比采用消极应对方式的学生较少报告抑郁症，而社会支持与抑郁的产生、发展、控制和预防有着密切关系[5]。 在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关系模式中，已有研究认为，社会支持能促进积极的适应性的应对方式。积极的适应性的应对技巧高的个体也会有较高的社交沟通能力，增加社会支持可能性[6]。 与此同时，按照新的APA格式的规定，统计结果的报告部分除了报告显著性统计结果，研究的效应量的大小和置信区间的结果也需要报告[7-10]。因此，本研究将探讨青少年个体的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在情绪与抑郁的关系中的多重中介作用机制和作用过程的实际效果。
二、方法
（一）被试
本研究选取多所初、高中和中等职业院校的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821份，其中，初中337人，占41.05%，高中264人，占32.16%，职中220人，占26.79%；男生346人（42.14%），女生475人（57.86%）。
（二）工具
1. 积极、消极情绪量表
量表采用黄丽等人对Watson等人1988年编制的积极消极情绪量表修订的分量表[11]。青少年的正性和消极情绪维度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分别为0.797和0.792。
2. 抑郁自评问卷
采用王征宇等人修订的抑郁自评问卷（SDS）来评定青少年的抑郁症状[12]，该问卷内部一致性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721。
3.社会支持问卷
采用戴晓阳等人编制的社会支持量表[13] ，青少年社会支持问卷采用主观评定的方法，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无反向计分的题目，共17个条目。本研究中，青少年的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依次为 0.824、0.801和0.822，社会支持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884。
4.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是自评量表，由解亚宁将国外应对方式量表进行本土化后编制而成[14-15]，采用四等级计分，即“不采取”计0分，“偶尔采取”计1分，“有时采取”计2分，“经常采取”计4分。本研究中，青少年的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依次为0.641和0.590。
（三）程序
采用测量工具对被试施测，问卷回收后，删掉178份作答不完整的无效问卷后，对有效数据采用SPSS 和MPLUS进行描述和相关分析、路径分析和BOOTSTRAPING方法的中介效应分析[16-17]。
三、结果
（一）青少年积极情绪、消极情绪、社会支持、应对倾向和抑郁状态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青少年的积极情绪（mc1）、消极情绪（mc2）、社会支持（mf）、应对倾向（mbz）和抑郁（md）的描述统计结果和线性积差相关系数以及均值和相关系数的95%的置信区间的结果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只有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相关系数为负数且不显著，其中95%的相关系数置信区间包括0值，而其他变量之间的两两相关系数均显著且95%的相关系数置信区间不包括0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之间的相关系数不显著，且接近于0；积极情绪与抑郁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并且它与社会支持的相关高于它与应对倾向的相关；消极情绪与抑郁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并且它与应对倾向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高于它与社会支持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社会支持和应对倾向均与抑郁之间存在显著负向相关。
（二）青少年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影响抑郁状态的路径分析
青少年积极情绪（mc1）和消极情绪（mc2）对抑郁（md）的影响作用的因果路径分析的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路径系数的参数估计方法采用极大似然法（ML），路径系数的估计结果及效应量的结果[9，18]，如表2所示。
由图1和表2可知，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影响抑郁的因果路径模型中可以发现，两个因素共同解释了抑郁的43.5%的变异，消极情绪对抑郁具有负向预测作用，积极情绪对抑郁具有正向预测作用，消极情绪的预测作用比积极情绪要大。
（三）青少年应对倾向和社会支持对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抑郁关系的中介作用分析
青少年的积极情绪（mc1）、消极情绪（mc2）、应对倾向（mbz）、社会支持（mf）和抑郁（md）关系的因果路径模型分析如图2所示。青少年的应对倾向和社会支持对消极情绪和抑郁关系中的中介过程的中介效应分析分别采用极大似然估计（ML）、稳健的乘积指标系数（S_B）检验和BOOTSTRAP方法的置信区间检验[16-19]，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图2和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将社会支持和应对倾向作为中介变量加入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预测青少年抑郁的因果路径模型中，积极情绪影响抑郁的中介模型总间接效果的效应（17.62%）大于消极情绪影响抑郁的中介模型总间接效果的效应（9.78%）。除了消极情绪→社会支持→抑郁路径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以外，其他各个中介路径均存在显著的统计效果。积极情绪→社会支持→抑郁路径模型的中介效果最高而与此相对应的消极情绪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积极情绪→应对倾向→抑郁路径模型的中介效果与相对应的消极情绪的中介效果相近，均在5%左右。而將应对倾向和社会支持两个变量作为链式中介作用放入模型中时，虽然所构成中介模型统计效应显著，但是效应量极其微弱，均为1%左右。
四、讨论
研究显示，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相关系数接近于0，不存在负相关，分析可知，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之间是互相独立的两个维度的双变量模型，这一结果不支持一个维度上的两个端点的双极模型[1]。 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情绪的混合模型存在的可能性，同样也不可忽视情绪模型中的条件决定论的观点。从情绪适应的意义上分析，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是情绪中两个独立的构成成分，积极情绪可以促进积极适应，消极情绪表现为消极适应。青少年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与抑郁的相关关系正好相反，这也进一步验证了积极情绪降低抑郁的风险，而消极情绪会增加抑郁的风险[4] 。
青少年的情绪与抑郁的关系研究表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作用效果是正好相反的过程，这一基于实证分析的角度论证了情绪对抑郁的作用机制和情绪的内在成分对抑郁的作用效果。积极情绪体验确实可以帮助青少年减少抑郁的机会，而消极情绪的破坏效果依然是值得关注的，它们实际作用效果大小与抑郁的效果相差无几，共同影响到抑郁的43.5%的变异量。从理论研究的意义上看，这既充分揭露出情绪作为预测和评估青少年群体的抑郁状态的有效指标，也有力地说明，作为一种伴随状态，抑郁的产生必然伴随着情绪的变化。从实际的应用角度考虑，中小学心理教师和咨询工作者可以利用干预青少年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方法策略，有效帮助青少年个体走出抑郁的心境，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同时，引导青少年培养正向的人格品质，学习积极的情绪调节和正确的归因策略，减少心理问题发生率。
本研究采用应对倾向这一变量来描述分析，在情绪与抑郁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中，应对倾向在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影响抑郁的作用模式中具有相似的中介作用过程。青少年个体都拥有积极的应对倾向，从而帮助个体降低抑郁发生的风险，并且在两种情绪模式下作用效果非常接近。而社会支持在情绪与抑郁的关系模式中所起的中介作用表现出差异性，在积极情绪影响抑郁的关系模式中的中介作用显著，但是在消极情绪影响抑郁的关系模式中的作用不显著。并且，前者的实际中介作用效果是后者的四倍。这表明，积极情绪模式下的社会支持所起的作用较大，消极情绪模式下效果不明显。在应对倾向和社会支持构成的链式中介模型中，其对于情绪影响抑郁的关系模式的作用相似。
这一结果能够为实证分析提供一定的依据，但是，要构建合理的因果关系模型的理论分析依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横断研究设计的分析效力在此显得捉襟见肘，期待未来的研究能更深入地探讨其中的因果关系。
五、结论
青少年群体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是情绪的两个独立的双变量成分，相关分析证实了情绪的双变量模型；青少年的积极情绪能抑制抑郁的发生，而消极情绪能诱发抑郁，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对青少年情绪影响抑郁过程的关系中起到链式中介作用。因此，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的提升可以作为干预消极情绪导致抑郁过程的有效干预策略，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的多重变量在积极情绪与抑郁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效果量高于在消极情绪与抑郁关系的中介作用效果量。
注：本文通讯作者为王祥坤，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校助教，主要从事发展心理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刘宏艳，胡治国，彭聃龄. 积极与消极情绪关系的理论及研究[J]. 心理科学进展，2008，29（2）：295-301.
[2] 杨丽珠，董光恒，金欣俐. 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大脑反应差异研究综述[J]. 心理与行为研究，2007，5（3）：224-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