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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起，《看历史》与《中学生历史教学参考》主办的“首届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启幕，意在引导学生们跳出历史课本，用自己眼睛去发现历史，用自己笔去记录历史。几个月以来，全国各地学校和学生参与踊跃，让我们喜出望外，其中不乏优秀文章，饱含着年轻人对历史的理解和思索。从本期开始，本刊特辟专栏，陆续刊登优秀作品。
6月14日-24日，大赛组委会由广东深圳启程，横跨珠江、长江三角区以及山东等5省8市进行现场交互式宣讲。全国中学生巡讲还将在更多的地区展开。
“文革”时的最后一张照片
1968年的深秋，北方的风已有阵阵凉意。女人小心翼翼地瞥了瞥窗外孤单飘摇的落叶，似乎跟这弥漫的空气是一样的萧瑟。她再一次把目光匆匆转向手中捧着的照片，那上面正是男人的脱帽黑白戎装照，身挎武装带，手扶盒子枪，整洁朴素的国民党中校军服勾勒出英武挺拔的身躯，但目光却很温和，甚至有些谦逊。
女人叹了一口气，终于划亮了火柴，点燃了这最后一张照片。随着火焰的急速吞噬，所有关于男人的一切，连同那段浩瀚激昂的历史，都随着这照片，飘散而去。
而这整个过程，都被我的外祖母看在眼里。当时她只有三十出头。女人便是她的母亲，在烧掉照片的时候特意把她叫了过去，让她看父亲最后一眼。
“当时虽然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周围邻居也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曾经是国民党，但‘文革’的时候我们还是非常害怕，所以有关我父亲的所有遗物在那时都被我母亲销毁了。”外祖母如是对我说。
正是因为出生在这样一个国民党中校的家庭里，才有了外祖母12年的漂泊之路。
乱世中组成的家庭
外祖母告诉我，她的母亲是东北满族人，隶属清朝镶蓝旗籍，本就是八旗中最低一等的，又遇到清末乱世，生计只是刚够维持。后来她母亲结识了她的父亲，也就是照片上的国民党中校，便在动荡中组成了一个家庭。
“父亲原是张学良东北军所辖的国民党51军中的一员，但张学良并不直接统率这个军队，而是长期由于学忠担任军长。至于他究竟属于哪个师部，我就不清楚了。我只知道他虽为中校，但并没有直接参加前线的战争，因为他的职位是军械师，只负责在后方修造兵器。”外祖母说。
51军自成立起曾转战多地，所以外祖母一家人也作为军属，跟着她父亲的部队四处转移。“母亲告诉我，在我出生之前，家里从东北先后到过北平、山东枣庄、安徽蚌埠和河南许昌等等，总之居无定所，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船上响亮的哭声
1938年的9月份，正是日军大肆侵华、国内战火纷飞的紧张时刻。国民党51军为抗战需要继续转战，前线将士血战沙场，后方人员则积极配合物资供给，“作为军械师的父亲虽在后方，但也必须时刻跟着部队跑”。
因为条件艰苦，渡河时没有军用船只，外祖母父亲的部队只能租用民间船只，也就是普通民用渡船。所有人员，无论官职大小，都乘坐的是同样的小船，可谓同甘共苦。正当大家都忍着饥饿和疲倦坚持赶路时，一连串婴儿的啼哭声瞬间打破了路途的沉默，也冲掉了大家的倦意。哭声竟是如此响亮，以至于隔壁船只的人们也纷纷精神了起来，连舵手都忍不住回头张望。在那样一个年代里，一个健康的婴儿的出世给人的震撼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人们围着这个婴儿，仿佛她身上寄托着他们一直以来的某种模糊但坚定的希望。
我的外祖母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颠簸而狭窄的船舱里，开始了她12年的漂泊。
当时后方部队正在湖北。
路途上不幸中的幸运
所谓不幸，是指外祖母自出生之日起就要被迫跟着部队东奔西走。而幸运，则是指她毕竟是被看做军属对待的，在每一次转移的过程中部队都有统一的安排，并不同于普通百姓的逃亡；另外，父亲不用去前线打仗，一家人基本上都能待在一起，这是外祖母认为的最大的幸运。
在粮食供给方面，有部队统一派发的“金元券”，类似于现在的纸币，每到一处县城或者村庄，即可用此券自行在当地购买粮食。虽然粮食不甚丰裕，但据外祖母说还是基本上能够维持温饱。“当时杂粮比较多，比如玉米大豆之类的；而主粮比较少，比如麦子就很少见。虽然是中校军属，但是我们家每一个都十分珍惜粮食。”而在衣物供给方面，则多以自己准备为主。“印象中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棉制品，基本上还没有被冻着。”
更为幸运的是在住和行的方面。即使是赶路的时候，也很少持续行进超过一天的，每到夜幕降临的时候，部队总会有地方落脚。可见当时的组织工作还是比较从容、到位的。外祖母的印象中也基本没有走过夜路。而无论是匆匆夜宿一晚还是暂时驻扎下来，部队都基本上借用地主和有钱人多余的房屋来住宿，不会打扰普通老百姓，只有极少数在山区的时候才会住在民房里。也因为这样，住宿环境都一般能够保证，遮风避雨这些基本条件都能够达到。
在交通工具上，由于地形的原因，多走水路，一般都能租到大大小小的渡船。陆路方面，较远距离的会租用当地的民用马车赶路，较近距离的则是自己步行。行李都需要自行携带，而外祖母因为当时年龄小，笨重行李多是由父母和兄长来拿，自己倒并没有太多负重。“但是行李终归太重，因此每到一处就要扔掉一批，多是衣箱、被褥和衣服，而很多现在想来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也在一次次的丢弃中丢失了，现在想来还有些遗憾。”
从出生一直到解放前夕，外祖母就这样随着父亲的军队四处转移。短的一两个月就又要启程，而长的可以比较稳定地待上一两年。“当时虽然条件艰苦，生病了连最基本的药品都找不到，赶路的过程也很劳累疲乏，但我却没有被饿着、冻着，住的地方也比很多人强，而且路上父母和哥哥姐姐都很照顾我，现在想来真算幸运。”外祖母回忆起这段奔波的历史时，虽感慨万分，但一直不忘感恩。
“黄蚂蚁黑蚂蚁不要打架去”
当地的县城都有政府兴办的地方正规学校，当时叫做完全小学，外祖母的父亲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每到一个地方，不论停留短暂与否，都坚持把外祖母送到这些小学去。
据她回忆，当时她所就读的学校的配备还算比较完整，课室就在平房里面，有课桌和黑板，而课室围成的中央地带则是操场和升旗台。当时升的当然是青天白日旗，而学生们也要唱着类似于现在少先队歌的“童子军”歌并对旗帜注目、敬礼。学生多是当地百姓的孩子，外祖母一类算是插班生。学校也有统一备用课本来供插班生使用。老师则是由政府派遣。
当时的课程主要有语文、算术、唱歌、体育和画画。“语文主要学教科书，还要做课堂笔记，并有练习大楷、小楷的书法课。当时毛笔和墨水都十分珍贵，要学校统一购买，我们每天放学后都把墨水盒拿回家，第二天再拿回学校，生怕不见了或摔坏了。语文老师十分认真，批改作文和日记时不仅要用红笔将不妥当的或写得好的部分仔细勾勒出来，第二天还要当堂讲解。”
当时除了语文占有较大的教学比重外，其余四科都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副科，并不太受重视。当时也有考试制，满分都为一百分。“我的算术一向都是徘徊在及格的边缘，但是语文就从来没有下过九十五”，外祖母笑着对我说，“特别是作文，一向都受到老师的表扬。只有一次离题了，老师很生气，要我把手伸出来。但他终究不舍得打我；虽然板子抬得很高，气势汹汹的，但一落到手掌上就变得很轻很轻了。”
至于画画，则是规定主题作画，老师酌情打分，一般都是以风景、动物等为主题。作画用的图画本和红蓝铅笔在当时是奢侈品，很多学生都是把本子反复使用，铅笔写到一寸了也不舍得扔。虽然没有人教，但大家都主动珍惜所有物资。
“有趣的是音乐，当时我们唱的都是儿歌，跟画画课一样丝毫没有牵扯到政治领域去。音乐老师对我们也很耐心，一句一句地教我们唱，例如‘黄蚂蚁黑蚂蚁不要打架去’，我们的热情都很高。”
艰苦跋涉中的温馨
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部队已经在陕南白河县流水店驻扎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后又转移至安康县城。在1947年时部队来到汉中褒城县境内，临解放前则转至陈家营。
“父亲身为军械师，技术很是高超，遇到各式各样的兵器在维修中出现的困难都要请教他。每当为抗战转移的时候，他和工人们就一起转移工具，到下一个地方的时候，就又可以开工。人在工具在，时刻为前线做好后勤工作。每到一处选房子的时候，父亲也总是把好的房子让给别人。”
“在难得的闲暇日子里，父亲也很愿意跟我们在一起。他这个人性情很温和，话语不多，但总让人感觉很慈祥，也很爱护我们。他会让我们排成队，给我们兄妹几个剪指甲。他动作很轻，也很有耐心。他还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教我们认字，给我们讲故事、讲笑话。”
随行的其他军属家庭也很和蔼。“我记得在张寨的时候有一个小伙伴，她母亲是个文静的文化人。有一次我打着嗝叫她出去上学，她母亲突然把我拉住，厉声喝问我是不是拿了她家的毛线。我很生气，据理力争，结果我打了很久的嗝居然停止了。她母亲问我：‘不打嗝了吧？’我气鼓鼓地点点头，于是她便哈哈大笑了起来，摸着我的头说，‘好啦，上学去吧！’我这才明白她的用意。”
在艰苦的岁月里，人们的真情，总显得那样珍贵。
艰难抉择后再次启程
1949年夏秋，国民党军队已经败退。“父亲的部队要求转移至四川，但母亲却再也不愿意走了。我记得很清楚，母亲哭了一个晚上，她说：‘这么多年东奔西走，居无定所，走到什么时候是个头？不能再走了！我就不相信共产党能见人就杀！’而父亲则在一旁踱来踱去，默不作声。”
当时外祖母一家并不知道，往四川的迁移是部队最后一次的迁移了，后来去四川的军属大都飞到了台湾。经过一个晚上的斗争，“父亲还是屈服了”。于是一家人最终选择脱离部队，留在了汉中。当时共产党的政府对类似外祖母这样的国民党家庭的态度是，“愿意留下的等候政府安排，愿意回老家的可自行启程，政府提供路费”。当时已是1949年的11月了，一家人还是选择了启程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东北，希望结束这么多年来的漂泊之路。
更为艰辛的迁移
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切都还不完善，再加之外祖母一家已从军属身份变成了普通老百姓，没有了部队统一的物资供给和食宿安排，所以这次迁移则更加艰辛。
每经过一个行政单位，政府就会开给他们一封“介绍信”，也就相当于生活费用凭据，可以凭借这封信在当地换取一定量的纸币，用纸币自行购买所需物品、解决住宿等，用完即止。到下一个行政单位时，再凭借上一封“介绍信”换取新的“介绍信”，继续前行。
“我们大概1950年元旦从汉中启程，沿途共产党的政府就这样给我们提供生活保障。开始的时候我们走的是公路，也就是汉中至宝鸡唯一的一条公路，那时候还能坐便宜马车，后来到秦岭山的时候没有公路了，都是山路，于是我们只能徒步翻越秦岭。”
当时的山路可不是我们现在风景区里面平直宽阔的山路，完全就是原始的土路。弯曲狭窄的路上尘土飞扬，一边是陡峭的山崖，另一边则是万丈深渊。一家人就这样背着行李，踏着碎石道，风尘仆仆地赶路。
“当时刚好是冬天，也冷；并且总是食宿无定时，每走一段路就要向当地人打听吃住的地方。累了、饿了也只能忍着。”
但就算在这样的条件下，一家人却还是没有丧失乐观的情绪。途经留坝县的时候，外祖母他们发现那里竟有一座张良庙。“父亲和我们都挺有兴致，那时候也不要门票，于是我们就进去拜谒了张良的塑像，令我吃惊的是庙里翠竹环绕，环境清幽，路上的疲惫顿时烟消云散！”
“我们又成了军属”
就这样走了一个多月，一家人来到了宝鸡。好不容易找到县政府换取“介绍信”，工作人员却说，当地的最高行政单位是市，他们应该去找“宝鸡市政府”，而县则没有权力为他们兑换。一家人又来到市政府，但市政府却说，他们的信一路都是由县级单位换取的，现在应该仍由“宝鸡县”负责这个事情。就这样推来推去，把大家弄得筋疲力尽，并且没有新的纸币可以换取物资，不能再继续前行了，甚至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回家的路，总是这样艰难而漫长。
但天无绝人之路，一件很巧合的事情在这时发生了。
“我有一个哥哥，本来也是跟着我们一起辗转的，但中途时，父亲就把他送到了当地一个全寄宿的学校里去了。解放前这个学校是国民党政府为本党将士子女专设的，费用全免。而解放后学校大多数师生要么回到家中，要么随部队迁往台湾，只有像哥哥这样少数的学生被地下党物色、培养，后来便参加了解放军。”
“我们被困在宝鸡的时候也没闲着，四处打听哥哥的去向。先是给他原先的学校旧址写信，学校再通过一系列方式把信交到已经参军的哥哥手中。当他从信中得知我们无法继续前行的时候，便直接给他的部队写信，说明我们的身份；部队又直接给宝鸡政府发函。就这样，我们又成了军属，得到了共产党给我们的军属优待。”
在宝鸡分到了一处房子，有了安身之处；再加上行进路途十分艰难，也确实不能再继续前行了，于是一家人终于停下了脚步。
遥远的家乡
这个时候，正是1950年的春天。暖意渐渐弥漫开来。
在随着部队南征北战的漫长奔波之后，外祖母总算结束了她将近十二年的漂泊之路。
遗憾的是，虽然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但外祖母自出生到现在，却从未踏上过东北的土地。故乡于她来说，实在只是一个模糊而遥远的想象。
“当年没有从东北出来随军征战的亲戚，现在早已杳无音信；还有飞往台湾的那个哥哥，更加无从寻觅。”
虽时隔多年，但说起这些故事的时候，外祖母的神情，却让我感觉那些早已消散在历史风云中的往事，竟穿越了时间的荒凉，变得如此真切、清晰。
外祖母一声叹息，似乎仍未从当年的记忆中回过神来。
我在一旁陪她沉默着，暗自唏嘘。
6月14日-24日，大赛组委会由广东深圳启程，横跨珠江、长江三角区以及山东等5省8市进行现场交互式宣讲。全国中学生巡讲还将在更多的地区展开。
“文革”时的最后一张照片
1968年的深秋，北方的风已有阵阵凉意。女人小心翼翼地瞥了瞥窗外孤单飘摇的落叶，似乎跟这弥漫的空气是一样的萧瑟。她再一次把目光匆匆转向手中捧着的照片，那上面正是男人的脱帽黑白戎装照，身挎武装带，手扶盒子枪，整洁朴素的国民党中校军服勾勒出英武挺拔的身躯，但目光却很温和，甚至有些谦逊。
女人叹了一口气，终于划亮了火柴，点燃了这最后一张照片。随着火焰的急速吞噬，所有关于男人的一切，连同那段浩瀚激昂的历史，都随着这照片，飘散而去。
而这整个过程，都被我的外祖母看在眼里。当时她只有三十出头。女人便是她的母亲，在烧掉照片的时候特意把她叫了过去，让她看父亲最后一眼。
“当时虽然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周围邻居也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曾经是国民党，但‘文革’的时候我们还是非常害怕，所以有关我父亲的所有遗物在那时都被我母亲销毁了。”外祖母如是对我说。
正是因为出生在这样一个国民党中校的家庭里，才有了外祖母12年的漂泊之路。
乱世中组成的家庭
外祖母告诉我，她的母亲是东北满族人，隶属清朝镶蓝旗籍，本就是八旗中最低一等的，又遇到清末乱世，生计只是刚够维持。后来她母亲结识了她的父亲，也就是照片上的国民党中校，便在动荡中组成了一个家庭。
“父亲原是张学良东北军所辖的国民党51军中的一员，但张学良并不直接统率这个军队，而是长期由于学忠担任军长。至于他究竟属于哪个师部，我就不清楚了。我只知道他虽为中校，但并没有直接参加前线的战争，因为他的职位是军械师，只负责在后方修造兵器。”外祖母说。
51军自成立起曾转战多地，所以外祖母一家人也作为军属，跟着她父亲的部队四处转移。“母亲告诉我，在我出生之前，家里从东北先后到过北平、山东枣庄、安徽蚌埠和河南许昌等等，总之居无定所，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船上响亮的哭声
1938年的9月份，正是日军大肆侵华、国内战火纷飞的紧张时刻。国民党51军为抗战需要继续转战，前线将士血战沙场，后方人员则积极配合物资供给，“作为军械师的父亲虽在后方，但也必须时刻跟着部队跑”。
因为条件艰苦，渡河时没有军用船只，外祖母父亲的部队只能租用民间船只，也就是普通民用渡船。所有人员，无论官职大小，都乘坐的是同样的小船，可谓同甘共苦。正当大家都忍着饥饿和疲倦坚持赶路时，一连串婴儿的啼哭声瞬间打破了路途的沉默，也冲掉了大家的倦意。哭声竟是如此响亮，以至于隔壁船只的人们也纷纷精神了起来，连舵手都忍不住回头张望。在那样一个年代里，一个健康的婴儿的出世给人的震撼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人们围着这个婴儿，仿佛她身上寄托着他们一直以来的某种模糊但坚定的希望。
我的外祖母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颠簸而狭窄的船舱里，开始了她12年的漂泊。
当时后方部队正在湖北。
路途上不幸中的幸运
所谓不幸，是指外祖母自出生之日起就要被迫跟着部队东奔西走。而幸运，则是指她毕竟是被看做军属对待的，在每一次转移的过程中部队都有统一的安排，并不同于普通百姓的逃亡；另外，父亲不用去前线打仗，一家人基本上都能待在一起，这是外祖母认为的最大的幸运。
在粮食供给方面，有部队统一派发的“金元券”，类似于现在的纸币，每到一处县城或者村庄，即可用此券自行在当地购买粮食。虽然粮食不甚丰裕，但据外祖母说还是基本上能够维持温饱。“当时杂粮比较多，比如玉米大豆之类的；而主粮比较少，比如麦子就很少见。虽然是中校军属，但是我们家每一个都十分珍惜粮食。”而在衣物供给方面，则多以自己准备为主。“印象中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棉制品，基本上还没有被冻着。”
更为幸运的是在住和行的方面。即使是赶路的时候，也很少持续行进超过一天的，每到夜幕降临的时候，部队总会有地方落脚。可见当时的组织工作还是比较从容、到位的。外祖母的印象中也基本没有走过夜路。而无论是匆匆夜宿一晚还是暂时驻扎下来，部队都基本上借用地主和有钱人多余的房屋来住宿，不会打扰普通老百姓，只有极少数在山区的时候才会住在民房里。也因为这样，住宿环境都一般能够保证，遮风避雨这些基本条件都能够达到。
在交通工具上，由于地形的原因，多走水路，一般都能租到大大小小的渡船。陆路方面，较远距离的会租用当地的民用马车赶路，较近距离的则是自己步行。行李都需要自行携带，而外祖母因为当时年龄小，笨重行李多是由父母和兄长来拿，自己倒并没有太多负重。“但是行李终归太重，因此每到一处就要扔掉一批，多是衣箱、被褥和衣服，而很多现在想来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也在一次次的丢弃中丢失了，现在想来还有些遗憾。”
从出生一直到解放前夕，外祖母就这样随着父亲的军队四处转移。短的一两个月就又要启程，而长的可以比较稳定地待上一两年。“当时虽然条件艰苦，生病了连最基本的药品都找不到，赶路的过程也很劳累疲乏，但我却没有被饿着、冻着，住的地方也比很多人强，而且路上父母和哥哥姐姐都很照顾我，现在想来真算幸运。”外祖母回忆起这段奔波的历史时，虽感慨万分，但一直不忘感恩。
“黄蚂蚁黑蚂蚁不要打架去”
当地的县城都有政府兴办的地方正规学校，当时叫做完全小学，外祖母的父亲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每到一个地方，不论停留短暂与否，都坚持把外祖母送到这些小学去。
据她回忆，当时她所就读的学校的配备还算比较完整，课室就在平房里面，有课桌和黑板，而课室围成的中央地带则是操场和升旗台。当时升的当然是青天白日旗，而学生们也要唱着类似于现在少先队歌的“童子军”歌并对旗帜注目、敬礼。学生多是当地百姓的孩子，外祖母一类算是插班生。学校也有统一备用课本来供插班生使用。老师则是由政府派遣。
当时的课程主要有语文、算术、唱歌、体育和画画。“语文主要学教科书，还要做课堂笔记，并有练习大楷、小楷的书法课。当时毛笔和墨水都十分珍贵，要学校统一购买，我们每天放学后都把墨水盒拿回家，第二天再拿回学校，生怕不见了或摔坏了。语文老师十分认真，批改作文和日记时不仅要用红笔将不妥当的或写得好的部分仔细勾勒出来，第二天还要当堂讲解。”
当时除了语文占有较大的教学比重外，其余四科都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副科，并不太受重视。当时也有考试制，满分都为一百分。“我的算术一向都是徘徊在及格的边缘，但是语文就从来没有下过九十五”，外祖母笑着对我说，“特别是作文，一向都受到老师的表扬。只有一次离题了，老师很生气，要我把手伸出来。但他终究不舍得打我；虽然板子抬得很高，气势汹汹的，但一落到手掌上就变得很轻很轻了。”
至于画画，则是规定主题作画，老师酌情打分，一般都是以风景、动物等为主题。作画用的图画本和红蓝铅笔在当时是奢侈品，很多学生都是把本子反复使用，铅笔写到一寸了也不舍得扔。虽然没有人教，但大家都主动珍惜所有物资。
“有趣的是音乐，当时我们唱的都是儿歌，跟画画课一样丝毫没有牵扯到政治领域去。音乐老师对我们也很耐心，一句一句地教我们唱，例如‘黄蚂蚁黑蚂蚁不要打架去’，我们的热情都很高。”
艰苦跋涉中的温馨
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部队已经在陕南白河县流水店驻扎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后又转移至安康县城。在1947年时部队来到汉中褒城县境内，临解放前则转至陈家营。
“父亲身为军械师，技术很是高超，遇到各式各样的兵器在维修中出现的困难都要请教他。每当为抗战转移的时候，他和工人们就一起转移工具，到下一个地方的时候，就又可以开工。人在工具在，时刻为前线做好后勤工作。每到一处选房子的时候，父亲也总是把好的房子让给别人。”
“在难得的闲暇日子里，父亲也很愿意跟我们在一起。他这个人性情很温和，话语不多，但总让人感觉很慈祥，也很爱护我们。他会让我们排成队，给我们兄妹几个剪指甲。他动作很轻，也很有耐心。他还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教我们认字，给我们讲故事、讲笑话。”
随行的其他军属家庭也很和蔼。“我记得在张寨的时候有一个小伙伴，她母亲是个文静的文化人。有一次我打着嗝叫她出去上学，她母亲突然把我拉住，厉声喝问我是不是拿了她家的毛线。我很生气，据理力争，结果我打了很久的嗝居然停止了。她母亲问我：‘不打嗝了吧？’我气鼓鼓地点点头，于是她便哈哈大笑了起来，摸着我的头说，‘好啦，上学去吧！’我这才明白她的用意。”
在艰苦的岁月里，人们的真情，总显得那样珍贵。
艰难抉择后再次启程
1949年夏秋，国民党军队已经败退。“父亲的部队要求转移至四川，但母亲却再也不愿意走了。我记得很清楚，母亲哭了一个晚上，她说：‘这么多年东奔西走，居无定所，走到什么时候是个头？不能再走了！我就不相信共产党能见人就杀！’而父亲则在一旁踱来踱去，默不作声。”
当时外祖母一家并不知道，往四川的迁移是部队最后一次的迁移了，后来去四川的军属大都飞到了台湾。经过一个晚上的斗争，“父亲还是屈服了”。于是一家人最终选择脱离部队，留在了汉中。当时共产党的政府对类似外祖母这样的国民党家庭的态度是，“愿意留下的等候政府安排，愿意回老家的可自行启程，政府提供路费”。当时已是1949年的11月了，一家人还是选择了启程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东北，希望结束这么多年来的漂泊之路。
更为艰辛的迁移
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切都还不完善，再加之外祖母一家已从军属身份变成了普通老百姓，没有了部队统一的物资供给和食宿安排，所以这次迁移则更加艰辛。
每经过一个行政单位，政府就会开给他们一封“介绍信”，也就相当于生活费用凭据，可以凭借这封信在当地换取一定量的纸币，用纸币自行购买所需物品、解决住宿等，用完即止。到下一个行政单位时，再凭借上一封“介绍信”换取新的“介绍信”，继续前行。
“我们大概1950年元旦从汉中启程，沿途共产党的政府就这样给我们提供生活保障。开始的时候我们走的是公路，也就是汉中至宝鸡唯一的一条公路，那时候还能坐便宜马车，后来到秦岭山的时候没有公路了，都是山路，于是我们只能徒步翻越秦岭。”
当时的山路可不是我们现在风景区里面平直宽阔的山路，完全就是原始的土路。弯曲狭窄的路上尘土飞扬，一边是陡峭的山崖，另一边则是万丈深渊。一家人就这样背着行李，踏着碎石道，风尘仆仆地赶路。
“当时刚好是冬天，也冷；并且总是食宿无定时，每走一段路就要向当地人打听吃住的地方。累了、饿了也只能忍着。”
但就算在这样的条件下，一家人却还是没有丧失乐观的情绪。途经留坝县的时候，外祖母他们发现那里竟有一座张良庙。“父亲和我们都挺有兴致，那时候也不要门票，于是我们就进去拜谒了张良的塑像，令我吃惊的是庙里翠竹环绕，环境清幽，路上的疲惫顿时烟消云散！”
“我们又成了军属”
就这样走了一个多月，一家人来到了宝鸡。好不容易找到县政府换取“介绍信”，工作人员却说，当地的最高行政单位是市，他们应该去找“宝鸡市政府”，而县则没有权力为他们兑换。一家人又来到市政府，但市政府却说，他们的信一路都是由县级单位换取的，现在应该仍由“宝鸡县”负责这个事情。就这样推来推去，把大家弄得筋疲力尽，并且没有新的纸币可以换取物资，不能再继续前行了，甚至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回家的路，总是这样艰难而漫长。
但天无绝人之路，一件很巧合的事情在这时发生了。
“我有一个哥哥，本来也是跟着我们一起辗转的，但中途时，父亲就把他送到了当地一个全寄宿的学校里去了。解放前这个学校是国民党政府为本党将士子女专设的，费用全免。而解放后学校大多数师生要么回到家中，要么随部队迁往台湾，只有像哥哥这样少数的学生被地下党物色、培养，后来便参加了解放军。”
“我们被困在宝鸡的时候也没闲着，四处打听哥哥的去向。先是给他原先的学校旧址写信，学校再通过一系列方式把信交到已经参军的哥哥手中。当他从信中得知我们无法继续前行的时候，便直接给他的部队写信，说明我们的身份；部队又直接给宝鸡政府发函。就这样，我们又成了军属，得到了共产党给我们的军属优待。”
在宝鸡分到了一处房子，有了安身之处；再加上行进路途十分艰难，也确实不能再继续前行了，于是一家人终于停下了脚步。
遥远的家乡
这个时候，正是1950年的春天。暖意渐渐弥漫开来。
在随着部队南征北战的漫长奔波之后，外祖母总算结束了她将近十二年的漂泊之路。
遗憾的是，虽然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但外祖母自出生到现在，却从未踏上过东北的土地。故乡于她来说，实在只是一个模糊而遥远的想象。
“当年没有从东北出来随军征战的亲戚，现在早已杳无音信；还有飞往台湾的那个哥哥，更加无从寻觅。”
虽时隔多年，但说起这些故事的时候，外祖母的神情，却让我感觉那些早已消散在历史风云中的往事，竟穿越了时间的荒凉，变得如此真切、清晰。
外祖母一声叹息，似乎仍未从当年的记忆中回过神来。
我在一旁陪她沉默着，暗自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