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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教育》第5期上读到了马玉顺老师的《教育三思——读〈大师的教书生活〉有感》一文,颇引为同道。尤为巧合的是,我也正在阅读周勇博士的另一本书——《江南名校的中国文化教育》。相比之下,《大师的教书生活》是从名师着手,而《江南名校的中国文化教育》一书则从名校着手,更能引发今日学校管理者的深思。此外,马玉顺老师在《教育三思》一文中,抚今追昔,认为办好学校要由学术底蕴深厚的学者来办学,由一大批真正的名师开展教学和研究,“身教”是最好的课程。但时过境迁,客观地说,今日的绝大部分学校已难以具备当日苏州中学的办学条件。毕竟学术底蕴深厚的校长、大批真正的名师已是可遇而不可求,像苏州中学那样因历史机缘而使大批名师聚首一处在今日更是难以复制。虽然昔日的名校难以再现,但昔日办校的精神我们理应汲取。因此,笔者由马老师的“三思”生发开来,对如何做校长,如何培养名师,如何“身教”有了“再三思”。与马老师读同一类书,而能相互有感,不啻为读书真正的乐趣!
一思:如何做校长?
当我们谈及民国时期的江南名校时,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名校无一例外都由学术底蕴深厚的学者来办学,不论春晖中学的经亨颐,或是苏州中学的汪懋祖,都是学问大家和教育大家。今日我们学校中绝大部分校长都已不具备这一学术高度,但大师的高度我们虽不具备,大师的精神我们却不应忘记。细读那些大师的办学经历,我认为有两点是我们今日的校长可以做到却又少有人能做到的。
第一是校长必须为学校注入自己的个性,同时使学校具备鲜明的办学特色。如苏州中学的首任校长汪懋祖,将苏州中学的英文名称定为Soochow Academy,而不取当时习用的Middle School或High School,可见汪先生的视野和重视学术的情怀。汪先生说:“一所优良学校的成绩,不仅在毕业生能多数考取大学,或中学会考能得到锦标,而在入学后能独立研究学术,崇高人格。”这正是汪校长Academy办学理念的最好注解。除苏州中学外,其他名校也无不特色鲜明,具有独特的个性。
反观今天的学校,在办校理念上大多缺少特色。有一篇文章对学校的校训进行了统计,结果80%以上雷同,连用词都不外乎“团结”、“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等等,千校一面,这就是我们缺乏独特个性和远大视野的一个侧影。
除了具备独特的个性外,校长还必须具有为学校牺牲自己学术事业的精神。北京大学陈平原、孔庆东两位教授曾言:“优秀的大学校长必须具有浓烈的学术情怀,并因此在办学过程中愿意牺牲自己的学术事业,以全力为大学教授创造良好的学术与教学条件。”民国时期那些中学名校的校长又何尝不是如此。以苏州中学校长汪懋祖为例,在任校长期间几乎荒废了自己的学术事业。而在此之前,他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堪称以学术为生命。在苏州中学校长任上,却没有出版像样的专著,相反,他最乐于做的事就是为学校教师的著作作序,这便是牺牲精神的最好诠释。
而今的现象,却是我们很多学校校长在任期间,纷纷评上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好似一任校长,教学、科研水平也同时突飞猛进。是治校与治学兼顾,还是以行政牟荣誉?正如一句戏言:“只要当了领导,就成了专家。”戏言非戏,我们应该反省。
二思:如何培养名师?
谈及民国那些名校之“名”,我们都会说,是“名师云集”。不可否认,那些学校在当时确实网罗了一批知名学者,但更为关键的是,名校能将一些有大师潜质,但还未成为大师的教师培养为真正的大师。无论是初到苏州中学的钱穆,还是初到春晖中学的朱自清,当时只能是具备大师的潜力,但毕竟他们的主要著作还未面世,是在这些名校的教书岁月促成了大师的成长,钱穆晚年甚至发出了“教大学不如教中学”的感慨。可见,名校之“名”,不仅在培养了无数优秀的学子,同时也是名师成长的“摇篮”。
让我们看一看当年的名校如何促成教师的“专业成长”,首先,是为教师营造家一样的人文环境,使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首在一起。如钱穆在苏州中学“住校同事,寝食骈连,亦多朝夕相处”,感觉“如一大家庭”。在春晖中学,夏丐尊带头,刘薰宇、丰子恺以及后来的朱自清“结庐湖畔”,分别建起了“平屋”、“小杨柳屋”,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春山绿水间喝酒谈天、切磋学问、相互砥砺,难怪朱自清发自内心地说“我爱春晖”。书院式的教学环境不但有利于学生的求学问道,也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
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学校对于教师的学术成长也极为关注并努力创造条件。苏州中学在汪懋祖校长的大力倡导与支持下,各学科教师都成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会,提倡、鼓励教师出版学术著作。邀请国内著名学者到校讲学,为教师的学术交流提供最大的便利。春晖中学创办了《春晖》等知名刊物,提供教师间交流的园地。所有这些途径都为教师的学术成长创造了优越的外部条件,假以优秀教师个人的天才和禀赋,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为真正的名师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反观今日,我们不少学校已是非博士不招,应该说,这些初入校门的年轻教师都有着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发展潜质。但经历了若干年学校环境的“磨练”,缺少学术氛围与环境的学校也终将磨平优秀教师的发展潜质,大多只能成为钻研考试和教材的“名师”,这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三思:如何“身教”?
名师云集,是名校之所以称为“名校”的基础。但光有令人艳羡的强大师资,是远远不够的。名校成功的关键是在学校形成“大师在我身边”的浓厚学术氛围和环境,真正使学生能徜徉在学术的海洋中,在大师的熏陶下成长,这才是“身教”的真正意义。
林语堂有一个形象的说法,理想大学应是一班不凡人格的吃饭所,这里碰见一位牛顿,那里碰见一位佛罗特,东屋住了一位罗素,西屋住了一位拉斯基,前院是惠定宇的书房,后院是戴东原的书房。学校送薪俸请他们住在校园里,使学生得以与其交游接触,受其熏陶。说到熏陶,林语堂还有一“趣说”:在牛津和剑桥,那些教师是怎么教学生的?他们把学生叫来,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天南海北地聊,学生被他们的烟和谈话熏着,就这么熏陶出来了。中国教育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建院章程上就明确规定,研究院教授要“常川住院”,在这种“大师在我身边”的浓厚学术氛围中,学生们见面互相询问的都是最近读了什么书,读过的同学就向别人介绍书中的精彩内容,而没读过的同学就会找来去读,在那种环境下,一个学生想不求上进都难。
大学如此,中学其理亦同。且看我们今日的很多名校,虽然“大师”不如民国时期那些名校,但每个学校也都有些名师。不少学校的介绍中都会提及本校有多少特级教师,有多少骨干教师。但遗憾的是,就是这些仅有的名师,学生们也往往“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完全没有发挥出名师的辐射效应,成了高高在上、装点门面的摆设。实际上,很多特级教师早已离开了教学一线,或是成了学校领导。远离了学生,如何能营造出“大师在我身边”的学术氛围,如何实现“身教”的理想?
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将学校中的名师资源充分挖掘利用。多举办课外讲座、对话等活动,营造出“名师在我身边”的氛围,使更多的学生享受名师资源,这才是真正的“身教”。
当我们回望民国时期一些名校的传奇经历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昔日的教育土壤已不存在,简单复制昔日的成功因素已不可能。今日教育的大环境我们更是无力更改,我们能做的惟有在我们自己的学校中一点点改变我们自己的小环境,长此以往,才能还学生一片真正的教育沃土。■
□编辑 江泓
一思:如何做校长?
当我们谈及民国时期的江南名校时,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名校无一例外都由学术底蕴深厚的学者来办学,不论春晖中学的经亨颐,或是苏州中学的汪懋祖,都是学问大家和教育大家。今日我们学校中绝大部分校长都已不具备这一学术高度,但大师的高度我们虽不具备,大师的精神我们却不应忘记。细读那些大师的办学经历,我认为有两点是我们今日的校长可以做到却又少有人能做到的。
第一是校长必须为学校注入自己的个性,同时使学校具备鲜明的办学特色。如苏州中学的首任校长汪懋祖,将苏州中学的英文名称定为Soochow Academy,而不取当时习用的Middle School或High School,可见汪先生的视野和重视学术的情怀。汪先生说:“一所优良学校的成绩,不仅在毕业生能多数考取大学,或中学会考能得到锦标,而在入学后能独立研究学术,崇高人格。”这正是汪校长Academy办学理念的最好注解。除苏州中学外,其他名校也无不特色鲜明,具有独特的个性。
反观今天的学校,在办校理念上大多缺少特色。有一篇文章对学校的校训进行了统计,结果80%以上雷同,连用词都不外乎“团结”、“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等等,千校一面,这就是我们缺乏独特个性和远大视野的一个侧影。
除了具备独特的个性外,校长还必须具有为学校牺牲自己学术事业的精神。北京大学陈平原、孔庆东两位教授曾言:“优秀的大学校长必须具有浓烈的学术情怀,并因此在办学过程中愿意牺牲自己的学术事业,以全力为大学教授创造良好的学术与教学条件。”民国时期那些中学名校的校长又何尝不是如此。以苏州中学校长汪懋祖为例,在任校长期间几乎荒废了自己的学术事业。而在此之前,他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堪称以学术为生命。在苏州中学校长任上,却没有出版像样的专著,相反,他最乐于做的事就是为学校教师的著作作序,这便是牺牲精神的最好诠释。
而今的现象,却是我们很多学校校长在任期间,纷纷评上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好似一任校长,教学、科研水平也同时突飞猛进。是治校与治学兼顾,还是以行政牟荣誉?正如一句戏言:“只要当了领导,就成了专家。”戏言非戏,我们应该反省。
二思:如何培养名师?
谈及民国那些名校之“名”,我们都会说,是“名师云集”。不可否认,那些学校在当时确实网罗了一批知名学者,但更为关键的是,名校能将一些有大师潜质,但还未成为大师的教师培养为真正的大师。无论是初到苏州中学的钱穆,还是初到春晖中学的朱自清,当时只能是具备大师的潜力,但毕竟他们的主要著作还未面世,是在这些名校的教书岁月促成了大师的成长,钱穆晚年甚至发出了“教大学不如教中学”的感慨。可见,名校之“名”,不仅在培养了无数优秀的学子,同时也是名师成长的“摇篮”。
让我们看一看当年的名校如何促成教师的“专业成长”,首先,是为教师营造家一样的人文环境,使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首在一起。如钱穆在苏州中学“住校同事,寝食骈连,亦多朝夕相处”,感觉“如一大家庭”。在春晖中学,夏丐尊带头,刘薰宇、丰子恺以及后来的朱自清“结庐湖畔”,分别建起了“平屋”、“小杨柳屋”,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春山绿水间喝酒谈天、切磋学问、相互砥砺,难怪朱自清发自内心地说“我爱春晖”。书院式的教学环境不但有利于学生的求学问道,也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
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学校对于教师的学术成长也极为关注并努力创造条件。苏州中学在汪懋祖校长的大力倡导与支持下,各学科教师都成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会,提倡、鼓励教师出版学术著作。邀请国内著名学者到校讲学,为教师的学术交流提供最大的便利。春晖中学创办了《春晖》等知名刊物,提供教师间交流的园地。所有这些途径都为教师的学术成长创造了优越的外部条件,假以优秀教师个人的天才和禀赋,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为真正的名师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反观今日,我们不少学校已是非博士不招,应该说,这些初入校门的年轻教师都有着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发展潜质。但经历了若干年学校环境的“磨练”,缺少学术氛围与环境的学校也终将磨平优秀教师的发展潜质,大多只能成为钻研考试和教材的“名师”,这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三思:如何“身教”?
名师云集,是名校之所以称为“名校”的基础。但光有令人艳羡的强大师资,是远远不够的。名校成功的关键是在学校形成“大师在我身边”的浓厚学术氛围和环境,真正使学生能徜徉在学术的海洋中,在大师的熏陶下成长,这才是“身教”的真正意义。
林语堂有一个形象的说法,理想大学应是一班不凡人格的吃饭所,这里碰见一位牛顿,那里碰见一位佛罗特,东屋住了一位罗素,西屋住了一位拉斯基,前院是惠定宇的书房,后院是戴东原的书房。学校送薪俸请他们住在校园里,使学生得以与其交游接触,受其熏陶。说到熏陶,林语堂还有一“趣说”:在牛津和剑桥,那些教师是怎么教学生的?他们把学生叫来,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天南海北地聊,学生被他们的烟和谈话熏着,就这么熏陶出来了。中国教育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建院章程上就明确规定,研究院教授要“常川住院”,在这种“大师在我身边”的浓厚学术氛围中,学生们见面互相询问的都是最近读了什么书,读过的同学就向别人介绍书中的精彩内容,而没读过的同学就会找来去读,在那种环境下,一个学生想不求上进都难。
大学如此,中学其理亦同。且看我们今日的很多名校,虽然“大师”不如民国时期那些名校,但每个学校也都有些名师。不少学校的介绍中都会提及本校有多少特级教师,有多少骨干教师。但遗憾的是,就是这些仅有的名师,学生们也往往“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完全没有发挥出名师的辐射效应,成了高高在上、装点门面的摆设。实际上,很多特级教师早已离开了教学一线,或是成了学校领导。远离了学生,如何能营造出“大师在我身边”的学术氛围,如何实现“身教”的理想?
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将学校中的名师资源充分挖掘利用。多举办课外讲座、对话等活动,营造出“名师在我身边”的氛围,使更多的学生享受名师资源,这才是真正的“身教”。
当我们回望民国时期一些名校的传奇经历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昔日的教育土壤已不存在,简单复制昔日的成功因素已不可能。今日教育的大环境我们更是无力更改,我们能做的惟有在我们自己的学校中一点点改变我们自己的小环境,长此以往,才能还学生一片真正的教育沃土。■
□编辑 江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