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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國、德国、日本、英国等纷纷发布新的工业规划、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加大力度推动制造业发展。对中国来讲，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原有资源推动型或投资推动型发展模式遇到很大挑战，如何实现突围、迈向更高质量发展呢？
制造业发展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基础。制造企业竞争力越强，组织资源能力越强，企业的服务产出效率越高。
同时，制造业发展有着显著的就业乘数效应。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所占份额仅为2.7%;2000年后急剧增加，到2016年占到1/4以上，同期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从4000多万人增加到8000多万人。
研究表明，制造业每创造10个工作岗位，就会产生4个新的工作岗位。当然，乘数效应的大小因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而异。
制造业是新创企业、服务业产生与成长的根基。生产力的提高来自于两种机制，一是现有企业的内部重组和业绩改善，二是优秀企业取代低效率的现有企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来自于市场竞争，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制造业，新创制造业企业将无从产生。服务业也是如此，服务业在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中占很大比重，但这是以发达的制造业为支撑才得以实现的。发达国家提出的知识经济，也以各国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为后盾。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不是在封闭环境下进行的，需要关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变化。过去10年，全球产业价值链出现了一些关键性变化：
全球价值链贸易密度在降低。贸易密度指的是出口占产出的比率。过去10年，产品的跨境流动在减少，从原来的28.1%降低到22.5%，贸易增长的速度在减缓。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本土消费量和消费水平在增加，消费了更多自己生产的产品。终端市场的转移为中国企业带来机遇，可以致力于开发更多面向国内市场的设计和品牌。
服务贸易的增加值在增长。过去10年，服务业贸易增长速度加快，知识产权、电信、IT等行业的增长更是产品行业的2倍至3倍。尽管传统贸易统计中服务业遭到严重忽视，但服务业贸易创造了产品贸易中的1/3增加值，且研发、工程、销售、市场、金融和人力资源等都可能形成产品走向市场，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中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
知识密集程度越来越高，传统的微笑曲线变得越来越陡峭，不同环节之间的附加值鸿沟在加大。研发、品牌、软件、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所占价值在增加，价值创造正在向两端转移：一个是转向上游活动，如研发和研发设计;一个是转向下游活动，如营销和售后服务。
根据世界投入产出表，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业从2005年的55%降至2017年的43%。一方面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工资上涨，另一方面是因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使用的趋势。由此，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变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而全球价值链上无形资产所占附加值从原来的5%左右增加到13%，这种转变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随着贸易全球化和生产分工专业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垂直分工体系，但发达国家仍然占据价值链高端。对“中国制造”而言，发展策略应针对性地做出相应调整，从更长远的角度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一是拓展本土和发展中国家市场资源，寻求国内外市场的再平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表明，新兴市场国家到2025年消费将占全球制造业产品的2/3，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汽车、建筑、机械、奢侈品等领域。中国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利用比较优势形成区域分工体系，实现在某些行业产业价值链的主导能力。同时，减少国内交易成本，发挥本土市场资源。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1995年，发达经济体仅向中国出口3%的产品;2017年，增长为12%。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生产的汽车，有近一半的销量发生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
二是通过服务化捕获更多增加值。不管软件设计、知识产权还是销售，制造业中的价值越来越多地来自于服务。由此，销售周期缩短，边际收益增加，与消费者更多的互动可以带来更好的设计理念。同时，商业模式从销售产品转向提供服务，或者从卖软件转为数据分析，通过深入洞见客户需求，提供基于服务的产品。
三是提高“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垂直整合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出了较完善的本地价值链和垂直整合的行业格局，本土企业不断进军新的细分市场。在新建先进工业产能的同时，中国也在稳步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淘汰老旧工厂。
原先，受益于低工资水平，追求高效率和低成本的公司将工厂向新兴经济体迁移。但在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化之时，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启制造业复兴之路。双重压力下，“中国制造”将不能单纯依靠低工资战略。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在这方面，国外早有先例。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70年代，德国作为欧洲主要的制造业强国，大量生产各类工业制成品。20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的制造业面临新的挑战。这一时期，亚洲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明显，日本、韩国的产品质量优良，德国制造业与之相比并不具有性能和价格方面的优势。
于是，德国根据自己在技术方面领先的优势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巩固研发能力，从而在耐用资本品的生产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如机械产品、大型医疗设备、电机和电气产品等。与此同时，放弃一些逐渐缺乏竞争优势的制造产业，如家用消费电子产品、纺织品等。可以看出，德国制造业的结构一直在发生变化，但始终不变的是打造竞争优势。
四是鼓励技术密集型新创企业成长。每个新创企业代表一个额外的竞争者进入市场，高水平的初创企业会直接威胁现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从产出市场来讲，市场竞争强度与经济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从投入要素来讲，新创企业需要资源，并为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等投入创造产生额外需求。这种额外需求会对已有企业的盈利能力构成威胁。为保持盈利能力，企业需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弥补更高的投入成本。由此，新创企业可以有力地促进所在区域的经济增长。
（摘自《解放日报》）
置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各国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的未来深陷不确定性的迷雾之中。只有在不确定中寻求确定，世界经济才能持续增长、全球治理才能有效运行。同样，在不确定性中创造确定性，也将是为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作出的重大贡献。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全球治理室主任任琳
带来就业乘数效应
制造业发展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基础。制造企业竞争力越强，组织资源能力越强，企业的服务产出效率越高。
同时，制造业发展有着显著的就业乘数效应。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所占份额仅为2.7%;2000年后急剧增加，到2016年占到1/4以上，同期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从4000多万人增加到8000多万人。
研究表明，制造业每创造10个工作岗位，就会产生4个新的工作岗位。当然，乘数效应的大小因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而异。
制造业是新创企业、服务业产生与成长的根基。生产力的提高来自于两种机制，一是现有企业的内部重组和业绩改善，二是优秀企业取代低效率的现有企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来自于市场竞争，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制造业，新创制造业企业将无从产生。服务业也是如此，服务业在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中占很大比重，但这是以发达的制造业为支撑才得以实现的。发达国家提出的知识经济，也以各国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为后盾。
微笑曲线越来越陡峭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不是在封闭环境下进行的，需要关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变化。过去10年，全球产业价值链出现了一些关键性变化：
全球价值链贸易密度在降低。贸易密度指的是出口占产出的比率。过去10年，产品的跨境流动在减少，从原来的28.1%降低到22.5%，贸易增长的速度在减缓。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本土消费量和消费水平在增加，消费了更多自己生产的产品。终端市场的转移为中国企业带来机遇，可以致力于开发更多面向国内市场的设计和品牌。
服务贸易的增加值在增长。过去10年，服务业贸易增长速度加快，知识产权、电信、IT等行业的增长更是产品行业的2倍至3倍。尽管传统贸易统计中服务业遭到严重忽视，但服务业贸易创造了产品贸易中的1/3增加值，且研发、工程、销售、市场、金融和人力资源等都可能形成产品走向市场，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中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
知识密集程度越来越高，传统的微笑曲线变得越来越陡峭，不同环节之间的附加值鸿沟在加大。研发、品牌、软件、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所占价值在增加，价值创造正在向两端转移：一个是转向上游活动，如研发和研发设计;一个是转向下游活动，如营销和售后服务。
根据世界投入产出表，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业从2005年的55%降至2017年的43%。一方面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工资上涨，另一方面是因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使用的趋势。由此，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变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而全球价值链上无形资产所占附加值从原来的5%左右增加到13%，这种转变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不能单纯依靠低工资战略
随着贸易全球化和生产分工专业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垂直分工体系，但发达国家仍然占据价值链高端。对“中国制造”而言，发展策略应针对性地做出相应调整，从更长远的角度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一是拓展本土和发展中国家市场资源，寻求国内外市场的再平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表明，新兴市场国家到2025年消费将占全球制造业产品的2/3，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汽车、建筑、机械、奢侈品等领域。中国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利用比较优势形成区域分工体系，实现在某些行业产业价值链的主导能力。同时，减少国内交易成本，发挥本土市场资源。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1995年，发达经济体仅向中国出口3%的产品;2017年，增长为12%。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生产的汽车，有近一半的销量发生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
二是通过服务化捕获更多增加值。不管软件设计、知识产权还是销售，制造业中的价值越来越多地来自于服务。由此，销售周期缩短，边际收益增加，与消费者更多的互动可以带来更好的设计理念。同时，商业模式从销售产品转向提供服务，或者从卖软件转为数据分析，通过深入洞见客户需求，提供基于服务的产品。
三是提高“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垂直整合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出了较完善的本地价值链和垂直整合的行业格局，本土企业不断进军新的细分市场。在新建先进工业产能的同时，中国也在稳步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淘汰老旧工厂。
原先，受益于低工资水平，追求高效率和低成本的公司将工厂向新兴经济体迁移。但在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化之时，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启制造业复兴之路。双重压力下，“中国制造”将不能单纯依靠低工资战略。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在这方面，国外早有先例。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70年代，德国作为欧洲主要的制造业强国，大量生产各类工业制成品。20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的制造业面临新的挑战。这一时期，亚洲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明显，日本、韩国的产品质量优良，德国制造业与之相比并不具有性能和价格方面的优势。
于是，德国根据自己在技术方面领先的优势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巩固研发能力，从而在耐用资本品的生产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如机械产品、大型医疗设备、电机和电气产品等。与此同时，放弃一些逐渐缺乏竞争优势的制造产业，如家用消费电子产品、纺织品等。可以看出，德国制造业的结构一直在发生变化，但始终不变的是打造竞争优势。
四是鼓励技术密集型新创企业成长。每个新创企业代表一个额外的竞争者进入市场，高水平的初创企业会直接威胁现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从产出市场来讲，市场竞争强度与经济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从投入要素来讲，新创企业需要资源，并为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等投入创造产生额外需求。这种额外需求会对已有企业的盈利能力构成威胁。为保持盈利能力，企业需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弥补更高的投入成本。由此，新创企业可以有力地促进所在区域的经济增长。
（摘自《解放日报》）
置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各国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的未来深陷不确定性的迷雾之中。只有在不确定中寻求确定，世界经济才能持续增长、全球治理才能有效运行。同样，在不确定性中创造确定性，也将是为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作出的重大贡献。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全球治理室主任任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