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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数据时代，信息只有流动起来才有价值，放在那里不用，没有意义。”神州数码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李继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政府掌握了60%的数据资源，虽然目前共享之路障碍重重，但仍一点点打破窠臼，激发出数据潜在的活力。
“无心插柳”
“宜昌的试点，已经实现了八亿多条智慧城市建设数据的累积。”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工程中心副主任杨柳忠告诉本刊记者。大数据共享之路上，部门之间壁垒森严，谈及这一还算成功的案例，杨柳忠心酸多过喜悦。
“神秘数据”的艰难现身，更多是“无心插柳”的偶然因素促成。
多年前，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在湖北省宜昌市开展有关智慧城市的数字工程试点工作。他们把城区划片分格，由网格员挨家挨户采集居民基本信息，掌握了调查区域内所有居民的姓名、身份证号、门牌号三项基本数据，但结果与设想的城市信息公共平台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这些数据都是国家的，原本以为很容易拿到，没想到竟有那么多困难。”杨柳忠说。
建设城市信息存储数据库，还需要公安、教育、民政、房产等多个部门的数据支持。让杨柳忠颇感意外的是，各个职能机关都有完备的数据信息，但就是不愿分享。
为了协调这些部门的利益，研究会一度找到市领导开通气会，效果仍不明显。
这时，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优势。杨柳忠发现，他们的网格巡视员每天在社区内巡查，可以把出租屋搬进搬出、家庭人员变动等信息第一时间采集到。
“我们不可能像查户口那样面面俱到，虽然只有名字、身份证号码、住址，但是这些信息是最新的。”杨柳忠说。
他们主动向当地公安部门请求数据交换，却仍被拒绝。公安部门告诉杨柳忠，辖区内的人口数据是最新最全的，不需要与其他机构置换。
到底谁的更新，更全？杨柳忠底气十足，他提出双方不妨比较一下。
果然，公安部门的数据虽然在全面性上有优势，但在新鲜度方面，随机提取的三条信息竟然有两条已经过时。
公安部门最终承认，由于警力有限，未能对辖区内人口进行实时动态分析，所以愿意同研究会进行数据交换。
用同样的方式，“研究会”在宜昌实现了与民政局、教育局、房产局等20多个部门的交换。由最初的三条数据，延伸出100多条居民信息，以此为原型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累计了八亿多条智慧城市建设数据。
非赢利模式很难复制
杨柳忠于湖北推动数据共享遭遇的困境，在中国测绘科学院GIS所所长李成名那里引起了共鸣。
“我们国家对数据资源情有独钟，甚至出现一种现象：国家数据资源部门化，部门资源单位化，单位资源个人化。”李成名介绍，建设大数据库这样的集中处理方式，前期需要高层领导协调，后期面临数据更新、维护，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可取。
在实践中，李成名团队开发了一款平台软件，通过技术手段，使各部门的数据在仍存放在各自服务器的前提下，与杨柳忠探索出的交换模式实现了交流、互动。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交换数据的模式很好地解决了部门间的利益矛盾，技术分割的手段则明确了数据的所有权与使用权。
但遗憾的是，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国测绘科学院摸索出的两套方法，还未能显现出普适性。
最大的障碍是信息安全
“实际上，百度地图所需要的数据，国家测绘部门都有，而且更先进、全面，但不对外开放。百度只得组织人力、物力再测绘出一套来。”李继刚说。
在他看来，政府部门的数据依托于国家财政采集而来，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开放给全社会。
李继刚说，在政府依托于公共资源获取的数据资源被设置人为障碍的同时，反而是百度地图、大众点评这些商业机构的服务是免费的。
数据搭上了市场竞争的便车。相较于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国测绘科学院这些非商业机构探索数据共享道路的艰难，消费者通过市场行为对信息流动的驱动力要强劲得多，并倒逼政府界定好与市场的关系。
从政府治理的立场出发，佛山市佛山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黄海也深深感受到市场喷薄欲出的力量。
他告诉《暸望东方周刊》，在中国建设智慧城市，最大的障碍是信息安全，“目前阶段智慧城市做顶层设计、做一揽子方案，时机还不成熟。我们的经验是，能吃一口肉，就先吃一口肉。”
立法和市场化
但问题是，数据共享的肥肉可以吃到多少？
根据信息开放问题引发的困惑，神州数码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李继刚预测了智慧城市建设的路径：从政府着手，提升效能，改善服务，打通部门资源，就可以提升一座城市的智慧水平。
“这是一条比较合乎逻辑的道路，但如果信息流通不起来，这条路看上去反而更远。”李继刚说。
另一条路是完全依靠市场开拓局面。这种方式看上去不太合理，因为政府资源闲置，商业机构却要独立再做一遍，但只要坚持足够的时间，就会显现出非常大的活力。
而乔润令并不认同李继刚所说的“政府掌握的数据应该完全免费向社会开放”。“政府的数据是花纳税人的钱搞出来的，免费开放给企业，让企业拿着它去赚钱，这有道理吗？”
对于乔润令的反问，李继刚则表示，“哪怕是支付一定费用，企业也都是愿意的，因为成本要比自己再搞一套低很多。”
二人交锋的焦点是市场化的边界问题，这一根本问题需要立法予以解决。
乔润令认为，对于关乎个人隐私、公共安全的信息数据，应该予以立法，明确哪些应该严格保护起来。而只涉及公共服务领域的数据应该完全开放，否则做不出智慧城市所必需的大数据。
而那些可以为企业带来效益，尤其是直接被商业机构用来营利的数据，可以通过支付一定费用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开放、流转，“将来企业赚到钱之后，那些完全公共性的数据，政府如果没有力量组织采集，也可以交给商业机构承担，就像高速公路收费那样，再对商业机构进行补偿，”乔润令说。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告诉本刊记者，很多人关注智慧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实际上这个特别难，“部门的数据分割，决策系统对数据的应用管理等都存在巨大问题，所以希望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更好地推动智慧城市建设。”
“无心插柳”
“宜昌的试点，已经实现了八亿多条智慧城市建设数据的累积。”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工程中心副主任杨柳忠告诉本刊记者。大数据共享之路上，部门之间壁垒森严，谈及这一还算成功的案例，杨柳忠心酸多过喜悦。
“神秘数据”的艰难现身，更多是“无心插柳”的偶然因素促成。
多年前，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在湖北省宜昌市开展有关智慧城市的数字工程试点工作。他们把城区划片分格，由网格员挨家挨户采集居民基本信息，掌握了调查区域内所有居民的姓名、身份证号、门牌号三项基本数据，但结果与设想的城市信息公共平台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这些数据都是国家的，原本以为很容易拿到，没想到竟有那么多困难。”杨柳忠说。
建设城市信息存储数据库，还需要公安、教育、民政、房产等多个部门的数据支持。让杨柳忠颇感意外的是，各个职能机关都有完备的数据信息，但就是不愿分享。
为了协调这些部门的利益，研究会一度找到市领导开通气会，效果仍不明显。
这时，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优势。杨柳忠发现，他们的网格巡视员每天在社区内巡查，可以把出租屋搬进搬出、家庭人员变动等信息第一时间采集到。
“我们不可能像查户口那样面面俱到，虽然只有名字、身份证号码、住址，但是这些信息是最新的。”杨柳忠说。
他们主动向当地公安部门请求数据交换，却仍被拒绝。公安部门告诉杨柳忠，辖区内的人口数据是最新最全的，不需要与其他机构置换。
到底谁的更新，更全？杨柳忠底气十足，他提出双方不妨比较一下。
果然，公安部门的数据虽然在全面性上有优势，但在新鲜度方面，随机提取的三条信息竟然有两条已经过时。
公安部门最终承认，由于警力有限，未能对辖区内人口进行实时动态分析，所以愿意同研究会进行数据交换。
用同样的方式，“研究会”在宜昌实现了与民政局、教育局、房产局等20多个部门的交换。由最初的三条数据，延伸出100多条居民信息，以此为原型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累计了八亿多条智慧城市建设数据。
非赢利模式很难复制
杨柳忠于湖北推动数据共享遭遇的困境，在中国测绘科学院GIS所所长李成名那里引起了共鸣。
“我们国家对数据资源情有独钟，甚至出现一种现象：国家数据资源部门化，部门资源单位化，单位资源个人化。”李成名介绍，建设大数据库这样的集中处理方式，前期需要高层领导协调，后期面临数据更新、维护，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可取。
在实践中，李成名团队开发了一款平台软件，通过技术手段，使各部门的数据在仍存放在各自服务器的前提下，与杨柳忠探索出的交换模式实现了交流、互动。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交换数据的模式很好地解决了部门间的利益矛盾，技术分割的手段则明确了数据的所有权与使用权。
但遗憾的是，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国测绘科学院摸索出的两套方法，还未能显现出普适性。
最大的障碍是信息安全
“实际上，百度地图所需要的数据，国家测绘部门都有，而且更先进、全面，但不对外开放。百度只得组织人力、物力再测绘出一套来。”李继刚说。
在他看来，政府部门的数据依托于国家财政采集而来，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开放给全社会。
李继刚说，在政府依托于公共资源获取的数据资源被设置人为障碍的同时，反而是百度地图、大众点评这些商业机构的服务是免费的。
数据搭上了市场竞争的便车。相较于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国测绘科学院这些非商业机构探索数据共享道路的艰难，消费者通过市场行为对信息流动的驱动力要强劲得多，并倒逼政府界定好与市场的关系。
从政府治理的立场出发，佛山市佛山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黄海也深深感受到市场喷薄欲出的力量。
他告诉《暸望东方周刊》，在中国建设智慧城市，最大的障碍是信息安全，“目前阶段智慧城市做顶层设计、做一揽子方案，时机还不成熟。我们的经验是，能吃一口肉，就先吃一口肉。”
立法和市场化
但问题是，数据共享的肥肉可以吃到多少？
根据信息开放问题引发的困惑，神州数码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李继刚预测了智慧城市建设的路径：从政府着手，提升效能，改善服务，打通部门资源，就可以提升一座城市的智慧水平。
“这是一条比较合乎逻辑的道路，但如果信息流通不起来，这条路看上去反而更远。”李继刚说。
另一条路是完全依靠市场开拓局面。这种方式看上去不太合理，因为政府资源闲置，商业机构却要独立再做一遍，但只要坚持足够的时间，就会显现出非常大的活力。
而乔润令并不认同李继刚所说的“政府掌握的数据应该完全免费向社会开放”。“政府的数据是花纳税人的钱搞出来的，免费开放给企业，让企业拿着它去赚钱，这有道理吗？”
对于乔润令的反问，李继刚则表示，“哪怕是支付一定费用，企业也都是愿意的，因为成本要比自己再搞一套低很多。”
二人交锋的焦点是市场化的边界问题，这一根本问题需要立法予以解决。
乔润令认为，对于关乎个人隐私、公共安全的信息数据，应该予以立法，明确哪些应该严格保护起来。而只涉及公共服务领域的数据应该完全开放，否则做不出智慧城市所必需的大数据。
而那些可以为企业带来效益，尤其是直接被商业机构用来营利的数据，可以通过支付一定费用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开放、流转，“将来企业赚到钱之后，那些完全公共性的数据，政府如果没有力量组织采集，也可以交给商业机构承担，就像高速公路收费那样，再对商业机构进行补偿，”乔润令说。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告诉本刊记者，很多人关注智慧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实际上这个特别难，“部门的数据分割，决策系统对数据的应用管理等都存在巨大问题，所以希望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更好地推动智慧城市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