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犹太人的三个社区

　　犹太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早在20世纪中期中以两个现代国家建立之前就已经存在数百年了。进入近代以来，在上海出现了塞法迪-巴格达犹太难民社区、俄国难民社区和欧洲难民社区这三个犹太人社区。
　　第一批抵达上海的犹太人是英帝国统治区域的犹太人，他们最初来自巴格达，鸦片战争后追随着包括鸦片商人在内的英国商人的脚步来到上海，主要目的是经商，其中包括著名的沙逊家族、嘉道理家族、哈同家族和以斯拉家族。巴格达社区虽然最小，但影响力最大。
　　俄国犹太人社区是20世纪初在俄国革命动乱之后的移民浪潮中建立起来的。他们大多住在虹口附近，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则居住在法租界。二战结束后由于国共内战导致局势紧张，他们逐渐离开上海，大多移民美国、澳大利亚、南非和以色列。
　　欧洲犹太难民于20世纪30年代末为躲避纳粹及其支持者的反犹浪潮抵达上海。他们大多一文不名，在虹口定居，形成了犹太人中最大的群体，人数最多时约有两万人。对他们来说，上海只是一个临时中转站、避雨所。有人称其为战俘营或候车室，甚至称其为捕鼠夹。他们的梦中目的地是美国。
　　不过，这一临时栖身地对他们来说却是一个奇迹般的存在。在那个艰难岁月中，尽管抵达上海绝非易事，但上海却是惟一一个无需签证就允许他们入境的城市。此时的中国当局正在重压当头，因为自1937年夏天以来，中国北方以及上海正在被日本占领。不过中国人堪称开明的东道主，更重要的是，上海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际化城市，因此在包括移民在内的许多问题上非常开放，没有设置严格的规定。
　　1939年8月起，日本占领当局对犹太人移民上海做出限制，但没有完全阻止。这是由于日本受到其轴心国盟友的压力，也受到该市犹太人社区的压力，他们担心该市出现紧张的经济局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英美等强大而“开明”的国家对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但上海却为他们提供了避难所。
　　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上海犹太人的状况相对稳定。但此后尽管上海及其周边一些老社区，以及一些境外犹太人团体纷纷向他们提供帮助，犹太社区还是逐渐走了下坡路。这是因为英日已处于交战状态，作为大英帝国臣民的巴格达社区领导人受到了干预，被迫停止向新社区和需要援助的人提供帮助。此外，由于当时上海与美国断绝了联系，海外捐款也随之终止。
　　1943年2月，上海的日本占领当局开始限制犹太人的行动自由。5月，占领当局划定了一块“上海隔离区”，欧洲犹太难民被迫迁居到这里。但这里的苦难境地并未造成居住人员因饥饿和疾病而大规模死亡的现象，也没有建立围墙，犹太人也能外出工作。
　　二战结束后，犹太人逐渐离开上海，移民海外，主要是前往美国、以色列和香港地区。到1949年，只有少数犹太人留在上海，而到50年代初，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离开了中国。

哈尔滨等地犹太社区的存亡

　　来自俄国和东欧的犹太人来到中国边境和哈尔滨。1903年，犹太人在哈尔滨修建了一座犹太教堂。一年后俄国发生的屠杀犹太人事件以及日俄战争（1904?1905年）的爆发又促使大量的犹太人来到哈尔滨。沙皇军队中的一些犹太人士兵离队留在了哈尔滨，战后也没有返回俄国，而是在这里定居下来。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三波犹太人来到哈尔滨。当地居民和当局给予了他们同样的自由和公平待遇。1920年，在哈尔滨的犹太人有13000人，几年后增长到了25000人。第四波犹太移民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和一战之后来到来的。此后其中一些人移居到大连、沈阳、天津、上海等城市。
　　哈尔滨的犹太人社区在1914?1931年期间达到顶峰。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入侵中国东北，哈尔滨犹太人社区的局势开始恶化。许多犹太人南迁到中国其他未被日军占领的城市，也有些人移民到海外。
　　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苏联红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东北经历了日本入侵、苏联占领、中国内战，这最终导致了犹太人在哈尔滨的生活的终结，他们移居到了其他国家。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许多犹太人前往以色列。
　　19世纪下半叶后，正如到上海一样，巴格达犹太商人也来到了香港。今天，约有5000名犹太人（包括以色列人）生活在香港，大多数是商人和企业家。此外，犹太人也居住在中国其他地方。

战时安置计划及其失败

　　中国国家档案馆近期公布的文件显示，1939年，中国曾制订国家计划，接纳大批受迫害的欧洲犹太人，并将他们安置在靠近缅甸的边境省份云南。提出这一计划时，中国政府正在日军攻势下从临时首都汉口继续向西撤退。不知何故，这一计划未能得以实施，但它反映了中国当局对犹太人的同情，也反映了中国当局愿意在犹太人需要的时候，以更广泛、务实的方式向他们提供援助。
　　内撤到重庆的中国政府决定采纳孙中山之子、时任立法院长孙科的建议，在云南安置犹太难民。一份文件详细解释了这一建议的理由。其中明确指出，在长达2600年的过程中，犹太人受到迫害并被赶出家园。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兴起，特别是在纳粹德国，导致了更加残酷和持久的迫害犹太人行动。这份文件指出，美英政府没有给犹太人足够的帮助。而与之相反，中国上海则向犹太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庇护。但现在，随着难民的大量涌入，难民数量超过上海的承受力，因此有必要減少寻求庇护人员的数量，并将他们分散到中国各地。
　　毫无疑问，根据这一大胆计划，中国将接收大量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同时还将重新安置已经在上海和其他地区定居的犹太人。除了人道主义考虑，关于这一倡议，中国官员还给出了四个理由。一是根据中国的民族政策精神对少数族群提供帮助。二是希望能够通过帮助犹太人唤起英国公众对中国的同情，因为众所周知许多在东亚工作的英国金融家和银行家都是犹太人。三是希望通过帮助犹太人激起美国公众对中国所遭受苦难的同情。最后一个理由是，接收吸纳那些具有经济头脑和才能的犹太人将有助于中国的发展。他们决定在西南边境地区划定一片区域，任命一个官方委员会来推行管理这一计划，积极游说海内外的犹太领导人支持这一倡议，并招募犹太专业人士在中国推进某些领域的工作。1939年4月底，根据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指示，来自内政部、外交部、国防部、财政部及交通部的代表举行了一轮会谈。各部将意见呈送给内阁，内阁原则上批准了这一倡议。
　　凡申请入境的犹太人，都要声明尊重中国的法律，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或思想活动，不反对国父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要建设一个国家，需要各种各样的专家人才，如科学家、工程师、医生、技术人员等，那些具有所需技能的人才将会受到优待。
　　内政部建议将中缅边境人口稀少、土地肥沃的腾越镇（亦称腾冲）作为犹太人的定居地。当时的考虑是，在上海的犹太难民也可以乘船途经缅甸或泰国前往云南，其他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可途经苏伊士运河、印度洋、孟加拉湾抵达缅甸，然后进入云南。对欧洲犹太难民来说，与前往遥远的上海相比，前往腾冲更加方便、容易。有人建议政府应保证为新来的犹太难民修建合适的住所并为他们提供帮助。
　　一些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犹太人普遍存在偏见。外交部担心犹太人最终会要求自治或自决。由于毗邻国际贸易区，此类诉求可能会得到其他国家诸如英国和法国的支持。此外，由于通常把犹太人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据说，中国的敌人可能会宣称中国本身有共产主义倾向。
　　中国国家档案馆的这些文件表明，德国驻华大使馆一秘曾向中国当局表达德国政府对这一倡议的关切，并要求中国认真考虑犹太人对德国的所谓敌意。
　　这些文件并没说明为什么这个计划最终被取消了。不过确实应该对此加以解释澄清。显然，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蒋介石担心该计划可能会损害中国与德国的关系。
　　因此，又一个能拯救犹太人于可怕命运的大好机会就白白浪费了。
　　（作者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前教务长、东亚事务研究所教授。感谢以色列“中以学术交流促进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