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9日至31日，北京大学“北阁对话”第六届年会在未名湖畔召开。
　　自2014年起，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每年举行一次“北阁对话”。这是北京大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指示的举措之一。研究院致力于将“北阁对话”打造成一个高端平台，促进国内外国际战略界同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深入探讨和研判世界局势，助力中国国际角色的扮演，推动世界政治中的合作共赢与包容发展。

聚焦“分化现象”

　　过去一年多来，随着中美经贸摩擦的深化、大国战略竞争的重燃和亚太、中东欧、中东地区地缘政治较量的升级，一个新的巨大问题摆在各国战略界面前，那就是：我们在冷战后的国际时空里习以为常的全球融合和和平发展趋势是否即将迎来“终局”，世界体系在已然铺开的“大改组”进程中是否将发生“大分化”，我们还能继续在全球合作的“大海”里畅游吗？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月在联大演讲中表达了忧虑：“一个新的风险正出现在地平线上，尽管还不算太大，但却是真实的。我担心大分裂的可能：世界分裂成两个，地球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制造出两个相互独立、彼此竞争的世界，每一个都有其各自主导性的货币、贸易和金融规则、单独的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技术，还有它们自己的零和地缘政治与军事战略。”
　　同样带着浓重的忧思，今年的北阁论坛锁定“分化”这个关键词，将主题定为“全球化世界上的分化现象”，邀来数十位思想界中外精英，重点探讨世界日益分化的原因、表现及各国如何应对。如往届一样，今年的会议安排了一天半的闭门研讨和半天的公开论坛，会外还有一系列讲座和小型交流活动。
　　在闭门会议中，与会者集中讨论了世界是否正趋向动荡和碎片化、亚洲的定位与未来、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分化势力、未来中美是否可能在经济和技术层面实现“脱钩”，以及变化中的全球秩序等重大战略和热点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路和建议。
　　12名与会外国嘉宾中的6位与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王逸舟一道参加了10月31日下午的公开论坛，从不同角度向现场400多名学者、教师、媒体人和青年学生介绍了他们对全球分化问题的看法，本刊记者旁听了这场活动。

“最担心什么？”

　　公开论坛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主持。他把一个简单问题抛向嘉宾，以此作为开场：“在林林总总的国际现象里，你们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蒂埃里·德蒙布里亚尔率先作答，表示他“担心一切”。他说，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中美之间爆发了贸易战、科技战，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而这折射出当今世界面临的几个大问题：一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不走寻常路，放弃国际责任，打破国际规则，对全球体系运作显现出傲慢与无知，其所制造的麻烦需要被“修补”、被“再平衡”。二是全球主要力量各行其是，日益倾向于以竞争博弈和“走边缘”的方式处理对外关系中的疑难问题，我们还能不能坚守二战后形成的和平解决争端和分歧的原则？三是谎言、谣言和各种极端言论借助社交媒体“病毒式传播”，导致各国都面临社会分化、意见对立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个乱局，如果中国和美国闹僵了，双方关系无法缓和，世界将彻底陷入“领导力危机”，未来前景堪忧——“二三十年前我们见证了苏联集团的瓦解，后来见证了美国这个‘最后帝国’绝对权威的昙花一现，现在难道又要见证全球体系的崩溃？”
　　埃及前外长纳比尔·法赫米最担心中国与美国率领的西方阵营之间的竞争走向失控。他说，尽管双方都表现出愿控制彼此分歧、避免全面敌对、寻求协调合作的姿态，但令人遗憾的是，两国竞争的内容越来越实质，这种趋势短期内恐怕难以扭转。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总体还是在有效运转，除了多边主义外，它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大国领导。既有和未来的世界领袖有责任维护全球体系基本稳定，而不是彼此争斗不休、各搞一套，让其它国家被迫做选择。“不要以为是全球性力量了，就不需要倾听其他国家意见”，法赫米略带情绪地说。
　　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希夫尚卡尔·梅农说，全球体系的分化在某种程度上已是既成事实，只是还没到极端程度罢了。我们已能看到这个世界出现了多极的经济——中国已经是大家都明确承认的超强经济体;军事竞争力的分化——美国的军事实力仍然领先，但在局部意义上不再拥有绝对的优势，其对手可以采取控制航道、网络渗透、超高音速導弹打击等手段取得非对称性的胜果;网络空间的分化——世界事实上已经存在两个互联网，将来5G、6G技术及配套设备也会采取不同的形制和标准;安全观念的分化——世界目前至少存在三种观念，即美国的观念、中国和俄罗斯的观念、其他力量的观念（欧盟在此范畴），除了都还强调最基本的和平与克制外，彼此并不兼容;自由贸易的分化——世贸组织实际失效后，全球贸易圈层正在重组，出现新的区域和双边自贸协定群落，有些是相互竞争排斥。这些分化趋势如得不到有效遏止，世界将最终分裂出两大秩序体系，各国经济将很难继续显速发展。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国家情报委员会原主席约瑟夫·奈说，美国与中国的对立的确令人忧虑，但也没那么可怕。毕竟，中国方面一再表明无意对美国构成实质性威胁，不愿跳入“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处理对华关系尚有“底线意识”，彭斯副总统10月24日在威尔逊中心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讲较一年前他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演讲调门温和了许多，明确表示特朗普政府不寻求与中国“脱钩”、不寻求与中国对抗、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发展。有人判断现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已进入“新冷战”状态，这种认知是错误的。仅从每年仍有数百万人往来于太平洋两岸、中国有30几万留学生在美国学习这个角度看，就不能用“冷战”来定义双边关系现状。约瑟夫·奈说，他这样讲不是为特朗普总统开脱，而是希望国际社会能冷静看待变化的趋势。 　　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说，华盛顿一些人在推动美国纠集（GANG UP）伙伴国家围堵中国，迫使中国做出反应。对中国人赴美实施更严格的签证政策、限制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只是其中的具体表现。杨荣文最担心中美之间的相互误解、误判和误对继续蔓延至两国关系的每一个角落，各种具体行为叠加起来导致中美关系不断恶化，这将是地区中小国家不能承受之重，中国的态度和反应对未来至关重要。
　　杨荣文的观点反映了新加坡这个国家的整体焦虑。就在今年8月的国庆例行演讲中，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直言面对中美竞争导致的全球分化趋势，新加坡不知道该怎么办，不想选边站。李显龙以智能手机为例，担忧未来苹果和华为产品将不兼容，每个人出国都必须带两部甚至更多的手机。
　　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执行主席、所长沃尔克·佩尔特斯列举了“三大关切”：一是欧洲身陷地缘政治、难民等危机和内部分歧不能自拔;二是大国权力斗争特别是中美战略竞争与冲突将世界撕裂为两个体系或者“一个体系两种模式”，而包括欧洲在内的的其他国家经济上严重倚重中国市场、安全和技术上又离不开美国，将不得不面临非常棘手的选择困境;三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还能不能续存？美国与中国在西太平洋战略对峙，提出了“国际海洋法是谁的海洋法”这个问题，国际海洋法还要不要遵守？将来怎么遵守？美国调整核战略并退出《中导条约》，导致国际战略安全形势更趋严峻，人类将来是不是要生活在一个不再有军控体系的世界里？此外，金融风险、非法移民、气候变化等问题也都是欧洲的关切。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以半玩笑式的逆向思维回应提问，引得全场大笑。他说：“在琳琅满目的国际现象里，我最不担心的是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感谢特朗普总统及华盛顿国会山上的人，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目前几乎不存在任何问题。”接着，科尔图诺夫话锋一转，声称非要俄罗斯从各种关切挑一个出来打上“最”的标签，恐怕是困难的。俄罗斯的关切可谓是多元化的，从中东地缘政治危机、全球多边机制失效到国际金融危机可能重现、美国毁弃中导承诺可能导致新军备竞赛等，“都是我们的关切”。有意思的是，在全场嘉宾里，科尔图诺夫是唯一没有把“大国战略竞争”列入关切清单的。

有没有清晰的解决方案？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王逸舟不认为“脱钩”是一种纯粹的中美双边现象。他说，在特朗普政府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和不断退出国际责任的刺激下，局部性、领域性的“脱钩”现象也在欧洲、日本、韩国、中国之间发生。不过王逸舟也认为，这种“脱钩”现象有一定的周期性，或者说“钟摆”规律。在全球化低迷时期，一些主权国家自我保护意识抬头，在具体问题上做出“以邻为壑”的本能选择，当这些举动阻滞改革和限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面开始凸显时，“脱钩”和相互、自我限制的危害表现得更为清楚时，又会触发国家政策的反向调整。所以王逸舟对“脱钩”及其背后更大的分化问题并没有那么悲观，他认为不好的趋势“终会成为过去”。

　　那么，国际社会究竟该如何应对分化呢？面对主持人的追问，嘉宾们给出了既一致又不同的回答。王逸舟说，无论在个人还是国家层面都需要相信“兼听则明”，坚持知识更新、坚持对话交流、坚持开放包容，“当有人推动一些领域‘脱钩’，我们更要努力推动一些领域更紧密地挂钩，在相互依存中消解对彼此的恐惧。”科尔图诺夫主张用战略的办法解决战略的问题，佩尔特斯则强调，即便竞争不可避免，对手国家也需要知道如何以文明的方式竞争。杨荣文说，中国已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国、强国，中国人应该更加自信，而不是继续被强烈的不安全感所包裹;中国对美国和外部世界的了解要多于美国和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有必要更多倾听中小国家的声音，同时向世界更好地解释自己。德蒙布里亚尔寄希望于“大国责任”，并说这种责任体现于如何在一个既更加相互关联又更加相互冲突的世界里更好地理解对方和自己行为的后果。
　　约瑟夫·奈说，美国和中国应该像真正的大国一样行事。当年美中之所以能够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在其后迅速扩大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接触中采取并坚持了“求同存异”（agree to disagree）原则，这是一种高度务实的大智慧，历史经验不应被放弃。尽管美中摩擦激烈，但两国关系不可能永远坏下去，双方仍有很多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就是其一，让有关合作重回两国关系中心部对双方和世界都有利。
　　梅农的一席话令人印象深刻。他說，对印度这样的国家来说，应对“分化”的办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参与“基于议题的意愿联盟”（issue-based coalition of willing），在不同问题上寻找不同的解决方案和合作伙伴，在符合自身利益的问题上向合作主导方提供配合，在不符合自身利益的问题上与合作主导方保持距离。
　　在本刊记者看来，在如何避免或至少减弱分化给世界造成的不利影响这个问题上，公开论坛没有给出具体路径，嘉宾们提供的思路与其说是方案，不如说是愿景。但对国际社会来说，应对分化已是相当紧迫的事，而分化有可能是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其作用力必然扩散到国际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步深入地影响到每个人的福祉。论坛临近终场，王缉思教授说，也许是因为在公开场合，面对的又多是年轻人，嘉宾们在讨论时“口下留情”，表现得比内部讨论时乐观，未来究竟如何应对，需要持续思考和发力，这个任务将不止由一代人来完成。
　　论坛散场后，本刊记者向王缉思教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脱钩’是中美两国的最坏选择，那么您认为这个世界上谁最乐见其成，谁最不愿看到‘脱钩’？”王缉思回答说：“最愿看到中美‘脱钩’的是两国对抗的可能获益者，比如美国的军火商和宗教右翼。最不愿看到中美‘脱钩’的，是从中美合作中获益的双方企业和跨国公司，还有两国的科技、教育、文化、旅游等行业，当然我相信，也包括渴望了解对方文明的两国绝大多数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