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之初，制一闲章“塞翁失马”。缘由是想起1976年秋我从河北大学（校址保定）毕业，时有政策，张家口、承德属贫困地区，学生必须回来，结果一竿子把我又分回上学前插队的承德。那时调动工作胜过蜀道难，想归故里（天津）不可能，慢慢熬成一“塞翁”，倒很现实。
　　当时形容承德市区的顺口溜是“一条马路一座楼，一个警察一个猴（离宫动物园）”，虽夸张，也基本属实。可就这样，我都无缘落足。又一张派遣单，让我沿河坝再行十里，至“五七干校”报到。环视四下：残庙身后立，菜地侵断垣。人住防震棚，粪肥气绵绵。上班第一天列队，还傻等欢迎词，却等来一把镰刀。再钻进棒子地，时空错乱———莫不是仍在插队，一觉醒来又下地？待明白過来，心想咋不再往后多分出二丈，进庙当和尚得了！
　　归来匆忙，和同学联系方知，人家或留校或分省会，最不济也回家乡与亲人团聚，只可怜我孤身一人置身塞北，户口仍落在公社（干校所在地）。不过，我知足，毕竟从挣工分的社员变成挣工资的干部。事已至此，就随遇而安。尔后数年间，远离繁华研读经典，想不“苦其心志”都不行；春种秋收，想不“劳其筋骨”也不行；一月29斤定量不够吃，想不“饿其体肤”更不行。说来惭愧，我打报告申请不当教员，要学习张思德去伙房工作。同志见了，说你馋馒头馋糊涂了，人家张思德是烧炭，不是烧火做饭……
　　说来那次“失马”人入窘境，实非本意，可日后确又是助我文学创作接“地气”的一次“福遇”。几年下来，我身处底层，亲历艰辛，心中浮气尽扫；身为平民，融入大众，思维考量，脚踏实地。
　　上世纪80年代，承德地区八个县有二百多乡镇，方圆三万多平方公里。我当地区文化局长时有一项工作，普及乡镇文化站。为此，我把这些乡镇跑个遍，肚里装满了乡间鲜活的人和事。只是那时下乡太艰苦，山路陡峭颠簸，破吉普车常灭火。钻进一条沟，挨个乡镇看，看到哪住哪，睡伙房，住村部。有一年抗旱，在大车店住了半个月，天天和乡镇干部一起忙。抗到小苗出土，回来想，不妨写写这段生活，就有了中篇小说《乡镇干部》，随后又有《穷县》《穷乡》《穷人》等乡村系列小说。应该说到此时，我才比较明确地意识到，先前的“失马”，真真“焉知非福”。不过，话说回来，即便“焉知非福”，我也不提倡让人“塞翁失马”。“失马”的滋味很难受，和谐的社会应该让人们少些“失马”，多些得福。
　　塞翁失马引来胡人骏马，看似好事。可他儿子因喜欢胡马，天天骑，大意摔伤了腿，又变成坏事。而一年后胡人入侵，他儿子因跛腿免服兵役，又得以“父子相保”。但我看这个结尾有点差劲，不如写成他儿子去了疆场，死而复生，立功归来，还是辩证法。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很多天津知青都在承德市安家落户，且工作出色，成为单位骨干，日子过得不错，前途看好。后来因为有政策，孩子户口办回天津，时间长了住在别人家终究不方便，有的就辞了挺好的工作，费大劲调回去。从回津之初工作、住房等不很理想看，是“失马”，但家人团聚，则是得福。但也有别样的：一朋友在这边当经理，他说他先花五千块（当时是大钱）把儿子办回住大爷家，儿子太淘，学习也没人管，没法，又花一万块给办回来。你说他这里边的辩证法在哪？哪是“失马”，哪是“非福”？那天他自己说：我这就是吃饱了撑的，瞎折腾。
　　旁人说：你不折腾，也不知道是撑的。
　　我因老伴家是热河老城坐地户，她不愿离开，也不给女儿往天津办，我才没折腾，没撑着。老伴现在很得意：因为我，你没离开承德，成了作家，回天津你未见得能写到这份儿上。我想想，有一定道理，倘若回了天津，起码我写不出那些乡土作品；写城市，我肯定又写不过人家一直生活在天津的。可就是那么着，我也愿！不当作家，是“失马”，重归故里，还是我心中最重的福气。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现在我两鬓染霜，已经是一个“塞翁”了。不愿照镜子，老个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