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了大学之后才见到小提琴的。艺术系的“艺术家”们在楼房之间的草地里练琴，“葫芦瓢”里的声音好像躲得很深，被一下一下拉出来后，就非常灿烂。我刚从乡下来，没听过这么新鲜的声音。阳光和空气如从中过滤了一般，让早晨更加清新了。“艺术家”们偏着头，下巴和肩膀夹住琴托，势头有点左倾，手往上一托，就稳住了境界。好比神仙吹了口气，绕一绕，就成青山白云。真是美极了！特别是如虎皮样的琴背，道道斑纹简直是从音符里跳荡出来一样迷人。从那时起，我就喜欢上了小提琴。
　　虽然我们那里是乡下，但喜欢艺术的人还真够密集。我家对门的理发师大B会拉胡琴，他和瓦垄的两位主胡一起坐台上，胡琴在翘起的二郎腿上被拉得昏天黑地，台下是黑压压的人群。《红灯记》《沙家浜》的旋律在汽灯的照耀下闪闪发亮，胡琴的钢丝弦也在闪闪发亮。隔壁是师范生老W，他花不少钱买了把发红的弯头胡琴，拉《病中吟》，后来整夜整夜地拉《江河水》，为考上海音乐学院加紧练习。夜晚琴声突出，隔条马路也没减轻多少，也许是吵了大B睡觉，大B没好气地说：要是老W能考取上音，我到马路上倒着爬！
　　有一天，大B放下老旧的胡琴，我就胡乱地操起来。没几天我能拉革命歌曲，后来拉厌了也拉《病中吟》。不远的中学里有个宋宗谦，胡琴到了他手里，立马精神起来，一出声就不一样，总有一大圈人围着看。《二泉映月》拉到兴头上，他会歪起嘴巴耸动着面部肌肉，头对着我们一点一点的。乡下的胡琴算是给我打了点底子，见到艺术系的“艺术家”们，我就不能自已了。系里一把屁股有点裂的小提琴到了我手里，我喜不自禁。有人说我是将胡琴放到肩膀上拉，管他呢，我喜欢！后来艺术系的人给我介绍了拉小提琴的蒋克水。为了拜师我从家里带了瓶香油给他。那时，香油可是紧俏的东西！蒋克水高兴，他示范，指导我拉卡塞和帕格尼尼。我晓得了正规训练是硬道理。后来，开门办学到了池州，我带着小提琴住在池州师范，老乡给我介绍了池州地区文工团的指挥周更生，他是姜坝人，也是老乡。他戴着黑框眼镜，腋下夹了个谱架送到池师，看我拉了会儿小提琴，没作声，继续抽他的烟。一堆堆的青烟在他头上，缓缓地往高飘。
　　我们每天去农机厂，在成堆的钢铁里转来转去。有一天，同学王会华用摇把摇机器，手没及时撒开，飞转的摇把将她像一团泥巴砸在地上……这个印象真深。抽空，我还是去拉拉卡塞吧！
　　有一天广播里出现前所未有的沉重口气。听后，大家呆了，是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排队低头站在宽大的池州体育场，九月的太阳热辣辣的，知了还在树上叫。我们参加浩大的悼念仪式。一个女同学昏倒在地。在杂乱的钢铁堆，在弯曲的街巷，在巨大的恍惚里，哀乐不断地挖掘泪水，推动着悲情。哀乐多了，我就记住了旋律，能用口哨将它吹出来。好几天没拉琴了，手有些痒，但有一个礼拜不许文娱活动的规定。到了第四天，我偷偷跑到池师长满杂草的操场，拉起哀乐。我简直成了一个广播，在夜晚里清晰又孤独。我在演练一首叫哀乐的名曲，似乎也在演练一个悲痛。不一会儿，来了两个人，他们有点惊异地用电筒照了照我，像是照见巨大的悲哀里出现的一个漏洞。我从漆黑的操场给带进明亮的办公室，成了一个被强行打断的半吊子———半途而废在陌生的讯问里。
　　毛主席逝世了，你怎么还拉小提琴？我在拉哀乐，在悼念他老人家。其中一个人白了我一眼。是的，他们印象中的哀乐不是这样子。又来了两个人，我差不多陷入重围，但没有乱套，我之前早就给自己定了原则：今夜除了哀乐，别的都不拉。怪谁呢，我的爱好和大地里的悲哀一样强烈而持久。他们应该是老师，我用镇静抵抗带着热度的疑问。局面还算过得去，小提琴在桌上发出暗红的光芒，屁股上的裂缝早被我熬的胶水给补起。我说，哀乐不是娱乐，我也没有一点娱乐的意思。他们交换了下脸色，看得出来，是在回忆：无边的黑暗里，的确没有一点欢乐的迹象，小提琴就像圆圆的操场，不固守一个方向，也不全是欢乐的证据。他们再次打量我，我很简单，简单得有些单薄，面部除了一副眼镜再也没有多余的东西。作为老师，应该一眼就能看透一个心里只有喜欢、还没有生出仇恨的人。一行簡单的练习曲，藏不了什么隐晦甚至蠢蠢欲动的恶意。
　　长久的灯火里，这点事情，生不出新东西了。老师们当然不认为自己在反对自发的悼念，也许那时，东方的大悲哀和西方的小提琴搞到一起，难免纠缠不清。我懵懵懂懂，后来才意识到其实我的这个行为不比飞旋的摇把安全多少。
　　办公室的灯火越来越亮，窗外的虫鸣长一声短一声，一些表情从生硬到疲软，争辩也从激烈归于平缓。“算了算了，夜够深了，明天还有明天的事，不要都在这里没事找事，睡觉去吧！”
　　几年之后，我以一个老师的身份前来池州师范师，参加高中数理化暑期培训班。搞会务的人盯住我：“你是那个拉小提琴的人！”而他就曾是那个夜晚的忠实捍卫者。其他人不明白这亲热中的缘由，我们也不说明，只是笑。是的是的，我们早就是熟人了。
　　选自《朝花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