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眉是1968年下乡的高中毕业生，她皮肤白细，剪短发，说话轻声细气，言行举止中透露着高雅的教养和书卷气。
　　邹眉的父亲是重庆钢铁公司的总轧钢工程师，一位留学德国的冶金专家，在中国冶金行业颇有名气，前后被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接见过五次，本来是一个前程似锦的高级知识分子，不知为什么去说江青的坏话，被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于是邹眉和她的三个哥哥便先后下乡当了知青。
　　上山下乡的知青中没有几个是自己选择的这条路，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抱怨命运。在我认识的知青中，不抱怨命运的只有邹眉一人。她总是给人一种博大和安宁的印象。
　　打倒“四人帮”以后，邹眉的父亲从牢里放了出来。冶金专家出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77年春季招生时为女儿搞到一个重庆大学的招生指标。那一年的老知青中，通过招生招工回城的不少，其中有一名男知青叫陈泽诚。陈泽诚和邹眉是一个知青点的，下乡前他们分属不同的红卫兵组织，有很深的派系芥蒂。下乡八年当中，他们出入一个大门，在一个灶房里做饭，却从没说过话。陈泽诚的父亲是特殊钢厂的一名老技工，他给儿子弄到的是本厂技校的招生指标。本来政审、体检过后就准备回城了，谁知后来出了问题。按照招生规定，技校生年龄不得超过25岁，而陈泽诚刚好超过了。
　　陈泽诚是条铁打的汉子，当年武斗时他冲锋陷阵，枪林弹雨中都没眨过眼睛，但知道因为超过了年龄不能回城时，他当场就哭了。在农村熬了八年，眼看有了一个回城的希望，却又破灭了，这个打击对谁都是致命的。
　　邹眉知道了这件事，是她的一个战友告诉她的，那人说，活该他陈泽诚倒霉！邹眉听了这话，什么也没说，第二天跑了几十里路到公社，找到公社知青办主任，说她愿意用她那个重庆大学的招生指标换陈泽诚的技校招生指标，她年龄不满25岁，而大学则不限定25岁，这样两个人都可以回城。但她不愿意和陈泽诚说话，所以请主任做个中间人，帮助两个人互换招生表格。所有人都震惊了，不要说两个人因为观点不同整整八年没说过话，就算是再好的朋友，那年头谁又肯用一个大学指标去換一个技校指标呢？当然，最震惊的还是陈泽诚本人。那份重庆大学的招生表，不仅改变了陈泽诚的命运，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观。
　　事后，邹眉非常平静地对我说：“一张表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种事谁都会做的。”邹眉回城后到技校读书，我们常有来往。第二年高考制度改革，邹眉报了名，她报的是一所重点大学，在四川省也就招两三名学生。我们都知道，像邹眉这样底子厚实的人，考上大学几乎用不着费多大力气。高考一共两天，第二天，我正在家里看书，邹眉来了。我很吃惊，问她怎么没有去参加考试。她说她耽搁了，早上去考场的路上遇上一场车祸，一位老太太被车撞了，躺在路上没人管，她看不下去，就把老太太送去了医院，从医院出来，再赶到考场已经来不及了。
　　一年多以后，我离开了重庆，从此与邹眉断了联系，只知道那个时候她已经放弃了考大学的念头，因为有规定，中专和技校生毕业后工作不满三年不得考大学，她打算直接考研究生。我离开重庆后，经常想起她，想她给我的那许许多多的教益，想她怎样从容平静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在我的想象中，如今她恐怕早已在国外读完了博士后。但不管如今她在哪里，在做什么，这个世界在她眼中，永远都是美好平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