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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打一个吊瓶？
有一个夜班，我在产房工作，接到电话，让我回病房，说有家属缠住主班护士不让她下班。
我赶回病房，看见护士服务台前，一对母子——今天手术的产妇的婆婆和老公，正在质问，三个护士在解释，看见我来了，护士说：“大夫来了，你跟大夫说吧。”
那个婆婆说：“今天早上，俺们就要求换床，换被罩，这个护士就嫌俺们麻烦她了，就要报复俺，她多给俺儿媳妇打了一个吊瓶。”（本地说“我”都是“俺”，为保持真实，故未改动——作者注。）
这事听着有点匪夷所思。主班的护士是晚８点跟夜班交接的，这时候正要下班，她无奈地说：“这怎么可能呢？吊瓶都是按人数从药局领来的，我怎么可能多给她打一个？早上有好几个都要换床和寝具，我根本就不记得是哪几家要求过。”
我问家属：“你们怎么知道到多打一个吊瓶？”
那个男的说：“我们跟同屋的产妇都是一样的药单，她一小时前就输完了，我们现在才输完，肯定是多打了一个。”
我说：“其实输液速度不同，不一起输完很正常。这样吧，我们把你家输过的吊瓶都检查一下。”一面让主班护士回家，一面领他们到处理废输液袋的一个大桶跟前，里面是一天换下来的空输液袋——软包装吊瓶，一个个过筛子似地检查。他家产妇四个袋子铺在地上，分别是红色、桔黄色、蓝色和黑色。
我说：“你们看，每个袋子上都有两个护士的签名，还有你们的签字，不会错的。”
他们将信将疑地说：“怎么还记得有一个绿色的？”一边嘟囔一边回病房了，围观的几个其他的家属也散了。
这下我知道他们确实是怀疑错了，我们单位没有绿色的输液袋，我们科更没有，只有这四种颜色，何况谁会无聊到多输一瓶液体来报复呢？主班护士是我们科的高年资护士，一向认真负责，对患者非常有爱心，她怎么可能为了换床，换寝具这点小事去报复人呢？多输一瓶空液体又算是什么报复？她只是个护士，又没有权利开出什么“害人”的药。
我也回了产房，心里很不舒服，我们科室的人都非常珍视科室的信誉，因为我们要在这里干一辈子，要领退休金。信誉没了，产妇都不来我们这里生孩子，我们将来也过不好。所以不愿意看到患者或家属不满，如果是因为我们的过失引起不满，还可以大家讨论改正，这样无缘无故地被怀疑，真是一场飞灾。
少打了一个预防针？
第二天早上，服务台又吵嚷起来，一看，又是那对母子。这次他们更激动了：“就是因为昨天说了多输一个吊瓶的事，今天就少给俺孩子扎了一个预防针。”
护士长已经在耐心解释了，我就不便插嘴。他们拿着每日药品清单说：“今天应该给孩子扎两针，这上写着的，可是孩子胳膊上就有一个针眼。”
护士长说：“两种药抽到一起给孩子扎的，这样不是少挨一针嘛。”
那个婆婆说：“不对，就是昨天俺们要换床，那个护士就要报复俺，今天又责怪俺们昨天说她多打吊瓶了，来报复俺孩子。”
护士长说：“昨天的护士今天白天休息，扎针的是别人。”
那个婆婆说：“她们肯定都商量好了。”
护士长把处理玻璃瓶的盒子拿来，说：“您自己看看，和你们孩子一天出生的一共有12个孩子，这里是两种疫苗，各12个瓶，都写着名字，怎么会错呢？”
他们仔细查点了一番，那个丈夫说：“她打开药，也有可能没给孩子扎。”
那个婆婆带着哭腔说：“有啥毛病别冲着孩子来，要是没扎，现在给俺孩子扎上，别耽误孩子。”
今天负责扎针的是新毕业的大学本科护士，没见过这个阵势，此刻都不知道怎么说了。她根本就不知道换床和怀疑多输液的事。她只能跟护士长说：“每个孩子我都核对了，都是洗澡后两种疫苗一起注射的，我保证。”
他们要求护士长写证明，他家大人孩子有任何问题都要医院负责。护士长说：“我只可以给你们写一个证明，今天孩子接受了两种疫苗的足量注射。”两人商量了一下，有点不甘心地答应了。护士长无奈地写了这样的证明，签了字。
查房的时候，看见这家的母子仍带着多疑的表情打量着所有人，那个产妇都快哭了，着急地说：“你们别去办公室找事了，几个护士都对我挺好的。”
多一些理解与宽容
这世界上并不是除了精神病患者以外就是正常人，还有一类人属于精神亚健康状态：多疑、被害妄想、躁狂、易激惹、抑郁、自残等等。这类人在人群里是有固定比例的，家族性高发，跟基因和共同生活环境和处世习惯有关。而在家属或本人遭遇医疗或生育这样重大事件的时候，他们的精神压力增加，症状往往加重。
其他研究人员每天面对没有生命的仪器和试剂，要不然就是同行单位的学术或业务往来，都是小范围的正常人，没什么危险。医院作为开放的社会服务性单位，要面对这个社会里所有形形色色的人。极端点说，即使他是个杀人放火的罪犯，无恶不作的歹徒，到了医院也是被服务的患者，也被称作弱者。精神方面，绝大多数患者和家属都是正常的，但是不可否认，精神亚健康的也不少，与这类人沟通太难，要专业的精神或心理医生才有办法，而他们要是不满了，后果很严重。
在人们心中跟医院有关的事情都是神秘刺激的，往往更能激发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像侦探小说一样引人遐想。如果一个文章的标题上有“人体实验”、“医疗事故”、“恐怖医院”、“故意致死”，往往点击率和参与率奇高。而事实上，这些不专业的东西，太多经不起推敲，有意无意地添加了太多胡思乱想，有的是为了多讹诈点钱，有的是迁怒于人，有的，就像这对母子，是他们的幻想——被迫害的幻想，自己想出来，自己又放大，自己又害怕。
大众在看到了这些奇谈怪论后，又加上现在老百姓对看不起病的现状不满，网络上只要涉及医患纠纷，就认为医院可以随便骂，不需要经得起推敲的证据。好像有一种社会心理就是“杀富济贫”，认为医疗是高科技的，医院是赢利的，就可以尽情打击。这样又加重了某类患者和家属的怀疑——“网上都这样说的”，增加了不必要的医疗成本，也浪费了医生和护士有限的精力和热情。
直接面对身体不适和心理不爽的人群，本来就已经很难，但现实还要难上加难。
有一个夜班，我在产房工作，接到电话，让我回病房，说有家属缠住主班护士不让她下班。
我赶回病房，看见护士服务台前，一对母子——今天手术的产妇的婆婆和老公，正在质问，三个护士在解释，看见我来了，护士说：“大夫来了，你跟大夫说吧。”
那个婆婆说：“今天早上，俺们就要求换床，换被罩，这个护士就嫌俺们麻烦她了，就要报复俺，她多给俺儿媳妇打了一个吊瓶。”（本地说“我”都是“俺”，为保持真实，故未改动——作者注。）
这事听着有点匪夷所思。主班的护士是晚８点跟夜班交接的，这时候正要下班，她无奈地说：“这怎么可能呢？吊瓶都是按人数从药局领来的，我怎么可能多给她打一个？早上有好几个都要换床和寝具，我根本就不记得是哪几家要求过。”
我问家属：“你们怎么知道到多打一个吊瓶？”
那个男的说：“我们跟同屋的产妇都是一样的药单，她一小时前就输完了，我们现在才输完，肯定是多打了一个。”
我说：“其实输液速度不同，不一起输完很正常。这样吧，我们把你家输过的吊瓶都检查一下。”一面让主班护士回家，一面领他们到处理废输液袋的一个大桶跟前，里面是一天换下来的空输液袋——软包装吊瓶，一个个过筛子似地检查。他家产妇四个袋子铺在地上，分别是红色、桔黄色、蓝色和黑色。
我说：“你们看，每个袋子上都有两个护士的签名，还有你们的签字，不会错的。”
他们将信将疑地说：“怎么还记得有一个绿色的？”一边嘟囔一边回病房了，围观的几个其他的家属也散了。
这下我知道他们确实是怀疑错了，我们单位没有绿色的输液袋，我们科更没有，只有这四种颜色，何况谁会无聊到多输一瓶液体来报复呢？主班护士是我们科的高年资护士，一向认真负责，对患者非常有爱心，她怎么可能为了换床，换寝具这点小事去报复人呢？多输一瓶空液体又算是什么报复？她只是个护士，又没有权利开出什么“害人”的药。
我也回了产房，心里很不舒服，我们科室的人都非常珍视科室的信誉，因为我们要在这里干一辈子，要领退休金。信誉没了，产妇都不来我们这里生孩子，我们将来也过不好。所以不愿意看到患者或家属不满，如果是因为我们的过失引起不满，还可以大家讨论改正，这样无缘无故地被怀疑，真是一场飞灾。
少打了一个预防针？
第二天早上，服务台又吵嚷起来，一看，又是那对母子。这次他们更激动了：“就是因为昨天说了多输一个吊瓶的事，今天就少给俺孩子扎了一个预防针。”
护士长已经在耐心解释了，我就不便插嘴。他们拿着每日药品清单说：“今天应该给孩子扎两针，这上写着的，可是孩子胳膊上就有一个针眼。”
护士长说：“两种药抽到一起给孩子扎的，这样不是少挨一针嘛。”
那个婆婆说：“不对，就是昨天俺们要换床，那个护士就要报复俺，今天又责怪俺们昨天说她多打吊瓶了，来报复俺孩子。”
护士长说：“昨天的护士今天白天休息，扎针的是别人。”
那个婆婆说：“她们肯定都商量好了。”
护士长把处理玻璃瓶的盒子拿来，说：“您自己看看，和你们孩子一天出生的一共有12个孩子，这里是两种疫苗，各12个瓶，都写着名字，怎么会错呢？”
他们仔细查点了一番，那个丈夫说：“她打开药，也有可能没给孩子扎。”
那个婆婆带着哭腔说：“有啥毛病别冲着孩子来，要是没扎，现在给俺孩子扎上，别耽误孩子。”
今天负责扎针的是新毕业的大学本科护士，没见过这个阵势，此刻都不知道怎么说了。她根本就不知道换床和怀疑多输液的事。她只能跟护士长说：“每个孩子我都核对了，都是洗澡后两种疫苗一起注射的，我保证。”
他们要求护士长写证明，他家大人孩子有任何问题都要医院负责。护士长说：“我只可以给你们写一个证明，今天孩子接受了两种疫苗的足量注射。”两人商量了一下，有点不甘心地答应了。护士长无奈地写了这样的证明，签了字。
查房的时候，看见这家的母子仍带着多疑的表情打量着所有人，那个产妇都快哭了，着急地说：“你们别去办公室找事了，几个护士都对我挺好的。”
多一些理解与宽容
这世界上并不是除了精神病患者以外就是正常人，还有一类人属于精神亚健康状态：多疑、被害妄想、躁狂、易激惹、抑郁、自残等等。这类人在人群里是有固定比例的，家族性高发，跟基因和共同生活环境和处世习惯有关。而在家属或本人遭遇医疗或生育这样重大事件的时候，他们的精神压力增加，症状往往加重。
其他研究人员每天面对没有生命的仪器和试剂，要不然就是同行单位的学术或业务往来，都是小范围的正常人，没什么危险。医院作为开放的社会服务性单位，要面对这个社会里所有形形色色的人。极端点说，即使他是个杀人放火的罪犯，无恶不作的歹徒，到了医院也是被服务的患者，也被称作弱者。精神方面，绝大多数患者和家属都是正常的，但是不可否认，精神亚健康的也不少，与这类人沟通太难，要专业的精神或心理医生才有办法，而他们要是不满了，后果很严重。
在人们心中跟医院有关的事情都是神秘刺激的，往往更能激发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像侦探小说一样引人遐想。如果一个文章的标题上有“人体实验”、“医疗事故”、“恐怖医院”、“故意致死”，往往点击率和参与率奇高。而事实上，这些不专业的东西，太多经不起推敲，有意无意地添加了太多胡思乱想，有的是为了多讹诈点钱，有的是迁怒于人，有的，就像这对母子，是他们的幻想——被迫害的幻想，自己想出来，自己又放大，自己又害怕。
大众在看到了这些奇谈怪论后，又加上现在老百姓对看不起病的现状不满，网络上只要涉及医患纠纷，就认为医院可以随便骂，不需要经得起推敲的证据。好像有一种社会心理就是“杀富济贫”，认为医疗是高科技的，医院是赢利的，就可以尽情打击。这样又加重了某类患者和家属的怀疑——“网上都这样说的”，增加了不必要的医疗成本，也浪费了医生和护士有限的精力和热情。
直接面对身体不适和心理不爽的人群，本来就已经很难，但现实还要难上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