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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75(2009)10-172-01
关于义和团的评价问题，史学界有两种观点。第一种是从“反帝爱国”的角度，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翦伯赞就把义和团看作是一个“曾经震撼世界的大农民暴动”，是顽强而英勇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中国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自发的农民战争，是一次自发的爱国主义运动”。同时也是一场反对封建主义的进步战争。另一种观点是义和团虽然具有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性质。但它笼统排外，蔑视一切外国事物，带有农民落后的封建蒙昧的特点，因而最后不能不变成顽固派手中的工具而陷于失败。它虽是一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重要力量，但并非真正觉醒的革命力量。封建迷信造成的蒙昧主义是其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我是从它的落后性角度来进行论证人们对义和团运动的第二种看法的。
义和团运动是在干旱持续，农民无所事事，日益烦躁、忧虑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此时的中国，随着半殖民地化的加剧，基督教的势力已经大范围的渗入到了华北地区。其传教士与教民良莠不齐，欺压农民干涉地方行政司法的事情经常发生。而作为中国人的信仰习惯，外来的奇怪的事物总是容易被认为是引起天人失衡产生天灾的主要原因。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其爱国主义情怀也是有的，但主要还是一种小农式的对旱灾、固有秩序被打破的恐惧、烦闷情绪的大释放。义和团斗争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富强，而是出于一种从自身利益出发的群体性的自保行为。
义和团的反洋教斗争在具体行动上是以宗教形式展开出来的。其宗教活动的核心是降神附体。“密咒迎声神卧地昏，然噫气起轩，黎邱变相知谁是，打虎儿郎弼马温。”（《义和团运动史料》）所附的神多是关平、武松、孙悟空、黄天霸之类的传统戏剧人物。所供的神也多种多样，或洪军老祖、西楚霸王，或关羽、祁文端。其兵器的使用也多是金箍棒、九莲挂飞刀、降魔杵、捆仙绳、火扇子种种。此外，大量使用乩语，在石碑上刻字，为自己哄造声势。如“一片苦海望无津，小神忙乱走风尘。八千十万神兵起，扫灭洋人世界新”（《义和团运动史料》）。其封建迷信思想过分浓厚。在义和团运动发展的初期，其封建迷信思想曾吸引了大量的贫苦农民参加义和团，进行其杀尽洋人的活动。但在后期，随着义和团的“刀枪不入”的神话逐渐被帝国主义的枪炮所打破，农民纷纷从盲目的迷信中清醒过来，脱离义和团，极大的削弱了义和团的力量。在运动后期逐渐成为瓦解义和团力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义和团在具体的斗争活动中的排外行为也是有目共睹的。揭贴有云：“劝信教，不信天，不信神，忘祖仙，男无伦，女行奸，鬼孩具是子母产……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神发怒……”（《义和团运动史料》）义和团把旱灾的产生全归咎于洋教、洋人的“败坏”伦理的行为。“杀了洋鬼头，猛雨往下流”（《义和团运动史料》），极力煽动拳民杀死洋人教民，烧毁教堂，并对一切外来事物，如铁路、电线、电报等现代化的先进的东西加以排斥。义和团诚然“爱国反帝”，“但是在反帝斗争中把斗争扩大到对‘外洋’事物一律加以排斥，那就是一种落后的表现，是并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这种笼统排外，是一种历史的惰性力量，是封建蒙昧主义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由于封建蒙昧的作用，义和团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新的生产方式引入中国都是极其仇视的。这种行为无疑影响了乃至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义和团的排外活动不但没有阻碍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的步伐，反而为帝国主义再一次大规模武装干涉中国提供了口实，招致了八国联军以此为契机的侵华战争，加速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步伐。最终《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义和团自始至终没有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统治体系，力量分散，不利于各地间的义和团进行协调战斗。义和团诚然勇敢，但这种勇敢“很大程度却是靠封建迷信来维持的”。义和团诚然有严明的纪律，但这种纪律“是靠封建迷信与死亡的恐惧来维持的”。美国历史学家柯文在《历史三调》一书中指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即华北地区的巫师职业的专业性色彩远不及中国的南部地区，人人都可以来“降神附体”，对义和团的存在发展有重要作用的宗教权没有被集中，而是被极大的分散。从而大大削弱了领导者的权威，不利于义和团形成一个高度集权的斗争团体。同时又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文化、自然地理的特殊性及帝国主义侵略强度的不同，各个拳厂、拳坛间之间利益的侧重点不同，不易于形成紧密的联系。还有，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义和团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斗争纲领。有的人是出于一种面临旱灾到来的无所事事，有的是出于一种盲目从众，也有的是出于向仇人复仇，更有一些人是出于乱世中的自保考虑。只不过都以反洋人洋教的形式表现出来罢了。一旦天下一场透雨，旱情得到缓解，拳民便多自行解散回家种田去。同时，义和团也不能突破封建天理伦常的束缚，树立起反封建的大旗。义和团作为自发的爱国的农民运动，恰恰由于它的农民的保守性与自发性使它不能摆脱封建制度的控制，以至于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其力图削弱义和团本身与列强的工具。最终又在清统治阶级战败仓皇求和时被下令“清剿”，归于失败。
“义和团虽是一支反帝的力量，但不是一支真正革新的力量运动”（《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在其发布的帖子“上帝有七怒”中，“一怒……，六怒贼子通洋保国会，不久落头旧阳城……”（《义和团运动史料》），明确的表达了农民阶级对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厌恶与不理解。这明显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同时盲目排外，将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知识一概予以排斥，违背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总之，义和团运动作为一场在社会大动荡时期对现实的大反抗，固然有其进步性，但总的来说更倾向于是一种由意识落后、封建迷信的小农发动的民众运动，落后性大于进步性。
关于义和团的评价问题，史学界有两种观点。第一种是从“反帝爱国”的角度，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翦伯赞就把义和团看作是一个“曾经震撼世界的大农民暴动”，是顽强而英勇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中国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自发的农民战争，是一次自发的爱国主义运动”。同时也是一场反对封建主义的进步战争。另一种观点是义和团虽然具有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性质。但它笼统排外，蔑视一切外国事物，带有农民落后的封建蒙昧的特点，因而最后不能不变成顽固派手中的工具而陷于失败。它虽是一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重要力量，但并非真正觉醒的革命力量。封建迷信造成的蒙昧主义是其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我是从它的落后性角度来进行论证人们对义和团运动的第二种看法的。
义和团运动是在干旱持续，农民无所事事，日益烦躁、忧虑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此时的中国，随着半殖民地化的加剧，基督教的势力已经大范围的渗入到了华北地区。其传教士与教民良莠不齐，欺压农民干涉地方行政司法的事情经常发生。而作为中国人的信仰习惯，外来的奇怪的事物总是容易被认为是引起天人失衡产生天灾的主要原因。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其爱国主义情怀也是有的，但主要还是一种小农式的对旱灾、固有秩序被打破的恐惧、烦闷情绪的大释放。义和团斗争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富强，而是出于一种从自身利益出发的群体性的自保行为。
义和团的反洋教斗争在具体行动上是以宗教形式展开出来的。其宗教活动的核心是降神附体。“密咒迎声神卧地昏，然噫气起轩，黎邱变相知谁是，打虎儿郎弼马温。”（《义和团运动史料》）所附的神多是关平、武松、孙悟空、黄天霸之类的传统戏剧人物。所供的神也多种多样，或洪军老祖、西楚霸王，或关羽、祁文端。其兵器的使用也多是金箍棒、九莲挂飞刀、降魔杵、捆仙绳、火扇子种种。此外，大量使用乩语，在石碑上刻字，为自己哄造声势。如“一片苦海望无津，小神忙乱走风尘。八千十万神兵起，扫灭洋人世界新”（《义和团运动史料》）。其封建迷信思想过分浓厚。在义和团运动发展的初期，其封建迷信思想曾吸引了大量的贫苦农民参加义和团，进行其杀尽洋人的活动。但在后期，随着义和团的“刀枪不入”的神话逐渐被帝国主义的枪炮所打破，农民纷纷从盲目的迷信中清醒过来，脱离义和团，极大的削弱了义和团的力量。在运动后期逐渐成为瓦解义和团力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义和团在具体的斗争活动中的排外行为也是有目共睹的。揭贴有云：“劝信教，不信天，不信神，忘祖仙，男无伦，女行奸，鬼孩具是子母产……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神发怒……”（《义和团运动史料》）义和团把旱灾的产生全归咎于洋教、洋人的“败坏”伦理的行为。“杀了洋鬼头，猛雨往下流”（《义和团运动史料》），极力煽动拳民杀死洋人教民，烧毁教堂，并对一切外来事物，如铁路、电线、电报等现代化的先进的东西加以排斥。义和团诚然“爱国反帝”，“但是在反帝斗争中把斗争扩大到对‘外洋’事物一律加以排斥，那就是一种落后的表现，是并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这种笼统排外，是一种历史的惰性力量，是封建蒙昧主义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由于封建蒙昧的作用，义和团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新的生产方式引入中国都是极其仇视的。这种行为无疑影响了乃至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义和团的排外活动不但没有阻碍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的步伐，反而为帝国主义再一次大规模武装干涉中国提供了口实，招致了八国联军以此为契机的侵华战争，加速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步伐。最终《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义和团自始至终没有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统治体系，力量分散，不利于各地间的义和团进行协调战斗。义和团诚然勇敢，但这种勇敢“很大程度却是靠封建迷信来维持的”。义和团诚然有严明的纪律，但这种纪律“是靠封建迷信与死亡的恐惧来维持的”。美国历史学家柯文在《历史三调》一书中指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即华北地区的巫师职业的专业性色彩远不及中国的南部地区，人人都可以来“降神附体”，对义和团的存在发展有重要作用的宗教权没有被集中，而是被极大的分散。从而大大削弱了领导者的权威，不利于义和团形成一个高度集权的斗争团体。同时又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文化、自然地理的特殊性及帝国主义侵略强度的不同，各个拳厂、拳坛间之间利益的侧重点不同，不易于形成紧密的联系。还有，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义和团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斗争纲领。有的人是出于一种面临旱灾到来的无所事事，有的是出于一种盲目从众，也有的是出于向仇人复仇，更有一些人是出于乱世中的自保考虑。只不过都以反洋人洋教的形式表现出来罢了。一旦天下一场透雨，旱情得到缓解，拳民便多自行解散回家种田去。同时，义和团也不能突破封建天理伦常的束缚，树立起反封建的大旗。义和团作为自发的爱国的农民运动，恰恰由于它的农民的保守性与自发性使它不能摆脱封建制度的控制，以至于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其力图削弱义和团本身与列强的工具。最终又在清统治阶级战败仓皇求和时被下令“清剿”，归于失败。
“义和团虽是一支反帝的力量，但不是一支真正革新的力量运动”（《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在其发布的帖子“上帝有七怒”中，“一怒……，六怒贼子通洋保国会，不久落头旧阳城……”（《义和团运动史料》），明确的表达了农民阶级对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厌恶与不理解。这明显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同时盲目排外，将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知识一概予以排斥，违背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总之，义和团运动作为一场在社会大动荡时期对现实的大反抗，固然有其进步性，但总的来说更倾向于是一种由意识落后、封建迷信的小农发动的民众运动，落后性大于进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