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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国民性的反思与对国民的启蒙，功不可没。今天，我们仍有必要把这种工作继续下去。发展健康的社会批判、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和制度建设都是提高国民内省反思能力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启蒙国民性内省知识分子制度
人类内省意识是人类内心世界的核心部分，落后民族要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首先必须进行深刻的自我批判，培养国民内省能力。
内省，又称反省，既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内省智能是：个人自我了解、分析省思的能力。就是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需要和才能。就是“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一、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国民性的反思及历史曲折
我们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反省传统，这是极其珍贵的文化资源。但它有很大局限性。局限性就在于：传统只能是认同、维护的對象，而不是反省、批判与超越的对象。
反省，在孔孟时代还算是道德修养功夫。那时人们的思想还比较自由。但从秦朝开始，中西文明殊途而异轨。秦汉皇权专制主义集权制度的建立，特别是到宋明理学，宗法专制主义道德被说成天经地义。“去人欲，存天理”，成为个人道德反省的最高标准。反省异化为政治统治术，变成赤裸裸的对人性的扼杀。 “以理杀人”，中国古代正是鲁迅所说的以 “仁义道德”“吃人”的社会与历史。
对民族传统的根本性反省，涉及经济、政治制度及思想观念、思维方式。
近代中国八十年，中国几代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艰辛探索，同时对本民族文化心理、民族精神之缺失的批判性的自我体认，由器物技术、政治制度层面进到思想文化层面，完成了三次大反省。尤其是第三次，五四先进知识分子号召以民主、科学和个性主义启蒙、重塑国民，进行国民性改造，用新文化新思想与专制主义争取人，把对民族文化的反省推向峰巅。
对传统的根本性的更具革命性的文化反省，是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发生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把文化反省、文化启蒙与政治救亡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古代反省意识、反省传统及近代启蒙文化加以继承、弘扬，批判和改造，融入了共产党员的修养理论，最终使批评与自我批评——既具有民族特色又体现党性原则的作风成为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优良传统作风之一。
然而，反省传统是一项特别艰巨的工程。旧思想、旧传统比旧政权有更深的影响。林语堂说：“大多数中国人仍将墨守成规，这当然不是出于自觉的信仰而是出于一种民族的本能。我觉得中华民族的传统势力是如此之强，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将会永远存在。即使发生共产主义掌权这样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人的那些性格特征：宽容、折衷、中庸等古老的传统将会毁掉共产主义，把它改头换面。而共产主义那种社会的、不受制于个人感情影响的、严格的世界观则很难毁掉这个传统，情况一定是这样。”
建国后，我们某种程度上忽视了近代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及启蒙思想家改造国民性思想的这份精神遗产的重大价值，改造农民小生产者思想意识的战略任务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指出：“一个‘封建性’问题，乃全人类必经的、必然会被超越的阶段。于是，一切都可以寄托到历史女神手里，思想就可以放假！”建国后的历史可佐证这一点。
从“反右”开始，不断革资产阶级的命。一味强调文化和人的阶级性，忽略普遍人性与民族特殊性及劣根性的存在。以偏狭的文化心态，运用政权力量、政治手段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知识成为罪恶。让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向知识分子问“原罪”，勒令、强迫知识分子反省，甚至侮辱、关押、迫害。出现以“知识分子头脑复杂”为耻，“大老粗头脑简单”为荣的反智倾向，导致了国民思想和思维的简单化、极端性、僵化性。教训惨痛！
二、迟到的“国耻”反省
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国耻”，不思量，自难忘！尤其是日本带给中国的耻辱：半个多世纪的占领、侵略，一次几十万的大屠杀和几千万的伤亡数字等等。我们对于那段民族的屈辱历史，系统的清理和研究，“拖了又拖，迟之又迟”。
我们没能及时反思自己，一方面是民族自身悲剧意识的缺乏，另一方面是我们固守且滥用阶级分析法所致。“胜者王侯败者贼”。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民族文化优越感得到了复归，胜利了好像就真理在握，不需反思。我们这个自古以来有悲剧没有悲剧意识的民族，又走进历史的循环套：饱经苦难却忌讳咀嚼苦难；分享着“大团圆”的圆满结局，少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韧性钻研精神。作为现代人，我们文明、启蒙意识欠缺，而阶级意识浓厚。我们对那段历史的总结，就是一些公式化的结论：无产阶级必然战胜资产阶级，垂死的帝国主义必败；帝国主义入侵是近代中国落后的总根源，没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也会慢慢进入资本主义；战争初期失败，是蒋介石打内战不抵抗，等等。从学生课本到历史研究皆如是说。没有进一步从民族内因上探源，如本民族自身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宗法专制制度的残酷性，中华民族“攘外安内”、“内耗”的劣根性等等。对历史只作情绪化处理：阶级仇、民族恨。历史没能给人以智慧，反倒给人以教条框框。中国人丧失了几十年独立思考的时间。
对于日本，过去几十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主动自觉地充当了日本的辩护律师。例如，日本侵略是帝国主义的本性；日本政府与人民，日本左翼与右翼分开对待；“右翼是一小撮”、“相信大多数日本人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民族、日本人民从来都不领情。我们的一相情愿，只能对我们的人民起到严重的自我麻醉作用。学术研究和学校教育对日本的认识和宣传，始终停留在阶级分析法上止步不前。我们没能从普遍人性的角度、日本民族自身的特殊性即自身劣根性的角度，提升我们认识的水准。人必自辱，然后人辱之。日本至今都不承认侵略罪行，首相参拜、篡改教科书等问题，与我们过去的失误、盲目乐观有一定关系。自我麻醉、自我陶醉了几十年，红旗也没插遍全球，日本人民也没改组政府！
同样是受难，犹太民族在批判法西斯主义的同时，对自己的民族性也重新反思、彻底清理。犹太学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犹太人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民族问题上升为世界人类问题。同样是胜利，法国人没有盲目的胜利感。法国的思想文化界对本民族不停进行反省解剖，涌现出许多大师级人物和风行世界的新思潮、新流派。而我们对历史的反思缺乏深度。历史研究与教学没能使对“国耻”的记忆变成官员政治生活和百姓生活的一部分，也没有构成今天思想资源的组成部分，南京大屠杀至今也还没有受到世界足够重视。
我们为什么没能拓展看待历史、看待民族、看待人性的多元角度？一个健忘的民族决不是健康的民族。在新世纪，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以冷静客观的心态，来审视过去的自己。缺乏直面民族屈辱历史的勇气，缺乏民族精神反思的内容，物质财富丰富了有什么意义？
今年是“九一八”事件八十周年，我们应当居安思危，铭记“国耻”，敢于和善于学习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优点，丢弃历史包袱，重新认识、加强自己，培养民族内省能力，重塑民族精神，重铸民族魂。
三、专制主义残余影响是国民内省能力欠缺之因
宗法专制主义残余影响，既是我们过去工作失误的原因之一，也是国民内省反思能力缺乏的深层根源。
秦汉以后，以吏为师，统治者一手刑刀，一手教鞭，形成了政教合一的野蛮状态。没有政教分离的文化渊源，对多元化的进程形成了巨大障碍。一元化的统治造成了一元化的文化、一元化的思维。
在古代的宗法专制统治中，儒教思想不断地被歪曲和极端化，格外强调忠孝，使皇权专制统治，笼罩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有人称为“温柔专制”。传统思想过分压抑人的个性，中国人形成了“口欲期”的孩子一样的心理。从儿童开始的一生中，人的自我探索行为，独立自主意愿被严重压抑，人应该发展的独立个性在多数人的一生中都没有机会发展，这样形成的民族性格只能成为“永远的口欲期”。口欲期固结的人如同一岁的孩子，眼界所及范围只有自己所身处的家庭。不知道家之外的世界。不知道除了跟自己争奶吃的兄弟姐妹，还有什么外敌。阿德勒发现：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恰恰是最大的。在人的潜意识里，有些兄弟姐妹之间的怨恨反而比一般人之间更多。宗法血缘制的传统中国，人口流动性小，正为兄弟姐妹之间的怨恨提供了土壤 。
西方则不同。政教分离，信仰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彼岸与此岸之间的与距离，分散了人们对俗界政权的愚忠意识，磨锐了批判力之利刃，民族和个体不断自我批判、否定和超越。但我们的传统政教合一，高度一元化。亲亲尊尊，甚至愚亲愚忠，信仰与现实、彼岸与此岸的二元对立，百姓把官府当爸爸妈妈，信赖幻灭便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孙隆基认为：中国文化中的“内省式的人格”，只限于极少数有“灵性”的或讲究“大是大非”的人。作为中华民族伟大的自我批判者的鲁迅，极具这种“内省式的人格”。他解剖民族灵魂，仇恨专制制度。日本侵略，提出向敌人学习。他曾不只一次被诟为“汉奸”，充分说明了：“内省式的人格”，并不具有“阶级斗争“理论和“活学活用”思想那样传统的社会文化基础、广泛的国民认同度和宽容度。
中国人有自大，可惜没有 “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 “个人的自大”（ 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是独异，天才对庸众宣战。“合群的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对少数天才宣战；对别国文明宣战。前者可幸！后者可哀！“反右”、文革不正是鲁迅话语的活见证吗？专制传统和民族劣根性的潜在影响无处不在。鲁迅被称为“民族魂”，但所谓的“民族魂”，并不意味着整个民族从此就有了“魂”，而在于一个无魂的民族毕竟产生出了一个伟大的灵魂。鲁迅注重“内省”，他在不断反思之中自我救赎。历史的“远交近攻”策略和“外推式仇恨”（窝里斗劣根性），被阶级斗争所强化的结果，是最不能容忍反目的自己人。“文革”内斗典型地体现着国民窝里斗的劣根性、人性的阴暗面以及集体无意识心理。
鲁迅的批判是从国民性层面上升到了人性层面，从伦理层面上升到了宗教层面，从耻感上升到了罪感的层面，超越了传统的道德反思而切入到了人的灵魂深层。可惜这样的忏悔是不多的。当前，我们不缺乏“批判”，恰恰缺乏的就是鲁迅那种深刻的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今天只所以要学习鲁迅，就是像鲁迅那样对民族性格的改造和民族历史的现代化进程进行认真的自我反省和历史忏悔，通过自审开出中国新文化。
邓晓芒先生认为，当下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同一百年来刚刚接触西方文化时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但是从层次上更深入一些，不再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也不再只是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而主要是学习西方那些人文性的东西，如对人性的思考，对精神彼岸的关怀，民族内省能力的提高。
经验实用理性，是内省能力缺乏的思想基础。
中国有政治少哲学，有综合缺分析。经验理性、实用主义发达，缺乏普遍性的概念，不能从规律层次上认识人和事物；思维具有单一化、片面性、直观性特点，缺乏抽象思辩和逻辑思维，偶然性、特殊化的观念和思维较为普遍。因此，不会有深刻的批判能力和内省能力的形成。这导致了我们思想和思维的其非理性特征。
“跟大家一样”，与政治权威一致，与越古越好的古代认同。这种安排，是保证中国历史“万古如长夜”的最佳方式，很难像西方那样，每一代都展现波澜壮阔的新事物、新境界、新天地。
四、提高国民内省反思能力的主要途径
民族精神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改造，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人的现代化、民族精神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前提。
（一）发展健康的社会批判
和谐社会需要社会批判，特别需要知识分子的健康的社会批判。
首先要严格区分知识分子健康的社会批判与积极的政治参与。知识分子健康的社会批判与政治参与截然不同。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说，知识分子阶层并不是一群候补官员，而是一群牛虻，不停顿地叮咬着、刺激着政治国家。只有权力制衡与社会批判内外结合，政治国家的天然倾向——侵犯、吞食、兼并市民社会——才能受到有力制约。
知识分子坚持健康的社会批判，而不是简单的政治参与，这是由历史的经验教训得出的历史结论。
朱学勤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富于参与热情，但大多数陷入参与即参政的传统模式，未能走上更为开阔的社会批判道路，这是他们最终难以摆脱人格悲剧的根本原因。严复说：“须知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 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此之谓自由。”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要有这样的精神！在这方面古希腊给我们提供了经验。
古希腊所有的学者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争论，唯有一个问题不争，一切政体中最坏的政体是专制政体。在此前提下，他们才愿意展开争论。而中国的学者却在相反的方向上达成了默契：一切都可争论，唯有君主专制这一政体问题不争。中国曾经有过许多为某种社会理想献身的革命烈士，但不容易出像苏格拉底这样为一个人生真理牺牲的哲学烈士，很难出现像布鲁诺这样一个为宇宙真理牺牲的科学烈士。同样是牺牲。我们曾经津津乐道的、引以为自豪的中国明朝的方孝孺，原来是为明朝谁该当皇帝，即皇帝的家务事而献身的！
要想为正义而斗争的人，如果他想活着，也必须有一个私人的身份而不要公共的岗位。只有“不在其位”，才能更自由地“谋其政”。
同时，在文化建设实践中，使文化与现实界保持一定距离，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性和文化内容的超越性。让那些纯粹始于兴趣的、排斥任何功利诱惑的课题也可以进入人们的视野。
我们还需两三个世纪的“启蒙时期”，来实现全民族的自我改造。
（二）领导干部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胡锦涛同志曾经指出：主要领导同志，要以身作则，带头讲真话、讲心里话，自我批评襟怀坦白，批评别人真情实意，做出好的样子，就会给下面以好的影响，带出好的风气。思考的角度方式要多元。
领导干部要有世界眼光、战略思维，掌握系统思考的方法，拥有统筹兼顾的本领。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经济、文化、社会的协调发展，尊重文化建设自身的规律，为让文化与经济、政治等现实社会生话保持适当的距离创造一定条件，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而不是仅仅瞄准摩天大楼！
（三）坚持民主执政，加强制度建设
执政党的至上价值目标是制度正义。因为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做好事。制度建设是民族素质提高的根本保证。
实际工作中，做到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现行体制、制度问题相结合；经济的增长，制度的建设，政策的选择，都要以尊重人的尊严、实现人的权利、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理性需要与情感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参考文献
[1]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
[2]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
[3]朱学勤 《风声•雨声•读书声 》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1994
[4]蔡伯元反省的传统和对传统的反省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87年Z1期
[5]高 斐 反右派斗爭与知识分子沧桑2007年2期
[6]天 晓 国耻，该怎么样面对?——纪念南京大屠杀69周年 《阅读与作文(初中版)》2006年第12期
关键词：启蒙国民性内省知识分子制度
人类内省意识是人类内心世界的核心部分，落后民族要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首先必须进行深刻的自我批判，培养国民内省能力。
内省，又称反省，既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内省智能是：个人自我了解、分析省思的能力。就是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需要和才能。就是“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一、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国民性的反思及历史曲折
我们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反省传统，这是极其珍贵的文化资源。但它有很大局限性。局限性就在于：传统只能是认同、维护的對象，而不是反省、批判与超越的对象。
反省，在孔孟时代还算是道德修养功夫。那时人们的思想还比较自由。但从秦朝开始，中西文明殊途而异轨。秦汉皇权专制主义集权制度的建立，特别是到宋明理学，宗法专制主义道德被说成天经地义。“去人欲，存天理”，成为个人道德反省的最高标准。反省异化为政治统治术，变成赤裸裸的对人性的扼杀。 “以理杀人”，中国古代正是鲁迅所说的以 “仁义道德”“吃人”的社会与历史。
对民族传统的根本性反省，涉及经济、政治制度及思想观念、思维方式。
近代中国八十年，中国几代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艰辛探索，同时对本民族文化心理、民族精神之缺失的批判性的自我体认，由器物技术、政治制度层面进到思想文化层面，完成了三次大反省。尤其是第三次，五四先进知识分子号召以民主、科学和个性主义启蒙、重塑国民，进行国民性改造，用新文化新思想与专制主义争取人，把对民族文化的反省推向峰巅。
对传统的根本性的更具革命性的文化反省，是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发生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把文化反省、文化启蒙与政治救亡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古代反省意识、反省传统及近代启蒙文化加以继承、弘扬，批判和改造，融入了共产党员的修养理论，最终使批评与自我批评——既具有民族特色又体现党性原则的作风成为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优良传统作风之一。
然而，反省传统是一项特别艰巨的工程。旧思想、旧传统比旧政权有更深的影响。林语堂说：“大多数中国人仍将墨守成规，这当然不是出于自觉的信仰而是出于一种民族的本能。我觉得中华民族的传统势力是如此之强，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将会永远存在。即使发生共产主义掌权这样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人的那些性格特征：宽容、折衷、中庸等古老的传统将会毁掉共产主义，把它改头换面。而共产主义那种社会的、不受制于个人感情影响的、严格的世界观则很难毁掉这个传统，情况一定是这样。”
建国后，我们某种程度上忽视了近代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及启蒙思想家改造国民性思想的这份精神遗产的重大价值，改造农民小生产者思想意识的战略任务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指出：“一个‘封建性’问题，乃全人类必经的、必然会被超越的阶段。于是，一切都可以寄托到历史女神手里，思想就可以放假！”建国后的历史可佐证这一点。
从“反右”开始，不断革资产阶级的命。一味强调文化和人的阶级性，忽略普遍人性与民族特殊性及劣根性的存在。以偏狭的文化心态，运用政权力量、政治手段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知识成为罪恶。让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向知识分子问“原罪”，勒令、强迫知识分子反省，甚至侮辱、关押、迫害。出现以“知识分子头脑复杂”为耻，“大老粗头脑简单”为荣的反智倾向，导致了国民思想和思维的简单化、极端性、僵化性。教训惨痛！
二、迟到的“国耻”反省
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国耻”，不思量，自难忘！尤其是日本带给中国的耻辱：半个多世纪的占领、侵略，一次几十万的大屠杀和几千万的伤亡数字等等。我们对于那段民族的屈辱历史，系统的清理和研究，“拖了又拖，迟之又迟”。
我们没能及时反思自己，一方面是民族自身悲剧意识的缺乏，另一方面是我们固守且滥用阶级分析法所致。“胜者王侯败者贼”。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民族文化优越感得到了复归，胜利了好像就真理在握，不需反思。我们这个自古以来有悲剧没有悲剧意识的民族，又走进历史的循环套：饱经苦难却忌讳咀嚼苦难；分享着“大团圆”的圆满结局，少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韧性钻研精神。作为现代人，我们文明、启蒙意识欠缺，而阶级意识浓厚。我们对那段历史的总结，就是一些公式化的结论：无产阶级必然战胜资产阶级，垂死的帝国主义必败；帝国主义入侵是近代中国落后的总根源，没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也会慢慢进入资本主义；战争初期失败，是蒋介石打内战不抵抗，等等。从学生课本到历史研究皆如是说。没有进一步从民族内因上探源，如本民族自身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宗法专制制度的残酷性，中华民族“攘外安内”、“内耗”的劣根性等等。对历史只作情绪化处理：阶级仇、民族恨。历史没能给人以智慧，反倒给人以教条框框。中国人丧失了几十年独立思考的时间。
对于日本，过去几十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主动自觉地充当了日本的辩护律师。例如，日本侵略是帝国主义的本性；日本政府与人民，日本左翼与右翼分开对待；“右翼是一小撮”、“相信大多数日本人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民族、日本人民从来都不领情。我们的一相情愿，只能对我们的人民起到严重的自我麻醉作用。学术研究和学校教育对日本的认识和宣传，始终停留在阶级分析法上止步不前。我们没能从普遍人性的角度、日本民族自身的特殊性即自身劣根性的角度，提升我们认识的水准。人必自辱，然后人辱之。日本至今都不承认侵略罪行，首相参拜、篡改教科书等问题，与我们过去的失误、盲目乐观有一定关系。自我麻醉、自我陶醉了几十年，红旗也没插遍全球，日本人民也没改组政府！
同样是受难，犹太民族在批判法西斯主义的同时，对自己的民族性也重新反思、彻底清理。犹太学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犹太人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民族问题上升为世界人类问题。同样是胜利，法国人没有盲目的胜利感。法国的思想文化界对本民族不停进行反省解剖，涌现出许多大师级人物和风行世界的新思潮、新流派。而我们对历史的反思缺乏深度。历史研究与教学没能使对“国耻”的记忆变成官员政治生活和百姓生活的一部分，也没有构成今天思想资源的组成部分，南京大屠杀至今也还没有受到世界足够重视。
我们为什么没能拓展看待历史、看待民族、看待人性的多元角度？一个健忘的民族决不是健康的民族。在新世纪，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以冷静客观的心态，来审视过去的自己。缺乏直面民族屈辱历史的勇气，缺乏民族精神反思的内容，物质财富丰富了有什么意义？
今年是“九一八”事件八十周年，我们应当居安思危，铭记“国耻”，敢于和善于学习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优点，丢弃历史包袱，重新认识、加强自己，培养民族内省能力，重塑民族精神，重铸民族魂。
三、专制主义残余影响是国民内省能力欠缺之因
宗法专制主义残余影响，既是我们过去工作失误的原因之一，也是国民内省反思能力缺乏的深层根源。
秦汉以后，以吏为师，统治者一手刑刀，一手教鞭，形成了政教合一的野蛮状态。没有政教分离的文化渊源，对多元化的进程形成了巨大障碍。一元化的统治造成了一元化的文化、一元化的思维。
在古代的宗法专制统治中，儒教思想不断地被歪曲和极端化，格外强调忠孝，使皇权专制统治，笼罩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有人称为“温柔专制”。传统思想过分压抑人的个性，中国人形成了“口欲期”的孩子一样的心理。从儿童开始的一生中，人的自我探索行为，独立自主意愿被严重压抑，人应该发展的独立个性在多数人的一生中都没有机会发展，这样形成的民族性格只能成为“永远的口欲期”。口欲期固结的人如同一岁的孩子，眼界所及范围只有自己所身处的家庭。不知道家之外的世界。不知道除了跟自己争奶吃的兄弟姐妹，还有什么外敌。阿德勒发现：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恰恰是最大的。在人的潜意识里，有些兄弟姐妹之间的怨恨反而比一般人之间更多。宗法血缘制的传统中国，人口流动性小，正为兄弟姐妹之间的怨恨提供了土壤 。
西方则不同。政教分离，信仰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彼岸与此岸之间的与距离，分散了人们对俗界政权的愚忠意识，磨锐了批判力之利刃，民族和个体不断自我批判、否定和超越。但我们的传统政教合一，高度一元化。亲亲尊尊，甚至愚亲愚忠，信仰与现实、彼岸与此岸的二元对立，百姓把官府当爸爸妈妈，信赖幻灭便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孙隆基认为：中国文化中的“内省式的人格”，只限于极少数有“灵性”的或讲究“大是大非”的人。作为中华民族伟大的自我批判者的鲁迅，极具这种“内省式的人格”。他解剖民族灵魂，仇恨专制制度。日本侵略，提出向敌人学习。他曾不只一次被诟为“汉奸”，充分说明了：“内省式的人格”，并不具有“阶级斗争“理论和“活学活用”思想那样传统的社会文化基础、广泛的国民认同度和宽容度。
中国人有自大，可惜没有 “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 “个人的自大”（ 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是独异，天才对庸众宣战。“合群的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对少数天才宣战；对别国文明宣战。前者可幸！后者可哀！“反右”、文革不正是鲁迅话语的活见证吗？专制传统和民族劣根性的潜在影响无处不在。鲁迅被称为“民族魂”，但所谓的“民族魂”，并不意味着整个民族从此就有了“魂”，而在于一个无魂的民族毕竟产生出了一个伟大的灵魂。鲁迅注重“内省”，他在不断反思之中自我救赎。历史的“远交近攻”策略和“外推式仇恨”（窝里斗劣根性），被阶级斗争所强化的结果，是最不能容忍反目的自己人。“文革”内斗典型地体现着国民窝里斗的劣根性、人性的阴暗面以及集体无意识心理。
鲁迅的批判是从国民性层面上升到了人性层面，从伦理层面上升到了宗教层面，从耻感上升到了罪感的层面，超越了传统的道德反思而切入到了人的灵魂深层。可惜这样的忏悔是不多的。当前，我们不缺乏“批判”，恰恰缺乏的就是鲁迅那种深刻的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今天只所以要学习鲁迅，就是像鲁迅那样对民族性格的改造和民族历史的现代化进程进行认真的自我反省和历史忏悔，通过自审开出中国新文化。
邓晓芒先生认为，当下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同一百年来刚刚接触西方文化时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但是从层次上更深入一些，不再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也不再只是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而主要是学习西方那些人文性的东西，如对人性的思考，对精神彼岸的关怀，民族内省能力的提高。
经验实用理性，是内省能力缺乏的思想基础。
中国有政治少哲学，有综合缺分析。经验理性、实用主义发达，缺乏普遍性的概念，不能从规律层次上认识人和事物；思维具有单一化、片面性、直观性特点，缺乏抽象思辩和逻辑思维，偶然性、特殊化的观念和思维较为普遍。因此，不会有深刻的批判能力和内省能力的形成。这导致了我们思想和思维的其非理性特征。
“跟大家一样”，与政治权威一致，与越古越好的古代认同。这种安排，是保证中国历史“万古如长夜”的最佳方式，很难像西方那样，每一代都展现波澜壮阔的新事物、新境界、新天地。
四、提高国民内省反思能力的主要途径
民族精神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改造，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人的现代化、民族精神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前提。
（一）发展健康的社会批判
和谐社会需要社会批判，特别需要知识分子的健康的社会批判。
首先要严格区分知识分子健康的社会批判与积极的政治参与。知识分子健康的社会批判与政治参与截然不同。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说，知识分子阶层并不是一群候补官员，而是一群牛虻，不停顿地叮咬着、刺激着政治国家。只有权力制衡与社会批判内外结合，政治国家的天然倾向——侵犯、吞食、兼并市民社会——才能受到有力制约。
知识分子坚持健康的社会批判，而不是简单的政治参与，这是由历史的经验教训得出的历史结论。
朱学勤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富于参与热情，但大多数陷入参与即参政的传统模式，未能走上更为开阔的社会批判道路，这是他们最终难以摆脱人格悲剧的根本原因。严复说：“须知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 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此之谓自由。”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要有这样的精神！在这方面古希腊给我们提供了经验。
古希腊所有的学者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争论，唯有一个问题不争，一切政体中最坏的政体是专制政体。在此前提下，他们才愿意展开争论。而中国的学者却在相反的方向上达成了默契：一切都可争论，唯有君主专制这一政体问题不争。中国曾经有过许多为某种社会理想献身的革命烈士，但不容易出像苏格拉底这样为一个人生真理牺牲的哲学烈士，很难出现像布鲁诺这样一个为宇宙真理牺牲的科学烈士。同样是牺牲。我们曾经津津乐道的、引以为自豪的中国明朝的方孝孺，原来是为明朝谁该当皇帝，即皇帝的家务事而献身的！
要想为正义而斗争的人，如果他想活着，也必须有一个私人的身份而不要公共的岗位。只有“不在其位”，才能更自由地“谋其政”。
同时，在文化建设实践中，使文化与现实界保持一定距离，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性和文化内容的超越性。让那些纯粹始于兴趣的、排斥任何功利诱惑的课题也可以进入人们的视野。
我们还需两三个世纪的“启蒙时期”，来实现全民族的自我改造。
（二）领导干部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胡锦涛同志曾经指出：主要领导同志，要以身作则，带头讲真话、讲心里话，自我批评襟怀坦白，批评别人真情实意，做出好的样子，就会给下面以好的影响，带出好的风气。思考的角度方式要多元。
领导干部要有世界眼光、战略思维，掌握系统思考的方法，拥有统筹兼顾的本领。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经济、文化、社会的协调发展，尊重文化建设自身的规律，为让文化与经济、政治等现实社会生话保持适当的距离创造一定条件，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而不是仅仅瞄准摩天大楼！
（三）坚持民主执政，加强制度建设
执政党的至上价值目标是制度正义。因为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做好事。制度建设是民族素质提高的根本保证。
实际工作中，做到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现行体制、制度问题相结合；经济的增长，制度的建设，政策的选择，都要以尊重人的尊严、实现人的权利、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理性需要与情感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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