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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我国长期处于南北分裂状态,战乱频仍,人口流动剧烈,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并存,形成了多元的文化格局。面对南北分途的历史境地,历史的发展是否存在一个可能出口?本文主要从南北朝的文化风气、政治制度等方面表述了对南北分途的理解,进而论述了为何南北分途的历史出口在于北朝的原因,并提出了这一历史出口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南北分途 历史出口 士族门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时期,其特殊性表现于,在四百余年内,中国长期处于南北分裂状态,战乱频仍,人口流动剧烈,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并存,形成一种多元的文化格局。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在东汉时期,我国的天气日趋寒冷],由于气候的变化,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出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南迁,并与中原的华夏政治文化发生冲突与融合。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南朝和北朝两个风格迥然不同的政体。中国的统一需要历史在这两种政体中选择其一,最终历史选择了北朝为出口,由北朝统一了中国。
一、军功贵族与文化士族
北方游牧民族民风剽悍,尚武好战,崇尚军功,常常通过战功获得贵族的特权,是一种以军功立身的军功贵族。同时北方民族的主奴意识较强,军事专制盛行于世,军事实力明显强于南朝。由于悠久的军事传统,北朝的法制建设也优于南朝,陈寅恪先生曾盛赞魏律、齐律“取精用弘,成此伟业”。而此时的南朝实行的是士族政治,即贵族统治。士族门阀是官僚家族、士人家族、乡里豪族的三位一体。东晋时期的士族门阀拥有极高的特权,大家族的势力甚至能与皇权分庭抗礼。例如东晋初出现的“王与马,共天下”的现象。《晋书》记载,晋元帝司马睿即位时邀请王导与之共坐龙床,表明皇帝对王谢这样的大贵族的认同;晋成帝司马衍年轻时甚至会有“见导,每拜”的行为出现,给王导的手诏还要加上“惶恐言”,可见大贵族在国家中的威望和地位。这些贵族凭借血统就可以享受世袭的官位,接受最优质的教育,掌握国家大部分的财富。为了保证血统的高贵,贵族不与普通人甚至是低等级的贵族通婚,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整体来看,南朝的皇权并没有绝对的控制力,贵族的权力过大是对皇权的一种威胁,但这种贵族特权实际上是皇权的一种变态,最终还是要回归皇权。南朝后期,皇权有重振的迹象,士族也有逐渐衰落的迹象,但是南朝还是没能冲破士族门阀政治,对士族门阀政治的颠覆,最终完成于北朝。
与北朝的好战尚武不同,南朝有明显的重文轻武的现象。南朝武官家族转投学文的例子并不鲜见。这种重文轻武的现象源自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军队效忠于掌握实权的贵族,这些贵族无受武力威胁的忧患,自然也就不重武力;南朝战事较少,国家不需要太强的武力,所以习武无用论甚嚣尘上;南朝农耕文化盛行,农耕文化较为温和,不尚武好战,寒门子弟想要获得官位甚至晋升为贵族最有效的方式是读书科举,而不是上阵搏杀。
南朝的思想极为自由,但这种自由发展到极端就带上了一种浮夸的气息。南朝名士以洒脱为荣,每天沉醉于饮酒、赋诗、辩论,还有很多名士通过服散使自己显得更加洒脱超世,这种太过自由的风气使得南朝士大夫的思想脱离社会实际,流于表面而不切现实。当南朝浮夸的文人士族面对北朝好战尚武的军功贵族时,被征服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二、民族冲突和融合
民族冲突和融合主要体现在北朝。北方少数民族在南迁的过程中不断与当地的汉族发生矛盾,不同种族的人互相仇视。《晋书载记》曾记载后赵冉闵之乱中汉人对胡羯的大屠杀,“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為野犬豺狼所食。”可见当时民族矛盾十分尖锐。
尽管有很多冲突,但是少数民族和汉族也在互相交流的过程中发生了融合。胡人汉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孝文帝迁都洛阳,立足中原经济文化中心,使得洛阳“礼仪丰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移风易俗,使用汉人的风俗习惯,穿汉服、说汉话、改汉姓;学习中原政治制度,实行俸禄制、考课制,完善官僚体制,改革官品制度,制定《魏律》二十篇,实行均田制、租调制,废除宗主督护,实行三长制等。北方少数民族的部族制度与华夏制度的碰撞为北朝带来了新的变迁动力和发展契机,汉化与胡化并举使得北朝的政治体制具备了强大的生命力。
但北朝的汉化并非一帆风顺,除了孝文帝这样主张汉化的少数民族势力,还有排斥汉族的少数民族主张胡化,即恢复少数民族的各项特点,北齐汉族士人与鲜卑权贵三次较大的冲突都与之有关,最后都以汉族士人的失败而告终。
北朝的民族融合在很多方面都产生了杰出的成果。北朝文人务实,因此产生了诸多科技成果,比如郦道元的《水经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等。这个时期还留下了诸如陶瓷、雕塑、书法、绘画、音乐戏剧等文化成果,是中华民族的无价之宝。北魏的戏剧《兰陵王入阵曲》还传到日本,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了这些可以观察到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北朝少数民族的豪放特点与中原原有文化气息的融合。与南朝诗词的婉约不同,北朝诗词多豪放大气,后来的唐诗风格多飘逸大气,更接近于北朝,可见北朝少数民族为中原文化带去了新鲜的豪放血液,使汉族的文化受到少数民族的影响。当时的胡汉通婚现象十分普遍,据《隋书》和《唐书》记载,隋朝和唐朝的皇室血统均有胡人的成分。陈寅恪先生曾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这是对塞外民族豪迈性格的赞赏,也是对南北民族交融的精辟点评。
三、南北朝的历史出口
南北朝差异如此巨大,时代必须要在这两个政体中选择一个出口,最后以北朝的胜利终结了南北的分裂。钱穆曾说:“南北朝本是一个病的时代,此所谓病,乃指文化病。若论文化病,北朝受病转较南朝为浅,因此新生的希望亦在北朝,不在南朝”。这种文化病的根源在于南朝的士族门阀制度,具体表现于南朝士大夫的浮夸而不切实际的思想和行为之中。 士族门阀制度的起源可追溯到东汉末年,官位的世袭导致了官僚世家的兴起,社会分配不公导致豪强世家的出现,东汉经学家传之风导致文化世家的产生,这三种世家结合到一个宗族时就会形成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名士家族。东汉的名士家族进一步发展,最后就形成了魏晋时期的士族门阀。可以说,士族门阀是权力、资本、知识封闭的极端化产物。同时,士族门阀的产生也与自东汉末开始的中央集权的衰落有关,中央政权无力约束有势力的诸侯,诸侯则忙于互相攻伐,因此都无暇顾及士族门阀的汇集。这种士族门阀不同于诸侯,他们对皇权具有较大的依赖性,甚至可以说是皇权的一种变体,对皇权没有致命的危害,皇帝也就默许了士族门阀的存在,并极力借助士族门阀的力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所以士族门阀的兴起与发展没有受到太大的阻碍,得以顺利进行。
士族门阀是一个利益攸关且严密封闭的共同体。士族门阀的封闭性导致了士族内部的逐渐腐败。贵族子弟不需努力就能身居高位,寒门子弟无论多努力都很难飞黄腾达,这种官位的封闭性极大的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积极性,整个社会,无论是贵族还是庶民都丧失了向上的进取之心。士族门阀子弟无需努力便可获得高官厚禄,这是一种特权的极大象征,这种特权能够给士族门阀带来极大的优越感,而士族门阀子弟放浪不羁的行为更加强化了这种优越感。放诞不羁的魏晋风骨使得整个南朝社会争相效仿,从而使得南朝文化逐渐向浮夸的极端发展,文化逐渐被空心化。
反观北朝,相比于南朝士族门阀自大的封闭自己,北朝贵族的产生天然带有一些民主意味,靠军功就能加爵受赏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平民参军杀敵的积极性,这种尚武好战的风俗使得北朝军队更加强大,能够灭掉南朝也在情理之中。此外,北朝努力学习中原政治制度,实行俸禄制、考课制、均田制、租调制、三长制等一系列革新措施,完善官僚体制,改革官品制度,废除宗主督护制度,建立起了远比南朝强力的官僚政治制度。细究北朝务实文化与南朝浮夸文化区别的产生缘由,可以发现其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差异的密切联系。农耕文化处在良好的农业环境,自给自足,很容易产生小富即安式的自我封闭思想;而游牧民族处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时刻要与自然搏斗,没有务实的思想是无法生存发展的,所以只有极力地务实进取才能获得发展。也正是务实、开放、进取的民族精神使得北朝能够接受吸纳华夏制度的优越性,并结合社会实际展开政治体制的变迁,从而实现对南朝的领先。所以南北分途的历史出口在于北朝。
当代中国也处于一个文化大融合的时期,民族间的冲突与融合时有发生。南北朝历史启示我们,历史会选择更适合环境变化的一方,会选择文化更加多样的一方。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的融合才是文化发展演进的主流。文化的融合不仅体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同一性,还使得不同文化在相互依存中得到发展,使得差异文化得以互相吸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元素。在当下文化多元的时代,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文化准备,在坚持保有自身文化独立性的同时,又能够对外来文化进行合理的借鉴与融合,只有这样,才能使得中华文化得到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1972(1):15-38.
[2]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47.
[3]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3:108.
作者简介:陈炜栋(1993—)男。福建漳州人。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北京大学理学学士。
关键词:南北分途 历史出口 士族门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时期,其特殊性表现于,在四百余年内,中国长期处于南北分裂状态,战乱频仍,人口流动剧烈,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并存,形成一种多元的文化格局。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在东汉时期,我国的天气日趋寒冷],由于气候的变化,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出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南迁,并与中原的华夏政治文化发生冲突与融合。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南朝和北朝两个风格迥然不同的政体。中国的统一需要历史在这两种政体中选择其一,最终历史选择了北朝为出口,由北朝统一了中国。
一、军功贵族与文化士族
北方游牧民族民风剽悍,尚武好战,崇尚军功,常常通过战功获得贵族的特权,是一种以军功立身的军功贵族。同时北方民族的主奴意识较强,军事专制盛行于世,军事实力明显强于南朝。由于悠久的军事传统,北朝的法制建设也优于南朝,陈寅恪先生曾盛赞魏律、齐律“取精用弘,成此伟业”。而此时的南朝实行的是士族政治,即贵族统治。士族门阀是官僚家族、士人家族、乡里豪族的三位一体。东晋时期的士族门阀拥有极高的特权,大家族的势力甚至能与皇权分庭抗礼。例如东晋初出现的“王与马,共天下”的现象。《晋书》记载,晋元帝司马睿即位时邀请王导与之共坐龙床,表明皇帝对王谢这样的大贵族的认同;晋成帝司马衍年轻时甚至会有“见导,每拜”的行为出现,给王导的手诏还要加上“惶恐言”,可见大贵族在国家中的威望和地位。这些贵族凭借血统就可以享受世袭的官位,接受最优质的教育,掌握国家大部分的财富。为了保证血统的高贵,贵族不与普通人甚至是低等级的贵族通婚,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整体来看,南朝的皇权并没有绝对的控制力,贵族的权力过大是对皇权的一种威胁,但这种贵族特权实际上是皇权的一种变态,最终还是要回归皇权。南朝后期,皇权有重振的迹象,士族也有逐渐衰落的迹象,但是南朝还是没能冲破士族门阀政治,对士族门阀政治的颠覆,最终完成于北朝。
与北朝的好战尚武不同,南朝有明显的重文轻武的现象。南朝武官家族转投学文的例子并不鲜见。这种重文轻武的现象源自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军队效忠于掌握实权的贵族,这些贵族无受武力威胁的忧患,自然也就不重武力;南朝战事较少,国家不需要太强的武力,所以习武无用论甚嚣尘上;南朝农耕文化盛行,农耕文化较为温和,不尚武好战,寒门子弟想要获得官位甚至晋升为贵族最有效的方式是读书科举,而不是上阵搏杀。
南朝的思想极为自由,但这种自由发展到极端就带上了一种浮夸的气息。南朝名士以洒脱为荣,每天沉醉于饮酒、赋诗、辩论,还有很多名士通过服散使自己显得更加洒脱超世,这种太过自由的风气使得南朝士大夫的思想脱离社会实际,流于表面而不切现实。当南朝浮夸的文人士族面对北朝好战尚武的军功贵族时,被征服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二、民族冲突和融合
民族冲突和融合主要体现在北朝。北方少数民族在南迁的过程中不断与当地的汉族发生矛盾,不同种族的人互相仇视。《晋书载记》曾记载后赵冉闵之乱中汉人对胡羯的大屠杀,“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為野犬豺狼所食。”可见当时民族矛盾十分尖锐。
尽管有很多冲突,但是少数民族和汉族也在互相交流的过程中发生了融合。胡人汉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孝文帝迁都洛阳,立足中原经济文化中心,使得洛阳“礼仪丰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移风易俗,使用汉人的风俗习惯,穿汉服、说汉话、改汉姓;学习中原政治制度,实行俸禄制、考课制,完善官僚体制,改革官品制度,制定《魏律》二十篇,实行均田制、租调制,废除宗主督护,实行三长制等。北方少数民族的部族制度与华夏制度的碰撞为北朝带来了新的变迁动力和发展契机,汉化与胡化并举使得北朝的政治体制具备了强大的生命力。
但北朝的汉化并非一帆风顺,除了孝文帝这样主张汉化的少数民族势力,还有排斥汉族的少数民族主张胡化,即恢复少数民族的各项特点,北齐汉族士人与鲜卑权贵三次较大的冲突都与之有关,最后都以汉族士人的失败而告终。
北朝的民族融合在很多方面都产生了杰出的成果。北朝文人务实,因此产生了诸多科技成果,比如郦道元的《水经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等。这个时期还留下了诸如陶瓷、雕塑、书法、绘画、音乐戏剧等文化成果,是中华民族的无价之宝。北魏的戏剧《兰陵王入阵曲》还传到日本,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了这些可以观察到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北朝少数民族的豪放特点与中原原有文化气息的融合。与南朝诗词的婉约不同,北朝诗词多豪放大气,后来的唐诗风格多飘逸大气,更接近于北朝,可见北朝少数民族为中原文化带去了新鲜的豪放血液,使汉族的文化受到少数民族的影响。当时的胡汉通婚现象十分普遍,据《隋书》和《唐书》记载,隋朝和唐朝的皇室血统均有胡人的成分。陈寅恪先生曾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这是对塞外民族豪迈性格的赞赏,也是对南北民族交融的精辟点评。
三、南北朝的历史出口
南北朝差异如此巨大,时代必须要在这两个政体中选择一个出口,最后以北朝的胜利终结了南北的分裂。钱穆曾说:“南北朝本是一个病的时代,此所谓病,乃指文化病。若论文化病,北朝受病转较南朝为浅,因此新生的希望亦在北朝,不在南朝”。这种文化病的根源在于南朝的士族门阀制度,具体表现于南朝士大夫的浮夸而不切实际的思想和行为之中。 士族门阀制度的起源可追溯到东汉末年,官位的世袭导致了官僚世家的兴起,社会分配不公导致豪强世家的出现,东汉经学家传之风导致文化世家的产生,这三种世家结合到一个宗族时就会形成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名士家族。东汉的名士家族进一步发展,最后就形成了魏晋时期的士族门阀。可以说,士族门阀是权力、资本、知识封闭的极端化产物。同时,士族门阀的产生也与自东汉末开始的中央集权的衰落有关,中央政权无力约束有势力的诸侯,诸侯则忙于互相攻伐,因此都无暇顾及士族门阀的汇集。这种士族门阀不同于诸侯,他们对皇权具有较大的依赖性,甚至可以说是皇权的一种变体,对皇权没有致命的危害,皇帝也就默许了士族门阀的存在,并极力借助士族门阀的力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所以士族门阀的兴起与发展没有受到太大的阻碍,得以顺利进行。
士族门阀是一个利益攸关且严密封闭的共同体。士族门阀的封闭性导致了士族内部的逐渐腐败。贵族子弟不需努力就能身居高位,寒门子弟无论多努力都很难飞黄腾达,这种官位的封闭性极大的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积极性,整个社会,无论是贵族还是庶民都丧失了向上的进取之心。士族门阀子弟无需努力便可获得高官厚禄,这是一种特权的极大象征,这种特权能够给士族门阀带来极大的优越感,而士族门阀子弟放浪不羁的行为更加强化了这种优越感。放诞不羁的魏晋风骨使得整个南朝社会争相效仿,从而使得南朝文化逐渐向浮夸的极端发展,文化逐渐被空心化。
反观北朝,相比于南朝士族门阀自大的封闭自己,北朝贵族的产生天然带有一些民主意味,靠军功就能加爵受赏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平民参军杀敵的积极性,这种尚武好战的风俗使得北朝军队更加强大,能够灭掉南朝也在情理之中。此外,北朝努力学习中原政治制度,实行俸禄制、考课制、均田制、租调制、三长制等一系列革新措施,完善官僚体制,改革官品制度,废除宗主督护制度,建立起了远比南朝强力的官僚政治制度。细究北朝务实文化与南朝浮夸文化区别的产生缘由,可以发现其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差异的密切联系。农耕文化处在良好的农业环境,自给自足,很容易产生小富即安式的自我封闭思想;而游牧民族处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时刻要与自然搏斗,没有务实的思想是无法生存发展的,所以只有极力地务实进取才能获得发展。也正是务实、开放、进取的民族精神使得北朝能够接受吸纳华夏制度的优越性,并结合社会实际展开政治体制的变迁,从而实现对南朝的领先。所以南北分途的历史出口在于北朝。
当代中国也处于一个文化大融合的时期,民族间的冲突与融合时有发生。南北朝历史启示我们,历史会选择更适合环境变化的一方,会选择文化更加多样的一方。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的融合才是文化发展演进的主流。文化的融合不仅体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同一性,还使得不同文化在相互依存中得到发展,使得差异文化得以互相吸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元素。在当下文化多元的时代,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文化准备,在坚持保有自身文化独立性的同时,又能够对外来文化进行合理的借鉴与融合,只有这样,才能使得中华文化得到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1972(1):15-38.
[2]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47.
[3]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3:108.
作者简介:陈炜栋(1993—)男。福建漳州人。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北京大学理学学士。